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称皇帝的过程中，虽然绝大多数文武官员上表劝进，但武则天并不认为所有的大臣都是真心拥护她的。因此，她必须随时做好准备对付那些像徐敬业、李贞父子一类的人物，并将各种可能发生的叛乱扼杀于摇篮之中。尽管她也意识到酷吏们可能在利用她的信任任意妄为、滥施刑罚，但她暂时还不想去管束他们，而是利用他们来惩罚反对者或可能的反对者。只有这样她才能牢牢地控制整个局面，稳固新王朝。她十分了解，在历史上任何改朝换代的特殊时期，免不了都要杀很多人，甚至会杀许多无辜的人。但她面对如此强烈的反对情绪，更不能心慈手软。自永昌元年开始，即平定诸王叛乱以后，告密和任意纺织各种罪名已经开始殃及朝中大臣。来俊臣、周兴、索元礼等酷吏看到武则天这么支持他们，就更疯狂地抓人、杀人，以求得到武则天对于他们更多的富贵和信任。历史往往都是如此，走狗得到主人的一个暗示，就会更加疯狂地撕咬。
酷吏们继续杀戮受牵连的宗室诸王和大臣。几年中被处死及被免死但是遭流放的宗室有：汝南郡王李炜、鄱阳郡王李湮、广汉郡王李谧、汶山郡公李蓁、零陵郡王李俊、东平郡王李续、广都郡公李踌、嗣恒山郡王李厥、嗣郑王李敬、嗣滕王李修琦、豫章郡王李直、泽王李上金、许王李素节、南安郡王李颍等诸王公。
被处死或遭遇流放的朝内外官员包括天官侍郎邓玄挺、洛州司马弓嗣业、洛阳县令张嗣明、陕州刺史郭正一、相州刺史弓志元、蒲州刺史弓彭祖、宰相魏玄同、夏官侍郎崔管、彭州长史刘易从、梁州都督李光谊、右武卫大将军黑齿常之、右鹰扬将军赵怀节、辰州刺史刘景先、胜州都督王安仁、汴州刺史柳明肃、尚书右丞张行廉、秋官尚书张楚金等朝内外各位文臣武将。总计宗室贵戚数百人，大臣数十家，刺史郎将以下甚至不可胜数。其中不少是被酷吏诬陷的好人以及文武官员的家属。
永昌元年（公元 689 年）七月，徐敬业之弟徐敬真从流放地逃回来，想投奔突厥，过洛阳时，洛州司马弓嗣业、洛阳令张嗣明送给他钱资助他出逃。徐敬真逃至定州，被抓住，真相大白，弓嗣业首先被绞死。张嗣明、徐敬真怕死，大多
都把相识之人诬招，又陷害了不少人，包括那个统率各军在豫州平叛后横行霸道、现任内史的张光辅。他们诬招说：“征豫州时，张光辅私议图谶、天文，阴怀两端。”八月，张光辅及张嗣明、徐敬真被一起处死。秋官尚书张楚金、陕州刺史郭正一、凤阁侍郎元万顷、洛阳令魏元忠当时也全部遭到徐敬真诬招，说他们与徐敬业通谋。武太后一直都非常重视这些人，如魏元忠是平徐敬业之乱的大功臣，元万顷与郭止一等是她的亲信。因此她认为他们应该不会反对自己，对有人告他们与徐敬业联谋很怀疑。所以她矛盾犹豫了很长一段时间，到临刑前的那一刻，武则天才最终下定决心要保他们下来。于是，立刻派凤阁舍人王隐客快速前去传旨下去，王隐客害怕耽搁得罪，他飞马扬鞭一路开始高喊：“有旨免罪！刀下留人连市区围观的人都能听得到。听到喊声，张楚金等人都欢喜雀跃、旋转欢呼。
只有魏元忠仍旧跪在那里，神态自若。其他人问他道：“你没听到吗？起来吧！”
魏元忠却说：“不知道是真还是假。”王隐客到，让他起来。魏元忠说：“等宣敕后再起来吧。”宣读敕书罢，魏元忠才慢慢地站立起来，舞蹈谢恩，但是脸上毫无忧喜之色。后来这些人俱免死流放岭南。
被徐敬真所诬招的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如彭州（治在今四川彭县）长史刘易从被徐敬真诬招，问成死罪，就被诛杀于彭州。据说刘易从为人仁孝忠谨，颇有政声，因此在行刑之时，吏民怜其无辜。远近的人都来同他告别，脱掉自己的衣服投在地上，说：“为长史之灵求福。”当地官司把这些衣服估量了一下，其中价值达十余万钱。虽有些夸张，但说明了滥杀无辜的确是不得人心的。
永昌元年九月，酷吏周兴诬告宰相魏玄同意图谋反。原来，在高宗之时，周兴当河阳县令，高宗想提拔他，有人奏称周兴为流外官，不可以提升。所谓流外官是按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一至九品全部都是流内官，而九品之外的官称流外官，在吏部铨选官吏时分得十分清楚，这是士族门阀政治的遗风。周兴不知道由于不是流内官而被吏部否决，还数次到朝堂痴痴等侯呢。诸宰相都没说话，魏玄同当时是代理宰相，说了句：“周县令可去矣。”周兴以为是魏玄同搞的名堂，特别地记恨他。魏玄同与裴炎关系很好，周兴便诬奏说：“魏玄同曾与裴炎同流合污，而且最近他还说过：‘太后老矣，不如奉事李旦皇嗣当皇帝富贵那么持久。’”
太后听了很生气，她即皇帝位已年近古稀，这话正言中了她的心病。于是即令赐死于家。监刑御史房济非常同情他，对他说：“老丈何不告密，以冀皇上召见，
可以自辩。”魏玄同不愿意，他叹口气说：“人杀与鬼杀有什么区别呢？我不能做告密之人。”于是从容就义。魏玄同，定州（治在今河北定县）人，举进士。为工部尚书刘审礼所推荐，上元年间充任岐州长史。数次升迁至吏部侍郎，典选举之事。他极力反对门阀制度，主张科举取仕。永淳元年迁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武则天临朝，擢升太中大夫、鸾台侍郎，依旧知政事。垂拱三年，检校奏言。死时年七十三岁。
周兴还诬告出身于外族百济的著名将领黑齿常之密谋谋反，这一著名外族将领在永昌元年十月被绞杀。夏官侍郎崔同样于同月被诬告而杀。
外戚武承嗣、武三思朋比狼狈为奸，他们在朝廷中为大臣们所轻视，尤其是他们极力怂恿武则天当皇帝，更让大臣们在内心里对他们表示不满。当时地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韦方质患病，武承嗣、武三思为表示亲近，去他家中表示慰问，韦方质睡在床上不起身。左右劝他，他还说：“生死由命，大丈夫安能曲事近戚以求苟免乎！”武承嗣武三思碰了一鼻子灰，令周兴派人诬陷状告韦方质，结果被判流放海南，籍没其家。
武则天任用酷吏滥杀无辜，引起了许多人士的抵制，上疏谏阻，上奏表对狱座制度表示反对态度。陈子昂，梓州射洪人（今属四川），写实主义文学家、诗人，武则天临朝称制那年举进士，被授予麟台正字（正九品秘书监小官）。垂拱二年上疏谏兴大狱，垂拱四年又上疏言“息兵革”，深得武则天之赞赏认可。当时陈子昂是一位 27 岁的青年，血气方刚，对政事敢于陈述己见。他曾亲眼目睹并且亲身参与六万人请武则天登位做皇帝的请愿活动，还撰写了《上大周受命颂表》以示支持。他既尊敬武则天，支持她改革唐朝旧的制度，同时又反对采用酷刑，向武则天极言各种针砭时弊。武则天看了这个年轻人的奏表，虽认为他书生气太足，但对他敢于直谏的勇气和文采表示非常欣赏。在永昌元年三月壬申，武则天特意召见陈子昂，问他当今处理政事的关键要点。陈子昂退，写下了三千言的奏表，提出宜“缓刑崇德，息兵革，省赋役，抚慰宗室，各使自安”。言辞婉转恳切，论说精彩绝仑。武则天虽不能接受“抚慰宗室”这一条（正在揪宗室之乱的余党），但出于爱才，亦是提拔他为右卫胄曹参军（掌戎仗、器械及公廨、决罚等事的官）。陈子昂在这年十月又一次就兴大狱之时弊上奏说：“周朝歌颂成康之治，汉朝赞扬文景之治，这是因为周成王、周康王、汉文帝、汉景帝能做到
少用大刑。现在陛下之政，虽尽善矣，但太平之朝，朝廷上下都乐于接受教化，不应当天天有乱臣贼子被诛杀。近来大狱增多，逆徒很多，臣下愚钝，起初以为都是事实。在上月十五日，陛下却检察得知囚犯李珍等人无罪，百官欢庆悦快，都称陛下圣明。但由此臣乃知道有无罪而落人法网的人。陛下力求在宽刑罚，而狱官却在急于加重刑罚，来损害陛下仁爱之心，以玷污太平仁政，臣非常痛恨他们。又如九月二十一日您下令敕免张楚金、魏元忠等人死罪的事情，初时乌云密布，一下就天气晴朗了，臣闻阴惨者刑也，宽仁者为德。圣人按天意办，天就辅佐帮助圣人。天意如此，陛下岂可不承顺天意呢？今天又阴雨，臣恐怕过错又在狱官。凡是系在狱中的囚犯，多是犯极刑之罪。听公众的议论，其中有实亦有非。
陛下何不把囚犯召来亲自进行审问？他们是否有罪，如果罪证确凿的可以依法惩处，证据不实的应该严惩狱吏，使天下人都心悦诚服。人人都知刑法得当，岂不是最高尚、最英明的仁德之政吗？”可是，武则天现在还不想去约束那些狱吏，因此对陈子昂的意见估且放在一边。她想：等反对她的人没有了，她会采用高尚、英明的德政的。但为了称赞嘉赏陈子昂的忠诚直谏，她还是提拔陈子昂为右拾遗（谏官，正八品上阶）。
于是杀戮仍在进行，天授元年四月，春官尚书、同平章事范履冰因为曾经推荐、荐举犯有谋逆罪的人当官而被下狱处死。同时酷吏的队伍也在增加，如醴泉人侯思止，原先以卖饼为业，后投到索元礼门下为奴仆。这人阴险诡诈，恒州刺史裴贞杖打一名判司，判司与侯思止友善，就让侯思止告裴贞与舒王李元名密谋逆反。天授元年七月，李元名坐罪废舒王头衔，徙往边地州县，裴贞被杀。侯思止立被提拔为游击将军。侯思止竟然向武则天请求升为监察御史。武则天极为厌烦地说：“卿不识字，岂堪御史！”侯思止说：“獬豸何尝识字，却能触邪呢。”武则天听后大喜，即授朝散大夫、侍御史。还有一个衡水人王弘义，素无才行，因告密得以授予游击将军，后迁殿中侍御史。有人告胜州（属今内蒙）都督王安仁谋反，敕命王弘义审理此案。王安仁不服罪，王弘义就在木枷上砍了他的头，又捕其儿子，刚捕到，亦刎其头。其手段非常残忍，看见的人没有不感到颤抖的。
王弘义杀人之后，再编造案情上呈送皇帝武则天。
当时在东都洛阳城南门的西边有座丽景夹城，那里设有一监狱，专门用来处置“谋反”的罪犯。进入此狱的人，不死不会出来。因此王弘义把此门戏称为“例
尽门”，即入得此门，照例都得死。由于这些酷吏滥施刑罚，告密的人很多，朝士们人入感到自危，在背后不再敢议论朝政，甚至不敢说话，只以目示意。有一些人入朝后密遭逮捕，官员们所以每次上朝之前，都像与家人永诀那样，说：“不知能否再相见啊？”
在办案人员中，当然也有一些办案公道的人，如司刑丞徐有功、杜景俭，对罪案处理比较平恕，按照法理处理案件。被诬告的人都说：“遇来俊臣、侯思止等人审案必死，遇徐有功、杜景俭审案必能生还。”
徐有功，举明经，初任蒲州司法参军，后迁司刑丞，酷吏所诬险的人，徐有功皆为其辩诬，前后达数十、上百家。即使对涉案人员，也表示宽恕，敢直接与武则天争辩。琅琊王李冲谋反时，家奴与贵乡县尉颜余庆相好，后李冲战败，有人诬告说颜余庆知道李冲之逆谋。来俊臣也检查出他们有信件往来，连魏元忠也觉得该问死罪。但徐有功却说：“永昌赦令说，‘与虺贞（李贞等人被改姓为虺）同恶，魁首已伏诛，支党没有案发的人赦免之。’颜余庆赦后被告，可称是支党。
今以支为罪魁祸首，是以生为死。赦而复罪，不如勿赦；生而复杀，不如勿生。
我认为朝廷处置不当。”武则天愤怒地问：“你以为什么才叫魁首呢？”徐有功说：
“魁者，大帅；首者，元谋。”武则天说：“颜余庆还谈不上算是魁首吗？”徐有功答：“若魁首者，虺贞是也，已经伏诛。余庆今天才治罪，不是支党是什么呢？”
武则天帑之稍稍平息，说：“那么大家再重新议论吧。”结果还是免了颜余庆的死罪。当时，在朝堂上的有数百人，个个都吓得连气也不敢出，只有徐有功好像没事人一样。
除他们外，司刑丞李日知也是一位正直的人。有一次，另一司刑丞胡元礼想杀一名囚犯，李日知以为不可，两人争议了数次，后来胡元礼发怒说：“我胡元礼不离刑曹，绝不让此囚犯活着！”李日知反驳地说：“我李日知不离刑曹，绝不让此囚犯死！”两人僵持不下，都把状告到武则天那儿去了。最后，武则天还是同意了李日知的意见。
