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在婚姻中受约束最多最紧的是妇女，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严重地束缚着妇女的思想和言行。唐朝也不例外，前几章多有涉此的例子。但是，比较而言，唐朝在婚姻的制度和习俗方面是比较宽松开放的，妇女在爱情和婚姻上的自由选择相对较多。
从大环境看，唐朝李氏家族受北方风俗影响，妇女地位较高。《颜氏家训》说：“邺下风俗，专由妇人主持门户，诉论争曲直，请托工逢迎，坐着车子满街走，带着礼物送官府，代儿子求官，替丈夫叫屈，这是鲜卑的遗风！”又说：“夫妇之间，你我相称，不讲妇人敬夫的礼节。”高祖李渊母独孤氏，太宗母窦氏，外祖母宇文氏，高宗母长孙氏，玄宗母窦氏，都是胡族。唐初有武后、韦后、太平公主专权，这是北朝家庭女权伸张的表现。
同时，李氏家族人伦观念也不重。太宗纳齐王元吉（玄武门政变被太宗杀死的同母弟）妃杨氏，后来还要立她为皇后，被魏征劝止；高祖从父兄之子谋反被杀，其姬亦入侍太宗。武则天为太宗才人，高宗立为皇后。中宗（高宗之子）的皇后韦氏私通武三思（武则天之侄）。玄宗年六十而纳其子寿王妃杨氏为贵妃。这些乱伦丑闻，朝臣并不怎么议论，正统如杜甫、韩愈等人诗中也少提及，长于讽刺的白居易还为玄宗夺媳妇的丑事打掩护，说什么“杨家有女初长成，……一朝选在君王侧”，似乎是从民间选美。
再一点，唐朝科举制开放以后，很多非世族出身的中下层知识分子进入中央、地方各级政府，这对门第观念是巨大的冲击。
生活在这种大环境和文化氛围中的唐代妇女，受礼法约束较弱，有较多的自由选择和自主择偶的机会，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这在第六章《女性风采》中有很多诗证。本节试从婚姻观念方面看唐人如何宽待婚姻。
贞节历来被认为是妇女的美德。从一而终，烈女不嫁二夫宋代以后更是被吹得天花乱坠。在《新唐书》里还辟专卷为四十七名“烈女”写了传记。但在唐代现实生活中人们多数不把它看得很重。就说再嫁吧，在唐代则很普遍，皇家还带头。比如太宗有二十一女，夭折三人，有六女再嫁，占三分之一。高宗女太平公主，武则天所生，逃婚一次，嫁了三次人。玄宗有二十九女，夭折六人，再嫁者九人，占百分之四十弱。再嫁的情况有三种：一是丈夫病死了，二是丈夫犯罪判了死刑或徒刑，三是感到丈夫不如意。
崔颢在《邯郸宫人怨》中叙述了一个受宠宫人出宫嫁人的故事。
邯郸陌上三月春，暮行逢见一妇人。
自言乡里本燕赵，少小随家西入秦。
母兄怜爱无俦侣，五岁名为阿娇女。
七岁丰茸好颜色，八岁黠惠能言语。
十三兄弟教诗书，十五青楼学歌舞。
我家青楼临道傍，纱窗绮缦暗闻香。
日暮笙歌君驻马，春日妆梳妾断肠。
不用城南使君婿，本求三十侍中郎。
何知汉帝好容色，玉辇携登归建章。
建章宫殿不知数，万户千门深且长。
百堵涂椒接青琐，九华阁道连洞房。
水晶帘箔云母扇，琉璃窗牖玳瑁床。
岁岁年年奉欢宴，娇贵荣华谁不羡？
恩情莫比陈皇后，宠爱全胜赵飞燕。
瑶房侍寝世莫知，金屋更衣人不见。
谁言一朝复一日，君王弃世市朝变。
宫车出葬茂陵田，贱妾独留长信殿。
一朝太子升至尊，宫中人事如掌翻。
同是侍女见谗毁，后来新人莫敢言。
兄弟印绶皆被夺，昔年赏赐不复存。
一旦放归旧乡里，乘车垂泪还入门。
