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州位于四川省西部、青藏高原东南缘，民间习惯称之为“康巴”地区，简称 “康区”。 “康巴”一词系藏语音译。在作为族群概念时，其意为“康区人”（过去专指康巴藏族，现在泛指生活在康区的所有人）；在作为地域概念时，它则是指“康巴人生活的地区”，即“康区”。这一地区为我国三大藏区（卫藏、安多、康）之一。在清末至民国初期，汉文史籍将这一地区称为“川边”或“川滇边”；西康建省后，又有“西康”之称。
康区地处青藏高原向成都平原的过渡地段，为横断山系的高山河谷区。地势西高东低、北高南低。长江水系的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由北向南贯穿全境，黄河水系也在康区北部有 90千米的流长。该地区地理环境复杂，自然资源丰富。既有广袤的草原和原始森林，也有大量的可耕地，对于采食、牧业、农业等不同生活方式的人类群体都能提供相应的生存条件。康区的气候环境也十分独特，河谷亚热带、山地暖温带、山地凉温带、山地寒温带、高山亚寒带、高山寒带等 6种气候在区内呈垂直分布。 “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就是对这种复杂气候条件的真实写照。这种地理环境在生产力欠发达的历史上，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和交流带来了诸多的不便，但它却孕育出了独具魅力的康巴文化。
魅力之一：康巴文化的多元性
多元性是康巴文化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康巴文化的多元性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康巴文化是以康巴藏族文化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系统。在康巴地区，除藏族这个主体民族外，在泸定形成聚居、并杂居各地的汉族，泸定、九龙两地的彝族，丹巴的羌族，得荣的纳西族，康定、丹巴、巴塘的回族，都是康区的世居民族。他们在康区的历史，多者上千年，少的也有一两百年的时间。这些民族虽然杂居在藏族社会之中，在局部范围内形成小的聚居，其文化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藏文化的影响。但是，无论是汉文化、羌文化、彝文化，还是纳西族文化、回族的伊斯兰文化，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自己的个性，并在当地文化系统中占据一席之地。
第二，康巴藏族在族源构成上的多元性。据汉文史籍记载，在唐以前，康区是一个由众多部落（部族）盘踞之地， “百里之外逾数十国”。
牦牛、白狼、附国、党项、白兰、东女、嘉良夷等都是在当时很有影响的部落（部族），并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至唐代，吐蕃统一青藏高原后，这些部落（部族）与来自西藏的吐蕃人相融合发展成为“康巴藏族”。明代从云南丽江移居康南的纳西族以及清代从青海南下的蒙古和所特部的蒙古人，也曾相继融入康巴藏族之中。复杂的族源使得康巴藏族内部至今还存在着众多具有不同自称或他称的族群。如：生活在大小金川流域区的“嘉绒”，康定、九龙等地的“木雅”，丹巴、道孚、炉霍、新龙等地的“布巴”，康定大渡河地区的“鱼通”，雅江、新龙一带的“却域”，道孚、雅江交界处的“扎巴”，九龙境内的“普米”、 “耳苏”、 “鲁汝”等等，都是康巴藏族中的支系。这些具有不同自称或他称的支系，都分别代表着一支古老而又独特的文化。
康巴文化的这种多元性特征的形成，与该地区的特殊的人文地理密切相关。从南北方向上看，该地区地处“藏彝走廊”的核心地段，中国古代南北民族的交流主要是通过这条走廊实现的。从东西方向来看，康区又是藏、汉两种文化的交汇处。这种特殊的人文地理位置，必然给该地区的文化打上多元性的特征。
魅力之二：康巴文化的多样性
由于受多元性因素影响和自然环境的制约，康巴文化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多样性。
在社会形态上，白玉县山岩地区到解放初期都还保留着原始父系氏族制度的残余，被称为“原始父系氏族制度的活化石”。生活在道孚、雅江交界处的扎坝地区的扎巴，至今还保留着母系制家庭遗风。
