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洪年*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对外的交流，韩国的传统岁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由于对传统的因袭与固守，传统岁时习俗成为顽强体现民族精神的支柱，因而仍不失其不灭的光辉！
韩国的传统岁时习俗与中国的传统岁时习俗极为相似，因此，有的研究者认为韩国的岁时习俗是照搬中国的。其实，民俗这东西是相当复杂的。我们并不能对其流传与影响简单地下结论。
即使是地域十分相近的两个国家和民族，如果对它们的风俗进行细致的比较，仍然可以发现两者的相同和不同，并由此探寻其原因，从而发现更多的学问和知识。
本文试以旧历五月端午节为例，就中韩两国的这一节日习俗加以比较，看看从中可以看到一些什么新的认识。
一
中韩两国，唇齿相依。从上古时开始，两地便有文化的交流和民族的往来。因同为儒教文化圈和农业文化圈，因而便十分自然地形成了相同或相似的风俗习惯。
岁时节日，主要是指受天候、物候、气候的周期性转换的影响，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具有某种特定民俗活动内容的那些时日。不同的节日，有不同的民俗活动，且以年为周期，循环往复，周而复始。
韩国和中国是世界上较早进入农耕生活的国家之一。农业生产要求准确地掌握农事季节。而在“山中无历日，寒暑不知年”的上古时代，人们没有完善的历法与计时工具，只能依靠对天象、物象和气象的观察来决定农时，指导生产，安排生活，即所谓“现象授时”。
中韩两国地处亚洲东部，同为太平洋西岸，随着季节的转换，在某一特定时日，天象、物象和气象，都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农历五月，正是农民为播种而集中投入劳力之后等待成熟的时间，因此，也是农民可以暂时放手松口气的间歇期。因几个月的劳动，他们在身体和精神上感到非常疲劳困倦，需要解除疲劳，养蓄体力。同时，这时天气日渐暖和，进入暑期，又是细菌、病毒滋生，疾病增多的季节。因此，人们一方面要祈求丰收，进行“丰穰祭”；另一方面，又要驱邪防病，进行必要的“防疫卫生”活动。
中韩两国端午节的习俗，不仅节期相同，都是农历五月初五，名称相同，都叫端午节、天中节、重午节、端阳节等，而且活动内容也有许多相同之处。
１.祭奠祖先。在韩国，端午节起源于祈求丰收的“先农祭”及其祭礼游戏，因此，也叫“端午祭”。在这一天，韩国人民要带着初夏的珍贵礼品———艾饼和松皮饼去祭奠祖先，以示对已故亲人的缅怀。后来，端午节列为四大节日（春节、端午、寒食、中秋）之一，在传统社会里，无论在宫廷还是民间，每年都举行盛大的活动。端午节至今在农村仍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节日，始终保存着祝愿丰收祭的传统特色。农家往往在这一日剪去果树的枝条，说是可以获得丰收。艾饼与松皮饼都是初夏的时令食品。这时，除了水稻中耕除草之外，主要农活都是收割大小麦。而“荐新祭祖”，正是人们对人寿命丰、如意吉祥的不倦追求。这是与人类早期的原始信仰观念直接相关的。
在中国，端午节风俗的由来最初也是祭祀祖先，只是到后来才有所变化。华夏族的先人以“龙”为部族标志，伏羲、女娲、颛顼、大禹，都是龙族著名领袖。龙是法力最大的神灵，后人把这些著名的祖先尊为龙，而端午节这天正是祭龙盛典中最隆重的一天。根据有关史籍的记载，截至六朝，我国关于端午节的说法共有五种：一说是纪念屈原；一说是纪念介之推，流行于山西一带；一说是纪念伍子胥，吴楚两地习俗；一说是纪念曹娥，浙江会稽一带习俗；一说是祭“地腊”，道教弟子的风俗。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地域性和局限性，后来，以纪念屈原一说流传最广。据闻一多先生研究，将各种食物装在竹筒中，或裹在树叶里，往水里扔，这是献给“图腾神”吃，因而端午的祭祀，也称“图腾祭”。后来就演变为扔“角黍”喂鱼龙以保全屈原。
