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是 20世纪 30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主要成员有废名、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称之为“京派”，是因为其作者在当时的京津两地进行文学活动。其作品较多在京津刊物上发表，其艺术风格在本质上有较为一致之处。主要刊物有《文学杂志》、《文学季刊》、《大公报 ·文艺》。 “京派”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他们的思想是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所体现出的文学本体观，以“和谐”、 “节制”、 “恰当”为基本原则的审美意识。
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人。京派作家以表现“乡村中国”为主要内容，作品富有文化意蕴。京派作家多数是现实主义派，对现实主义有所发展变化，发展了抒情小说和讽刺小说。使小说诗化、散文化，现实主义而又带有浪漫主义气息。
“京派”并没有正式的组织，只是一种名称的沿用。 “京派”作家创作的小说就是京派小说，其文风淳朴，贴近底层人民的生活，所显现的是乡村中国的文学形态，其统一的审美感情是诚实、从容、宽厚的，为现代小说提供了比较成熟的抒情体和讽刺体样式。在现实主义的创作中融入浪漫主义的、表现主观个性的多种艺术手法。代表作是《边城》、《萧萧》、《长河》等。
京派的基本风貌、特征：赞颂淳朴、原始的人性美、人情美；扬抒情写意小说的长处，熔写实、记“梦”、象征于一炉；平和、淡远、隽永的风格；简约、古朴、活泼、明净的语言。
与京派相对的是海派。
一、辨正歧出的“京派”观念
在中国文学史上，京派是一个非常复杂难辨的文学现象。人们对它究竟何时何地以何面目存在的认识，存在很多分歧。在不同研究者和当事人那里，京派的能指和所指常常滑动不定，有的甚至否认京派的流派特征。
现代学界也远未能达成一致。许道明甚至把左翼精神盟主鲁迅也归为京派，他说： “对于鲁迅，从他的经历、教养、情感、趣味、作风中相当部分倒是同‘京派’连在一起的，说他曾是一个京派人，也不是没有根据的”。一般被认为京派标准成员的萧乾，在王嘉良看来不但不是“京派作家”，倒属于“人生派”作家。这种关于京派流派存在与否及其流派性质的认识分歧，其实是现代文学史中各家各派对京派各持己说的延伸。
首先，在京海论证的海派当事人中他们多否定京派存在的事实。如朱光潜在事过境迁后回忆说： “京派大半是文艺界的旧知识分子，海派主要指左联。”他自己是“博得了所谓‘京派文人’的称呼”。萧乾也说京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来研究， “本身就不很科学”。沈从文则更严重地模糊了流派界线、取消了文学流派的应有之义，给人一种京派无派、京派没边的印象。而且他根本就没提“京派”一词，只提“京样”、 “北方文学者”等指代不确的词。其次，超然于京派海派之外者则和同京海为一家。曹聚仁曾利用沈从文《论海派》一文中所诠释的海派内涵，进行过一番京海 “无以异”的论证，作者索性把两者等同起来模糊京派与海派的界线。与曹聚仁之于京海两派一视同“不仁 ”的看法近似，鲁迅也给京海各赏五十板。他由北京上海两地的地域本质发挥开来，用近乎四六韵文的笔调，侃趣十足地将京派海派漫画成官商的帮手，且各事其主。第三，在后来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和作家眼里的京派面目也阶级化了。譬如杨晦，本与京派也渊源颇深，曾在“五四”时纵火赵家楼、又是“沉钟”社的干将，但后来熟练地操起了阶级分析法，在 1947年《文汇报 ·新文艺》将 “京派 ”、 “海派 ”利索地等量代换为“农民派”、 “人民派”。从解放战争到 “文革”结束，随着共产党军事上政治上的胜利，左翼的这种思维得以迅速蔓延、强化。如在 1948年 3月 1日《大众文艺丛刊》第 1辑《文艺的新方向》中刊登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
