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趟美国之行，为期仅仅六个礼拜。时间这么短促，如果逗留在一个地方，还可以对美国一个角落稍获认识；然而我是由北而西，由西而南，由南而中而东地在铁轨上“滑行”。如果我是个漫游的旅客，也许在闲情逸致地“滑行”中还有所观察，然而我是为报道一个国际会议而去的，没等开完会，又为大西洋彼岸一场大选举催回。所以除了吃到美国不少海味，就国情考察而言，我的“美国之行”确很空洞。但我是由英国去的，这一点却为我提供了一种便利：在美国，我随处都在对照相近似而又不尽同的英国，回到英国，我以拿美国作蓝本比较起来，这样，与其说跨过大西洋使我知道了美国，毋宁说此行使我对居住了七年之久的英国加深了理解。
1945年 2月底，我由莱茵前线匆匆赶回，在伦敦 36小时内办完护照，打完行李，便到伦敦西城一个直通海港哈利法克斯。沿着圣劳伦斯河流域的针叶大森林，次晨经旧都魁北克而到加拿大第一都会蒙特利尔。下午登车，经过新都渥太华，沿了安大略及伊利二湖（湖对面便是纽约州）而抵密执安湖南端工业交通枢纽的芝加哥，“孤立主义 ”的大本营。横穿过中西部数州，第二天到落基山麓的丹佛。由丹佛南行绕游落基山这一天，所看到的风景留下的印象最深。次晨，到了盐湖城。第五天中午，火车便驶进了旧金山站：我的目的地，我的工作站。那里正有 40多国的政治首脑，近万名专家和来自世界各地的 2000个记者，聚集在华丽的歌剧院里，重新翻盖起坍塌在日内瓦的“国联”。
两周以后，旧金山的大场面越看越像一个空前伟大的鸡尾酒会，我便决定在美国兜个圈子，直回我原有的岗位。于是便搭了“夜莺 ”号夜车先到影城洛杉矶。在好莱坞盘桓了一天，看华纳兄弟公司拍三个新片，特别感兴趣的是见到了贝蒂·戴维丝。午餐是坐在她邻桌吃的，她正在指手画脚同导演争辩着。晚上是在一位导演罗易斯家过的，听她的女儿们弹琴。导演先生由戏剧性曲线谈到国际关系，认为越是这么拍案大闹，越不要紧；戏剧的紧张场面向来是起伏的，然而戏剧的高潮来到以前，总分外来得沉寂。什么时候消停下来，那时也许会真有武戏出演了。
由洛杉矶南行经过南方四个辽阔多山的州：亚利桑那、新墨西哥，以戴宽沿帽“牧童”著名的得克萨斯，而到达把着密西西比河口、充满了十八世纪法国风味的新奥尔良。墨西哥湾上温煦的海风吹着一簇悠闲到不像美国人了的市民。由那里，告别了密西西比河，沿阿巴拉契亚岭北上，到了出熊的烟山之麓田纳西水利工程局（TVA）的中心。三天的盘桓使我对科学转祸为福的神力，大为敬服。一面对中国的前途增了信念，一面对当前的浪费人命，虚掷天赋，越发感到愤慨。由田纳西经弗吉尼亚州而到美国政治首都的华盛顿，然后到了大都会纽约，世界的不夜城，吃呀喝呀尝了阵美国人的享乐法。 6月 6日，搭车到了巴尔的摩城，当晚便登上一架水上机，在纽芬兰停了一下，一气便赶回了丘吉尔与艾德礼所领导的两个政党厮拼中的英格兰。
这样一大段行程，总有几件难忘的影像吧！有的，而且还有三桩大事都发生在这六个礼拜中： 4月 12日罗斯福的死， 4月 25日旧金山会议的开幕和 5月 8日那天，蹂躏全欧十数载的纳粹德国投降了。
护航轮上
护航有如团体旅行，在平时，一定是要不得的。每小时明明能跑 30里的快轮得把马达放慢下来，凑合那每小时 11里的高龄旧船。然而在危险中， “团体”本身就是个安慰。出了格拉斯哥海港，到各轮约定集齐的洋面（是次晨了），一开舱门，前后左右都是船：单烟囱的，双烟囱的；燃煤的，点油的；货船、商船和兵船浩浩荡荡五十八条。（是听说的，并不能都看到。）虽然知道大西洋—尤其贴近两岸外， ※字潜艇仍密如鲫，却也安心多了。领队的是条美国船，那是只客轮改装的运输舰，指挥塔上，有盏不住眨眼的灯，指挥着各轮的速度和方向。 4天半的航程，却走了 11天，谁也不知道是漂在大西洋的什么经纬度上。有人说在南美巴西登岸，有人开玩笑说是向回开了。反正天一黑，甲板上就连火柴也不许点了。