这些直臣终究还是改变不了武则天想要巩固新王朝、诛杀反对者的总政策，不能完全阻止酷史横行不法的暴行。天授元年七月，武承嗣派遣周兴罗告隋州刺史泽王李上金、舒州刺史许王李素节谋反。下诏令其到朝廷接受审问，后来素节在龙门被绞杀，上金闻之，惊吓自杀。高宗这两个庶子一直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一直到此武后革命之际终免不了一死。八月，又一批大臣和唐宗室陆续被杀，包括太子少保、纳言裴居道，尚书左丞张行廉，以及南安王李颍等宗室十二人，就连太子贤的两个儿子也被鞭杀。
武则天清楚的了解，要治理好大周，只靠制造舆论是不行的。必须牢固掌握权柄，亲自处理朝政。为此，她日理万机，躬亲庶政，尽量努力做到“政由己出，明察善断”。
改唐为周时，武则天已经六十七岁了。但是，她仍旧保持着蓬勃向上的锐气。
史上记载，“太后春秋虽高，善自涂泽，虽左右不觉其衰”。长寿元年九月，“齿落更生”。圣历二年正月，生八字重眉。
这些都非常充分的说明，她精力比较充沛。因为有充沛的精力和极强的事业心，登基后的前十年，武则天基本上天天都在处理朝政。“临御天丁，忧劳兆庶。
宵衣伫旦，望调东户之风，旰食忘眠，希缉南薰之化”。为了使各项政令有益于时令的需要，武则天十分注意深入了解民情。
顺应民情，因利势导，是武则天的一贯思想。早在参预朝政之前，她就认识到上下蒙蔽的坏处。临朝称制期间，在所修《臣轨》一书中，规定臣下应体察民情，做君主的应了解手足耳目。设置铜匦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征询群僚意见，方便了解人间真伪。改朝换代之后，“忧劳天下百姓，飞不得所”，更加注意把握民情。除继续利用铜匦等手段外，还常常派遣使节“察吏人善恶，观风俗得失”，甚至亲自一一过问民间“细事”。
圣历元年，武则天曾问群臣：“现在外面有哪些好事发生没？”久视元年（700），又问鸾台侍郎同平章事陆元方以“外事”，陆元方回答说：“人间细事，不足烦圣听”，武则天大为不悦，除去了陆元方的宰相职务。
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充分听取大臣意见，然后采取相应的政策，是武则天的一贯做法。凡是有关巩固政权及国计民生的事，她都要广泛听取大臣意见，经过反复斟酌，使做出的决定尽量符合实际需求，然后“布政于有司”。
为了及时处理各种问题，武则天除每日早朝以外，还特别命令宰相轮流宿值，就这一点来讲，她和唐太宗有相似之处。而且就对朝政的重视、勤奋程度而言，她也并不比太宗逊色。虽然她是一个女子，但她深知权柄的重要，因而总是紧握权柄尽量做到“政由己出”，防止大权旁落。所谓“宵分辍寝，日旰忘食，勉思
政术，不惮够劳”，居内慑外，以充分保证国家机制的正常运行。
史学界有一种比较盛行的观点，说武周时期是酷吏、外戚和男宠的天下。的确，武则天曾分别给酷吏、外戚、男宠以一定的特权。但是，武则天只不过把他们当作自己登基和巩固统治的一种特殊工具；一旦这个目的达到了，便对其加以剪除或限制。他们并没有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样格外受到重视。
从大量历史材料来看，酷吏并没有掌握朝廷要职。当时最有名的酷吏是索元礼、周兴和来俊臣。索元礼做的最高官游击将军（从五品上）。周兴止尚书左丞（正四品上）。来俊臣止殿中丞（从五品上）、司仆少卿（从四品上）。此三人都没有到宰辅。酷吏中当上宰相的只有二人。一个是傅游艺，另一个是为吉顼。傅游艺天授元年九月同风阁鸾台平章事，二年九月下狱自杀，一年之间，曾经有二个建树：一是“诬族皇枝”，说李氏宗室谋反，要求“大义灭亲”；一是奏流人怨望，请发六道使杀之。吉顼严格地说并不属于酷吏，《新唐书》就没有把他列入《酷吏传》，尤其他做宰相一年不到，即因与武懿宗争功失职，没有发挥多大作用。可见，酷吏虽然有时使“朝官侧目”。但实际上根本不能左右国家政治。
但是，酷吏毕竟是残酷暴烈、滥用刑罚的官吏。当政敌伏首、政局稳定，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趋于缓和时，酷吏不再对武周政权发挥积极作用，相反，倒成了社会动荡的因素。因此，当酷吏结束了他们的“历史使命”，人们要求“省刑尚宽”的时候，武则天可谓毫不犹豫，又弃“夙心之所鄙”，用“素怀之所尚”，尊时宪而抑幸臣，听忠言而诛酷吏”。先后诛杀了索元礼、丘神勣、周兴、傅游艺、王弘义等人。为了消除酷吏造成的恐怖气氛，甚至下令禁止天下进行屠杀。
万岁登封元年（695）十月，又宣告了一道诏书，严禁中央法官滥用酷刑，减大理丞，废秋官狱，同时还要求地方官崇德减刑：“州牧县宰，寄重亲人，僚守勾苜，任惟纲纪。百姓或有愆犯，必须尽理推寻，审知罪状分明，才可以禁身科断。不得才闻小过，遽絷圜扉，高下其心，同叔鱼之鬻狱；注意轻重，爽定国之平刑；黠吏嵩奸，恣其乾没；要囚多滞，积以炎凉，有一于兹，当加重谴。幸悉心而慎重处罚，同底绩以胜残。伫弘勿辟之规，用阐无为之化。”并且表示“将使三千之罪，永绝当年；岂惟数百之刑，仅宽于昔代”。
神功元年（697）六月，武则天最终听从王及善和吉顼的奏请，将最后一个大酷吏来俊臣送进了坟墓。至此，所谓“武周酷吏”便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后
来，又相继平反昭雪了酷吏制造的冤假错案，给死者及其家属一一恢复了名誉。
所以，夸张酷吏在朝睡的影响，说武周是酷吏的天下，是违背历史实际的。
外戚武周时期的“外戚”，也没有达到专权的境界。武则天以皇太后身份掌权时，外戚武氏家族是依赖的条件之一；武则天登基之际，“外戚”势力的确有所发展，这是武则天登基称帝的必然结果。因为对武则天来说，“外戚”也就是宗室，称帝后提高宗室地位不仅符合礼制，而且特别必要。
不过，“外戚”的发展是在武则天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是有限制程度的。
与东汉中后期的外戚权势相比，武周的“外戚”实在显得相对可怜。东汉外戚往往可以控制朝纲，一门数侯。如梁冀专权二十年，“威行内外，百僚侧目”，仅就梁家一门，七人封侯，出了三个皇后，六个贵人，两个大将军。武周“外戚”虽多被封王，但那仅仅只是“宗室”的一般荣誉，并非特殊的爵赏。
直至武则天之世，“外戚”很少担负军国重任，至宰辅者也只有武承嗣、武攸宁、武三思三人。武承嗣是武元爽的儿子，曾随父贬徙岭南。直至贺兰敏之死后，被召还，袭爵周国公，于是为“外戚”中的骨干分子。登基前后，曾四度为相，历时四年有余。其主要活动有二：一是劝武则天“尽诛皇室诸王及皇储”；二是请求稳固皇储位。前者武则天依计施行，后者武则天不同意。武攸宁是武士让之孙，天授元年一月初次入相，为纳言。二年八月，又一次罢为左羽林卫大将军。九月，复为纳言。次年八月，罢为冬官尚书。圣历元年九月，再次入相，以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半年以后，再一次罢免为冬官尚书。虽然三度入朝，历时三年，但并未对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武三思是武元庆的儿子，“略涉文史，性倾巧便僻，善事人，由是特别蒙受信任。武则天数幸其第，赏赐特别丰厚”。
契丹攻陷营州后，奉命以榆关道安定抚慰大使屯边。神功元年（697）六月，同凤阁鸾台三品。七月，去掉职位。翌年八月，检校内史。久视元年（700）正月，罢为特进，太子少保。二次执政，不到两年，在政治上也没有什么重大作为。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武则天任用“外戚”，除有扶植“宗枝”之意外，主要是用以监视大臣。
但是在很多时候，武则天对“外戚”并不完全信任。例如，武承嗣为文昌左相时，李昭德密奏：“承嗣陛下之侄，又是亲王，不适合更在机权，以惑众庶。
且自古帝王，父子之间，犹相篡夺，何况是姑侄，岂得委权与之？脱若乘便，宝
位宁可安乎？”武则天听闻后不久就撤掉了武承嗣的宰相官职。又如武攸绪从封嵩山，因此辞官，请求隐居。“后（武则天）怀疑他有诈，许之，以观所为，攸绪庐岩下如素遁”。
不仅如此，武则天对“外戚”的经济特权也加以限制。唐初诸王封邑之租，皆王家自征；武则天改令州县征送，以防诸王额外剥削。此事没有记于“正史”。
《朝野佥载》卷四载：“周则天内宴甚乐，河内王懿宗忽然起奏曰：‘臣急告君，子急告父。’武则天大惊，上前问之，对曰：‘臣封物承前府家自征，近敕州县征送，太有损折。’武则天大怒，仰观屋椽很长时间，曰：
‘朕诸亲饮正乐，汝是亲王，为三二百封户几惊杀我，不配作王。’令曳下。
懿宗免冠拜伏，诸王救之曰：‘懿宗愚纯，无意之失。’上乃释之。”可见限制食封之家，确实属于事实。外戚不但没有受到特殊的礼重，而且甚至不得不去巴结武则天的男宠。武承嗣、武三思拍薛怀义的马屁，甘愿担当其僮仆，“为之执辔”，就是明显的例证。当时的臣僚也敢于批评“外戚”的过错。如孙万荣寇河北，武懿宗拥兵不前。敌退，却请求诛杀为敌效力的河北百姓。左拾遗王求礼廷折之，揭露懿宗罪过，“请先斩懿宗以谢河北官吏百姓”郎中张元一更是在武则天和众人面前嘲弄懿宗，作诗云：“长弓短度箭，蜀马临阶骗，去贼七百里，隈墙独自战。甲仗纵抛却，骑猪正南蹿。把武懿宗临阵胆怯，最后夹着尾巴逃跑的丑态揭露得淋漓尽致。由此可见，说武周是外戚的天下显然不符其实。
当时的男宠，也不过是武则天的面首、卫士和用来监视贵戚、大臣的工具。
史上记载，武则天的男宠，前有薛怀义、沈南谬，后有张易之、张昌宗。关于薛怀义其人，前面略有提及。此人在登基前颇得武则天信任，“出入乘厩马，中官侍从，诸武朝贵，匍匐礼谒，人间呼为薛师。”曾护修白马寺，监督建造明堂，为清平道行军大总管击突厥，与僧法明等撰《大云经疏》言武氏符命。可以说对武周政权的建立亦有汗马之劳。登基后，薛怀义日益横行霸道，“厌入宫中，多居白马寺，刺血画大像，选有膂力白丁度为僧，数满千人。”
侍御史周矩上奏弹劾他，武则天替他辩护说“此道人风病，不可苦问，所度僧任卿勘当。”周矩答曰“穷其状以闻”，于是，“诸僧悉配远州”。证圣元年，明堂着火被烧薛怀义负有管理不善的责任，受到武则天的责备，然后发令让他重新建造。其后薛怀义更加跋扈，言多不顺。于是武则天“密选宫人有力者百余人以
防之”，“执之于瑶光殿前树下，使建昌王武攸宁率领壮士殴杀之。送尸白马寺，焚之以造塔”。当薛怀义厌入宫中之后，御医沈南谬得以宠幸。他不过是个给武则天看病的医生，没有发现有其它政治活动。至于二张，是初唐宰相张行成的族孙，家世较显赫。易之初以门荫进入官场，累迁尚乘奉御，年二十余，“白皙美姿容、善音律歌词”。昌宗与易之颇为相似，而且容貌更加漂亮。万岁通天二年（697），经太平公主推荐，张昌宗入侍禁中。然后昌宗又推荐了易之。“由是兄弟俱侍宫史，皆傅粉施朱，衣锦绣服，俱承辟阳之宠”。对于二张，武则天十分看重。以昌宗为云摩将军，行左千牛中郎将，易之为司卫少卿，赐第一区，布匹五百段及奴婢驼马等。
因此不到一个月，弟兄俩名震天下。诸武氏登门拜访，看其颜色行事，称易之为“五郎”，昌宗为“六郎”。甚至有一些大臣也前来阿谀奉承。如杨再思说：
“人言六郎面似莲花，再思以为莲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莲花也。”崔融乃吟诗以为绝唱：“昔遇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
圣历二年（699），武则天控置鹤府官，任命张易之为控鹤监，正三品。久视初（700）以控鹤监为天骥府，又改奉宸府，罢监为令，以左右控鹤为奉宸大夫，易之又一次改为令。武则天曾“命易之、昌宗与文学士李峤等修《三教珠英》于殿内。”