和邵荃麟的《朱光潜的怯懦与反动》等文章，他们都把本来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阶级分析法简单僵化为“不革命即反革命”的思维逻辑，视京派为反动派，严重歪曲了京派的派性及其本质。这种观点曾并长期左右着人们的认识。
然而他们的言论各有立场，于客观的史实而言，都相当主观，甚至别有深曲用心。明达如朱光潜后半生也难免受主观之蔽，春秋笔法娴熟于心。他所说的“博”得了所谓“京派文人”的称号中一“博”字，委婉地暗示“京派”不过是被虚构出来的。其所用“占据”、 “纠集”、 “阵地”等战争术语的移用，则透露出其在被批斗后所认同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和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许道明曾就此评议说： “将海派直接指陈或甘于对号入座为左翼作家，算得上最为陈陈相因的怪论，它们严重混淆了视听。连晚年朱光潜为了保证某种安全感，为了表示某种思想上的转变，在他的自传中也不惜延用这种说法。”沈从文切入京海论争，是基于其自由主义文艺观的底蕴之上审美本质角度的立场。
而像杨晦、郭沫若、冯乃超、邵荃麟及晚年朱光潜等则是从阶级本质的认识基点出发形成了自己的京派观念。在诸多歧出的见解中，最深刻的还得算是鲁迅、曹聚仁。鲁迅在 1934年 1月 30日连写了《“京派”与“海派”》、《北人与南人》两篇名文。鲁迅那看似诙谐超然的文章也最让沈从文生气。沈在《关于海派》一文中不无痛惜地指摘鲁迅不过是有兴有感，说点趣话打诨。从文章表面看，确如沈所言的不过是随意兴感而已，但实质却透露出沈鲁之间更深隐的不和谐的底色。鲁迅乃是一贯用包涵很浓的阶级眼光但比阶级眼光深广的文化眼光去批判中国文化中所充溢着的惰性、迂阔、无聊及贵族气，尤其是集中代表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的依附性。他也正是以这种文化批判的犀利眼光，看到了京海两派在深层的文化层面上的一致，并揭示了他们“帮”与“有闲”的共同本质。
从上文我们清楚地看出京派观念的歧出，乃是因为不同的人从诸如审美的、阶级的、文化的等不同的视角看待京派的结果。 “京派是否存在”、“以怎样形态存在”乃是一个主观认识和客观事实相矛盾的历史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虽被多人片面提及却从没彻底清理，尤其是正面指认京派之派这个文化群落的原生态到底是什么，过去多专注争论本身或作家、作品及其文学理论的个案研究。为此，我们有必要透过种种偏于一隅的视角，在历史的迷雾中揭示、界定、描述作为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的京派史实。
从一种文艺观发展成一种文艺思潮，需要一个过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第二个十年中，从散落、孕育于一些文化团体或个人的自由主义文艺思想汇合渐涨成一股自由主义文艺思潮的过程，恰是京派的形成过程。 1928年北伐结束，中国政治、军事、文化格局迥异于“五四”时期。国共第一次合作彻底破裂，国民党在东北易帜后形式上统一了中国。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发生分化重组，期间的各种文学社团流派也相应地发生了流变整合，形成了几个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新的文学流派。 “京派”就是在这次分化重组中形成的。