我乘的那条“新希腊”号（Neo Hellas）载的大多是加拿大兵在英国的妻小。（有八百多名之多！）丈夫们还在德国拚着命，英籍的媳妇们这是初次、而且单独回去见公婆。心里嘀嘀咕咕，中外一律。并不希奇。
贴在小媳妇们身边，还有近四五百尊囝囝，由刚满月的小红狮直到满船乱跑乱嚷的六岁山羊都有。天气晴朗时，舱面上便成了囝囝展览会：头发金黄的、棕色的；碧蓝眼睛的，猫绿眼睛的。一个叫阿伦的孩子每天至少失踪五六次。扩音机原是为触了水雷后，船长下紧急行动令用的，然而隔不到 5分钟，壁上那只大蜘蛛必叫出： “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及至怀着一腔恐怖侧耳静听时，却是“叫阿伦的孩子，栗色眼珠，淡黄头发，穿棕色毛衣，又丢了。请见到的人，把他带到指挥室来！”要不然就是： “有人在前舱 B廊过道拾得囝囝……”明知每次都是这种报告，然而事关性命，都不能不仔细谛听。 11天来，这种神经上的折磨可真够受。
杂在近千的媳妇囝囝间，有 22个另外一种宝贝：就是英国和驻英的外国记者参加旧金山会议的记者团。这里有《泰晤士报》常驻莫斯科的麦唐纳（年轻漂亮的苏格兰人，被推为我们的团长），有英工党外交记者福兰克 ·皮特港，大度文雅，应付周到的绅士，此人时常和一个右派波兰记者比棋。这里有整天讲股票行情的金融记者，也有转战中东北非，参加过意大利和诺曼底登陆壮举的战地记者。这个乌合之众的记者团一登岸即散伙，并且自由竞争起来。
照例，护航的船上是不许卖酒的，到第二天船出了港口我们才知道。
于是记者团找麦唐纳去交涉了，船上那里有英国海军部派来特别招待记者的两位军官。结果，是以请客方式，由他们两人轮流发请帖。这样每隔一天，必可尝到几杯威士忌或白兰地，这办法慢慢为船上另一批贵宾知道了。那是法、荷、挪代表团，于是，请柬渐渐也不限于记者群了。
4月 12日的晚上，是皮特港的生日。海军军官布置了一个盛大的晚会。酒特别丰富，品种比平常多。桌上一个大蛋糕：表层雪白奶油上晃动着代表寿星年岁的 46支蜡烛。那晚风浪其实不小，桌上的杯子时常碰撞，锵然有声。然而我们喝得早已不需要风浪便摇摆起来了，并且唱起伦敦街最熟稔的醉徒调子：
“Dear old pal， Jolly old pal， Clinging togerther，In all sorts of weather。”
（注：英文： “亲爱的老伙计，快活的老伙计，不论吉凶祸福，咱们紧紧挽在一起。”）杯碰着杯，人倚着人，正不知道是飘在万重波涛之间，还是上了九天时，突然，咚咚咚，有人重重地叩舱门。门打开，走进来一个穿制服的船员。他僵直地走到正在嘻嘻哈哈的东道主身边，耳语了一下。
“什么？真的！”他放下紧握了一晚上的酒杯，呆得说不出话来了。
大家也都静下来，而且奇怪的是酒都醒过来了。
过了好半天，一个客人问： “有潜水艇来过吗？”
“比那个还糟糕！”东道主摇摇头，意思是说潜水艇还能抵抗。 “诸位，领队舰刚才打来灯语说：罗斯福总统过世了。” “什么？”这回，大家搁下杯子，都呆了下来。啁啾了没多久，一个欢娱的宴会不欢而散了。有些酒瓶还满着，蛋糕大半个还没切，然而，我们却都缩回到各自的舱间里。第二天早晨，船桅上挂起了半旗。
大型鸡尾酒会