从上述情况来看，男宠确实曾经受到过武则天的宠爱。也正因为如此，武则天落了个“淫荡之君”的丑名。事实上，千百年来攻击武则天“淫荡”的人大都是出于“男尊女卑”的偏见，并没有多少事实根据。自秦汉以来，按照“礼仪”，帝王应有内职，也就是所谓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实际上历代帝王没有不充实后宫，荡情帷屋。就拿最有贤名的唐太宗来说，后宫也是妃嫔如云。武则天南面而立，按“礼”应当也有一定数量的妃嫔。但她是一个女子，只能是宠爱了几个“面首”。
这与其他帝王相比，本来微不足道的。值得注意的是，薛怀义受宠之时，武则天已六十余岁；二张入宫之日，武则天已年近古稀。何况薛怀义不久即“厌入宫中”居白马寺；二张也不住在宫中，并且有自己的“甲第”。直到武则天病重时，二张才整日侍疾身边，组成“看守内阁”。因此，要说武则天“淫荡”实在是非常牵强的。
武则天之所以宠幸“面首”，主要有二个原因。一是这些人本身有一定才能，
如薛怀义精明强干，沈南谬通晓医术，二张善歌舞音律，都可以供用宫中驱使。
二是为了保护自己，监视大臣，牵制外戚。本来，“男宠”的角色可由宦官替代。
但由于其一，武则天通文史，懂得东汉宦官专权的教训：其二，武则天是女皇帝，认为自己宠爱男宠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她没有任用宦官，而选择了男宠。
虽然武则天对男宠比较信任，但是并没有让他们执掌朝廷大权。这一点，从男宠所担任的职务中便可以清楚地看出。史上记载：“苏良嗣遇僧怀义于朝堂，怀义偃蹇不为礼；良嗣大怒，命左右摔曳。批其颊数十。怀义诉于太后，太后笑曰：
‘阿师当于北门出入，南牙宰相所往来，不该犯之’这件事也说明，武则天是不容许男宠染指相权的。不仅如此，武则天对男宠的态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薛怀义被杀就是非常好的证明。所以，说武周是男宠的天下也是证据不足的。
事实上，武则天最器重的人不是酷吏，不是外戚，更不是男宠，而是有经邦济国之能的贤良。她让贤才居要职，任宰相，掌中枢，协助她共同治理大周天下。
武则天深刻了解自己深居皇宫，虽宵衣旰食，终究无法单独处理天下之事，遍览神州。只有依靠众多的“时贤”，才能一起益于天下。以为“济时之道，求贤是务”，“上之临下，道莫贵于求贤”：中国地广物博，人物荟萃，只要搜求，便可得贤。因而特别注意人才的任用。早在即位前，她就多次颁发《求贤制》，大力搜求才学之士。登基后，在这方面做得更加突出。
其一，进一步发展科举制，注重通过常举和制举选拔人才。科举是当时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之一。武则天命令上贡举人停习无补于世的《道德经》，学习所撰《臣轨》一书，更新了一些考试内容。
唐制，士人经科举考试合格后，必须经过吏部铨选方可任官。“武太后又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糊名从此开始。”经过一段实践，在她看来，糊名考判，“非委任之方”，大可以不加任用。“大开举尔之科，广陈训迪之典”，“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天授二年以后，每年通过科举进入官场的人数，都有增加的趋势。
其二，经常要求臣下自荐或者推荐人才。天授二年十月，“制官人者咸令自举”。此外，确有才能，愿意仕进者平时亦可投匦自荐。鉴于许多名士不愿自荐的情形发生，武则天特别强调推荐，把荐举人才作为官僚的一项任务，“屡迥旌
帛，频遣搜扬”。
她在证圣元年诏书中说：
其才长学识渊博，沈迹下僚，据德依仁，韬声幽闭，怀辅佐之器，乏知己之容，宜令京官职事五品以下及制史、上佐、县令都可以量其才能允许投状荐举。
此后又下诏说：
或英谋冠代，才智过人，总韩白以先驱，掩孙、吴而得焦；或力能拔距，勇绝蒙轮，冒白刃其如归，抢苍壁而不顾；或迹隐廛肆，身托村闾，行虽然不免于流俗，器乃堪于拯难，或捷如迅雷、走若疾风，弯弧则七札洞开，奔陈则重围自溃；并有思于制命，俱未遇于时须。可令文武内外官五品及七品以上清官及外官刺史都督等，于当管部内，立即命令前来荐举。且十室之邑，忠信尚存；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会须搜访，不得称无。
武则天有时还特别要求某些大臣荐举相关人才。如圣历元年，令宰相各举尚书郎一人。长安（701-704）初，命令雍州长史薛季昶择僚吏堪任御史者。长安四年，令宰相各举可以任为员外郎者。
当然，武则天是要求推荐真正贤才的，“务取得贤之实，无贻滥吹之讥”。对于“非举其士”的人，予以贬责；对于“荐若不虚”的人，则予以褒奖。范履冰由于曾经荐举逆反谋判的人，因而被杀。狄仁杰荐其子光嗣为地官员外郎，非常称职，武则天高兴地夸奖说：“举善不避仇亲，卿是继祁奚矣。”在这种情形下，人以荐贤为忠，有才者多被荐于中央。
《朝野佥载》载：并州人毛俊子年飞岁，千字文全部都能默写，则天召见试字。
《唐诗纪事》卷七十八载：如意（692）中，有女子年仅九岁，能吟诗，武则天试之，皆应声而就。由此可知当时荐才范围之广。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些以荐才而出名的官吏。如朱敬则。“敬则知政事时，每以荐人为先。桂州蛮叛，荐裴怀古；风阁舍人缺，荐魏知古；右史缺，荐张思敬。则天以为知人。”还有狄仁杰。“仁杰常以举贤为意，其所引拔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崇等，至公卿者数十人二。”最后还有卢承泰。卢承泰字齐卿，为雍州录事参军，“时则天命令雍州长史薛季昶择僚吏堪为御史者，季昶以闻齐卿，荐长安尉卢怀慎李休光、万年尉李义崔浞、咸阳丞倪若水、周至尉田崇辟、新丰尉崔日用，后来全部做了大
官。”
由于通过各种渠道，命令、并且鼓励荐举人才，又不限门第高下、富贵贫贱，也不限制种落族属、离京远近，甚至下至“缘逆人亲属，有能公勤清白者，自当随才擢用，不以为瑕”。“君子盈朝，求之恒如不及’’因为如此，选司空前忙碌，以至出现了“多士如林，扬己露才，干时求进”的局面。对此，封建史家异议纷多，今人亦多谓之人多才滥。
其实，这正是武则天超越其他各位帝王的地方。她敢于打破以往狭窄的选官范围，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因此谋臣猛将和文苑俊杰大批涌现，这不仅是治理大周所必需的，而且也为后来开元盛世的出现提供了一个重要条件。
武则天深知用人之道。因而坚持对众多的官员，进行认真地筛选，赏善罚恶，进贤才，退不肖。对于从各地搜求来的人才，武则天全部给予厚待，“量才授职。”
天授二年创立试官制度，也就是让他们担任一定职务从而锻炼他们的政治才干。
试官规模相当庞大，仅长寿元年一月一次就选试百余人。
史载武则天“引见存抚使所举人，不分贤愚，悉加擢用，高者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试员外郎、侍御史、补缺、拾遗、校书郎”。有人对她这种作法进行批评攻击，她也丝毫不在乎。《朝野佥载》卷四记载：
则天革命，单人不试皆与官，起家至御史、评事、拾遗、补阙者，数不胜数。
张鹭为谣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杷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经常有沈金交者，傲诞自纵，露才扬己，高巾子，长布衫，南院吟之，后续四句曰：“评事不读律，博士不寻章。面糊存抚使，眯目圣神皇。”于是被杷推御史纪先知捉向左台，对杖弹劾，以为谤朝政，败国风，请于朝堂决杖，然后伏法。则天笑曰：
“但使卿等不滥，何必考虑天下人语？不须与罪，即宜放却。”
如果把这件事与她读骆宾王《为徐敬业传檄天下文》时的情况联系起来，足见她的胸怀广大。
为了使试用官和现任官能发挥出他们的政治才能，武则天向他们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他们前赴任职时，往往赐袍训诫。如天授二年二月，“朝集使、刺史赐绣袍，各于背上绣成八字”。天授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内出绣袍，赐予新除都督、刺史。其袍皆刺绣作山形，绕山勒回文铬曰：‘德政惟明，职令思平，清慎忠勤，荣进躬亲’。”此后每新除都督刺史，都以这样的绣袍赐之。
长寿三年（694）四月，又“下旨赐予岳牧（即都督刺史）金字、银字铭袍”。
五月二十二日，“出绣袍以赐文武三品已上。其袍文仍然各自有训诫。诸王则饰以盘龙及鹿，宰相饰以凤池，尚书饰以对雁，左右卫将军饰以麒麟。文铭全部各用为八字回文。其辞曰：
‘忠贞正直，崇庆荣职。文昌翊政，勋彰庆陟。懿冲顺彰，义忠慎光。廉正奉公，全部感到忠厚。’”
不仅如此，武则天还增加了左右肃政台的力量，常常派使者对官吏进行督促检查。检查的项目非常多，达三十余项，全面衡量，以确定升降。若政有殊绩，试官亦得正授超迁；若无所作为，或有恶迹，正式官员也同样加以贬职、责斥。
对情况比较突出的，武则天皆亲自予以处理。
史载，她的堂姐的儿子宗秦客兄弟居官贪污，“奸赃事发”，武则天毫不留情，将他们“配流岭外”。陆余庆虽然长得挺漂亮，又能言善辩，但是没有真才实学，受命草诏，至晚尚未写成，武则天大感不悦，责受左司郎中尹思贞累转明堂令，以善政闻。契丹侵扰，河朔不安，思贞善于绥抚，境内遂安，“武则天降玺书褒扬赞美之”：杨元琰“号为善政”，累迁安南副都护，曾经担任蕲、蒲、晋、魏、宣、许六州刺史，凉、梁二州都督，荆州长史，“前后九度清白升进”，武则天“累降玺书褒美’。韦安石性持重，为政清正严明，当并州司马，十分称职。武则天拍手慰劳说：“闻卿在彼，庶事存心，善政表于能官，仁明彰于镇抚。如此称职，深慰朕怀。”王方庆任广州都督，保护工商，清除贪暴，境内清肃，“当时议者以为自唐以来，治广州者无出方庆之右”，则天下制褒奖说：“朕以卿历职著称，故授此官。既传播美闻，实副朝寄。今赐卿杂彩六十段并瑞锦等物，用人表彰善政也。”
姚寿传旨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蜀中官吏多贪暴，踌屡有发摘，简直无法容忍”。武则天降玺书嘉勉说：“夫严霜之下，识贞松之擅奇：疾风之前，知劲草之为贵，物既有此，人亦宜哉。卿早荷朝思，委任斯重。居中作相，弘益已多。
防边训兵，费心尽力。岁寒无改，不曾改变；果能揽辔澄清，下车整肃。吏不敢犯，奸无所容，前后纠摘；盖非一绪。”并对侍臣说：“凡为长官，能清自身者甚易，清得僚吏者非常困难。至于姚踌，可谓兼之矣。”
对予智能之士，武则天格外珍爱，往往破格擢拔。殷仲容精通书法，知名当
时，武则天欣赏他的才能，官至申州刺史。李迥秀雅有文才，当时称为风流之士，“武则天雅爱其才，非常宠爱的对他，掌举数年，迁凤阁舍人”。韦承庆才思敏捷，学识渊博，“虽军国大事，下笔辄成，不曾打稿”，白天授（690-691）以后，三掌天官选事，给授平允，海内称之。武则天超拜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仍依旧兼修国史。飞弟韦嗣立替补担任县令，政绩显著，韦承庆自凤阁舍人因病辞去职务，武则天召嗣立说：“卿父往日尝谓朕曰：‘臣有两男忠孝，堪事陛下。’自卿兄弟效职，如卿父言。今授卿风阁舍人，今卿兄弟相互替代。”立迁风阁舍人。
