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我国尚属空白区，但令人高兴的是，这门学科于 20世纪 80年代已经起步了。诸如“关东戏剧”这一口号的提出。表明了理论家对于建立关东戏剧这一地域文化理论研究的浓厚兴趣，其中的《关东戏剧刍议》（肖羽）、《漫谈关东戏剧与文化土壤》（田子馥）、《地域审美初探》（关德富）、《关东戏剧的必由之路》（宋存学）以及由李文华（《戏剧文学》主编）主持召开的以“拓荒者的聚会”为题的关东戏剧讨论侧记等，就关东戏剧的内涵、渊源和现状等多方面，提出许多具有学术价值令人深思的问题。
文化所呈现出的地域性总是以其区域性为特征的。国外的理论家通常把亚洲地区的文化称为“东方三大区域”——即“阿拉伯文化区域”、“印度文化区域”、 “中国文化区域”。这种世界性的文化区域划分，还可以从欧洲地区文化中看到，如“就民族学角度来看，欧洲音乐扎根于三个文化区域。它的确切分界还不肯定。北方有斯堪的那维亚区域，西方有凯特尔区域，南方则为地中海区域。北方区域的特点是大调音乐和对复调音乐的偏好，西部区域继承着五声音阶旋律，南部区域则以强烈的自然音阶为特征，是高度发达的器乐和理论文化”。有关我国地域文化中区域性划分，国外理论家也有其论述，如阿伦·斯莱舍认为： “汉族文化是在国家东部三个文化区域发展起来的，因为汉族文化大部分集中在黄河下游、长江下游流域以及南方沿海区域，形成了我们所谓的三个文化区域”。
我国“早自新石器时代起，中华大地上存在着三大考古文化系统和民族系统，即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系统和氐羌民族系统；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的青莲岗文化系统和濮越民族系统；北方草原地区的细石器文化系统和胡民族系统”。这种大范围的考古文化系统，覆盖着各自的民族、部落、部落联盟的文化，它并不是某个单一民族的文化，而是宏观的、更大范围的具有某种相关联、共同特征的共同体文化。我国的三大考古文化系统，以其地理特征揭示了各自不同的地域文化的划分。史学家陈永令认为： “在中原地区，黄河中、下游的以彩陶为特征的仰韶文化和黑陶为特征的龙山文化，主要是古代汉族祖先农业经济的文化。” “其地理特征为黄土高原、大山、沙漠、草原、高寒地区。青莲岗文化系统的分布范围是长江中、下游、黄淮下游、东南沿海以及渤海湾周围。”关于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的分布，史学家翁独健认为： “在北方，主要是长城以北，从东北沿蒙古草原到西北的宁夏、甘肃、新疆以至藏北高原，以细小打制石器为特征的细石器文化，是北方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文化。它们的特征一致，地域相连，统一构成了我国北方草原、沙丘、高原地带从事游牧和狩猎的古代民族的文化。”
国外的理论家们所谓的汉族三个文化区域，其中的黄河中、下游文化区域，显然是源于仰韶文化系统和氐羌民族系统；其中的东南沿海文化区域和长江中、下游文化区域，则源于青莲岗文化系统和濮越民族系统。我国三大考古文化系统和民族系统，经过长期的相互不断的交往、不断的接触和融合，逐渐形成了我们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华民族整体及其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其中的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和胡民族系统是我国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说，在我国的汉族三个文化区域之外，尚有诸多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所形成的各自文化区域。如关东地域文化区域、关西地域文化区域、内蒙古草原游牧文化区域以及新疆、西藏、大西南等地域文化区域。
拙文《从文化地理中探索吉剧音乐的发展道路》中，曾引用了萨波奇·本采的一段话：“控制人类的主要法则可以从地表的山岳水域分布中求得。因此首要的是考虑世界上山系和水系与文化产物的发展的关系”。
他认为，山是拦阻或保存文化的，而水则是传播和扩散文化的。我国的文化区域往往是与“水”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东方文化区域和欧洲文化区域也往往如此。如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所形成的三个文化区域，都与 “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又如爱琴海培育了古希腊文化、恒河流域成为印度文化中心、幼发拉底河流域是阿拉伯文化的摇篮等等，这些文化现象再次让人们联想到与“水”的紧密联系。当然，草原与高寒地带也有其地域文化的区域，川泽湖泊依然是该地域的文化中心地带。如果采用“水的文化”这一概念，能够客观地反映出地域文化特征及其规律的话，那么关东大地上的松花江流域、辽河流域则是孕育关东文化的绿洲。或者说，关东文化扎根于松花江流域、辽河流域两个文化区域。
松花江发源于长白山天池，流经吉林、黑龙江两省，注入黑龙江，全长 1480千米。令人感兴趣的是，松花江名称的历史演变恰好成为吉、黑两省各民族文化和发展的历史印证。据史料记载，松花江在汉魏时代被称为“弱水”，《尚书·禹贡》云： “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北魏时代称“难河”，《魏书 ·乌洛候传》载： “其国西北有完水，东北流合于难水，其地小水皆注于难，东入于海”。唐代称“那河、粟末河”，《旧唐书·室韦传》载： “又东流于那河、忽汗河合，经黑水靺鞨之地，东注于海”。上面所提到的“东注于海”或“东入于海”，系指今松花江于富锦城北会合黑龙江之后，东流入于日本海。松花江在辽、金时代称“混同江”，《契丹国志》长白山条目： “旧云粟末河，太宗破晋（ 946年）改为混同江”。元代称“宋瓦江”，始见于《金史》地理志。明代称“松花江”，见《明史·冯胜传》。清代称“松阿哩乌拉”即满语的松花江。多年来，在松花江流域陆续发现和挖掘许多古文化遗址，证实了我国关东古代各民族很早以来就劳动、生息、繁殖在松花江流域，同时也是各民族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水上交通线。这就是说，松花江伴随着历史的变迁、朝代的更替以及民族的迁徙，不断地变换着名称，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并以其地貌、民俗呈现出松花江流域的文化区域的特征。