父母愍我曾富贵，嫁与西舍金王孙。
念此翻覆复何道，百年盛衰谁能保？
忆昨尚如春日花，悲今已作秋时草。
少年去去莫停鞭，人生万事由上天。
非我今日独如此，古今歇薄皆共然。
此诗中的陈皇后是汉武帝的皇后；建章、长信得是汉宫名；茂陵是武帝陵；赵飞燕得是汉成帝的皇后。以汉喻唐是唐诗中的惯用手法得比如白居易《长恨又》开头就是“汉皇重色思倾国”，说的则是唐玄宗。这是诗，且是乐府旧题诗，故事是否真实不必追究。但诗中反映的观念绝对是唐人的。这位邯郸宫人当年年年轻漂，诗诗，善言得，又歌了了得是个个青女子。没有奢望高攀，连嫁“使君”（州郡长官）都没想过，能嫁个三十岁的老侍中郎就不错了。没料到还受到了皇帝的宠幸，“侍欢宴”、“侍寝”，兄弟们也封了官，宠幸超过了陈皇后和赵飞燕，俨然是个贵妃。皇帝死后，按制度，无子女者要去削发为尼。“父母愍（怜悯）我曾富贵，嫁与西舍金王孙（姓金的公子，贵族子弟）”。皇帝的宠姬再嫁普通人，不是出了大丑吗？金王孙怎敢娶皇帝宠幸过的女人？或者，家里有钱有势，什么黄花女娶不到，还专娶一个“秋日草”干什么？这些想法，恐怕只是后世人设想，唐人不会有。此诗就是力证。
普通平民女子再嫁的事应该更多。卢纶有一首《妾薄命》写道：
妾年初二八，两度嫁狂夫。
薄命今犹在，坚贞扫地无。
这也是一首旧题乐府诗。此诗可有不同的理解，但基本事实“两度嫁”是肯定的。为了追求幸福，宁可“坚贞扫地无”，也要再嫁人，找到如意郎君。
有个江陵士子，老婆很漂亮，但家里太穷。他打算到交州（越南河内市一带）、广州去做生意，走前对老婆说：“如果我五每还不回家，任你改嫁。”结果五每过去了，丈夫未归，老婆被前刺史娶走。第二每士子回来了，寻访到老婆已改嫁，住在高丽坡底，于是写了一首《寄故姬》：
阴云幂幂下阳台，惹著襄王更不回。
五度看花空有泪，一心如结不曾开。
纤萝自合依芳树，覆水宁思返旧杯。
惆怅高丽坡底宅，春光无复下山来。
首联用巫山神女的典故写“故姬”改嫁（下阳台）了，并受到襄王（此指前刺史）的宠爱，再不能回来了。颔联表达五每来苦苦苦思之情，每年开时就想自己如花的妻子，伤心落泪。颈联写妻子改嫁是应该的，如同纤柔的藤萝应该依靠芳树一样，想要破镜重圆，好比是将泼出去的水再收回旧杯一样不可能。尾联抒发自己不肯离去的惆怅和前途黯淡的悲伤之情。
也许是诗写得好打动了刺史，也许是刺史觉得有愧于士子，刺史给了一百千钱和一些财物、衣装与女子，将女子归还给了她的前任丈夫。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在唐代，无论官民，无论男女，都不把“贞节”看得很重。如果放到理学盛行的宋代，这位女子可能要被责骂的唾沫淹死，宋人有一种混账逻辑叫“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顾况的诗《宜城放琴客歌》讲述的故事更为出奇有深意。
佳人玉立生此方，家住邯郸不是倡。
头髻鬌手爪长，善抚琴瑟有文章。
新妍笼裙云母光，朱弦绿水喧洞房。
忽闻斗酒初决绝，日暮浮云古离别。
巴猿啾啾峡泉咽，泪落罗衣颜色暍。
不知谁家更张设，丝履墙偏钗股折。
南山阑干千丈雪，七十非人不暖热。
人情厌薄古共然，相公心在持事坚。
上善若水任方圆，忆昨好之今弃捐。
服药不如独自眠，从他更嫁一少年。