王及善退休在家闲居，恰遇上契丹侵扰，授滑州刺史。将行，武则天问以朝廷得失，王及善准备陈治乱之宜十余道。武则天说：“彼末事也，此为本也。卿不可行”，认为让王及善担任地方官是大材小用了，乃留拜内史。唐休璟谙练边事，自碣石西逾四镇，绵亘万里，山川要害，皆能熟记。长安年间（701～705）西突厥乌质勒与诸蕃不和，举兵对持不下，安西道绝。武则天令唐休璟与宰相商议对策。唐休璟草奏，下诣按奏行事。结果程期一如唐休璟所言。武则天对休璟说：“恨用卿晚！”于是升迁为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司。李峤善文章，少时与骆宾王、刘光业齐名，又颇有政术。武则天非常的器重，“朝廷每有大手笔，皆令峤为之”。诸如此类非常之多，不胜枚举。
后来促成“开元盛世”的许多著名大臣，都曾经接受过武则天的赏识和提拔。
姚祟、宋璟、张说就是如此。姚崇“少倜傥，尚气节，长丑好学”，出口成章，迁夏官郎中。当时契丹侵扰河北，兵机填委，姚崇“剖析若流，皆有条贯”，“则天甚奇之，超迁夏官侍郎，又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位至宰相。宋璟“少耿介有大节，博学，专长于文翰”。举进士中第，数次终转凤阁舍人。“居官鲠正”，“武后高其才”，“甚重之”。张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尤长于碑文、墓志”，与苏颐齐名，宥“大手笔”之称。
《大唐新语》卷八载：“则天初革命，大瘦遗逸四方之士，御雒（洛）阳城南，亲自临试。张说赞对策，为天下第一。拜太子校书，仍令写策本于尚书省，颁示朝集（使）及蕃客等，借以发扬大国得贤之美。”
可见张说亦是由于武则天的提拔才脱颖而出的。此外，萧至忠、郭元振、张嘉贞等人也是如此。萧至忠擅长击断，誉重当时。迁监察御史，劾凤阁侍自苏味
道贪赃事。武则天很是器重，“超拜吏部员外郎少。郭元振“少有大志”，“任侠使气，拨去小节”，曾盗铸及掠卖部中人口千余，百姓怜悯其苦。则天闻之，使籍其家，唯有书籍数百卷，资财皆济人。
武则天召之，将责问，“既与语，非常惊奇，索所为文章，上《宝剑篇》，后览嘉叹，诏示学士李峤等，立即授予右武卫司铠曹参军，进奉宸监丞”。张嘉贞弱冠应五经举，拜平乡尉，坐事免归。后来张循宪以御史身份出去巡游，在蒲州驿遇到疑难问题，经人推荐，与张嘉贞相见，嘉贞迅速帮助循宪解决疑难，并代为草拟表奏。回朝后，则天问及表奏，循宪以实对，并因此请求把自己官职让给她。则天说：“卿能举贤美矣，朕岂可无一官自进贤耶？”乃召见嘉贞，第二天，拜监察御史鳓；像这样例子，还可举出一些。
武则天奖拔人才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没有成见之分，主要看其是否称职。
被贬降的人，若有殊政，照样褒奖提升，反复使用。这一点，王孝杰的履历便是鲜活证明。王孝杰为武威军总管，长寿元年，率军收复安西四镇，武则天非常开心，拜左卫大将军，不久出将人相。证圣初为朔方道总管，出讨吐蕃，败下阵来，被削职为民。万岁通天元年，复诏以白衣领清边道大总管，统兵十八万以讨契丹，战死，下诏追赠夏官尚书，封耿国公。犯人的后代，亦可以做官。史载，“太后命宰相各举堪为员外郎者，韦嗣立荐广武公岑羲曰：‘但恨其伯父长倩为累。’太后曰：‘苟或有才，此何所累！’于是拜仿天官员外郎。”因此，中唐名相陆贽评论说：“往者则天太后践祚临朝，荐举收买人心，尤务拔擢，弘委任之意，开汲引之门，进用不疑，求访不知疲倦，非但人得荐士，亦许自举其才。所荐必行，所举辄试，其于选士之道，岂不伤于容易哉！而课责既严，进退都非常迅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此举乃是近于求才贵广，考课声精之效也。”
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也说：“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但是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凭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也尽为之用”。这些评论是相对符合实际的。其中“求才贵广，考课贵精”，“不称职者，寻亦黜之”等评语，也是十分中肯的。
须知必须知道其个官吏的贤愚，不能凭主观的想象，需要根据事实才能作出判断。皇帝考察大臣需要一个过程。既然武则天一旦发现官吏不称职，便加以贬
黜，就不能说她滥用官吏。应该承认，无论是在求贤的迫切、选贤的严格上，还是在得贤的人数和质量上，武则天都是封建帝王中独具一格的。
还应该指出，武则天选拔贤才，考核官吏，是既重视德行，又重才的：
其一，武则天特别爱惜人才，即使是敌人、政敌的后代，只要有真才实学，又能改变政治态度，她都尽量任为己用。这还可以从以下几个事例中观察出来。
史载，上官仪被杀后，其孙女上官婉儿自幼进入宫中，长大后天性韶警，才华横溢，为女中骄子。武则天爱惜其才，自万岁通天以后，命令其掌握诏命，曾忤旨当诛，武则天又惜其才，“止黥而不杀也”，“百司表奏，多令参决”。术士尚献辅精于历算，召见擢以太史令。尚献辅自以山野之人，不能从事长官，请求归山。武则天惜其才，特敕太史局为浑天监，自为职局以留之。契丹将领李楷固善用绸素，百无一失，马上使弓刀，如比飞仙，曾擒官军将领麻仁节、张玄遇等。
战后力败被俘虏。武则天“惜其才不杀，用以为将”。
其二，特别尊重并特别保护直臣，就是那些对武周政权忠心耿耿，敢于讲真话、办实事的贤臣。例如宰相周允元死，“则天为七言诗以伤之，又自缮写，时以为荣”。陆元方在官清正严谨，再为宰相，“则天将有迁除，每先以访之”。
王方庆家多书籍，武则天访求王羲之遗墨，方庆献十卷。“则天御武成殿示群臣仍令中书舍人崔融为《宝章集》以叙其事，然后赐予方庆，当时甚以为荣少。
崔玄韦为天官侍郎，公正自守，拒绝请谒，不走后门。及转文昌左丞，月余，则天召曰：“自卿改职以来，选司大有罪过，或闻令史乃设斋自庆，此欲盛为贪污耳。今要卿再次担任旧职”，又除天官侍郎，赐予杂采七十段。
武则天尊重大臣，从对狄仁杰的态度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狄仁杰“出移节传，播良守之风；人践台阁，得名臣之件”。“太后信重内史梁文惠公狄仁杰，群臣没有比得上的。常谓之国孝而不名。仁杰好面引廷争，太后每次都屈意听从他的。
尝从太后游幸，遇风吹仁杰巾坠，而马惊不止，太后命太子追执其鞚而系之。仁杰数次以老疾乞骸骨，太后不许。人见，常止其拜，曰：‘每见公拜，朕亦身痛。’
仍免其宿直，以此告诫其他同僚曰：‘自非军国大事，勿以烦公。”’并且制作字袍赐仁杰：“敷政术、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当直宜大臣被人陷害时，武则天总是尽力给予营救。除“大赦”外，还常常亲自出面“保驾”。如狄仁杰在汝南任职时，“甚有善政”，但有人上奏说仁杰的坏话。武则天不为所惑，更以仁杰
为宰相。后来酷吏来俊臣诬告仁杰意图谋反，武承嗣同样数次请诛之。武则天既知其枉，坚决不答应，说“朕好生恶杀，志在恤刑。涣汗已行，不可更返”。
陆元方为凤阁舍人，判待郎事时，为酷吏所诬陷，“则天手敕特赦之”。苏良嗣当宰相时，与地官尚书韦方质百隙。韦万质坐事当诛，诬引告良嗣。“则天特保明之”。武良嗣潜毁李昭德，武则天说：“自我任昭德，好获高卧，是代我劳苦，不是你所能比得也。”武则天冷诸相各述书传中善言。周允元说：“耻其君不如尧、舜。”武三思认为语有指明斥责，纠而驳之。则天立即说“闻此言应以此为诫，岂特将为过耶”。宋璟为官刚正不阿，亦经常遭到酷吏、男宠们的攻击，张易之等经常想陷害他，但“则天察其情，竟以获免”；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由于武则天的保护，狄仁杰等大臣才能位居中枢，参与国家决策，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有人指责武则天的用人，说所用宰相绝无才能、绝无表现者处于多数。并举杨再思、苏味道等人为例。其实，这只是没有深入研究而得出的浅薄之见。固然，在武则天所用宰相中，有极个别人的确缺乏才能，但那大都有特殊原因，而且很快也都被罢免了。凡是武则天重信的宰相，都有相当高的才能，也并非绝无表现。
就拿苏味道和杨再思来说。
苏味道年轻之时与李峤齐名，学识渊博，文辞冠代，“才学识度，物望攸归”；“善敷奏，多识台阁故事’。且克己奉公。弟弟走后门，也不开绿灯。只因树大招风，为人所质，一时不能答对，横手于“床棱”。遂被抓为口实，称“横棱手”，而史家更是借题发挥，说味道尝谓人曰：“处事不宜明白。”杨再思也有一定的学识，尤其注重在公事。“恭慎畏忌，未尝忤物”。“能够得到人主微旨。主意所不欲，必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必因而誉之”。
因此，说苏味道和杨再思屈事男宠并不是不可以，但要说全是草包则与事实不相符合，天下统一，要求每个人在政治上都有重大建树是不可能的。且武则天高瞻远瞩，励精图治，既需要一批出谋划策，面引廷争的“智囊”、“忠臣”，也需要一批奉旨办事，勤勤恳恳的“愚臣”。
像苏味道这样有才学，善敷奏，多识台阁故事，又有较大威信的人，留在中枢机构并没有什么不好。至于像杨再思这样“能得人主微旨”的人在当时的中枢机构中也是必不可缺少的。
武则天广集天下人才，赏善罚恶，用贤不疑，确实表现得极为突出。不仅如
此，她还能虚心纳谏，充分发挥诸位贤臣的集体智慧。
在《臣轨》一书中，武则天就提出，臣子应当外扬君之善，内匡君之恶。所谓“匡君之恶”，就是要群僚犯颜进谏，及时纠正她的过错。
改朝换代之初，武则天继续使用酷吏，独理万机，似乎不能纳谏。史载，天授二年正月，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以酷吏横行霸道，上疏进谏：“今告事纷纭，虚多实少，恐有凶慝阴谋离间陛下君臣。古者狱成，公卿参听，王必三宥，然后处于刑罚。比日狱官单车奉使，推鞫既定，法家依断，不令重推；或临时专决，不再闻奏。如此，则权由臣下，非审慎之法，傥有冤滥，怎么可以得知！况以九品之官专命推覆，操杀生之柄，窃人主之威，国之利器，轻以假人，恐为社稷之祸”。可是武则天不听。
但是，这并不是由于武则天拒谏饰非，而是由于李嗣真所谏，有些脱离了当时实际。当时武周政权刚刚建立，人心未定，潜在的反对派仍有非常大的实力，需要继续用酷吏来防乱制乱，稳定局势。在这种情形下要求杜告密之门，断酷吏之手，显然是不合适的。因此武则天不听是必然的。等到政局逐渐隐定之后，当右补阙朱敬则、侍御史周矩等人进谏，要求诛杀酷吏，缓刑省法时，武则天不仅听从，而且给予一定奖赏。
这也说明，武则天不纳李嗣真之言，并不是拒谏，而是比他站得高，所以看得远。值得注意的是，武则天虽然没有直接采纳李嗣真等人的意见，但为了防止酷吏继续制造冤案，故意安排了一些用法平允的法官，如徐有功、杜景俭、李日知等。
徐有功名弘敏，以字行。“为政宽仁，不进行杖罚”，“卓然守法，虽死不移。”