在生产方式上，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一直是康区并列发展的两大文化。
在饮食文化上，藏族、汉族、彝族、回族四大文化并存。在藏族饮食文化中又具有牧区、康北农区、康南农区、康东农区等四个文化圈。
康区的服饰文化更是丰富多彩。康北农区服饰、康南农区服饰、牧区服饰、木雅服饰、嘉绒服饰都各具特色。有一首反映康区头饰的民谣这样唱道： “我虽不是德格人，德格装饰我知道；德格装饰要我说，头顶珊瑚宝光耀。我虽不是康定人，康定装饰我知道；康定装饰要我说，红丝发辫头上抛。我虽不是理塘人，理塘装饰我知道；理塘装饰要我说，大小银盘头上套。我虽不是巴塘人，巴塘装饰我知道；巴塘装饰要我说，银丝须子额上交。”
足见其之一斑。在民居文化方面，牧区的帐篷、康北的“崩空”、康南的土碉房、康东的石碉房，都各具地域特色。
在语言上，康区可能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一方面藏、汉、彝、回、羌、纳西等各民族都保存着本民族的传统语言。另一方面，在藏族内部方言众多。众所周知，藏语有卫藏、安多、康三大方言。康区主要是操康方言。但是安多方言在该地区也有较广的分布。不仅如此，在康方言内部，又存在许多差异较大的被称作“地角话”的土语。如：嘉绒语（丹巴）、木雅语（康定、九龙、雅江）、鱼通语（康定）、道孚语（道孚、丹巴、新龙、炉霍）、扎巴语（道孚、雅江）、尔苏语（九龙）、纳木义语（九龙）、普米语（九龙）、曲域语（新龙、雅江）。据语言学家刘辉强先生的调查研究，这些土语中，除嘉绒语属于藏缅语族的藏语支外，其余均属于藏缅语族的羌语支。
在丧葬方面，康区葬式复杂多样。若按丧葬的方式进行细分，有土葬、火葬、水葬、天葬、塔葬、壁葬、树葬、干尸葬、岩葬等等。其中树葬（白玉山岩）、壁葬（雅江、白玉、德格、甘孜）、岩葬（道孚）等，都是康区非常有特色的葬式。若按丧葬次数进行细分，又有一次葬、二次葬、三次葬，乃至多次葬。
在宗教文化方面，除藏传佛教各大教派齐全外，汉传佛教、苯教、道教、儒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以及彝族的毕摩、纳西族的东巴教和一些原始宗教崇拜，在康区都有不同程度的传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康区的苯教。该教派产生于西藏早期的原始宗教，曾一度成为吐蕃 “国教”（从吐蕃第一世赞普聂赤赞普起至赤脱杰赞共 27代，皆以苯教治其国）。但至吐蕃王朝中后期，佛教在吐蕃地区兴起后，苯教势力一方面是在卫藏地区却荡然无存，而另一方面却在康区得到很好的发展，并成为苯教发展的第二个大本营。
魅力之三：康巴文化的历史厚重性
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内涵广博，这是康巴文化的又一主要特点。
第一，悠久的历史。如果说在 20世纪 30年代，有学者提出的“青藏高原及其邻近地区可能是人类起源地之一”的观点还仅仅是一种推测的话。那么，炉霍县卡娘沟遗址和丹巴县中路乡的罕额依遗址的发现，则为这种推测提供了充分的证明。
炉霍卡娘沟遗址是 1983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考察队在炉霍县卡娘沟一石灰岩洞穴中发现的。在这个遗址中不仅发现了约 20种动物化石和部分石器、骨器，而且还发现了一颗原始人类的牙齿。据科学家们考证，这是一个距今约 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遗址。
1983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甘孜州文化局，联合对丹巴县中路乡的罕额依遗址进行发掘，出土有大量石器、陶器和少量骨器。这是一个新石器时代的古人类遗址，它“与周边地区同时期的文化遗存既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同时又有某些相似的文化因素存在”。（《丹巴中路乡罕额依遗址发掘报告》）。它所反映出的考古文化不仅证明了康巴文化厚重的历史，而且也证明了康区古代存在着一个相对独立的古文化序列。现在学术界已将中路罕额依遗址所代表的考古文化命名为“中路文化”。
第二，灿烂的历史文化。用辉煌、灿烂来形容康巴文化一点也不为过。高碉文化、石棺葬文化、德格印经院、格萨尔史诗、康定情歌文化、茶马古道文化、红军长征文化、泸定桥文化等等。它们不仅是康巴文化的杰出代表，而且其中一些已成为世界优秀文化的代表。
