以商帮形式出现的晋商成名于明代，清代初年，晋商的代表为皇商，清代中后期，随着旅蒙贸易的发展壮大，主要由晋中商人构成的晋商成为诸多商帮中的翘楚，时人的评价，唯有徽商可以与其并驾齐驱；一般的描述，晋商与徽商并列中国十大商帮之首。晚清以来，由于徽商的主要支柱—盐商的衰败，再加之晋商另辟财源，创办并长期垄断了旧式金融业—票号，此消彼长间，晋商在国家社会生活中扮演了愈来愈重要的角色，以至于呈现出“一花独放”的局面，由此我们不难判断晋商何以能够持续辉煌五六百年。
晋商的实力和影响力可通过一系列统计数据得以印证：清廷的年财政收入大致在 8000万两白银；山西的数据为 300万两白银。而根据光绪朝文人徐珂的统计，山西富商家资上千万两的是平阳府的亢家，超过 300万两的有介休的侯家（700—800万两）、太谷曹家（600—700万两）、祁县的乔家（400—500万两）、渠家（300—400万两）（注：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 1984年版，第 2292页。），一个家族的资产相当于全省的财政收入，有些商家甚至高于几倍，所以他们都可称得上是富可敌省的大商人，并且其数量不在少数。现代学者的统计数据，远在以上估计之上，拿乔家来说，其流动资金加上不动产在 1000万两以上；渠家后代一次在三晋源票号和自家地下挖出白银百万两以上；阎锡山成立督军府时，一次从乔家借得 20万两白银。
再看晋商在清代的捐输，官方资料总计为数千万两；在咸丰二年到三年（ 1852年— 1853年）的捐炮助饷中，晋商捐银 150多万两，位列全国第一，占到全国总数的 37%以上，以边远落后省份占有如此大的比重，可见晋商在全国商帮中的地位。
受国家版图限制，明代晋商享有“行踪半天下”的美誉；清代的晋商，可用“行踪遍天下”来概括。不唯如此，放眼天下的晋商还将商业触角延伸到周边国家，在俄罗斯的一些城市中多见晋商活动的影子；在日本和朝鲜，祁县票号合盛元设立分号的举措，改变了近代中国经济“只进不出”的半殖民地形象，梁启超先生对票号的作为评价颇高： “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以有历史基础能继续发达的山西票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注：《梁任公莅山西票商欢迎会演说词》，《大公报》 1912年 11月 6日。）商业活动意在互通有无，取得客户的信任成为重中之重，有关这一点是解读 “立秋”现象必要的铺垫，换言之，话剧《立秋》所展现的晋商对诚信理念的执著坚守并非空穴来风，表象的背后是其深厚的历史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