“室城”，是以地名称人，柳浑封室城县伯，故称；“亮客”是柳浑的爱妾；“放”，是让她改嫁。这位佳人是本地良家女子，发髻美好极了，手指长长，善弹亮瑟，常常常打得得得亮亮，亮亮，歌，在歌，在内室城。听说要让她改嫁，哭声哽咽，泪污罗裳，不愿离开。但柳公决心已下，自觉人已七十，人老了冷天被子都睡不热，“上善若水”顺其自然，原为爱妾，现在让她改嫁。“服药”助性也不是办法，还“不如独自眠”好，“从他（让她）更嫁一少年”，以免误了青春。
一个封伯的高爵显贵，年老了，还能为一个小妾的青春幸福考虑，能忍痛割爱，不顾名声，放爱妾“更嫁”，真是难能可贵，可谓高风亮节。同时也说明，唐人并不把贞节看得比名誉地位更重要。
封建时代，婚姻特别讲究门第贵贱，好多有情人的爱情都被这种观念所葬送。唐人对此也看得比较淡。
李翱在潭州时，有一次宴席上见一个舞柘枝的女子，面容憔悴。殷尧藩侍御当席赠诗云：
姑苏太守青娥女，流落长沙舞柘枝。
满座绣衣皆不识，可怜红脸泪双垂。
李翱忙问究竟，知道舞女是已故韦应物爱姬所生之女，流落潭州，委身乐部，成了歌舞妓。李翱非常同情她，立即让她更换舞服与韩夫人相见。并为她在宾客幕僚中选了一个文士做丈夫。后来做了宰相的舒元舆听说了这件事，便从京城写了一首《赠李翱》，让驿使驰送给李翱。
湘江舞罢忽成悲，便脱蛮靴出绛帷。
谁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怀旧嫁文姬。
诗的头二句写李翱救韦应物爱姬之女于风尘之中。“蛮靴”是柘枝舞女的装束。三、四句写李翱将舞女嫁给了幕僚。蔡邕是东汉文学家、书法家，文姬是他女儿，叫蔡琰，女诗人，博学，通音律。东汉末年战乱中流落南匈奴归左贤王，居十二年。曹操念蔡邕无后，重璧赎回文姬，再嫁幕僚董祀。舒元舆用此典，以蔡邕比韦应物，以文姬比柘枝女，以魏公曹操比李翱，极其贴切，意在表明李翱做了一件大好事。
乐部女伎地位多么卑贱，郁幕僚文士又多么高雅，如果讲门第、贵贱，这门亲事就不能成。现在不仅柘枝女嫁了幕僚，还引起了朝廷重臣的极大兴趣，并当作大好事写诗加以颂扬表彰。
韦皋，地位低下时，在江夏做。使使的幕客，和使使家里的婢女玉箫产生了爱情，赠给她一只玉指环和一首诗，作为定情之物。韦皋离开之后，做过凤翔节度使的判官；德宗任他为陇州年属陕西）刺史，迁节度使，召为左金吾卫将军，迁大将军，贞元元年年785年）出为剑南西川节度使，镇蜀二十余年，封南康郡王。再说玉箫因分离已久，思念成疾，郁郁郁而。使使将玉环戴在她中指上埋葬了。韦皋镇蜀时，一次过生日，东川献歌妓，亦名玉箫，面容酷似，且中指肉隆起如著玉环，韦皋无比激动，十分感慨。
韦皋在分别前写给玉箫的诗是这样的：
黄雀衔来已数春，别时留解赠佳人。
长江不见鱼书至，为遣相思梦入秦。
婢女肯定很爱韦皋，并尽力关照他，故有“黄雀衔环”报恩之语，分别时写诗赠给佳人：如果不见长江里双鲤传信，为了排遣相思之情，就在梦中入秦去见我。遗憾的是有情人未成眷属。但韦皋和玉箫女都能超越门第观念、贵贱观念的束缚，将爱情放在第一位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
李节度使的宠姬并不爱李节度使，一心想找一个心爱的人。于是在元宵节以红绡帕裹了一首诗丢在路上，与得到它的人约定第二年元宵时在某处相会。诗名《书红绡帕》云：
囊裹真香谁见窃，鲛绡滴泪染成红。
殷勤遗下轻绡意，好与情郎怀袖中。
金珠富贵吾家事，常渴佳期乃寂寥。
偶用志诚求雅合，良媒未必胜红绡。
