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凝聚力和生命力来自其基本精神。齐鲁文化的基本精神，我们大体归纳如下几点：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勤谨睿智的创造精神等。这些，对我们民族优秀传统精神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一、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
刚健自强是齐鲁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其发展的内在动力。它像源头活水，给齐鲁文化以无穷的生命活力。齐鲁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姜太公、管仲、晏婴、孔子、孙子、墨子、孟子等，以他们为代表的儒、墨、管、兵等家学派，都是积极入世、救世，充满刚健进取、自强不息精神的。管仲重功名，尚有为，不拘小节，力行改革，富国强兵，相齐桓公，霸诸侯，成就了齐桓公的首霸事业。孔子重“刚”，把“刚”作为仁的德目之一，积极进取， “为之不厌”， “好古敏求”，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 ·述而》）。孔子的这些思想，在《易传》中有所发展。《彖传》提出“刚健”观念，赞扬刚健精神云： “刚健而文明”（《大有》）， “刚健笃实辉光”（《大畜》）。《象传》提出“自强不息”原则。云：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乾卦》）。孙子兵家，为安定天下，统一天下，主张用正义的战争制止不义之战。墨家比儒家在进取有为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救世救民，推行其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 “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 ·天下》）， “牵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 ·尽心》）。其他齐鲁诸子，虽观点不同，但在刚健进取方面，则是一致的，齐鲁文化这一基本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得到充分发扬，成为我们民族的基本精神，对我们民族的自强、自立、发展、壮大，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二、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
气节即志气和节操，指的是为坚持正义和真理，宁死不向邪恶屈服的品质。气节之中，民族气节为重。民族气节是爱国主义的道德基础，它以维护民族、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表现出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在这一点上齐鲁诸子是有共同特点的，是他们共同铸就了齐鲁文化尚气节的爱国精神，但是最突出的还是儒家。孔子有“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 ·子罕》）的名言，孟子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 ·公孙丑》）的壮语。孔、孟是说到做到的。孔子周游列国，到处碰壁，穷于宋、困于郑、呃于陈蔡之间。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 ‘君子亦有穷乎 ？’子曰： ‘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 ·卫灵公》），继续弹琴唱歌。在强暴面前，孔子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如公元前 500年，齐鲁夹谷之会。齐有司黎弥以献舞乐为名，欲劫持鲁君（定公）。在千钧一发之际，孔子“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以礼严辞痛斥齐国君臣，挫败了齐人的阴谋，保卫了鲁君安全，维护了鲁国的尊严（见《史记 ·孔子世家》）。在真理面前孔子是“学而不厌”， “敏以行之”。他创办私学授徒三千，整理文化遗产，进行思想文化的创建，为我们民族文化的建设，作出了永不磨灭的贡献。孔子是伟大的民族英雄，其思想永远闪烁着爱国主义的光辉。
孟子则善养“浩然正气”，以充塞天地的气概，推行其王道主义，把治理天下作为己任，提出“乐以天下，忧以天下 ”（《孟子 ·梁惠王下》）的主张，为追求真理，维护正义，可以舍生忘死。
管仲，自古有争议。他与召忽辅佐公子纠，公子纠死后，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反事其仇公子小白，也就是齐桓公。因此，有人非议他。孔子的学生子路、子贡就提出管仲 “非仁乎？”的问题。孔子对管仲以仁许之，说： “如其仁！如其仁！ ”又说，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如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 ·宪问》）管仲自己解释这件事，不死于公子纠之难，是因为他“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史记 ·管晏列传》）。管仲的“功名”是与治天下连在一起的。他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尊王攘夷，救邢，存卫，立曹，北逐戎狄，捍卫了中原和平和文明。这与死于一人、一姓的主人相比，是大局，是民族国家的大节。孔子以仁许之，正是对他这种大节的肯定，故管仲的爱国主义是深层的，一般具有忠君忠主思想的人是不能理解的。
其他齐鲁诸子及其思想也都表现出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爱国行动和爱国精神。曹刿自荐，领兵败齐，保卫鲁国，孙膑用兵败魏于桂陵、马陵，保卫了齐国，信陵君窃符救赵，既救赵，又强魏，这些是一种类型的爱国行动。
鲁仲连义不帝秦，用三寸不烂之舌解楚南阳之围，退赵伐高唐之兵，却侵占聊城的燕国 10万之众；淳于髡“数使诸侯，未尝屈辱”；子贡出使，不辱君命，并有“一出而存鲁，灭吴，弱齐，强晋而霸越”的奇迹；晏子长于辞令，善于人交，使楚舌战群敌，增齐国威，墨子日夜奔走，消弭战争等外交活动，又是一种爱国型类。稷下先生“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史记 ·孟子荀卿列传》），并进行文化思想创造，又是一种类型的爱国表现。孔、孟、墨稷下先生等都办教育，育人才，传播科学文化，也是一种类型的爱国之举，总之，爱国是多种形式的，关键是在生死关头能不能全节， “表现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杀身成仁”、 “舍生取义”的精神。