武则天令与来俊臣、周兴一起推案制犹、有功“常王殿论奏曲直”，“前后济活数十百家”。杜景佺“性格严谨公正”，“用法宽平”。武则天用为司刑丞，令与徐有功、来俊臣、侯思止专门管理诏狱。时称“遇徐、杜者必生，遇来、侯者必死”。
李日知用法“平宽无文致”。天授年间任司刑丞。曾经为了一个死囚与司刑少卿胡元礼发生争执。元礼说：“吾不去曹，囚无生理。”日知说：“仆不去曹，囚无死法。”导致两状齐上，“而武后用日知议”。事实上，武则天用这些法官减少重用酷吏可能造成的冤假错案，也是间接纳谏的一种表现。
政权稳固后，武则天一方面打击酷吏，把他们一个一个地除掉；另一方面，
健全谏官制度，多置拾遗、补阙，不断的扩大谏官队伍。重用贤臣，鼓励进谏，从谏如流，越到后来越为与众不同。
她常下诣诏告求谏。如天册万岁元年一月，“遣内外文武百官九品以上，各上封事，极言正议，不要有所隐瞒”。万岁登封元年四月，“命文武官九品以上极言时政得失”。有时还特诏大臣言天下利害以及为政之要。就连陈子昂那样的“拾遗”，也得以多次上书。对于臣下的批评意见，她也能做到虚心接受。如，延载元年九月，武则天拿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都认为是瑞，杜景佺独以为不然。
则天曰：“卿真宰相也。”
天册万岁元年（695），获嘉县主簿刘知几上表陈述四事：
其一，今六合清晏赦令不息，过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再次赦令，远则每岁无遗，望陛下而今而后，颇节于赦，使黎氓知其所禁，奸宄肃清。
其二，海内俱僚九品以上，每岁逢救，必定赐予陛勋。臣望自今以后。稍息私恩，使有善者逾效忠勤，没有才能的人——威翅勉励。
其三，陛下临朝践极，取士太广，如若不加于的减淘汰一些，臣恐有秽皇风。
其四，今之牧伯迁代太速。望自今刺史没有三年以上不可迁官，仍明察功过，尤甄赏罚。疏奏，武则天颇为嘉奖之。
圣历年间（698-700）武则天欲冬季讲武，后来延迟至孟春。王方庆上疏切谏，认为妨害农时。武则天手制回答说：“循览所陈，深合典礼，如若违背此项奏请，乃月令虚行。伫启真言，用依来表。
久视元年（700）四月，武则天前往三阳宫避暑。有胡僧邀请观赏葬舍利，武则天许之。狄仁杰认为不好。武则天中道而起，说：“以成吾直臣之气。”七月，武则天欲造大佛像，令天下僧尼日出一钱以助其功。狄仁杰认为有损百姓，不利于国，上书极谏。武则天说：“公教朕为善，何得相违！”于是取消了这一决定。
十一月，宫中饮宴，张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数人，韦安石上奏：“商贾贱类，不应得预此会。”命令左右将其逐出，在座同僚无不失惊。武则天“以其言直，劳勉之”。十二月，凤阁舍人崔融认为禁止屠杀没有益处，上书进谏。武则天于是“复开屠禁”。诸如此类甚多，实在难以一一叙述。
中国历史上一些有作为的皇帝，统治前期非常能任贤纳谏，但到晚年却往往刚愎自用，如秦始皇、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这里可拿武则天与享有最高纳
谏盛誉的唐太宗相比较。唐太宗于贞观初中期向来以纳谏著称，但到了暮年，“虑人致谏”或“杜谏者之口”；而武则天则不然，她与太宗一样能够虚心求谏，所不同的是晚年更加能够纳谏，而无拒谏之意。这是武则天在政治上的又一大特点。
综观武则天治理大周，审时度势，在意识形态领域积极利用儒、佛、道，宣传天命，制造舆论，统一人们思想，励精图治，躬亲庶政，独掌大权，又通过各种渠道，选拔有用之才，健全中枢机构，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她所任用的宰相，绝大部分都有相当大的才能。
因而，武周时期在政治上是非常有起色的。不仅下情得以上达，而且朝廷政令也能够雷厉风行，直达边陲。虽然中央和地方曾出现过个别害群之马，但天下之大，这样的事情即使在贞观时期同样难以避免。因此，可以说，武周时期的政治是颇为清明的。
武则天实现了临朝称制，是这场政变的最终赢家。但新的变故又出现了。光宅元年（公元 684 年）夏，担任眉州（今四川眉山县）刺史的李敬业、整屋县令李敬猷、担任给事中（门下省中级官员）的唐之奇以及长安县主簿骆宾王、太子詹事司直（太子宫中负责弹纠僚属的官员）杜求仁、盩厔尉魏思温等六人因为犯事被贬。这些被贬的人聚集在扬州，“各自以失职怨望”。他们感到利用朝廷内外对武则天的不满情绪，可以进行政治投机。于是商议以匡复庐陵王李显为旗号，推李敬业为统帅，魏思温为军师，发动叛乱。
叛乱集团是由失意的世族分子与郁抑的庶族分子相结合，是“皇唐旧臣、公侯家子”与文人的结合。唐之奇、杜求仁及徐敬业兄弟，是四个失意的士族分子。
他们的家族都列名于《姓氏录》。唐之奇为唐临之侄，唐临在显庆时官至吏部尚书。唐氏家族在《姓氏录》中应是三等。杜求仁为杜正伦之侄。杜正伦在显庆时曾任中书令，杜氏家族应列为二等。至于徐敬业，他的父亲是李勣，其家族则列为一等。骆宾王与魏思温两人是庶族失意分子，魏思温原来是一个县尉。县尉是个地位较低的官职。骆宾王是初唐“四杰”之一，少年才高，但落魄无行，闲散好赌。这两种力量结合起来以后，叛乱的基本阵营便初步形成了。
魏思温很有政治头脑，他想出一个主意，先指使与他气味相投、对武太后临朝不满的党羽薛仲璋请求奉使江都（今江苏镇江一带）。待薛仲璋到江都后，再由雍州人韦超到薛仲璋处密告扬州都督府长史陈敬之谋反。这样，薛仲璋就可以
顺理成章地把陈敬之收捕入狱，如此可以乘虚控制军事重镇扬州。文明元年（公元 684 年）八月，事情按设想的那样进行得很顺利。薛仲璋出使江都，并轻而易举地逮捕了“谋反”的扬州大都督府长史陈敬之。随后，徐敬业等人很快赶到扬州，自称奉密旨来担任扬州司马，因高州（今广东高州以东）地方酋长冯子献谋反，武太后命他发兵讨伐。当时，他打开府库，招集工匠打造鞍甲。命令士曹参军李宗臣赦免囚徒，并招兵买马，都授以兵甲，州府录事参军孙处行对他们的做法产生了怀疑，拒不从命，徐敬业将他斩首示众，扬州长史陈敬之也被杀，部属吏卒再也不敢非议。控制扬州之后，他们便进一步纠集起一州之兵，挂起恢复中宗的旗号，宣布恢复中宗的嗣圣年号。
之后，他们在扬州设置三府：一是匡复府；二是英公府；三是扬州大都督府。
三府之中，以匡复府最为重要，徐敬业自称匡复府上将，领扬州大都督。以唐之奇、杜求仁为左、右长史，李宗臣、薛仲璋为左、右司马，魏思温为军师，骆宾王为记室。楚州（今江苏淮河以南地区，治在山阳）司马李崇福举所部三县响应。
他们聚集在扬州十几天内就裹胁了十几万人，声势浩大。被繁重的赋税、徭役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江南农民，涌到徐敬业军中，成为叛军的主力。于是，移檄各州县，宣扬武则天的罪恶，号召天下匡复庐陵王皇位。这样，叛乱便最后形成了。
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扬楚事变”。
在扬楚事变中，武则天是最终的胜利者。无论是徐敬业还是裴炎，都在这场事变中败亡。他们失败的原因，除了武则天所处的地位更强一些外，还在于那些反对武则天的人，行动并不一致。他们由于利害关系，相互矛盾，没有形成一股反武的全力。而武则天则抓住敌人内部各种各样的矛盾，排除障碍，迅速出击。
徐敬业起兵后，反武阵营似乎十分强大，外有群集影从的叛军，内有异议汹汹的权臣。但细分起来，他们并不是铁板一块。同是临朝称制的批判者，刘仁轨的态度与裴炎就不一致。同是想以武力批判临朝称制，徐敬业与裴炎就不一致。
骆宾王的檄文中有一句话，是裴炎所断断不能同意的，这句话便是“无废旧君之命”。旧君之命就是高宗的遗嘱。根据遗嘱，李显登上了帝位。现在，徐敬业提出“无废旧君之命”的主张，是要恢复李显的帝位。这当然是裴炎所不能接受的。
因为正是裴炎及其支持者与武则天一道策划了二月废立。“无废旧君之命”的主张一旦施行，便是裴炎等的末日，更何况裴炎在政治上所追求的是立李旦为帝！
同是公开宣称以武则天为敌，徐敬业与魏思温也不一致。叛乱公开以后，内部矛盾就绽露出来了。徐敬业的支持者们，就用兵方向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辩，他们分为两派，一派以魏思温为代表，一派以薛仲璋为代表。魏思温主张及早渡淮北上，招合山东河北的豪杰，直指东都洛阳，据关决战。而薛仲璋的主张则是攻取金陵（今江苏南京），凭长江设险自固，而且取常、润等州，粮草充足，打下基业再拥兵北上。西进、快速、决战，这是魏思温的战略思想。简要地说，是攻势思想；薛仲璋的战略思想与之相反，是一种守势思想。薛仲璋认为金陵的王气犹存。自建安十六年（公元 211 年）孙权定都金陵以来，金陵作为六个不同朝代的首都，将近 400 年之久，公元 589 年隋灭陈之后，它才沦为一个普通城市。
距今不到一百年，自唐初人看来，并不是很遥远的事。这就是薛仲璋说的金陵王气。对于南下主张，魏思温采取了严厉的批判态度。他嘲笑取金陵是一种“巢穴”
思想。魏思温特别强调事业的政治性和正义性。他认为徐敬业应该认真地举起匡复的大旗，即不仅在言论上，而且更要在实际行动上。他认为，只有以匡复大唐王朝为旗号，挥师西进，直指洛阳，才会有四面响应的局面。西进的本质是匡复，南下的本质则是割据。骆宾王也是西进策略的坚决支持者。显然，魏思温的思想是正确的。但后来的事实是，徐敬业摒弃了魏思温的思想。
反观武则天，她的目的只有一个，这便是维护临朝称制。武则天和徐敬业同处于历史的漩涡之中，但武则天头脑冷静，徐敬业则徘徊在义利之间。当叛军内部就西进与南下问题发生争执的时候，徐敬业作出的是错误的南下决策；而在洛阳城内军事解决与政治解决的争执中，武则天坚持军事解决。这对她来讲，是一种正确的选择。它说明，在纷繁复杂的形势面前，武则天能清醒地辨明自己的利益所在，能朝那个正确方向行进，而徐敬业则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在什么地方！
不到三个月，起义就被粉碎。武则天利用叛军在南下还是西进的问题上犹豫不决的机会，在得到消息后七日之内就调集了 30 万部队进讨，十月大败叛军。
事到紧急关头，人们往往会犹豫不决。因为这牵扯成败利钝，牵扯是非善恶，矛盾就来了。现实情况往往难有鱼和熊掌兼得的结果，要么取义，要么取利，最怕游移于二者之间。武则天的判定标准单一，所以做起事来果断、坚决，敌人稍有迟疑，就可能被她利用。
徐敬业与魏思温为了反对武则天的临朝称制发动了扬楚事变，由于内部矛盾
终于被武则天击败。在这一场真刀真枪的较量中，武则天以坚定的意志稍胜一筹。
立李旦为皇帝是裴炎与太后两支力量搭伙求财的结果，但在这一次行动中，裴炎等不知不觉落入了武则天的圈套中。
裴炎与武则天合作，帮助武则天废除了中宗李显，立李旦为皇帝。但是，结果却是武则天大权在握，李旦名不副实。对于裴炎等来说，这比“废立”之前的局面更坏！废立之前，李显还享有若干权力，太后临朝称制还不是那么名正言顺，他可以在皇太后与皇帝之间舞智弄权。现在则不行了，虽然同是皇帝，但李旦却是一个毫无权力的皇帝。结果就使得裴炎目瞪口呆，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武则天在争夺权力的过程中，有同党，也有敌人和大量的中间派。她善于在后两者中争取到有共同利益的一批人，为己所用，去收拾异己。大的变动发生时，正是利益分合最激烈的时期，也正是武则天利用矛盾施展手段的时候。武则天用变的最好事例是临朝称制前后，她先利用裴炎，后来又消灭裴炎集团。