美国人是喜好摆排场的。旧金山的“联合国成立大会”以其名堂之大，要人云集之多，可说是美国排场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市场街的两旁简直是美国旗的大展览，各家店铺的窗上都鲜明地标着： “欢迎各国代表”。有的还每晨送份当地的报纸，上面写着： “某某公司祝君早安！”其实，一路上由加拿大到西岸，五天来我们已饱尝了美国广告之无孔不入。每顿饭的菜单上都满是广告，几乎每小时必收到铁路公司一份业务报告。旧金山的酿酒公司奉送一篮篮的葡萄酒。邮政局送来一册册“美国总统邮票”。旧金山的圣弗朗西斯广场前的千百只鸽子事先都捕进笼里了，全美车站一周前便不卖旧金山的车票。全埠的中上家庭抢着猎取“代表”为座上宾，多少位小姐志愿充当代表团的义务司机，香槟酒会，一请便是几千人！
旧金山的几家大旅馆都变成了各国的临时政府。法、苏代表团住在圣弗朗西斯旅馆，门口整天排立着英雄崇拜者和好奇透顶的美国妇女，只为了看一看莫洛托夫或是一名苏联武官—也许还巴望求到在本本上签个
名。美国代表团在铁缆车的顶端凡尔赛旅馆，对面便是马尔可 ·哈布肯斯旅馆，里面住着中、英代表团（各占两层），也住着尼赫鲁的姐姐潘笛夫人。门禁最不严的算是这座旅馆了。我上下那九层楼，就不时与艾德礼或哈立法克斯同电梯，吃饭也经常邻桌。（我住皇宫旅馆是新闻记者的中心）。因此，美国黄色记者也就可以在无新闻中找起新闻。听说有一家报纸排了一个圈套。当艾登踱过走廊时，一个年轻妇女赶上去和他耳语了一句大约肉麻的话。艾登羞怯怯地微笑而缩回脚步，预伏的记者把这镜头收进去。第二天登了出来，大家纷纷猜测艾登在旧金山有了什么艳遇了。
然而，更无耻的是美国记者编造的“访问记”。中国代表团中，董必武先生是主要目标。一路上，这种捏造出来的访问记追随着他，内容不外是些诅咒苏联、赞扬美国一类莫须有的谰言。原来米苏里学院教的那套 “新闻道德”是专供出口的。
4月 25日那天早晨，旧金山紧张到了顶点。鲜艳的万国旗到处飘扬。
歌剧院附近断绝了交通，只准配带证章的人与汽车通过。 “戏”是 4点半开演，午餐后，天色忽然转阴，随着雨点掉下来了。大家都认为不祥。但3点半左右，捉弄人类的天公又把太阳搬出来了。雨后的街道，特别显得光亮洁爽。 3点钟光景歌剧院已坐满了人。 3座大门，吞进了 3种身份的人物：代表、专家、记者。圆拱形的屋顶下，这时已一层层叠满了人。每个楼梯拐角都有海军人员来查票，会场里有女童子军负责招待。他们发着秩序单，台后奏着轻松的音乐。大家都盛装出现，恍如来观赏歌剧。
讲台的背景是天蓝色，中间竖着杏黄色的台柱，交插着 47国的旗帜。在深灰色的帐幕下，陈设着浇蓝色的桌子。后面是 4把黄色椅子。楼上包厢里（通讯社）和散座中的记者，目光都集中在池子中陆续就席的代表们。莫洛托夫（镁光灯闪动了一两下），哈立法克斯，南非的斯沫资将军。镁光灯闪着闪着，池子里人也满了。
整整 4点半，音乐戛然而止。在大家屏息静气时，突然台上左右 “出将人相”处身穿各种军装（代表美国海陆空三军）的人员一男一女地鱼贯而入，排成一字形，随之，斯退丁纽斯偕同加州州长、旧金山市市长及大会秘书步入讲坛。斯卿手握桌角的木槌，铛铛铛三响，世界性的集体安全实验，经过日内瓦的失败，遂又重新开始。
头天，代表一个个地登台追悼了罗斯福，并唱了一大套高调。第二天起，便先争谁做主席，然后争阿根廷会员资格问题。三周前，华盛顿还咒骂着阿根廷为反动法西斯，并压迫英国与之绝交。英国碍于商业利益，未便屈从。然而在大会场下，美国领导南中北美洲二十二国代表为阿根廷开了个歌功颂德会，把她形容成为地上的天堂。会刚开完，美国对阿根廷又翻了脸。
果然，美国首先要的是国防基地。它的想法很妙：旁的帝国占有的土地为“殖民地”，因而要受托治委员会管辖；它自己占的（如原属日本的岛屿）却是为了“世界安全”而设的“战略地”，因而不受任何管辖。