辽河流域在关东地域中所呈现的文化形态，不仅反映在经济和民俗方面，同时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也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远在春秋战国时期，辽河流域已成为文化中心地带和政区的划分线：在辽河以东设置了辽东郡，辽河以西设置了辽西郡。辽、金时期在辽河流域设置了辽阳府，元代设置了辽阳行省，明代设置了辽阳都司。清代顺治十四年（ 1657年）迁辽阳府（今辽阳市）于盛京（今沈阳市），改为奉天府，设辽东将军。 1929年建立辽宁省，其含义是取辽河流域永远安宁之意。上述历史表明，历朝历代都以辽河流域作为关东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并以“辽”作为政区名称的首字。从中使我们看到，辽河流域文化在关东地域文化构成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近年来，在辽河流域西部发掘出土的“红山文化的石砌祭坛、积石大冢群及陶塑裸体女像、彩塑女头像及胎厚 1.3厘米的彩陶器残片，均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其他各种文化所未见。
《中国戏曲志·辽宁卷》综述（初稿）载： “牛河梁红山文化之发掘，可知远在五千年前辽宁西部已产生了植基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社会组织。当时村落密集，村社中心设有女神庙及祭坛。村落周围筑有防卫设施，并能制造出象征族徽的精美盘龙玉饰，足证彼时已产生宗教信仰与集体祭祀活动。”
辽河流域东部的古文化遗址也颇为壮观，如“辽阳出土之东汉墓道壁画《凤凰阁下百戏图》，图中共有 49人出场……百戏艺人载歌载舞，纷呈绝技，演出了歌舞、旋盘、舞轮、跳丸、倒立、兽走、反弓等节目”，从中可以看出，远在 1700年前辽东的文化活动盛况。
松花江流域和辽河流域各自所形成的文化区域，在它们之间除了地理、气候、族属、民俗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之外，在方言上也存在着区别。我国幅员辽阔，语系繁杂， “目前我国各民族使用的独立语言至少有八十多种”， “分属五个语系，其中属于汉藏语系的有 29个民族，其人数占绝大部分”。关东地域的方言基本上属于汉语的方言区，四声调值近似普通话，只不过声调较平并有着本地的一些词汇。当然， “汉语的方言为数甚多，一般把它们组合成八大方言区”。关东方言则是属于北方语系的一支。语言学家们指出，这些方言相互区别的特征，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语音系统；二是基本词汇；三是语法构造。在大的方言区内，各地语音又有所不同，关东方言区即属此例。松花江流域与辽河流域的语音，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相同处是字调的四声相似，不同处则多为声母与韵母方面。比如声母方面，辽河流域的问话 “你吃了吗？”，其中的“吃”发 ci音（慈）；而松花江流域流域的发音是 chi音。在韵母方面，辽河流域语音的“粥”，其发音是 zou（邹），尾音颤动后微降；而松花江流域的发音与普通话发音基本相同，发 zhou音。在词汇方面，如蔬菜中的“大头菜”是松花江流域比较普遍的叫法，而辽河流域的习惯叫法是 “嘎嗒白 ”（即疙瘩白）。又如“高粱米粥”是松花江流域的普遍词汇；而辽河流域则习惯称谓 “粟米粥”，其发音是 “粟米奏”。外地人常把关东地域的语音视为一体，但关东地域的人是能够自我区分这两种不同语音的。比如有人形容 “南满 ”（辽河流域）人说话是 “曲么菜味儿，苦森森的”；南满人却嘲笑“北满”（松花江流域）人说话“一股土拉咔味儿，上那去不叫上那去，叫甚么上那嘎嗒去！”其实， “嘎嗒”是满语词汇中的“地方”的语音。关东地域的许多所谓的“土语”，恰恰是由各民族的语汇构成的。由于关东是多民族的共同居住地以及明、清以来汉族大量进入这一地区，促成各民族在文化领域中的不断交往、融合，出现了许多混合语汇，如汉满之间、汉蒙之间以及汉族与其他各民族之间等等。这些各民族之间的混合语汇及其派生的土语方言，无疑是关东地域的文化历史现象。至于辽南沿海一带的方言，如东起丹东至大连、旅顺，西至营口、盘锦等地，其语音近似“海南口音” —即渤海南岸的山东烟台一带。这种地区方言则属于关东地域的边缘地带语音。如果从关东地域整体角度来分析，具有代表性的语音区域仍为松花江流域和辽河流域这一广阔的地域。
我国有 56个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既是多民族国家，又有着悠久历史所形成的语系繁杂、方言林立。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方言的词汇具有可变性，不同的时代总赋于方言词汇的变异和更替；然而方言中的语音却具有稳定性，尽管有着不同时代的更迭，却难以改变乡土乡音的遗传性。唐代诗人贺知章有一首《回乡偶书》：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本是一首久居他乡返回故里的感怀诗，但我们从语音角度来看，乡音即是方言。所以说，方言中的语音在地域文化中具有十分顽固的稳定性格。由此不难看出，地域中的不同语言区所呈现的不同形态，往往是支撑本地域文化的色彩区的基础；而色彩区则又往往是地域文化中区域性的重要标志。总之，地域文化学说中关于区域性的界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张士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