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古代妇女来说，婚后最担心害怕的还不是“倚以为天者”的公婆、丈夫，而是无子断嗣。因为无论公婆、夫婿性情如何，甘作弱柳，随风俯仰，总能苟安，而如果无子断嗣的话则断然无立足之地了。
《大戴礼记·本命》系统地提出七条休妻原则：“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释曰：“无子去，为其绝世也。”这一原则成为后代立法的根据。唐代首先将“七去”列入法律条文。《唐令》云：“诸弃妻须有七出之状：一无子，二淫癱，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皆夫手书去之。”稍加留意便可发现“七出”原则在从礼制演变为法律的过程中，“无子”从第二位条件提升为首要条件。这无疑表明家族承嗣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越发加强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法律已严肃地将“无子”列为婚姻解除的条文，但礼制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职责，仍反复地加以宣传，与法律呼应，为法律张本。如被列为《女四书》之一的《内训》以伦常权威的口吻说：“君子为宗庙之主，奉神灵之统，宜繁衍嗣续，传序无穷。故夫妇之道，世祀为大。”唐郑氏《女孝经》亦云：“其子孙保其宗庙，盖夫人之孝也。”
这一礼制与法律的规范渊源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孔孟之道。何谓“三不孝”？赵岐《孟子注》云：“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到了一定的年龄，不娶妻室，不生下儿子接续家庙香火，那是男子的最大的不孝。在孟子看来，为了得到后代，甚至可以变通礼法。比如“舜不告而娶”本为非礼，但“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孟子·离娄上》）。为求后嗣这样崇高的目的，虽未禀告父母，但这一行为的内在心曲却是与父母完全一致的，因此实际上就同禀告了一样。可见在传统礼教中，“有后”是何等的重要！
必须说明，在传统观念中，“后”并非泛指后代，而专指能够继承家庭政治地位、物质财富并能够进行本宗人口再生产的儿子，女儿是排除在外的。因而对于妇女来说，婚后仅仅获得了“母亲”的称号还不够，必须进一步成为“有子之母”才取得了在新的家庭长期生活的资格，才能得到亲属的认可和整个社会的尊重，也才有了最终成为婆母而改变奴仆地位的希望。
但是，婚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生育是男女双方行为的结果并受到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可变性。那么应该在哪一个婚姻生活的阶段上确认“无子”呢？《唐律疏议》特别作了解释：“问曰，妻无子者听出，未知几年无子即合出之？答曰，律云，妻年五十以上无子听立庶以长，即是四十九以下无子未合出之。”就是说，妻年五十以上未生子者便在当出之列。惟一例外的是，士大夫有纳妾的合法权利，如果妻虽年及五十以上自己无子但妾有子，则可以庶出代替，妻子也就不算无子，可免遭被休的厄运。“立庶以长”属于孔子所说的那种“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韩诗外传》卷二）的权变。但是，撩起其温和宽容的面纱，那极为严酷的惟子是求的面孔是十分清楚的。这类“立庶以长”的妇女虽未受“红牌”惩罚，但地位之摇坠，生活之多虞则是完全可以想见的。这种惟子是求的婚姻观无疑是对爱情的排斥。冯梦龙《古今谭概》中引《国朝余史》云：“陈献章入内室，必请命于太夫人曰：‘献章求嗣。’”又载一则故事云：
唐薛昌绪与妻会，必有礼容，先命女仆通语再三，然后秉烛造室，至于高谈虚论，茶果而退。或欲就宿，必请曰：“某以继嗣事重，辄欲卜其嘉会。”候报方可入，礼亦如之。
在这种家庭生活中，活泼的生命意识消逝了，夫妻亲爱之情隐退了，自然而美好的两性关系完全用生子断嗣的道德责任来注释，显得滑稽、迂腐、可笑！
当能否生子传承夫裔决定了妇女在家庭地位中的枯荣沉浮的时候，妇女的基本价值实际已成为“生孩子的简单工具（《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了。这意味着在妇女的头上高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剑，她们必须生子，以保证在家庭中的地位不致失落。如果确实不能生子，不能茂衍夫裔，那将是最大的不幸，丈夫在世时只能忍辱度时，丈夫死后便茫然失措，明代郑氏《女教篇》说：”
不幸无子，亦完乃节。
坚如铁石，劲如松柏。
或依其姑，或从其女。
或贫而生，或缢而死。
寂寞、贫穷、死亡，是封建礼教为无子之母早已确定而无法逆转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