这场大型鸡尾酒会，比起日内瓦那场来，更讲实力，更露骨地寡头化了。
VE日（注：欧战胜利日。）
紧跟着 5月 2日北意、德军的投降，报纸上便断断续续透露出和平的曙光。希姆莱背叛了元首。德国军人通过中立国家向盟军讨条件。到 7日大局已定。希特勒自杀了。当晚丘吉尔将宣布欧战终了。禁过酒的美国政府命令酒馆次日不许卖酒。于是，记者慌起来。一个伦敦的老友在我房里存了两打啤酒，后来忘记来喝了。临走时，我只好代他送给了茶房。
庆祝最热闹的是我登陆的加拿大海港哈立法克斯，水兵酒醉后，放火烧了三家百货商店，打死了好几个路人。
然而作为中国人，立在这太平洋的口岸，我却没什么特殊的欢喜。是的，回到伦敦时，炸弹没有了，秘密武器没有了。灯火管制没有了。但是日本侵略者犹在猖獗；东方的炮火即使一旦停了，烽火中之烽火，也未必能停吧！打溃了希特勒，有什么可庆祝的呢？
所以 VE日我过得再平凡没有了。早晨照例到马哈旅馆九楼去一趟，那天代表团刚好工作也轻。中午，我们同朋友去一家意大利饭铺吃大饼，饭后到金门公园水族馆看鱼，然后由朋友林登驾车到斯坦福大学。一路看到加利福尼亚蓝空下的美丽郊野：森林、果木、葡萄园丛中矗立着各色各样的别墅。斯坦福大学图书馆里近于讽刺地藏有大批“和平文件”，一边是国联的印刷品，一边是现届联合国大会的文件。
在公路旁一家叫“妲妮棚摊 ”的小馆子，我们停下了。据说这家的瑞典式冷食最著名。
一进门，果然人挤得水泄不通。排在我们前边的人还多得很。只好在酒吧间等了。正要着威士忌时，突然我们发现柜台底层有一瓶五加皮，暗紫色的光圆肚皮上还贴着“天津老”的红纸。一阵乡思油然而生了。我嚷着： “别的不要了。要那瓶中国酒！”柜台里那戴高白帽子的人忙摇摇头说： “噢呶，那是老板的，他就这么一件宝贝！”
多失望啊，我们呷着酒，直等到一个茶房过来说：“先生们，可以坐了。”
刚一坐下，老板笑眯眯走过来，向我们鞠了一躬，把那瓶五加皮往桌子当中一放，说： “先生们，这是你们的了。容许我请这个小客！”
一点感触
新奥尔良最不像我头脑中的美国，它简直是十八世纪的法国，那么悠闲，那么潇洒，那么别有风度。矗立着棕榈的广场上，中午到处是躲在树荫下歇凉的人。面临墨西哥湾的“湖”边，戴了宽沿帽子的人们在钓鱼。沿湖一片都是螃蟹馆子。晚饭最有趣的是那杯白兰地咖啡，甜菜吃完，电灯突然扭灭了，黑暗中只见冒起一股绿烟；灯再明时，掺了香料白兰地的咖啡已摆在客人面前了。
论建筑，华盛顿由车站、邮局以至议会、白宫，都不愧为一座首都。国会图书馆的确是一座巍峨书宫。仅中国部分—仅新文学部分，我便费了半天工夫。多少在国内禁售的书，却受到了异国人的青睐。望着那堆书，我忽然对五四运动后《未名》、《语丝》、《沉钟》、《新月》、《创造》、《南国》等刊物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的那个时期起了眷恋之感。然而一个英国人到了那大理石砌的莎翁博物院，怕也会相当惭愧吧！在英国，有吸引游客的莎翁故乡（那些遗物真假还难说），但还没有这样一座研究莎翁的宝库。
美国首都的建筑，多喜欢刻上题词。近于伤感的，是横在邮政总局楼外的“爱与同情的使者，分别之友的仆役，安慰孤独者，离散家庭的联系，共同生活的扩大者。新闻与知识的输送者，工商业的工具，友谊的赞助者，人与人、国与国间和平与友谊的促进者。”最高法院的三角屋顶上，西面是“在法律之下人人享受平等”，东面是“公正是自由的保障”。
其实，中国衙门的大门上，又何尝不挂着“铁面无私”的大匾。（萧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