２.避邪防病。在韩国，到了端午节这一天，不分男女都喜欢用菖蒲水洗头发。菖蒲是与端午节有密切关系———象征端午节———的植物，不但利用于洗澡和洗头发，还用于酿酒和制作簪子。据说如果用菖蒲水洗头发，头发就显得更光滑，更柔软，又不会掉发。一到端午，人们就马上想起菖蒲，大人用菖蒲根为孩子们制作簪子，在两端刻印上“寿福”两字，并涂上红色胭脂把它簪在头上，以为红色就能“避邪”。此外，民间还于当天中午采摘艾叶和益母草阴干后用作药材，并且把清早采摘的艾叶捆成小捆，存放在门旁边，据传这样就可以避过灾祸。在宫廷里，据说这一天君王要向臣下赠送艾虎，即用艾叶做的虎，说把艾虎在端午节这天带在身上就可以驱除邪气，防疫健身。
在中国，端午节悬菖蒲、白艾，也早就是一项重要内容。菖蒲，是天南星科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含有挥发性芳香油，有提神通窍和杀菌的作用。《道藏》载：菖蒲可以“去寒热，除三尸虫、天行时疾”。用它泡酒，据说喝了能延年益寿。菖蒲的根茎可做香料、装饰品。因此，有人用菖蒲刻成剑与艾一起悬于门上，也有人用它刻成“小人儿”、“小葫芦”等玩意儿，用五彩线做成饰品，拴在小孩子的脖子上。有人认为，端午节悬菖蒲，与战国以后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有关。阴阳学家把端午节看作是阳气最盛之时，而菖蒲则是“感百阳之气”，这日悬菖蒲于门，乃取阴阳相克之意。白艾，又叫家艾、艾蒿、五月艾，是一种菊科多年生草本药用植物，中医以艾入药，性温、味苦，功能是暖子宫、去寒湿。将艾拧成绳晒干，点燃后可以驱蚊蝇。艾叶为针灸材料。较早记载悬艾习俗的是六朝梁人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荆楚人以五月五日并踏百草，采艾以为人（形），悬门户上，以禳毒气。”
由菖蒲、白艾而及于采药制药是中韩两国端午节最普通的活动。一般的药草到了端午时节，药茎均已成熟，以叶茎入药者，均宜于此日采摘。中国民间有谚曰：“端午节前是草，到了端午节都是药。”
３.夏令礼尚。在韩国，端午节这天，一家老小或亲戚之间，有交换封礼（扇子）的风俗。这种扇子叫“端午扇”，一般是工曹制作供给的。这种风俗广泛流行于地方官吏之间和民间。朝鲜时代学者洪锡谟所著《东国岁时记》对此俗有较详细的记载。其中云：“工曹造进端午扇，……扇之绝大者，竹幅白矢满五十四十，名曰白贴，着漆者，名曰漆贴。……竹骨纸面俱书翎毛五色绵缠绕艾虎者。”端午扇的种类很多，如有柄张之如伞，作小儿遮阳之具；又有长柄大圑扇，作枕簟挥蝇蚊之具；又以斑竹皮色绡纱饰节珠贝，为新妇遮面之具，或仿大蕉叶形，亦为大臣仪饰之物；等等，不一而足。韩国有一种说法：端午礼品是折扇，冬至礼品为历书（册历）。此说就是从这一风俗而来的。
在中国，端午节有驱五毒的习俗，用意是提醒人们夏令防病除害。“端午节，天气热；五毒醒，不安宁。”民间把蛇、蝎子、蜈蚣、壁虎、蜘蛛叫做“五毒”。是日，有的地区以红绿线制成图形，盘蛇、蝎子、蜈蚣、壁虎、蜘蛛等在其上，系于小儿之臂，称“五毒索儿”。又用小扇子，画蛇、蝎子等五物，名为“五毒扇”，取“以毒制毒”之意，谓此扇能驱诸毒。由五毒扇，发展演化而有种种地区性的驱五毒习俗。如有的地方用彩色纸把“五毒”剪成图像（剪纸），贴于门、窗、墙、炕之上。有的地区还剪成装有五毒的葫芦图像，表示用葫芦这种古代被当作镇邪的宝物把五毒给镇住。有的地区把五毒串成长串，在它们上端系上艾、菖蒲之类，在它们下端穿上三瓣大蒜组成的藕形，菖蒲、艾表示刀和剑将它们斩除，大蒜表示锁，将它们镇住杀死。而在农村，由于收割大小麦，就利用麦秆制作“麦秆扇”，凡亲朋好友，互相赠送。因为自此时起天气逐渐炎热，农历五月初民间即制扇以备用，旧时有“端午景”之说，即指这一类夏令礼尚。
以上中韩两国端午节在祭奠祖先、避邪防病、夏令礼尚等方面，都有相同或相近的习俗。虽然两者在民俗事象上还有许多差异，主要是其表现形态的不尽一致，但在这一节令习俗的本意或本原上，还是存在着颇为一致的共同性的，这说明两国之间有源远流长的渊源关系。