裴炎梦寐以求的是拥立李旦，而对于临朝称制，他们坚决反对。既然如此，裴炎等为什么这样卖力气呢？这就是武则天的艺术。她对裴炎等的心理是了解的，根据后来的事实看，在双方密谋的过程中，武太后根本没有提出临朝称制的问题。她同意了裴炎等的要求：在李显废立后，立李旦为帝。武则天的这种态度，驱使着裴炎等去为她卖力。
李旦被置于无权地位，已经使得裴炎集团深深地失望。在临朝称制之后，裴炎集团更恼怒起来，因为武氏家族地位正扶摇直上。中宗和睿宗的废立，使朝中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动向，是武承嗣的角色变换。二月十五日，武则天以太后的名义在洛阳宫朝堂上为睿宗举行了册“嗣皇帝”的典礼。为武则天安排主持册礼的，既不是受顾命之托的宰相裴炎，更不是远在长安的威望崇高的老臣刘仁轨，而是自己的侄子礼部尚书武承嗣。武承嗣的礼部尚书也是刚刚任命的。这年闰五月又当上了宰相——由礼部尚书改任为太常卿、同中书门下三品。
武则天起用的武氏家族，还包括武元庆之子武三思，他先后担任右卫将军和兵部尚书。
自高宗朝末年以来，宰相班子几乎是裴炎集团一手把持的独立王国。裴炎曾为控制这个王国而奋斗多年。以前，他甘冒嫉贤之名以排除裴行俭，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二月废立，排挤韦玄贞，目的都是为了控制宰相班子。他不能让宰相
事子中有异己分子存在。他不能让武承嗣等的权力再发展下去。
裴炎与皇太后的冲突，集中体现在对兴武和灭李的批判上。礼部尚书和太常卿都是负责国家礼仪的长官，就在武承嗣任此二职前后，他向武则天上书，请求将武氏五代祖以下皆追尊为王，受到裴炎的反对。裴炎还举了西汉吕后大封吕氏最终败亡的例子。但武则天认为，自己是不会重蹈吕氏覆辙的，理由在于，封王生者与追王死者是根本不同的。裴炎却说，追王死者就是为封活着的人为王的阶梯。要防止失败，就应当去掉这个阶梯，所谓“事当防微杜渐”。这是裴炎与武则天矛盾的首次公开化。但武则天不会就此搁置追封之事。到当年九月，武氏祖先就都被封为王。
这是裴炎集团和武氏决裂的第一回合。第二回合是围绕皇太后灭李行动展开的。当武承嗣建议杀韩、鲁两王的时候，武则天找裴炎、刘祎之、韦思谦等人来商量。但后两人这时却都唯唯诺诺，唯独裴炎坚决反对。武则天对裴炎这种态度，自然十分愤怒。
利用的价值早就没了，而矛盾又如此激化，武则天开始考虑除去裴炎了。在扬楚事变后，武则天与宰相裴炎的矛盾终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了，武则天开始向裴炎集团动手了。
徐敬业发动扬楚事变后，武则天和裴炎都想利用这次事变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裴炎方面需要控制叛乱，要使叛乱局限在江南一隅，不发展到中原来，否则，在那种情况下，时局的最高仲裁者将是徐敬业，而不是裴炎，他会被作为废君的逆臣除掉；另一方面，他又需要叛乱。对他来说，叛乱是迫使太后还政的一个筹码，他可以借此向武则天施加压力，逼她交出政权，取消临朝称制，使李旦成为名符其实的皇帝。
徐敬业举兵的消息传到东都，裴炎希望能拖延时间，等待事态的扩展，然后借此逼太后归政于睿宗李旦。所以，他并不积极提出讨论平叛之事。当武则天问裴炎平叛之计时，裴炎反而孤注一掷，以叛乱来要挟武则天，说：“皇帝年龄已长，却不亲掌政事，所以那些人才得到叛乱的借口。如果太后返政皇帝，则叛乱不讨自平矣。”在裴炎提出以政治方法解决扬州问题意见以后，监察御史崔察立刻上表指责他：“裴炎伏事先朝，二十余载，受遗顾托，大权在己，若无异图，何故请太后归政？”意思是说裴炎身受先皇临终之托，手握大权，知道叛乱却不
主张讨伐，反而请太后归政于当今天子，此中必有反谋。武则天借着崔察之言，命左肃政大夫骞味道、侍御史鱼承晔将裴炎逮捕下狱，审理此事。
对于裴炎是否参与了叛乱，历来有不同的认识。郭沫若认为他是参与其中的代表人物。郭沫若在历史剧《武则天》中设计的武则天审问裴炎的一幕很有代表性：
武则天：裴炎，你知罪吗？裴炎：我不知身犯何罪。
武则天：你身为宰相，图谋篡夺天位，与徐敬业、程务挺等狼狈为奸，兴兵作乱，荼毒生灵，你自问，当处何罪？骆宾王：中书令裴炎要派遣他的外甥监察御史薛仲璋奉使江都，并派遣程务挺将军的亲信给事中唐之奇作为随员。他叫我八月初八的清早寅时，到天津桥取齐，一道赶赴扬州，帮同徐敬业起兵。
武则天：骆宾王，你去见过裴炎！
裴炎：怎么？你还没有死？骆宾王：我感谢你啦。你和徐敬业、程务挺，里应外合，是你自己想做皇帝。你还封了我为中书令。
武则天：中书令骞味道，你可把裴炎给徐敬业的一封密信念出。
骞味道：英国公麾下：孝逸南下，务挺西迁。缓刑白马，静待青鹅。详由求仁面达，不宜。裴炎顿首。九月四日。
武则天：我对这信的意思大体上是明白的，是裴炎要徐敬业慢慢起兵。由于程务挺已经调走，李孝逸已经率兵南下，情势变了，所以不得不“缓刑白马”。
但这“静待青鹅”一句却也不懂，你们有人懂得吗？上官婉儿：裴炎他亲自告诉我，青字是“十二月”，鹅字的行书是“我自与”。“青鹅”的意思就是说，等到十二月，我自己动手。他说到那个时候，估计程务挺可以从单于道调回洛阳了。
他还给了我这么一瓶砒霜，要我把它放进莲子羹里面，毒死天后陛下，愈快愈好。
郭沫若作如此分析的依据，是唐人小说《朝野佥载》卷五所讲述的一个故事：
裴炎为中书令时，徐敬业欲反，令骆宾王想办法争取裴炎一同起事。骆宾王静思片刻，编出了一首歌谣曰：“一片火，两片火，绯衣小儿当殿坐。”然后教裴炎庄上的小儿唱诵这首歌谣，越传越广，以至京城里的童子都会唱。裴炎听到后，乃寻访学者进行解读。于是，召来了大名鼎鼎的诗人骆宾王。裴炎几次向骆宾王赠送宝物，骆宾王都不说。又送给他美女和骏马，骆宾王还是不说。于是裴炎将一幅古代忠臣烈士图拿出来与骆宾王共同观赏，当看到司马懿的时候，骆宾王问：
“不知相公要解读的是什么谣言？”裴炎告诉他是“片火绯衣”之事。骆宾王听后，当即退下，北面而拜曰：“相公是真命天子！”
不过，无论是从现存史料或当时实际政治形势分析，裴炎都不大可能具有篡夺帝位的野心。所谓谋反，只是武则天加给他的一个罪名。崔察的话讲得很明白，裴炎之罪与其说是对镇压反叛态度消极，不如说他想强化其受遗顾托的大权，不积极筹划诛讨，旨在逼太后还政，而不在支持叛乱。
武则天逮捕裴炎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因为她并没有拿到裴炎串通徐敬业的确证，但还是下制逮捕裴炎，关进监狱。于是，朝中出现了一场营救裴炎的风潮。
营救者之中，有凤阁侍郎胡元范、侍中刘景先，还有左卫率蒋俨、吏部侍郎郭待举。实际上出面和武则天辩论的，远远不止这几个人。他们大多是裴炎集团的人。
胡元范等人曾与武则天发生过激烈的争辩。他们说裴炎不仅不是反臣，而且还是“社稷之臣”。胡元范等的意见，受到太后的驳斥。但又有人出来辩论。于是，太后摆出了坚定态度。她说：“裴炎有反端，只是你们不知道罢了。”但胡元范等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他们顶着说：“如果裴炎是谋反，那臣等也是谋反！”
这话背后的意思是：如果认为政治解决问题就是谋反，那么我们也是谋反者。言下之意，即他们也主张以政治手段解决扬州问题。很大一部分宰相、副宰相和相当一级的高官发难了。武则天的答复是：“朕知道裴炎谋反，也知道你们不谋反。”
在复杂的局势面前，武则天态度更强硬。一方面，她将胡元范、刘景先也逮捕起来；另一方面，她在九月丁亥日，颁布制书，把骞味道、李景谌提拔到宰相的位置上。裴炎被收监以后，骞味道是被指派审理裴炎的两法官之一；李景谌则是在朝臣们营救裴炎活动蓬勃展开时，力持异议的人。他论证裴炎必反。
这是武则天极为拿手的一着，其特点就是利用手中的政治指挥棒来操纵时局。每逢遇到棘手的问题的时候，她就鲜明地表示态度：我喜欢的是什么，讨厌的是什么；你们可走哪条道，不可以走哪条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反对临朝称制的宰相，我把他抓了起来；拥护临朝称制，但地位稍低的官员，我把他们提升为宰相。特别是在紧要关头，有的人不一定就是真有德行和才干，甚至是一些小人或投机者，但只要忠心，武则天照样重用。
武则天的这一招使出后，朝中的汹汹之势似乎有所平息，但是，裴党中的中坚分子仍未息止。一份营救裴炎的密表，从灵武寄来，呈表人是单于道安抚大使
程务挺。程务挺曾作为裴行俭的副将在平定漠北突厥的叛乱中立下大功，又协助裴炎勒兵入宫废黜中宗，已是军界的实力人物。军方的异议总是举足轻重的。二月废立以后，程务挺在洛阳呆了一段时期。第二年七月徐敬业等人的活动还处于隐秘阶段，武则天以为时局已经稳定下来了，就叫程务挺回灵武去。这次回灵武，她给程务挺升了官，以前他是以右武卫将军资格作单于道安抚大使的，而现在他以左武卫大将军的资格作单于道安抚大使。
程务挺不仅与裴炎关系密切，而且与叛乱集团中两个重要成员唐之奇与杜求仁，关系也不错。程务挺的密表使武则天深为吃惊。曾有人向她指出：徐敬业、裴炎、程务挺三人是串通一致的，但并没有拿出什么确证。
武则天在压力面前以她特殊的方式表明了态度。她派人到程务挺所在军中将其斩杀，籍没全家。这样的大案，居然没有引起任何波动，只是唐朝损失了一员宿将。还有一位同样由裴行俭提拔起来的干将王方翼，就是为赵持满收尸的人，因为同程务挺素相亲善，又是被废王皇后的亲属，这时也被从夏州都督任上征还下狱，流放崖州（今海南三亚）而死。
在杀裴炎的事上，武则天是不敢轻易下决心的，毕竟，裴炎集团有军方的支持。必须找到更有力的支持才能对裴炎下手。在这个问题上，武则天利用了刘仁轨。刘仁轨是和裴行俭齐名的老将，正任西京留守。长安所在的关中是唐主力部队府兵的聚集地，是洛阳的后院。必须在这位老将的支持下，才与可能镇压裴炎集团。刘仁轨曾经反对过武则天临朝称制，但武则天对他十分容忍，就是想有朝一日换取他的支持。恰好刘仁轨此前受到裴炎等人的排斥，对裴炎独揽大权的做法早有不满，于是，又一笔交易做成了。
公元 684 年阴历十月，裴炎被斩于洛阳之都亭。处置完裴炎，轮到那些证明裴炎不反的人了。除裴炎几个兄弟受流放外，刘景先被贬为普州刺史，胡元范流放琼州，不久两人都凄惨地死去。
从武裴双方利用事变的技巧上看，武则天与裴炎心境不同，便可以明了当时双方的高下。武则天的心境，在她阅读骆宾王那篇著名檄文时表现得很明显。当武则天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时，立即回头问侍臣：“这话是谁写的？”有人说，是骆宾王写的。武则天说：“宰相之过，安失此人！”而裴炎有失常态的表现连武则天的亲信姜嗣宗都看出来了。
武则天与裴炎的政治风度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当然，两人的政治风度，取决于她（他）们的政治素质和地位。在武则天，她居于强者地位，表现得泰然自若；裴炎，他处于弱者地位，不免流露出紧张情绪。武则天没有在裴炎的压力下屈服，她采取措施，保卫临朝称制。这些措施是：调兵遣将，派出讨伐部队；逮捕裴炎，投入监狱。
在武则天和裴炎的较量中，首先是武则天的权力超过了裴炎，然后又是武则天的智力超过了裴炎！在这场竞赛中，裴炎怎能不输？李氏宗室曾经是武则天得天下的根本，但等她大权在握后，又成为她最强大的威胁力量。
武则天以李家媳妇夺取李家天下，和李唐宗室的关系紧张而复杂。她消灭李唐宗室的大政策是既定的，但又不能一上来就露骨地屠戮，那样会失去一部分人对她的支持。在对付宗室的过程中，她施展的阳谋炉火纯青。