在这方面齐鲁诸子为我们留下了光辉的思想、模范的行动，齐鲁文化的这一基本精神，对我们国家的统一巩固、民族的团结凝聚，起了极大的积极作用，也成为我们民族的基本精神之一。
三、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
上节我们在讲齐鲁文化的特点时把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作为将齐鲁诸家诸派思想联结为一体纽带进行了分析，也就是说，尽管各家各派思想特点和体系有别，但积极入世、救世的精神是一致的，因此形成了齐鲁文化的经世致用的基本精神。（略）四、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
人所共知，齐鲁文化，甚至中国传统文化有个基本观点，叫做天人合一。不仅神道主义者认为，天是人的主宰，“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 ·阴阳义》）。就是作为哲学的自然观，也是“天人合一”的观点。
孟子讲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孟子 ·尽心上》），是天人合一观点的开端。孟子的所谓性，就是人固有的本性，如 “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所谓心，就是思维器官： “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孟子·告子上》）所以，尽心便能知性，知性也就知天了。但孟子没有明确提出天人合一。
《易传》讲“人与天地合德”思想。云：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镕，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乾卦 ·象传》）又说， “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泰卦 ·彖传》）阴阳家更将天象和人事挂在一起，讲“天人感应”：这种观点影响至深，至今中医、气功、宇宙全息论等以此为基本理论。
但是，在天人合一思想贯穿的齐鲁文化当中也不乏天人相分、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其代表人物是荀子。《荀子·天论》云： “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明确天人之分，提出“制天命而用之”、 “人定胜天”的光辉思想，强调人的能动作用。这种思想在古代是难能可贵的，里面充满了辩证、唯物精神，对后世影响至深至大。
五、 “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
“民贵君轻”思想是孟子首先提出来的。《孟子 ·尽心下》：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民本主义发展到战国时代极激进的口号。其实，民本主义并不是形成于战国，在春秋时期已形成一种思潮，影响了诸子思想，最早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是管仲，齐国诸子都是管仲的信徒，自然都是人本主义者。然而鲁国的儒、墨在“重民”、 “爱人”方面，更加激进，理论也更系统。孔子的仁学思想体系，就是在民本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仁者爱人”，是对人本主义的最高概括。 “民贵、君轻”是对人本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注脚。（略）六、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
“人道”是相对于“神道”来讲的。 “神道主义”以神为本位，把人放在被神支配的被动地位，是没有独立人格的。如“夏道尊命、事鬼神而远之”；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 ·表记》）。人在神面前是奴隶，奴隶是不被当人看待的。人道主义是以人为本位，强调人的价值，尊重人的独立品格，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一句话，把人当人看待。把人当人看待，在中国始于西周的“敬天保民”，或“敬德保民”，二者意思一致，重点在“保民”。 “德”和“天”也不分。因为周人还不是人道主义者，仍然重天讲命，只是鉴于殷亡，看到了奴隶的力量。至春秋奴隶解放运动中，人本主义形成之后，古典人道主义才真正形成。
人道精神，是齐鲁文化的灵魂和核心。齐鲁文化是围绕“人”这个核心展开的，因此，我们把齐鲁之学概括为“人学”或“仁学”。也就是说，齐鲁诸子百家，无不高举人道旗帜，把人作为治国的根本。如管、晏主张富民、利民、顺应民心，因民之俗，从民之欲，稷下先生基本遵循管、晏思想，稍变形式，而本质一样。墨家的兼爱、非攻、非命、节葬、贵义、兴利， “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 ·非乐上》），无不从“人”出发，为人谋利益，为劳动人民谋利益。因此，无不放射着人道精神的光辉。当然，人道精神体现最突出、理论最系统的还是儒家，孔子是当时、甚至是中国古代最光辉的一面人道主义的旗，他创立的儒家文化体系称为仁学体系，也就是人学体系。他那“仁者爱人”的命题，是人道精神的最高体现。孔子比管、墨高明，似乎他突破了阶级的、种族的、国家的、地域的局限，把“人”作为一大类来看待。他的“爱人”，是“人类之爱”，这和他的“有教无类”是一致的。
当然，对孔子其人其思想是有争议的，特别是在极左思潮铺天盖地的“文革”时期，孔子是被彻底打倒的“伪君子”、 “复辟狂”、 “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总代表”、最大的反动头子、历史的罪人。他的“爱人”被说成是只爱奴隶主贵族，只爱没落奴隶主阶级，他的“爱人”思想成了非人道的东西，首在批倒之列，就连“人道”一词也被当做资产阶级的东西，没人敢提。至于“人类之爱”就更不用说了，那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的。但是我们说孔子的“仁爱”是讲的“人类之爱”，是从孔子思想的实际出发的。孔子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懂什么阶级观点，提出“人类之爱”是不足罪、不足怪的。在当时，我们只能说是难能可贵的。至于孔子对“爱人”的论述，他的“仁学”思想体系，本书有专篇论述，在此无法也无须展开，人们对孔子“爱人”思想的种种看法和争论，已是学术界熟悉的问题，不说也会知道。我们只说： “人道”思想是齐鲁文化的核心思想，人道精神是齐鲁文化最基本的精神，离开了“人道精神”，齐鲁文化不仅会黯然失色，而且简直变成另一种样子，失去了它的重要意义。