二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节日习俗反映着不同民族的传统信仰、生产和生活形态，是一种世代传承的文化现象。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韩国，端午节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传统节日，但也表现着各自文化的特点。
尽管中韩两国的文化基础具有亲缘性和趋同性，但这并不等于文化是相同的，无论哪个民族或国家都有长期以来形成的，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传统。而且在文化交流中，单纯的模仿并不能算作是真正意义上的吸收。一般的规律，则常常综合外来文化和固有文化创造出具有新质的文化成分，使之成为适合本民族需要的新文化。
在端午节习俗方面，中韩两国的活动内容也有着明显的不同。
１.运动和游戏不同。端午节为避邪和祈求丰收，其习俗活动总是把劳动、运动和游戏等因素融为一体，然而由于两国民族传统和文化意趣的不同，在一年中相传为阳气最盛的端午节的运动和游戏的方式，也就不同。
在韩国，端午节的主要活动是打秋千和摔跤。早在高丽时代，秋千就在民间和上层社会广泛流行。我们可以从《高丽史》上看到对高丽时代打秋千情景的描绘，而在《东国岁时记》中则有这样的记载：是日“闾巷男女盛为秋千戏”，“呼为半仙之戏”。到了这一天，尤其妇女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到松林中或者河边沙滩上打秋千。金英模在《端午节》一文中描述：“在绿茸茸的松林或者洁净的沙滩上，妇女们穿着各色新衣，长发随风飘动，向天空用力飞翔。这一副姿态仿佛是一幅画，刻印在我们的脑海里。韩国人在回忆故乡的时候就会想起这一幅画。”这一天，韩国全国各地都举行规模盛大的秋千游戏。至于摔跤，历史也很悠久。据记载，在高丽与元朝通好之后，高丽忠惠王和他的蒙古妃特别欣赏摔跤。当时摔跤选手叫做“勇士”。而在中国则把这种摔跤叫做“高丽技”或“撩技”。《东国岁时记》载：“按《礼记·月令》，孟冬之月，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今之角戏即此。”又说：“其法两人对跪，各用右手挐对者之腰，又各用左手挐对者之右股，一时起立互制而抨之，倒卧者为负。”这类比赛，不仅盛行于端午节，而且在农闲期，农民们也都进行，在乡下，一般以黄牛和粗棉布等农家生产必需品作奖品来奖给获胜的选手。在“端午祭”时，祭殿前进行作为武艺的摔跤比赛，获一等选手的得到“壮士”称号，也有会被录用为当“武士”的机会。这种比赛传到后世就变得更为普及了。
可是在中国，端午节的运动和游戏则主要是“龙舟竞渡”，或称“赛龙船”。龙船在西周周穆王时就已经有了，湖南长沙出土的战国楚墓的帛画，画面的中心就画着一个男子站在龙船之上。赛龙船这种水上竞技活动，据《纪纂渊海》记载，起源于越王勾践，《物原》考据在吴王夫差挖成运河时，就有了竞渡活动。有时候的赛龙船，场面十分壮观。唐代诗人张建封写的《竞渡歌》，生动地记叙了赛龙船时热烈的场面：“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斡波飞万剑，击波劈浪鸣千雷。”赛龙船的习俗代代相传，赛龙船的方式因地而异。每逢端午节，汨罗江畔要举行隆重的竞渡仪式，万巷人空，争相观看。身着新装的人们，点着几十对蜡烛，到屈子庙朝拜，抬着龙头祭庙，最后挂红下水开始赛龙船。只听一声炮响，船似箭发，两岸人声鼎沸，鞭炮齐鸣，十分热闹。四川泸州地区，龙船上除挠手外，还有指挥者和擂鼓队。指挥者手执令旗，站在船头上喊号子领唱。漳州、厦门的竞渡，终点停一大木船，作为标船，以鸭子为标，龙船到达终点时，标船将鸭子抛入水中，健儿跃入水中追捉，观众呐喊助威。广西的龙船有男子组成的，也有女子组成的，有用手划的，也有用脚划的。龙船比赛有一定的规矩，并分初赛、复赛和决赛三个层次。浙江杭州市郊的余杭蒋村，每年都要举行一次盛大的“龙船胜会”，其竞渡方式颇为独特，它并不比划速，后进者也不能强行超前。它比的是锣鼓激昂而不乱，划桨整齐而有力，踩艄姿态之优美，又比龙头跷得高，比龙嘴出水量大，比全舟渡手———划桨人、把舵人、击鼓人、掌旗人的同心协力，团结一致。