扬楚事变发生后，在选派讨逆流统帅的问题上，武则天通虑全局，深谋远虑。
反叛发生后一个多月，武则天调集了一支 30 万人的大军，派出镇压叛乱，30 万大军的统帅最后被定为李孝逸。李孝逸和李唐王室有深厚的血缘关系。李孝逸是高祖堂弟淮安王李神通之子，与李世民为同辈，于高宗和武则天则为叔父。这样一个人物，挑选来做讨叛军的统帅，是否合适呢？这时候，一些驰名的将领，如程务挺、张虔勗、李多祚、黑齿常之等，他们的声望都比李孝逸高，战场经验也比李孝逸丰富。为什么武则天没有挑选他们而挑选了李孝逸呢？在武则天的眼中，朝中虽然诸多良将，但大多与裴炎集团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当时武则天与裴炎集团的关系正处于微妙的变化中，已经由立李旦为皇帝之前的搭伙求财，变成了武后专权后的反对大权独揽。所以，武则天在挑选战将时，首先考虑的就是淘汰与自己有分歧和矛盾的裴炎集团。
李孝逸是来自西南方面的人物，与裴炎集团没有关系。程务挺、张虔勗等人都是来自西北军方面。二月废立时使用的部队，是由程务挺与张虔勗率领的，武则天这次钦点李孝逸，含有一种平衡程务挺与张虔勗权力之意，她需要用来自不同方面的人。而且，李孝逸是在高宗朝末才兴起的人物。武则天临朝称制后，提拔他为左卫将军，甚见亲遇。他不是武氏兄弟要打击的目标，在朝中关系也比较简单，所以武则天要重用他。
尽管如此，起用一个宗室去讨伐一个自称为李唐皇室而战斗的所谓“匡复”
政权，这种作法是否危险呢？其实这又是武则天的高妙之处，她任命李孝逸，还含有安抚李唐皇室的意义。叛乱兴起时，在北起燕赵，南迄洞庭的地区，李唐皇室作州刺史之类者，还大有人在，这些人若与徐敬业合流，危害性是很大的。叛军打出的旗号是匡复李家天下，她派出的统帅恰是李唐皇室的成员。这样，就可以表示自己对李唐皇室的信任，对在各地做都督刺史的宗室成员是一个很好的安抚，也是对叛乱集团在政治上的一个有力回击。在扬楚事变中，皇室诸王并没有采取支持徐敬业的行动，与这些措施不无关系。这便是阴谋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当然，这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心。
当然，武则天也没让李孝逸独掌平叛大军的统帅权。她还派亲信魏元忠作监军，又派少数民族将领黑齿常之参加会战，这也算是阳谋中的阴谋吧。
扬楚事变后涉及李唐宗室的重大事件是博豫事件。武则天与皇室诸王之间的关系，在高宗去世以后的一段时期，是极为紧张的。太宗的弟兄中以韩王李元嘉、霍王李元轨、鲁王李灵夔最为知名。武则天都封他们为高官，为朝廷点缀，却无实权。两都的将军、羽林军将军，都在武则天的侄孙辈手中，这样唐室就自内而亡了。那时她正在推行兴武灭李方针，社会上也大量流传着太后要杀尽唐室诸王的消息。以后，紧张关系有所缓和。李孝逸在其中起了润滑剂的作用。在扬楚事变之后，武、李关系紧张的局面又出现了，那种一度熄灭了的政治谣言又流传开了。有迹象表明，太后将对皇室诸王采取新行动了。
垂拱四年（公元 688 年）春天，武则天修建了一座大型宫殿，定名“明堂”，又称万象神宫。早些时候，武承嗣叫人在一块石头上镌刻了八个字：“圣母临人，永昌帝业”。他叫人把这块石头丢入洛水之中，然后，又叫人把它捞取上来，并把它呈报给武则天。武则天非常欣赏这种做法，她认为这是神对她事业的祝福。
一切都显示政治上立刻就有激变发生。唐室的宗室王公都明白，一个新的朝代的建立已迫在眉睫，宗室面临的危机和打击不可避免了。
明堂竣工之日，武则天要举行一个盛大的典礼。典礼分作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太后驾临洛水，向洛水之神礼拜感谢，这一部分典礼被称为“拜洛受图”。图指的就是那块石头，典礼的第二部分则是“受贺”。拜洛之后，太后还归明堂，接受群臣朝贺，朝贺者不仅包括京官，全国各州刺史也必须来京参加贺礼。这年五月，太后发下诏书，通知包括李唐皇室诸王在内的州刺史，要求他们做好准备，
在明堂竣工之日，必须如期来朝明堂。
对唐室诸王来说，邀请是不受欢迎的。在最近几年，他们越来越被排斥而不能在政治上起任何有意义的作用。他们已无寸土之地。诸王很了解京师的事，显然也清楚他们作为武则天实现其野心的障碍，处境很危险，他们是在得知武则天正在准备死亡陷阱这一警告后才突然行动的。他们理解，集体拒绝参加庆典也会获罪，就决定谋反。
唐室王公本来散居各省，于是彼此之间，密信纷飞，与京都朋友之间，也急传消息。谣言究竟可靠不可靠呢？王公们是否去参加典礼呢？在京都的王公们自己也不知怎么想才对，也不知道信什么好。东莞郡公李融写信给友人高子庚，高回信：“如欲活命，勿来京都。”
若说武则天与她侄儿武氏兄弟故意散播谣言，说将在京都将诸王一网打尽，用以激起诸王仓促举事，然后像狱吏故意纵放囚犯逃走而自背后射杀那样，这种猜想不能说没有道理。诸王公是慎重处事，在武则天挑拨刺激之下，隐忍不发呢？
还是奉诏入都，齐集一处，像成群的猪羊遭受屠宰呢？大部分李唐皇室中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反对武则天的密谋，但真正举兵起事的只有博、豫两州。武则天总算把他们吓惊了。她也许盼望他们仓促起事，而自己袖中藏有利剑冷静等待。
因为她正是代子临朝，她的儿子就是太宗之孙，即使把唐室王公杀个干净，也算是保卫唐室。这就是阳谋。不过，宗室诸王真造起反来，还是让武则天十分恼怒。
自往至今，她对宗室一直采取安抚、容忍甚至笼络政策。但现在他们居然敢于向她发难。不过也好，他们自己跳出来，正好诛除，省得他们长期为患。
博州的行政中心在今山东聊城。刺史李冲是太宗之孙，越王李贞之子。他于垂拱四年（公元 688 年）八月举兵起事，武则天命左金吾大将军丘神勣为行军总管以讨伐，兵未至而李冲已被杀，博州平定。李冲起兵大约七日而败。豫州，行政中心在河南汝南。刺史李贞，太宗第八子。李贞于八月举兵于豫州，以响应李冲。武则天命左豹韬卫大将军曲崇裕为中军大总管，领兵 10 万讨伐。九月，李贞自杀。李贞起兵后约二十四日而败。
李唐宗室之乱，本应可以造成比徐敬业更大声势。但是这些宗室子弟之中，竟没有一个能与徐敬业相比的。宗室的失败，当然和时间紧迫、交通困难的情况下很难组织协调有关，但根本原因还在于，这些宗室豪门贵族的叛乱没有得到广
大民众的支持。此时大唐已趋于稳固和富庶，天下民众反对战争，渴望和平。同时，他们也得不到庶族地主官僚的支持。因为武则天的统治很得这一阶层的人心。
并且，宗室叛乱之军连本境也攻不下来，也说明他们在地方上也很不得人心。特别是他们都死在自己的家门口更说明了这一点。
李冲募兵很久，但没有民众支持，只募得五千余人。他想渡过黄河取济州（山东聊城以西地区），先击本州博州的属县武水，武水县令郭务悌听说刺史跟李冲谋反，连忙派人到魏州去求救，博州莘县县令马云素也闻知消息，带兵千人中途邀击李冲不成，退入武水与郭务悌死守。李冲进军武水城下，用草车塞城南门，借风向纵火焚烧，想乘火突入城去。不想风向突转，反致火烧自己的兵马，只好急退，士气沮丧。手下将领董玄寂对人说：“李冲与国家交战，这是叛逆，所以得不到上天的保佑，反致逆风。”李冲听了，杀了董玄寂。招募的部众不愿随李冲效死，一哄而散，逃入草泽。
博豫事件以后，武则天可以把唐室王公一网打尽了。因为王公的公然谋反。
韩、鲁两王被勒令来到京师。武则天早就想杀掉韩、鲁诸王，起念在四年之前，临朝称制刚刚建立之际。但那时候，条件还不够成熟，而现在，条件成熟了。韩、鲁两王谋反的证据当然是确凿的，武则天所需要的是他们之间相互沟通串联的情况。从查密谋着手，就可以将大批参与了叛乱活动的人查出来。
韩、鲁诸王的案件，是当时关系重大、举世瞩目的案件，武则天授权一个普通司法人员、后来的大酷吏周兴审理此案！周兴以他独特的手段，得到了武则天所需要的“密状”。他胁迫李元嘉、李灵夔、常乐公主等自杀。以杀韩、鲁等人为起点，武则天开始了对李唐皇室及亲附于他们的士族的大屠杀。
被屠杀者，在垂拱四年（公元 688 年），有东莞公李融，青州刺史霍王李元轨、江都王李绪，武则天唯一的女儿太平公主之夫薛绍，还有殿中监裴承先。裴承先是唐室佐命功臣裴寂之孙。薛、裴两家都是关陇集团中数一数二的高门。第二年被屠杀的有：辰州别驾汝南王李炜、连州别驾鄱阳公李湮等 12 人。九月，鄂州刺史嗣郑王李璥等 6 人被杀。天授二年（公元 691 年）的后半年，株连的关系性质越来越广泛，越细微，可以说，唐室宗族大多数人及重要的王公都已消灭殆尽。从唐室的族谱就可以看出来五家完全灭门（霍王李元轨、韩王李元嘉、舒王李元名、徐王李元礼、越王李贞），只有鲁王李元夔、纪王李慎、许王李素节
的少数子孙还得以残存。幸免于死的儿孙都流放到亚热带的地方，有的充做奴隶，有的潜踪隐迹，不得出面。
武则天借博豫事件基本上完成了摧毁李唐皇室的任务。李唐皇室成员除了李显、李旦等极少数几个人还保留李氏这个姓氏外，绝大多数皇室成员都已剥夺了亲属籍，这就为武周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石。
太宗有一雄健、暴躁的名骏，叫狮子骆，为西域蕃国所赠。太宗喜它剽厚，苦于它不驯。一日，太宗召了几位文武大臣去御厩，问大家：“如此良骏，徒闲厩中，诸卿谁能驾驭？”这时武媚娘走到太宗面前，躬身道：“臣妾可以驾驭。”
太宗问她用什么驯。媚娘答道：“只要陛下给臣妾三样东西：一根铁鞭，一个铁锤，一把匕首。先以鞭笞，不驯则施以铁锤，若再不驯，就用匕首割断它的咽喉！”
媚娘话音刚落，太宗击掌而赞：“有胆识！有志气！”
这是武则天刚入朝时，应对太宗的驯马之道。她运用“铁鞭、铁锤和匕首”
来对付不驯服的马，在政治斗争中，她也毫不犹豫地运用这种方法对付自己的亲人——武氏家族。
武则天早年与其家族的感情十分恶劣。她和母亲杨氏对她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兄长武元庆和武元爽，可以说是仇恨。因为武后之父先娶一妻，生有三男，先娶之妻亡故之后，才娶武则天之母杨氏，杨氏生有三女，武则天行二。武则天的父亲谢世以后，家事为兄掌握，对杨夫人冷淡失敬，杨氏衔恨在心。
在武则天攫取权力的过程中，她需要一群人能帮她卖命。在开始阶段，还没有很多人能为其所用，亲属就成了天然的同盟军。在权力和感情的天平上，武则天一向倾向于前者。她没有嫡亲兄弟，好在还有两位关系不睦的同父异母兄长，以及一些从父兄，其中较知名的是武惟良与武怀运，俩人都是武则天二伯父武士让之子。
东封泰山之前，武则天试图解开家族矛盾这个结，她提升了兄长们的官职，武怀运由满洲长史提拔为淄州刺史，武惟良由始州长史提升为卫尉少卿。武则天的用意，是想博取兄长们的感激之情，使他们能为己所用。但事情的结果，却出乎她的意料。
史书记载：一天，武则天的母亲荣国夫人杨氏设酒宴，席间，她旧事重提，想起了当年家族内的矛盾，对武惟良说：“你们记得当年的事吗，今天有什么话
讲？”她原想在昔日不肖的家族晚辈面前出一口恶气，让他们在女儿的权威下对自己毕恭毕敬，在女儿的提拔下感恩戴德。哪想到，武惟良回答说：“我们有幸因为功臣子弟的身份位列朝廷，早早走上了仕途，但是我们对自己的能力有正确的估计，所以不求富贵闻达。不敢靠着皇后的裙带关系加官晋爵，对于皇后的提拔，我们诚惶诚恐，并不以之为荣。”
武惟良等并没有表示感激之情，他们认为自己早就是功臣子弟，官职来自先人的赐予，他们安于天命，对于原来的官职，表示满足，不想作进一步的升迁。