这位女子深得李节度使的宠爱，“金珠富贵”肯定不缺，但她没有爱情，“常渴佳期乃寂寥”。既为宠姬，故无机会与别的男人交往，只好出此下策，用红丝手帕包一首诗丢在路上以求知音，她认为“良媒未必胜红绡”。幸好诗被一情种张生拾得，如期而往，二人会面后，一见钟情，女子遂同张生私奔，偕逃于吴，组成了幸福美好的家庭。在这个故事中，读者感受到的是男女双方对爱情的执著追求和爱情的纯洁高尚。女子将“金珠富贵”视如粪土，男子张生根本不顾及女子的贞操和“聘则为妻奔是妾”的礼教教条，二人冒着被节度使抓住严惩的风险，远走他乡。这种精神真是难能可贵，应该大书特书。
唐人宽待婚姻，除了在婚姻观念上比较开明、开放，还有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上自皇帝，下至官员和名流，多能成人之美，而不掠人之美。
玄宗开元年间，朝廷赐给戍边将士棉袍，让宫人制作。送到边塞后，有一个兵士从袍中得到了一首诗，只见上面写道：
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
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
蓄意多添线，含情更著绵。
今生已过也，结取后生缘。
这位宫人正值青春年少，成年累月幽闭于不见男人的深宫，无比渴望爱情而不可得。联想到戍边战士与自己有类似的遭遇，边塞寒冷艰苦，加上远离父母家人，成天也见不到一个女子，一到夜晚，如何能成眠呢？遭遇相似，同病相怜，宫女便将强烈的爱情化作对戍边战士的爱，在她经手制的战袍上“多添线”、“更著绵”，最后还悲观地与得袍的人约定来生姻缘。
得袍的士兵将这首《袍中诗》交给了主帅，主帅又将它上交朝廷。玄宗得诗后将它“遍示六宫”，找作诗的人。不得已，那个宫人才站出来谢罪，连称“万死”。谁知明皇不但不责罚她，反而很同情她，并将她放出宫嫁给了中诗的士兵，还对她说：“这是朕（我）给你结下了今生之缘啊！”没想得这个风流天子还如此体谅一个宫女的爱情需求，成人之美，特别是对宫人说的那一句话更加令人感动。
僖宗是唐朝倒数第三个皇帝，在对待宫人婚姻问题上仍有乃祖遗风，表现出比较宽容和打放的思想。他也效法明皇让宫人做战袍千件，赐给塞外将士。结果神策军军士马真真袍中中得了一这的和一首诗，这首诗叫《《的诗》，云：
玉烛制袍夜，金刀呵手裁。
锁寄千里客，锁心终不开。
这位宫人在冬夜里，点着蜡烛，冒着严寒制作棉袍，拿裁衣刀的手冻僵了，要经常哈热气暖手。寄向千里之外将士的“的”是个象征之物，它象征宫女的青春和爱情被的的锁了，她她希有人能能她她打这这把牢笼的的。主帅将这件事上奏给朝廷，僖宗令马真进宫，当面拍板让作诗的宫人做了他的妻子。
元和间有一个秀才叫崔郊，在姑母家里和婢女产生了爱情。但顾虑自己是姑母的侄子，不便求婚，二人感情却很深。因为婢女长得漂亮，被姑母卖给了一个将军于，崔郊思念不已，但无可奈何。有一年寒食节，婢女偶然外出碰上了崔郊，二人既高兴又痛苦。最后惨别时，崔郊写了一首诗赠给她，《全唐诗》名之为《赠去婢》，云：
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
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