２.食品和食俗不同。食品与食俗，属于饮食文化的范畴，它不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且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并且无疑是最顽固的文化传统，不像服饰文化那样，变化最为活跃。饮食习惯的民族性给人的感觉似乎是难以变更的。
在端午节的习俗中，中韩两国在食品和食俗方面，也表现出明显不同。
在韩国，端午节俗名“戍衣日”，到了这一天，民间的每一个家庭都准备“戍衣日粘糕”，并设备佳馔、祭酒、水果等，举行祭礼。“戍衣日粘糕”，意为“车也”。这一日，采摘艾叶焖熟捣烂，掺入粳米粉，发绿色，打而做糕，像车轮形，食之。这种食品也由“卖饼家”制作而面市的。据《本草千年》，“艾华人呼作狗舌草也，艾叶之背白者曝干碎作火绒，亦号戍衣草。”又据武珪《燕北杂志》记载“辽俗”：“五月五日勃海厨子进艾糕，东俗似沿于是。”
韩国的这种时令食俗，倒有点像中国杭州的“清明狗儿”，就是糯米粉拌熟青蒿，制成青粉，用这青粉制成狗形的清明团子。不过这清明狗儿，既不像韩国一样在端午节吃，也不像它的名儿那样，在清明节吃，而是把它存起来，有的放在灶山上，有的放在食橱里，也有的用小篮悬挂，任其干燥。此物到立夏日，才把它拿出来用荠菜花煮熟了给小儿吃，据说可以不疰夏。它做成“狗形”，而不像韩国那样做成“车轮形”。中国为清明节制“清明团子”，韩国为端午节制“戍衣日粘糕”，用的原料相同，但因为南北气候不同，故而所产的艾叶的时令也不同。
在中国，人所共知，端午节的食品和食俗主要是包粽子、吃粽子。粽子又称角黍，是端午节的传统风味食品。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曾对它的由来、形状做过描述：“古人以菰芦叶裹黍米煮成，尖角，如棕榈叶心之形，故曰粽，曰角黍。近世多糯米矣。今俗五月五日，以为节物相馈送，或言为祭屈原，作此投江，以饲蛟龙也。”其实，粽子是我国南方的生活环境的产物。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人们发现，用芦叶等把米包起来煮食，具有一种特殊的清香味，久之而成习惯；随后也为北方人采用，包之以黍米（小米）。较早记载端午吃粽子风俗的是东汉末年应劭的《风俗通义》，那时粽子不过是一种普通食品，不独在端午吃，到了西晋，吃粽子的习俗才逐渐固定在端午，而且吃粽子的程序也很别致，吃以前先做游戏，比赛看谁解下的粽叶长，长的为赢。因此，有人把端午节叫做“解粽节”。经过千百年的发展，现在粽子的品种越来越多，而且形状也有三角锥形和四角枕头形等多种。
关于包粽子、吃粽子为祭吊屈原的说法，最早见载于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周时，楚屈原以忠被谗，见疏于怀王，遂投汨罗以死。后人吊之，因以五色丝角黍（粽子）于节日投江以祭之。”但近人黄石在《端午礼俗史》里却反对这种说法，也有人曾考证粽子最早是夏至的一种时令食品。
３.祈禳仪式不同。从中韩两国有关的民俗文献来看，可知这个节日的活动内容主要都是围绕驱邪禳灾进行的。在这方面，两国习俗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但在祈禳物和祈禳仪式方面，却有若干明显的不同。
在韩国，据《舆地胜览》记载，各地在端午节举行的祈禳仪式和所用的祈禳物，不像中国那样统一，除了采菖蒲、艾叶、蟾酥、涂雄黄、制雄黄酒等之外，他们不像中国那样，张挂符印和钟馗图像，而是各地有自己的一套做法。例如在军威，主要是在端午节这日迎神游于村巷。神为三将军，即孝灵、西岳、金庾信。这三神有一个合祠，俗名“三将军堂”。端午日，县首吏即率邑人驿骑旗鼓，迎神巡游。而在安边，则有“霜阳神祠”，其神为宣威大王及其夫人，每以端午日祭之、迎之。而在三涉，其俗则以邑人盛乌金簪于一小盒（函）藏于治所东隅树下，每遇端午，吏人取出奠而祭之，翌日，还藏。其俗之来历，据传，谓“高丽太祖时，有此物，然而却未审其所以，祭之之意，遂成故事，官亦不禁”。