现在皇后对他们的提升，是一种“妄得”。他们反为自己的提升感到忧虑。他们忧虑的是什么呢？武惟良等之所以诚惶诚恐，是由于他们对皇后所做之事也缺乏信心，皇后那种钳制皇帝，以残酷手段打击政敌的作法，是危险的作法。他们不和皇后搅在一起，是为了保全宗族。
在杨氏看来，这是多么不识抬举，多么忘恩负义，多么不可救药。杨氏本来就对武惟良等持有深刻的偏见。现在，她把宴会上的情况，汇报到武则天那里，武则天异常震怒，她要使用她的驯马哲学，把她的铁鞭、铁锤，匕首拿出来了。
武则天是一位驯马高手。她一生中多次使用驯马哲学，现在这一次使用，和以往不同之处是，皇后在她的铁制武器上边，镀上了一层耀眼的光泽！武惟良等不愿意和皇后合作的原因，是不能公之于众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些在皇后当权的时候采取疏远态度的外戚，不愿意卷入激烈斗争的漩涡里去，他们往往赢得声誉。武惟良等的不合作态度如果被宣扬出去，士族社会将向他们脱帽致敬，而这对于皇后的事业来说，将带来不利的影响。皇后决不能向外间说：我向外戚套近乎，但外戚并不买账，因此我要惩罚他们。皇后只能说，不是外戚疏远我，而是我疏远外家。这样，荣誉将会降临到皇后的头上。于是，她给皇帝上了一通表疏，表示了一种异乎寻常的谦逊态度，她说：“提升武惟良等人的职务，将给人一种印象，好象是皇后‘私于外家’，而这并不是我真正的态度，因此，他们应该外贬。”
于是，武惟良被贬为检校始州刺史，武元庆为龙州刺史，武元爽为濠州刺史。
武怀运本来就是外官，便继续作淄州刺史。武元庆到了大南方的龙州就死了。武元爽却死得不那么容易，他又二度流配到更荒远的地方，遭受控告，被处以死刑。
这二人之死，远在千里之外，一个半野蛮的荒僻小县，在清平安懿的朝廷上，没
有引起一丁点儿波澜，没有一点儿声响。武氏家族从此被搁置岭南，一搁就是 8年！
岭南是唐代流放罪人的区域。高宗在位的前期，流放到岭南是一件极为痛苦的事。皇帝虽然经常大赦天下，广施恩典，但对于流人，却采取了一种冷漠乃至残酷的态度。乾封元年，皇帝在泰山脚下发布了大赦令，这个命令有一个附加规定：流人不许还。这道诏书冻结了流人回调的可能性，李义府于是在绝望中死去。
武氏家族中被流放岭南的人也感到了绝望和无奈。
这时候，在武氏宗亲中，宫廷之中还有两个深受皇帝宠爱的人物，那便是韩国夫人和她的女儿。也就是武则天的姐姐和外甥女，她们都是武则天介绍入宫的。
她们现在是皇帝的慰藉。春风得意的武则天再一次尝到了被冷落的滋味。但是，武则天并不是一个没经过风浪的女人，她已经侍奉过两个皇帝，在这嫉火烧身的后宫中生活了近二十年，看到她姐姐和外甥女得宠，表面上，她对姐姐和外甥女仍同往日一样地亲热，对见异思迁的君主也并无责备，相反，却表现得更为温顺。
也许是巧合，也有传闻是武则天做的手脚，在深冬的一个夜晚，韩国夫人死了。据说韩国夫人的病很特别，惊悸、发烧，昏睡中总说胡话，大喊她活不成了，有人要杀她。武则天以隆重的葬仪埋葬了她的姐姐。她表面上很悲哀，然而，在她的内心深处，也许在暗自庆幸这次胜利。
韩国夫人死后，高宗陷于沉重的悲痛中。为了报答韩国夫人，封其女为魏国夫人。涉世尚浅的魏国夫人有些欣喜若狂了，却不曾料到，她的行动已经引起了她姨母的憎恨，她每向皇上献上一分温情，自己的处境也便增加一分危险。对武氏子侄的仇恨和对外甥女的嫉恨，使得武则天对他们来了个一计杀三亲。
乾封元年（公元 666 年）封禅大典之后，武惟良、武怀运二人曾随驾东封泰山。归来以后，二人到京，武则天召他们去荣国夫人杨氏宅。按照规定，他们必须向天子献食，这是所有州刺史都必须履行的职责。当下，惟良兄弟派人将食品取来，跪献皇上。武则天挑出几尾白鱼，令人送至厨下。宴席开始，武则天把烹好的一盘鱼端给魏国夫人。谁知，鱼方下肚，就觉腹痛，霎时间，口鼻流血而死。
家宴上顿时大乱，皇上没有了主张，伏在魏国夫人身上大哭不止。惟良、怀运更是乱了方寸，六神无主。突然，武则天沉下脸来，厉声喝道：“两个忘恩负义的贼子，真是恶毒至极，竟想用白鱼毒死圣上！”两兄弟糊里糊涂地成了刀下之鬼。
自不待言，鱼中的毒药是武则天放的。武则天一计杀三亲这件事曾被后人大加指责，认为她太残忍，嫉妒心过重。其实，武则天之所以这样做不仅仅是嫉妒和报复心的促使，而是由强烈的权势欲所制约。她是一个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铁腕女人，她的最终目的是独揽国家大权。在走向权力的道路上，她不允许任何人来妨碍她、影响她，即便是兄弟姐妹也毫不例外。
诸武子弟因为与武则天母女间的旧怨，遭到了无情而冷酷地打击与惩罚，落魄岭南。武则天没有让武氏子弟中的任何一位来继承其父的宗嗣与爵位，而是另外选择了一位外姓子弟贺兰敏之，令他改姓武氏，袭爵周国公。贺兰敏之是荣国夫人的嫡亲外孙，估计这一决定也得到了荣国夫人的首肯和认可。因为此时的杨氏正和自己的外孙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贺兰敏之做了武则天母亲杨氏之的情夫。史书说敏之年少潇洒，是个帅哥。乾封元年（公元 666 年），88 岁的荣国夫人情欲依然旺盛。她爱上了外孙贺兰敏之。贺兰敏之成为周国公后，武氏家族从岭南回归的希望，就渺茫了。这和武则天的谋划并不合拍。武则天要攫取更大的权力，武氏家族的助力是不可或缺的。但她母仪天下，对生母当然要有所顾及，也就隐忍了那个倚仗老太太宠爱肆行胡为的外甥。
贺兰敏之和魏国夫人同出一母。尽管武则天指定由他来继承武氏宗嗣，并赐予高官显爵，但并没有使贺兰敏之完全倒向武则天这边。贺兰敏之没有胆量从正面来反抗武则天，动辄违背武则天的旨意来一泄私愤。他甚至不顾一切地奸污了武则天和唐高宗亲自选定的太子妃，让李唐皇室蒙受耻辱。这不能只简单地归咎于贺兰敏之的荒淫无度，放荡不节。
贺兰敏之行为放纵，久已为武则天所不悦，但他悲剧的真正原因来自他和皇帝的一次谈话。乾封元年（公元 666 年）正月中的某日，皇帝痛惜魏国夫人的去世，泪流满面地对敏之说：这之前我上朝时看她还好好的，退朝时就没救了，怎么死得这么仓促？贺兰敏之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对着皇帝号哭。其实，俩人心里都明白，都还有未说出的话。武则天听到这个情况以后，说了一句话：“此儿疑我！”于是，贺兰敏之就非死不可了。但是，武则天还是将这件事情吞咽了四年多。因为荣国夫人还活着，离不开贺兰敏之，武则天投鼠忌器。对武则天来说，隐忍四年的滋味必定不好受，但她还是忍下了。因为如果和母亲也闹翻，她的声威和势力都会被贬损，她的内心也无法安宁。现在，母亲死了，一切可以按她的
计划行事了。荣国夫人在咸亨元年（公元 670 年）九月死了，次年四月，贺兰敏之就被流放到雷州，半路上被人用马缰勒死。
武则天对高宗的感情，历来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认为武则天把高宗视为手中玩偶，无爱情可言，甚至有杀害高宗的图谋。另一种认为武则天对高宗还是很有感情的。后人已无法再窥视武则天的内心世界，也许她对高宗是一种复杂的感情。但可以肯定的是，当爱情遭遇权力的时候，她决不会因为前者而放弃后者。
为了权力，一切浓情厚谊可以放在一旁，一切矛盾纠葛也可以消解。
为了权力，武则天不但可以抛弃亲情，甚至也压制自己的感情。为了长远的目标，她又随时调动宗亲中可以为己所用的力量。
上元年间（公元 674 年），高宗在泰山封禅时的关于“流人不许还”的诏书在行使了八年之后终于解禁，武则天有选择地召回了一批人。在被召回者之中，最主要的是武氏家族中的人物。武则天的堂侄武承嗣被召回了。不久，武三思和整个武氏家族都回来了。这些人，成为武则天夺权的一支重要依靠力量。
武承嗣的归来，意味着皇后与武氏家族的全面和解。武氏家族中第三代人对武则天的态度与第二代的迥然不同。第二代人是旧日家族矛盾的当事人，他们对旧怨耿耿于怀，并且认为跟着武则天是危险的事。而第三代对旧日矛盾没有切身体会，他们有切身体会的是在岭南的痛苦生活。他们受不了那种生活，唯一的愿望就是迅速离开岭南，回到安富尊荣的境遇中去。诸武子弟在领教了武则天翻云覆雨的手段之后，也比他们的父辈聪明多了，他们对武则天没有丝毫的不满或不敬，只有顺从和依附。他们拥护武则天的权威，亦步亦趋地紧跟其后，为武则天的统治摇旗呐喊。
咸亨五年（公元 674 年）四月，武承嗣被召回后破格提拔为宗正卿。不过，在高宗去世之前，诸武子弟在朝廷的权势还是颇为收敛与谨慎的。十年中，武承嗣只是一般臣僚，在政治上无特殊表现。一方面，高宗在世之时，武则天对李唐宗室和朝中大臣还是颇为顾忌的。宗室子弟有着皇族高贵的血统和身份，“地尊望重”，在皇宫或者地方都有着较大的势力和影响，同时还有高宗对他们的优待和庇护，不能不避忌。而戴至德、刘仁轨、狄仁杰、裴炎等一批正直能干的朝中大臣的存在也无形中限制了武则天的滥用外戚。另一方面，诸武子弟从岭南被召回，武则天要对他们重新认识并改变态度，诸武子弟要小心翼翼地表现自己，双
方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也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在高宗统治时期，诸武子弟的政治活动还是颇为保守的，武则天并没有赋予他们太多的权势，武氏子弟无一人担任过宰相之职。诸武权势的增长主要是从高宗死后开始的。
嗣圣元年（公元 684 年）二月，武则天和裴炎集团发动了二月废立，而行册授新皇帝礼的居然是礼部尚书武承嗣。为新帝行册授礼的人必须有极为显赫的身份，当年，绶册武则天为皇后的是当时头等显贵、威望崇高的老臣司空李勣。按理说，当时刘仁轨与裴炎的威望都在武承嗣之上，武则天却不挑选他们，而挑选武承嗣。它向整个士族社会传递了一个信息：准备大大起用武氏家族了。
光宅元年（公元 684 年），闰五月，武承嗣被任命为宰相。第二个被重用的是武三思。武三思是武则天长兄武元庆之子，他被提拔为夏官尚书（即兵部尚书）。
与此同时，武氏家族的小辈人物也迅速得到提拔。太平公主的丈夫武攸暨由驸马都尉做到了右卫将军，他的哥哥武攸宁由凤阁侍郎升为纳言，即门下省的长官侍中。还有武则天的姑表弟宗秦客也做到了凤阁侍郎。
武则天称帝以后，给父亲的庙号是高皇帝，武士彟成了周高祖。追谥先世的同时，还要分封后代。与武则天同辈的人无一健在。其同父异母兄武元爽之子武承嗣封魏王，武元庆之子武三思封梁王，这是武士彟的一支。武士让一支，武怀道之子武攸宁封建昌王、武攸暨封千乘郡王，武惟良之子武攸宜、武攸绪，武怀运之子武攸归、武攸止、武攸望皆封为郡王。武士逸一支有武重规、武载德、武懿宗、武嗣宗四人健在，皆为郡王。武则天不仅将所有在世的侄字辈人物分封为王，还将武承嗣六子武延基、武延义、武延安、武延寿、武延光、武延秀分封为郡王。这样，一个以武则天为核心的武氏宗族集团，就成了名正言顺的皇室集团了。除了封号，还安置他们到中央或地方的各级官僚机构中去。武承嗣、武三思当朝用事之时，朝中宰相都依附巴结他们，一时间炙手可热。诸武子弟又与幸臣、酷吏相勾结，沆瀣一气，排斥异己。一支武则天掌控的能在外朝发挥巨大作用的势力形成了。
在对武氏家族的处置中，武则天充分运用了自己的“驯马”哲学。当武氏家族的成员不服她的时候，她运用各种手段使他们贬黜岭南，或借刀杀人，或诬陷至死。直到流放到岭南的武氏第三代弟子对她唯唯诺诺，一心一意为她办事，而她又处于急需支持势力的时候，才将武氏子弟调回宫廷，授以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