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伟良*
一、绪论
冷战结束后的当今世界，随着全球化进程脚步的加速，国家安全战略中原来主要以领土问题为内容的“军事安全”理论已开始发生变动与调整，“文化安全”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提出的一种新的国家安全观。有关“文化安全”的概念界说，是指维系一个民族、国家独立与发展的文化系统免于威胁或危险的稳定状态。
众所周知，民族本身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而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栖息的精神家园。活生生的传统文化浸透了一个民族的斑斓历史，并从中展现出其特有的观念体系、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及心理结构等民族精神，支撑着该民族历史发展的心路历程，成为“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全部文化所在，同时也是解释一个国家的文化身份、显示文化个性的依据，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自尊和自信的精神归宿”，总之，它是一个民族和国家之所以能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标志。
全球化在早期就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在世界的扩张而启动的。近代以来，全球化已成为一种左右世界的强大力量，深刻改变了世界各民族、国家的社会状况和文化结构。对于中国而言，融入全球化是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时代特征，其显现出来的张力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尤其是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然而，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以科技、教育、商品、信息及大众娱乐等为内容的西方文化逐步成为当代世界的强势文化而不断扩张，其他民族文化则处于这种强势文化的“笼罩”下，并被日益消解。近２０年来我国传统文化所遭遇的冷落与尴尬，正是这种强势文化无孔不入的侵蚀结果。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如果说中国近代史上对西方文化的接纳是一种被迫的外来“裹胁”的话，那么在全球化的时代，这种对西方文化亦步亦趋的艳羡，则是从自身生发出的心甘情愿的自觉趋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湿地，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源泉。早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初，美国在一份关于战后美国对外文化工作的政策纲要的备忘录中明确要“用民主的观点重新阐述中国的传统文化”，即要用美国文化的价值观来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其目的是“通过文化影响来改变中国政治制度”。 因此，在西方文化的全球化进程中如以自身文化的委顿乃至于荒芜为代价，显然是不符合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发展以及对于国家安全的文化诉求的。
二、当代武术发展的文化迷惘
武术是华夏文明长期氤氲、滋养而发展起来的传统人体活动方式，折射着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向上、自强不息的基本精神，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然而，在近半个世纪的现代武术运动发展中，由于种种原因，有着悠久传统的武术文化发生了根本性裂变，以“高、难、美、新”为特征、以争分夺牌为目的的竞技武术脱颖而出，并迅速成为当今武术运动独领风骚的标志性符号———原有的文化内涵被过滤，传统的拳理技术发生变异。于是乎，人们就把那些恪守文化认同、活动方式、价值观念的武术样式称之为“传统武术”。竞技武术与传统武术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沿承关系，但更表现出很大的文化落差。对此，近几年的武术理论界也引发了诸多讨论。把武术作为一个具体的传统文化事象放到文化安全视野中加以审视，不仅对武术在日趋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中如何在“扬弃”基础上激发出的更新与历史绵延的文化命脉保持一致具有理论价值，同时，也使有关武术的战略发展研究获得了全新的学术意义：从一个个案来讨论如何努力发挥传统文化的优势，在全球化中增强我们的文化创造力与竞争力，以此捍卫中华民族的文化尊严，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