在中国，则以挂钟馗像为端午节里不可或缺的一种祈禳。清柴桑在《燕京杂记》里说：“（端午）前数日，肆间用黄纸盖朱印，或绘天师、钟馗像，或五毒之形，人购而粘门上，以逐祟恶。”钟馗，何许人？据考，历史上实无其人，其源于古代一种驱鬼的棒槌———终葵。历代讹传，用来打击妖魔鬼怪的终葵，逐渐被人格化，成了终南进士，并产生了钟馗捉鬼的传说。宋·沈括《梦溪笔谈》中载：唐明皇于病中梦见一大鬼捉一小鬼后把小鬼吃掉，自称是不第的武举，立誓除尽天下妖孽。唐明皇醒后，病竟因此而愈，于是请名画师吴道子写其像，批告天下，以祛邪祟。另见《唐逸史》中，亦有类似记叙。这里，钟馗的衍变来历很富有戏剧性。他成为镇鬼驱邪的神明以后，他的画像受到从宫廷到民间的广泛欢迎，不但春节时挂他的画像，端午节也把他请出来，用以避邪，作为抗拒邪恶势力的一种寄托。这大概是因为五月气候湿热，多病毒疫疾，古时的医生设备又不完备，再加上迷信的关系，瘟疫等流行病一发生就死者累累，在无可奈何中，人们便想起钟馗的施威捉鬼，于是钟馗就成为端午之神了。想来韩国一些地方的祈禳，可能也是出于这样的原因。
三
端午节是中国也是韩国重要的传统农耕节日之一。自周代以来，民间就有禳灾避邪的端午节风俗流行，至今大约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五彩缤纷的端午节日活动内容，大多都有各自的传说和典故作基础，并且互相交织在一起。它不仅遍及中国的广大地区，而且还影响韩国、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周边国家。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民间文化的悠久历史和浩繁内容。通过国与国之间端午节习俗的比较，可以从中探寻其深层的文化底蕴与相互交流和影响的关系。
１.中韩两国端午节习俗的相近、相似和相同，或说两国都定同一天为自己的节日，说明两国之间有着共同的文化基础。这个文化基础首先就是农耕文化特点的“亲缘性”。中国与韩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古代与韩国交流甚密的我国南方以稻作生产为主，相近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和相同的生产方式，必然产生相似的季节意义和文化土壤，这就构成了文化上的亲缘性，使相互间的文化交流成为可能。其次是祭礼活动的“趋同性”。在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农耕活动含有浓厚的自然崇拜和神灵信仰的因素。季节变化以及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给人们带来恐惧，使人敬畏，为乞求生产、生活顺利进行，感谢神灵的恩赐，需要在农耕活动的重要关口举行祭祀活动，据闻一多《端午考》称，端午系古代持龙图腾崇拜民族在祭祖活动中，用同为糯米做的粽子和戍衣日粘糕做祭品，说明是以最好的食物祭神祭祖。这是古往今来农耕民族的习惯，即所谓民间信仰的趋同性。再次就是防病健身的“需求性”。古代农耕社会，医疗事业极端落后，人民健康无法保证，尤其是五月盛夏是瘟疫、毒虫肆虐，百病复发的季节，人们便想出很多办法来除灾消灾，以至于采药、用药的习惯融于节日活动之中，成为端午节的一项重要内容。
２.中韩两国有着友好交往的悠久历史，两国之间的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从端午节习俗的比较来看，凡文化交流，于接受者一方都要有两个条件：一是需要它；二是具备接受它的基础和条件。中韩两国端午节及其习俗的传承、演变也体现了这一特点。在历史上，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对于促进韩国社会的发展是有过重大作用的，但历来的文化交流从来就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相互的。