高碉在《后汉书 ·西南夷列传》中称为“邛笼”，是藏区古代先民所创造的灿烂的建筑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康区古碉种类繁多。按修建材料划分，有土碉和石碉两类。按其形状可分为四角碉、五角碉、六角碉、八角碉，最多的达十三角，其中以四角碉最为普遍。按其功能细分，又可分为战碉、官寨碉、通讯预警碉、界碉、风水碉等五类。这些古碉在丹巴、康定、九龙、雅江、道孚、新龙、白玉、德格、理塘、乡城、巴塘等地均有分布，而以丹巴最具代表。丹巴古碉数量多，保存好，素有“千碉之国”之称。目前，丹巴高碉文化作为世界优秀文化遗产的报批程序已经启动，这将为丹巴古碉文化谱写出新的篇章。
石棺葬是康区古代先民在进入金属工具时代后的重要文化遗存。在康定、丹巴、道孚、炉霍、新龙、甘孜、白玉、巴塘、乡城、雅江、稻城等县均有分布。其中，炉霍卡莎湖石棺葬遗址的规模巨大，墓地范围达6000平方米左右，墓葬排列密集而有规律，具有重大的科考价值。
德格印经院位于德格县更庆镇文化街东段，总占地约 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 9000余平方米。由德格第 12代土司登巴泽仁于清雍正七年（1729年）创建，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收藏的典籍不分教派，珍稀版本众多，刻版、印刷精良，文物保护完好，管理健全，而位居全国藏传佛教三大印经院之首，被誉为“雪山下的藏族文化保库”。
《格萨尔》是藏族人民根据藏族英雄人物格萨尔的事迹创造出的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结构宏伟、篇幅浩大、气势磅礴，是目前已知的世界上少有长篇巨幅英雄史诗，被誉为东方的《伊利亚特》。《格萨尔》还是藏族社会中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诗，其内容涉及到藏族的语言学、艺术、宗教、历史、阶级关系、民族交往、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康区是《格萨尔》的故乡。格萨尔就出生在康区德格县的阿须草原上。他的一生中曾征战过四川甘孜州的德格、白玉、道孚、甘孜、新龙、色达、炉霍、石渠以及阿坝州和西藏的昌都、青海的玉树等地。至今，这些地区仍有大量的格萨尔遗迹，以格萨尔为主题的格萨尔说唱、格萨尔故事、格萨尔唐卡、格萨尔雕塑也十分发达。《格萨尔》
还是一部流传甚广、影响巨大的史诗。在民间除有藏文本流传外，还有蒙文本流传。除在藏族中流传外，在蒙古族、土族、纳西族中，以及在尼泊尔、不丹、达拉克等国家或地区也有流传。目前，以格萨尔为对象的学术研究，已逐步成为国际学术研究的一个专门学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 31届全体会议上决定的 2002年—2003年 47个世界文化名人、文化遗产周年纪念名单上，属于中国的项目只有一个，这就是《格萨尔》。
康定以一曲优美的《康定情歌》而蜚声中外，成为世界文化名城。关于《康定情歌》的作者目前尚有争论，《甘孜报》为此曾进行过专门讨论。目前虽无定论，但有一点大家是肯定的，那就是它最初来源于流传在康定地区的民歌，后经许多艺术家的不断再创作才发展成为今天的《康定情歌》。 1949年 5月，我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喻宜萱教授在法国巴黎举行个人演唱会，首次将《康定情歌》带出国门。同年 6月，她又在英国伦敦再次唱响了这首动人的情歌。从此，《康定情歌》的旋律便开始在世界各地回响，成为一首经久不衰的世界性的情歌。许多外国访华艺术团来华演出，几乎都要演唱《康定情歌》，成为外国访华艺术团演唱率最高的歌曲。 2001年 5月 29日，在首都北京人民大会堂里，世界三大歌王之一的多明戈个人演唱会，多明戈和女高音歌唱家凯伦·埃斯普里安联手演唱了《康定情歌》，首都的媒体为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北京娱乐信报》一版头条称：昨晚人民大会堂听世界上最棒的嗓子唱《康定情歌》。《北京晨报》称：经过多明戈重新编改和声的《康定情歌》倾倒了两万北京观众，可以肯定是中国观众听到的最奇妙的一个版本，令人民大会堂爆棚。从此，多明戈与帕瓦罗蒂、卡雷拉斯这三位当今世界歌王便与《康定情歌》结下了不解之缘，并成为康定荣誉市民。