1928年前，大大小小的文学社团、流派主要有：新青年、新潮社、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派、现代评论派、语丝社、鸳蝴派、甲寅派、学衡派、湖畔社、浅草社、沉钟社、未名社、莽原社、狂飙社等。 1928年后有的虽继续存在，然或任其式微，或头面全改，大多数则在抉择与汇流后彼此形成了以左翼文学为主潮，民族主义——三民主义文学、自由主义文学、商业化世俗化程度高的通俗文学和以追求新技巧新感觉的现代派等共生互斥的新的紧张格局。北京在政治中心南移后更名北平，成为一个文化城，有着国立九校、部立五校、著名私立五校、公立和教会大学两校共计 20多所，是一个学术研究、文化传播的中心。而上海则由于其码头城的性质及多租界的原因，成为商贾云集、西风浸染及革命酝酿的多元混杂的场所。自由主义文学活动正是活跃在以北平为中心的北方城市，而其他的主要在上海。自由主义文人则主要是由滞留北平、天津、青岛的一些文学研究会（如朱自清、赵景深）、语丝社（如周作人、俞平伯）、现代评论派与新月社（如梁实秋、沈从文）等部分成员组成。他们多供职于大学校园及一些文化机构，以理性的精神、自由的原则及古典的趣味对抗着他们不以为然的政治化了的左翼文学、御用的国民党党办文学、商业化了的通俗文学和充满怪力乱神的现代派。
鲁迅在 1929年 7月《致章廷谦（川岛）的信》中曾表达了他对这次重组的敏感： “青岛大学已开，文科主任杨振声，此君近来已联络周启明之流矣。陈源亦已往青岛大学，还有赵景深，易家钺之流云。”沈从文则以极力称誉的语气描述过当时的情形。他说： “然而在北方，在所谓死气沉沉的大城里，却慢慢生长了一群有实力有生气的作家。曹禺、芦焚、卞之琳、萧乾、林徽因、何其芳、李广田……是这个时期中陆续为人所熟悉的，而熟悉的不仅是姓名，却熟悉他们用个人谦虚态度产生的优秀作品 ！……提及这个抚育工作时，《大公报》对文艺副刊的理想，朱光潜、闻一多、郑振铎、叶公超、朱自清诸先生主持大学文学系的态度，巴金、章靳以主持大型刊物的态度，共同作成的贡献是不可忘的。”也由此可见重组后形成的京派，其流派特征非常明显。在后来众多的研究者当中，吴小如对重组形成的京派这一文学群落划了界，他说： “其实所谓‘京派’，其内涵与外延都很含糊笼统，大抵指以北平为中心的作家群。从时间上看，似指大革命失败的一九二七年到抗日战争爆发的一九三七年，包括抗战胜利后到全国解放前的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这是比较符合京派形成发展的历史事实。
二、钩沉锈蚀的“京派”史实
然概念上的确立却不等于现象的识辨，这个历史事实的原生风貌并不好指认。为此，我们从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的定义开始。 “流派”与“思潮”，概而言之是有区别的。但文学观念、文学思想能成为一时的风气潮流，必相应伴生有具有整一性的文学运动形态和文学创作形态，催生出一定的文学流派。所以，我们概而言之的话，则不必再细分文学流派与文学思潮。那么文学流派是什么呢 ？一般说来，文学流派是指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一些文艺理论家或作家在相同或相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美学观指导下而形成的具有整一性的文学运动形态、文学理论形态和文学创作形态。其反映于具体的文学史实上，则表现为与其文学观念相应的文学作品、文学社团、报纸副刊、同人杂志、文艺沙龙、茶座、诗会及同道之间互作书序、异类之间相互攻伐，更有甚者，为了巩固其成果、广布其影响，还举行各种文艺评奖、策划丛书出版等。
但我们也看到，京派没有一个中心团体或核心刊物，更没有一个标志性的宣言，是一个非常松散的文学流派。所以可以喻之为一个文化群落。京派成员在那段动荡岁月里又有很大流动性。所以，京派人物的身份是相对的，京派发生时间也不便严格确定。划界过死，反而背离史实。但一大堆的历史事实却使京派鲜明地呈现出一种整体的流派气象，贯注了自由主义文艺理念，虽轮廓不清，却迥异于同时期的其他文学流派。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透过歧出的京派观念，经过对民国相关文献的钩沉磨洗、检索阅读，笔者对京派的原生形态作了一个勾勒，必有遗漏舛误，还望大家指陈，现举其名目，分述如下：