《东国岁时记》在记述韩国端午习俗时，多引中国的古代典籍如《礼记》、《抱朴子》、《风俗通》等，显然，两国风俗相同或受中国风俗的影响，或由中国传入的风俗较多，引述以为证明。但是在中国的端午节风俗中，也有受韩国影响或从韩国传入的民俗事象。如“角力之战”，确是从韩国传入的，“中国人效之号为高丽技，又曰撩跤，端午日此戏甚盛，京外多为之”（《东国岁时记》）。又如韩国端午节多赠人以扇，曰“端午扇”。按此扇，系“折扇”，据中国明代陈廷的《两山墨谈》卷十八所记和明代陆容的《菽园杂记》卷五所记，都说明纸折扇的原产地是在高丽，宋以后才传入中国。前者有言：“宋元以前，中国未有折扇之制。元初，东南夷使者持聚头扇，当时讥笑之。我朝永乐初，始有持者，然特仆隶下人用以便事人焉耳。至倭国以充贡，进行以遍赐群臣，内府又仿其制以供赐予，于是天下遂遍用之。而古团扇则惟江南妇女犹存其旧，今持之亦鲜矣。”苏东坡云：“高丽的松扇，展之广尺余，合之止两指许”，十分形象地描绘了纸折扇的形状，后来又深化为端午的“五毒扇”。虽然纸折扇最早是否产于高丽尚可考证，但在宋时已从高丽输入折扇，恐怕是不会错的。这说明，国家与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总是相互的。
３.中韩两国端午节的始源及其风俗事象的缘由，有许多不同的记载和传说，但随着岁月的推移，由于广大民众长期选择淘汰的结果，其内容逐渐由复杂而归于统一。这种现象，可以称为“归一化”趋势。这里有两种“归一化”：一种是传说的归一化，例如关于此节的来历，有由纪念介子推、伍子胥、曹娥等说而逐渐归于纪念屈原一说。纪念介子推一说，渐渐地固定附会到寒食节习俗上去了；纪念曹娥一说，因它不能与纪念屈原一说相抗衡而日益与端午节“脱钩”了；至于纪念伍子胥一说，因其渐渐地传为“潮神”而日益强化，从而失去了与其他诸说相竞争的能力。最后由于纪念屈原一说势力最为强大而终于“独占鳌头”。另一种是习俗的归一化，例如韩国的“千秋戏”，本来是寒食节的习俗；我国的吃粽子，本来是夏至节的习俗；中韩两国共同的“采杂药”等，本来是夏令的常日习俗，可是现在统一归于端午节的习俗了。这是因为有的是“节气”而不是“节日”，由于民众逐渐选择的结果，有的就退居到次要地位，而把其民俗事项归并于重大的节日，使之由单一性而向复杂性发展了！由于端午节在岁时节令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一年中的四大节日之一，因而其节俗的内容和功能，就变得特别丰富而多样。
４.中韩两国端午节习俗的比较，除了可以从中探知两国同为农耕民族，有许多农耕文化的共同点之外，尚可进一步获悉稻米文明的若干信息。正如前面所论，两国民众分别以“粽子”和“戍衣日粘糕”为端午节祭神祭祖的主要供品和节日食物，这并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这两种食物的主要原料都是糯米或粳米，它们往往被稻作生产民族视为最佳食物。以最好的食物祭神祭祖，自己并且得以共享，绝非偶然，说明两国民众都把稻米视为“民族精气”。“精”字和“气”字都包含稻米的“米”字。原来“精气”、“精神”这些词汇里的“精”字，来源于干净的米粒而呈蓝色这样一种现象。在特别重视稻米的农耕民族的眼里，干净的米粒，确实是一块小而透明的宝石。而且“气”字的意义较“精”字具有更积极的意义。“气”字是来源于在煮米饭时袅袅地从锅里冒出来的蒸气。锅里沸腾的米饭活生生地冒出蒸气，引起发明汉字的中国人的联想，创造出这个象形字“气”字。因此，无论中国和韩国，对稻米都有一些独特崇尚。例如，８０岁为“米寿”，民间把“米”字解释成八十八的组合，并进而认为，如果不动手八十八次就无法得到的东西正是稻米。如果与西洋人种小麦的情况相比，中国人和韩国人种稻米简直就像园艺。因此，在盛夏季节，人们在开始精耕细作之际，选择一种食物来祭祀和祈禳，并准备精心地花工夫，像祈祷一样虔诚地花工莳弄，从而获得颗颗米粒。由此可知，中韩两国有着共同的“稻米农业背景”，这就是我们从端午节习俗的比较中可以领悟到的一个颇具哲理和诗意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