《康定情歌》是世界优秀文化的代表。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曾向全世界推荐过的 10首最具影响的民歌，《康定情歌》榜上有名。 20世纪 90年代，美国国家太空局在全球范围内精心选录了 10首最具代表性的歌曲，由人造地球卫星带入太空，成为地球人与 “太空人”交流的使者。《康定情歌》也因此而走出地球，成为一首名符其实的“宇宙歌曲 ”。为了纪念这首伟大的民歌，康定专门举办了“中国西部康定情歌节”。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还为之题写了“中国四川国际康定情歌节”的节名，将 “康定情歌文化 ”又推向了一个历史的新高。
汉藏“茶马互市”兴起于唐代，至清乾隆时期演变为“边茶贸易”。茶马互市兴起之初，互市场所主要在西北地区。宋代开始，其重心移至四川，逐步形成了从邛崃至名山、雅安、荥经、汉源、泸定、康定，然后出关进入西藏以及从天全经泸定岚安、烹坝至康定这两条川藏茶马贸易路线。从此，康定成为藏区盛极一时的汉藏贸易中心，康区成为川藏茶马古道的枢纽和要冲之地和汉、藏两族人民友好往来的最好的历史见证。汉藏茶马互市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行为或商业行为，同 “丝绸之路”一样，它所带来的是汉藏两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方位的交流。
泸定铁索桥是横跨大渡河东西两岸的一座用于沟通汉藏政治经济文化和巩固边防的政治之桥、军事之桥、经济之桥、文化之桥。该桥始建于清康熙四十五年（公元 1706年），由清康熙皇帝赐名“泸定桥”，当地人称为“皇桥”。至今在东桥亭仍挂有由康熙亲笔所书的“泸定桥”之匾，离东桥亭不远处立有镌刻康熙《泸定桥碑记》之御碑，桥西立有康熙所书“泸定桥”碑。原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在桥西侧石崖上题有“西康锁钥”四个大字。 1935年 5月 29日，中国工农红军以 22勇士为先导的突击队，谱写了一曲飞夺泸定桥的英勇壮举，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从此桥上通过。毛泽东同志还写下了“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的不朽诗句。 1961年被国务院批准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5年 9月 27日，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在康区视察工作时，也曾参观了泸定桥，并题写了“飞身可夺天堑，健步定攀高峰”的对联。
红军长征文化是康巴文化的一个特色部分。 1935年 5月至 1936年 7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进入康巴藏区。在这里红军不仅完成了飞夺泸定桥和甘孜会师的壮举，而且还在泸定、丹巴、甘孜等地建立了许多“博巴”革命政府。他们不仅在康区留下了革命的火种，而且也留下了大量珍贵的革命遗迹，泸定桥历史博物馆、格达活佛与朱德纪念馆等等，都是红军长征文化的珍贵载体。
第三，康区位于“藏彝走廊”的核心地带，众多古代民族在这条走廊上的活动，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有的甚至被视为是古代文化的“活化石”。例如：白玉县三岩乡还残存着现今国内都极为罕见的古老父系氏族公社制度—“帕错”制度。在道孚和雅江交界的扎坝，至今依然保存着比较完整的母系氏族制度。在木雅文化中我们尚可窥见党项与西夏文化的影子；在嘉绒文化中古嘉良夷文化的成分依稀可见；在鱼通文化中也不乏古羌文化的要素。在康东地区存在的贵琼、嘉绒、里汝、尔苏、木雅、扎巴、尔龚、曲域等多种独特的方言，仍是绝无仅有古代民族文化遗存的活化石，饱含着历史积淀的厚重与深沉，是研究我国古代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活的标本。
魅力之四：康巴文化的宗教性