（一）京派的主要刊物有以下数种：
《骆驼草》周刊。 1930年 5月至 1930年 11月。实际由周作人主编。主要撰稿人有周作人、俞平伯、废名、冯至、徐玉诺、程鹤西等，是《语丝》的继续，但减退了战斗锋芒而趋于“冲淡”和“闲适”。《发刊辞》表明态度宗旨： “文艺方面、思想方面，或而至于讲闲话，玩古董都是料不到的，笑骂由你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不好亦知其丑，如斯而已。”
《大公报 ·文艺》副刊。 1933年 9月杨振声、沈从文接吴宓的手主编之。 1935年 9月始由沈从文、萧乾主编。 1936年《大公报》亦在上海出刊，由萧乾一人负主编之职。但即使是在上海，在上面发表文章亦多为北方作家。常供稿的有朱自清、俞平伯、周作人、废名、凌叔华、何其芳、李广田、丽尼、陆蠡、蹇先艾、靳以、冰心、老舍、张天翼、沈从文、杨振声、萧乾、芦焚、陈梦家、林庚、冯至、卞之琳、朱光潜、李健吾等。 1938年 8月停刊。
《文学季刊》。 1934年 1月至 1935年 12月。主编郑振铎、章靳以，冰心、朱自清、沉樱、吴晗、李长之、林庚等人参编。办刊宗旨可概括为：整理旧的，创作新的，评析国内创作，译介世界文学， “以忠实恳挚的态度为新文学的建设而努力”。（《发刊辞》）该刊是 30年代中期最有影响的大型文学刊物之一，十六开大厚本，与上海的《文学》、《现代》齐名，该刊作者阵营庞大，创作、理论、译介都极为宏富。在该刊发表小说的有吴组湘、老舍、巴金、张天翼、叶紫、靳以、冰心、蹇先艾、凌叔华、芦焚、杜衡、万迪鹤、王任叔、鲁彦、荒煤、欧阳山、蒋牧良、陈白尘、艾芜、吴奚如、周文、萧军、姚雪垠等；发表散文的有何其芳、丽尼、李广田、丰子恺、沈从文等；发表新诗的有卞之琳、孙毓棠、臧克家、废名、林庚，此外还有曹禺的剧作，李健吾、朱自清、王淑明的书评，朱光潜的美学译介，李长之的古典文学批评，郑振铎、吴晗的旧文学整理等。
《水星》文学月刊。 1934年 10月至 1935年 6月。它实际上是《文学季刊》的一个“副刊”，因为有“同一个菜源，只需一副炉灶，一副人手”，但比《文学季刊》更为偏重京派作家。撰稿人主要有周作人、李健吾、废名、蹇先艾、沈从文、巴金、郑振铎、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萧乾、芦焚等，风格淡泊致远。
《学文》月刊。 1934年 6月创办。清华的叶公超主编，闻一多、余上沅参编，虽只出四期，但水准很高。李健吾、季羡林、闻家驷、何其芳等都撰文于此。叶公超的《从印象到评价》、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皆发表于此。《文学评论》。 1934年 8月创刊，只出二期，由杨丙辰、李长之主编。主要撰稿人有郑振铎、李长之、杨丙辰、季羡林、孙荃等。杂志目标是： “从文艺创作之根本原理原则，建设文艺美学，以文艺美学的应用，而致力于文艺批评，又以文艺批评的应用，贡献于文艺教育。”杂志的立场是： “第一我们愿意是健康的；儿嬉是我们所不屑，胡闹是我们所不肯，消闲是我们所不忍，所以第二，我们愿意是严肃的；尽管有的刊物是为的 ‘党’，为的‘派’，为的‘帮’，但我们认为文学是人类的，所以，第三，我们愿意是公正的。”
《文学杂志》月刊。 1937年 5月创刊，同年 8月停刊， 1947年 6月复刊，至 1948年终刊。由出道不久的朱光潜主编，旨在“振作京派”。八人编委中还有杨振声、沈从文、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林徽因等，胡适、常风也出力甚多。本刊坚持 “纯正文艺”取“自由生发、自由讨论”
的原则，主张“多探险，多尝试，不希望某种特殊趣味或风格成为正统”。
朱光潜在创刊号上所发的《我对本刊的希望》几乎包含了京派文学观念的全部主要的观点，阐述了京派文艺观中关于文艺与时代、与人生、与政治、与商业的关系，提出建设纯正文学的使命和纠正不良文风的责任。刊物前期的主要撰稿者有卞之琳、沈从文、老舍、李健吾、林徽因、周作人、废名、梁宗岱、萧乾、何其芳、朱自清、林庚、曹葆华、冯至、蹇先艾、俞平伯、孙毓棠、凌叔华等。