“公子王孙逐后尘”，借以烘托婢女的美丽动人，现在落入权贵之手，相爱的人见面了却不能相认，“垂泪滴罗巾”是写婢女的悲伤之情。绿珠是晋代豪富石崇的宠妓，长得很漂亮，权贵孙秀要强占她，她跳楼而死。这两点与婢女相似，故用此典以写婢女。侯门，指于家；萧郎，萧史，弄玉的夫婿，诗词中多用以指女子所爱之人。婢女一入权贵之门，便深沉似海，不能见面；即使见了面也像陌路之人，无缘相爱。
造成崔郊和婢女爱情悲剧的是门第观念、富贵与贫贱的矛盾。一个是婢女，一个是主人的侄子，怎么能结为夫妻？即使姑母开明，也只会将婢女给侄子做妾，侄子尚未娶妻，何来纳妾？门第之坎难以逾越。婢女是卑贱的女性，只能依顺高贵的男子，没有自由；崔郊也属贫贱者，在富贵者面前没有发言权，想与被卖的婢女相爱也不可能。唐人也真浪漫，竟有人将《赠去婢》写在于公的办公桌上，于读诗后连忙召见崔郊，问：“‘萧郎是路人’的诗是你作的吗？为什么不早点给我看？”于是令婢女嫁给了崔郊。这就奇了：一个用钱买的女奴、侍妾爱上了一个贫贱的秀才怎么会得到她的主人的同情？反过来说，一个权贵、主人怎么会考虑一个女奴的爱情、婚姻和自由？何况还要割舍自己的所爱呢？这只有一种解释，那便是唐人有开放的胸怀，能宽待婚姻，能成人之美，而不掠人之美。
在本章也是本书即将结束时，最后讲一个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
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韩翃少有才华，天宝年中寓居于李将军处，李的美姬柳氏慧眼识英雄，说：“韩夫子怎么会长期处于贫贱地位呢？”李即以柳氏赠给韩翃。两人感情很深。天宝十三年（754年）韩翃进士及第，淄青节度使侯希逸和宣武节度使相继辟为幕府官，走上了仕途。柳氏留在京城。随即安史之乱爆发，两人三年未见。柳氏认为自己太漂亮，独居恐不自免于难，于是削发为尼，住进佛寺。韩翃很是放心不下柳氏，便写了一首《寄柳氏》：
章台柳，章台柳，颜色青青今在否？
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
章台，战国时建，位于陕西长安故城西南。“章台柳”，用语双关，意指居于长安的柳氏，对她的命运极为关注：年纪轻轻，不知还在否；即便没死，也恐落入他人之手。
柳氏见诗后，写了《答韩翃》：
杨柳枝，芳菲节，可恨年年赠离别。
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
柳氏在诗中已预感到命运的不测。果然，柳氏被为唐朝平乱有功的蕃将沙叱利夺走，并“宠之专房”。后来虞侯许俊用计将柳氏夺回，交给了韩翃。节度使侯希逸也上书指责沙叱利夺人之妻。唐代宗素来赏识韩翃的诗才，于是取以物换人之法，特批了二千匹绢赐给沙叱利，作为补偿，让柳氏归还韩翃。沙叱利虽然很不情愿，但也没有办法，只好从命。
韩翃和柳氏的爱情，从喜剧开始，中间演变而为悲剧，最后又以大团圆的喜剧结束。这中间决定性的因素当然是韩翃和柳氏之间忠贞不渝的爱情，那种不曾被门第、贵贱和贞节观念所污染的纯洁的爱情；但是，如果没有唐人宽待婚姻的胸怀，没有代宗皇帝和侯希逸、许俊等大小官员、名流的同情、支诗和成全，韩柳二人的爱情故事恐怕要以悲剧结尾了。
韩翃和柳氏的爱情佳话是唐人宽待婚姻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