七、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
中华民族崇尚集体主义，讲合群，讲和谐，讲统一，强调大公无私。
群体主义精神，是齐鲁诸子、各家学派的又一共同主导精神。首先，管仲及管仲学派对合群、团结、同心同德是十分重视的。他们认为合群、团结、万众一心是力量的源泉，克敌制胜的根本。尽管管仲及管仲学派倾向于霸道，其学术思想基本是从霸业出发的，但是对“人和”、 “同心”
等是强调的。
墨家以天下为己任，强调： “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以“利他”、 “利人”、 “无我”为极限，可说是大公无私的典型。但是在理论的全面系统上则比儒家大差一筹，首先，孔子把“和”、 “同”分开，强调： “君子和而不同”（《论语 ·子路》），为其大公合群的思想建立了理论基础。其次，孔子在总结前人关于群体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天下为公”的 “大同”理想。并绘制了他那理想社会的蓝图，即《礼记·礼运》所载： “子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那段话。这种理想社会，自然是空想的，但它却把“大公无私”的群体主义精神发挥到了一个高度，使人们向往，并把它作为一种高尚的追求，为之奋斗不已，吸引着、凝聚着我们民族的群体，在他设计的现实的“小康”之目标下不停地前进。
继孔子之后，另一位集大成儒学大师荀子把群体主义提到了人类理性的高度。《荀子·王制》云：“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亦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
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 “故人生不能无群”， “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
对我们民族的群体精神或集体主义观念，在文化讨论中时常受到否定性的批判，认为它束缚了个体人性的发展。但是，我们认为，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和集体主义观念的形成决非无因，是我们民族在数千年文明历史发展中总结出的思想，早已成为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精神之一，它对我们民族的心理心态、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和思维方式都有深刻影响，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所起积极作用是巨大的。首先，我们民族的凝聚、人民的团结、国家的统一，虽历尽外来民族和外来文化的冲击而颠扑不破，群体精神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其次，大公无私的集体观念，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克己奉公，舍生忘死，成仁取义，英勇献身。再次，中国古代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虽不科学，但与未来共产主义理想在精神上是有内在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能在中国这块古老文化哺育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是与二者之间内在的精神联系分不开的。深入发掘中国民族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对我国现代化事业也是有意义的。
八、勤谨睿智的创造精神
齐鲁古代文化之所以兴旺发达、人才济济、圣贤辈出，优越于其他地区，除了上文我们讲的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民族聚居融合的动力以及上述基本精神之外，还有一点，很值得深入研究，那就是常被人们忽视的齐鲁文化中勤谨睿智的创造精神。这一精神不仅表现在先秦齐鲁诸子百家，而且表现在史前东夷人的发明创造，史前东夷人的发明创造很多，小至弓、矢、舟、车的发明，中至鱼、猎、农、牧、酿造、冶炼技术的创造，大至天文、地理、律历、礼乐制度的发现和创建，据文献记载和历史传说，大多无出东夷者。征诸考古资料、文献记载和历史传说是大体可信的。因为东夷民族是勤劳、勇敢、聪明睿智、善于发明创造的民族，而又以仁厚、逊让、谨慎著名。勤劳则聪明技巧，谦逊则进取向上；仁厚则宽容，善于和易于吸纳外来文化、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故史前东夷人发明创造居多。
春秋战国时代，齐鲁地区似乎再现了史前东夷文化繁荣的时代，管仲是伟大的政治家，管仲改革，就是一次宏伟的创建工程，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到军事等，都有重大的创建，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过去人们受“述而不作 ”夫子自道的束缚，认为他只是文化的继承和传授者，其实，他的思想文化的创造革新是全面的，无与伦比的。拿中国传统的礼乐文化来说，一般认为是周公的创造，孔子只是“从周”、 “继周”者，是的，周公是礼乐文化的首创者，但是周礼文化到春秋时期早已崩坏，虽然孔子自己说：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但周公的礼乐是个什么样子，恐怕孔子自己也说不清，只是为自己的创新找个权威性的依托而已。孔子的礼乐文化思想完全是他的创造。后世流传的礼乐文化传统实际是孔子的一套。孔子被尊为至圣先师是恰当的。
齐国兵学独树一帜，其他各国无与伦比。孙子集其大成，著成世界上最古老、最有影响的兵典——《孙子兵法》。
在科学技术方面，春秋战国时代的主要成就也多出齐鲁。鲁班不仅是能工巧匠，被尊为土木工匠的祖师，他也是一位发明家。传说锯、伞等是他发明的。在天文学方面，齐人甘德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他的天文著作与魏人石申的著作合为一本，叫《甘石星经》。二人各有所长，但总的看甘氏早于也高于石氏。
在地理学方面，邹衍的大九州说，虽是由近及远、 “由小推大”地推测加想象推出来的，但征诸后来的地理发现，不能说他不是一项科学的推测。同时，他深观阴阳的变化，作“五德终始”论，也是有天文学深厚基础的。在医学方面，神医扁鹊—秦越人出于齐地郑阳，在当时也是无人可与他比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