另外， 1948年全年的天津《民国日报》副刊“文艺”旨在“以最庄重最热忱的态度引导中国文艺界”，也算是一份京派刊物。
（二）比较有影响的京派聚会是经常在北京安门里慈慧殿三号朱光潜家举办的“读诗会”。朱光潜 1933年与梁宗岱合住一院子，亲自组织发起该“读诗会”，每月一至两次，参加的人当中，北大有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徐芳等；清华有朱自清、俞平伯、李健吾、林庚、曹葆华等；此外还有冰心、凌叔华、林徽因、周煦良、萧乾、沉樱、杨刚、陈世骥、沈从文、张兆和等。他们在一块论诗、读诗，并直接促成了《大公报 ·文艺》副刊的“诗特刊”出版，对浓郁京派氛围、培养京派文风起了重要作用。
其他的还有如在北平东总布胡同梁思成家里由林徽因组织的“客厅沙龙”、在八道湾周作人的“苦雨斋”以《骆驼草》撰稿者为主的“骆驼同人”聚会、还有在北平中山公园来今雨轩由萧乾主持的每月一次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约稿会等。
（三）京派的文学创作、评论的作品文集主要有：开明书店出版的朱自清的《背影》、俞平伯的《杂拌儿》、蹇先艾的《城下集》；北新书局出版的周作人的《苦茶随笔》、朱自清的《剪拂集》；商务印书馆印行的沈从文的《湘行散记》、李广田的《画廊集》、萧乾的《篱下集》；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何其芳的《画梦录》、丽尼的《鹰之歌》。此外还有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和《桥》、芦焚的《江湖集》和《里门拾记》、刘西渭的《咀华集》、朱光潜《谈美 ·谈文学》、艾芜的《南行记》、曹禺的《日出》等等。
（四）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存在其他表征，如文学评奖、作品选辑、同道间互作书序、异类间相互论争，京派也大量地存在着。 1936年林徽因编辑出版了《〈大公报文艺选刊〉小说选》。 1936年 9月身在上海的萧乾组织了《大公报》文学奖评选活动。这是一次比较纯粹京派文学活动，充分体现了京派的文学主张。据萧回忆说，因怕左联作家不屑，所以只邀请了杨振声、朱自清、朱光潜、叶圣陶、巴金、靳以、李健吾、沈从文、林徽因和武汉的凌叔华作评委，他们大多数是京派的骨干。最后在 1937年 5月评出结果，芦焚的《谷》、曹禺的《日出》、何其芳的《画梦录》获奖。
（五）就文坛论争，规模较大、影响较深的，除京海论争外，还有因沈从文 1935年 8月在《谈谈上海刊物》一文中批评文坛不能只剩下一些 “精致的对骂”而卷入的“文人相轻 ”论争。鲁迅再次出手，七论《文人相轻》，肯定了在斗争年代里讽骂的合理性。他说： “在‘私’之中，有的较近于‘公’，在‘骂’之中，有的较近于‘理’”， “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能爱，才能文。”可以说京派不识时务的温柔敦厚、温和淡雅，因此大为受挫。再就是“反差不多”论争。这次也是由沈从文因疾愤文坛风气而挑起的又一次文坛聚讼。他在《作家间需要一个新运动》一文中把当时文坛出现的题材方法“差不多”现象归结为作家们“记着时代，忘了艺术”，从而引起时代感极强的左翼作家的强烈反弹。为此《大公报 ·文艺》副刊竟于 1937年 2月 21日发表了“讨论差不多运动”专刊，后来朱光潜与茅盾分别从不同的立场卷入。但此时大概由于鲁翁既逝，论争大都缺乏深度，场面亦不复京海对垒时混乱，京派左翼直接二元对立。其深刻的矛盾也终于在解放战争时期文艺界爆发的“第三种力量”的论争中全面展开，左翼以其强大的历史理性所支撑的自信，对京派作了充满政治火药味的阶级定性与革命批判（本文第一部分已作引述）。以 1947年 6月《文艺杂志》副刊为阵地，这次论争乃是京派的最后一次挣扎，一线孤悬，竟如缕斯绝，终成遗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