同西藏文化一样，康巴文化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康巴文化的宗教性突出表现在寺庙多、僧人多、信教人口多，宗教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影响大，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据 20世纪 90年代的有关资料统计，全国藏区共有藏传佛教寺庙 3300座，僧侣 12万人。其中，西藏有寺庙 1552座，僧尼 41800人，占西藏藏族总人口的 1.9%；青海有寺庙 616座，僧尼 21000人，占全省信仰藏传佛教人口总数的 2.3%；甘肃有寺庙 649座，僧尼 5500人，占全省藏、蒙、土、裕固族人口的 1.1%；云南有寺庙 28座，僧尼 1400人，占全省信仰藏传佛教民族人口的 0.9%。四川有寺庙 700座，僧尼 62932人，占全省信仰藏传佛教民族人口的 5.8%。而四川又主要集中在康巴地区，在全省的 700座寺庙中，康区就有 500余座。从寺庙绝对数看，四川藏区仅次于西藏，但从僧尼绝对数及其在信教民族人口中所占比例来看却远远高于其他各藏区。
康区不仅信教人口多、寺庙多、僧侣多，而且宗教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影响也特别大。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是宗教文化渗透到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在藏族社会中，不管是僧人还是世俗之人，其一生从生到死，从社会生产到个人生活，事事处处无一不被打上藏传佛教深深的烙印。不仅如此，藏族传统的政治、历史、文学、艺术、天文、历算等知识，不仅被打上深深的宗教印记，而且还成为宗教的附庸。
二是宗教与政权高度结合，形成了长期的政教合一或政教联盟的统治局面。这种政教关系一直维系到 20世纪 50年代。
三是宗教僧人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和优厚的经济待遇，宗教职业成为整个社会最崇高、最具吸引力的社会职业。出家为僧（尼），不仅是一种义务，而且还被视为社会的一种价值取向。以至于在历史上曾出现“凡家有二男者，抽其一；有三男者，抽其二；有五男者进三”（《甘孜州民族志》，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4年）的送子入寺制度。
魅力之五：康巴文化的边缘性
康巴文化独树一帜，很重要一点就在于它的边缘性上。这种文化的边缘性主要表现在，这里的各种文化都是在受多种文化影响后形成的非典型原生文化。有人把它称为“杂居文化”或“混合文化”。如：康定、丹巴、九龙一带的汉族，他们虽然比较完整地保留了汉文化的基本特征，但藏文化的影子却随处可见；九龙、泸定两地的彝族虽然也完整地保留着本民族传统的文化，但在生产方式、生活习惯、语言等方面，仍有明显的汉、藏文化的痕迹。在康南的纳西族和丹巴的羌族，虽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保存着本民族的文化，但藏文化的烙印却无处不在。至于康巴藏文化，虽然他们与西藏文化一脉相承，至今仍在主流上与西藏文化保持着共同性。但是古羌文化、汉文化、彝文化、蒙古文化、纳西文化对它所产生的影响，及其由此所带来的变化，也是十分明显的。故，有人认为康巴的汉文化非纯正的汉文化、康巴藏文化也非典型的藏文化，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康巴文化边缘性的另一重要表现是它处在汉、藏两种文化的边缘。藏文化是以拉萨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康区是藏文化由西向东辐射的最远端，越过康区则完全是汉文化的势力范围。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藏语要把康区这一地方称之为“康”了。因为在藏语中， “康”的含义就是“边地”。其实，这里不仅是藏文化的“边地”，而且也是汉文化的“边地”。汉、唐以前，虽然康区的古部落白狼、嘉良夷、党项、附国等都曾与中原王朝有过密切的关系，唐帝国甚至在康区建立过不少羁縻州，但汉文化仍限于在康区外围活动。宋代，汉文化虽然在大渡河以东地区扎根下来，但大渡河以西仍是“弥望皆蕃田 ”（《宋会要辑稿》）。元、明、清时期，汉文化虽然开始进入康区，但数量和影响都是极为有限的。直至川边改土归流和民国西康建省时，汉文化才开始大量进入康区，并在该地占有一席之地。即便如此，汉文化的势力也主要集中在康东地区，并由东向西呈逐渐减弱之势。（林俊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