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中国社会发生了新旧鼎革的巨变，武术也霍然进入了一个由近代武术向现代武术的历史转型期。竞技武术的形成应该是这一历史转型的基本标志。作为当代中国武术运动的标志性符号，竞技武术它那异乎寻常的发展动力，基本上来自一种由政府管理部门介入、被高度组织化的各类赛事制度，经过几十年的不断实践、完善，已形成了一个从训练体制、竞赛规则到技术样式的有机体系。对于以套路和散打为两大武术活动形式的竞技武术所取得的成绩具有何等文化价值，可以讨论，但却不容陶醉。文化精神的沉寂、技击之道的异化、传统武术的淡出、武术产业的尘嚣……这一切已成为难以构建当代中华武术文化家园的根源，其丰富的文化载量变得日益媚俗浅薄，中华武术的发展失去了原有动力。
首先是武术发展的思想迷惘。长期以来，传统武术是以追求技击之道为本质属性，规定并制约着自身的存在与发展。传统武术拳种门派繁多，各自的拳理功法也互有所长，但在本质属性的内在规定下，逻辑地延伸出了武术以技（技击）、身（强身）、心（道德）三者有机结合的基本价值体系。所以，当我们综观古代或近代武术的各家拳种门派，其拳理功法互有所长，但作为一种技艺的修炼之道和价值认知，被习武者所恪守、遵循，由此铸造了中华武术博大的文化景象，而当代竞技武术的文化迷惘也正是从这儿开始的。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就有部分武术界人士先将追求技击之道的武术本质属性混同于武术价值功能的技击格斗，再将武术的技击价值与健身价值对立起来，继而认为：“武术在今天的任务不再是‘防身杀敌立功’，而是和其他体育项目一样是为‘增强人民体质’。”将武术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功能相混淆，至今是目前武术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盲点。应该指出，当代武术套路运动所谓“高、难、美、新”口号下的技术异化，就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的产物。
当代武术的思想迷惘还表现在自觉以西方体育文化为参照，使得传统武术文化无论是其活动样式、价值体系还是文化内涵，均发生了过滤和割裂。历史上，中华武术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孕育、滋养，中华民族的哲学、艺术、医学和历史等构成了传统武术的文化基础，这一文化库存是难以全部用西方体育的现有理论来诠释的。肇始民国时期，随着西方体育在我国的传播，中国武术的文化河床中开始流淌进来自大洋彼岸的涓涓细流。众所周知，近代西方体育在中国的传播不仅是各种运动项目的传播，更重要的是它还包括了诸如运动生理学、运动解剖学、运动心理学及体育学概论等一批体育基础学科在内。在这一点上，与长期积淀在农耕社会、缺乏自我批判和偏重经验传承的武术相比，近代西方体育充分显示出了其优越性。当时许多人士清楚地看到，欧美体育的兴盛发展，得益于科学的佐助，“国术一道，脱不以科学方法从而改进，势难邀上之信用，必致完全失传”，由此，中国武术史上第一次振聋发聩地喊出了“武术科学化”的时代口号。值得肯定的是，时人对武术科学化的了解，并非简单地“拔了海外的奇花瑶草来移植在华国的艺苑里”，而是要“采取欧美体育长处”，“要（以）科学方法、教育力量来改造我国的固有体育”，明确提出了“建设民族本位体育”的主张。 相比较之下，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逐步形成的竞技武术套路，从一开始就定位于“自由体操”和“艺术体操”，所以其历年制定的《竞赛规则》越来越显现出西方体育文化的色彩。笔者注意到，随着近年来竞技武术的走向世界，不少人进一步提出了武术发展要与国际接轨的问题，接轨的具体内容可谓是全方位的，从竞赛体制、项目设置到技术创新及规则裁判等，尤其是在当前中国武术要步入奥运会的口号下，武术的改革要适应奥运会的要求，似乎已成为众口一词的不易之论。
武术的传统活动样式，是华夏先民在长期实践与思考中积淀和凝聚的一个文化成果，它深刻传递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价值信仰等多种文化元素。在当今西方文化以宗主地位无孔不入地剥蚀民族文化之时，所谓的“武术与国际（西方体育）接轨”，其实质是“拔了海外的奇花瑶草来移植在华国的艺苑里”式的对自身文化命脉的自我疏离、自我阉割，使充满生生之变的中华武术在西方体育文化的“裹挟”下不断被过滤，话语权不断失落，自己的文化创新发生深层弱化———活生生一场中华武术文化的“和平演变”。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说：“工业社会拥有种种把形而上的东西改变为形而下的东西，把内在的东西改变为外在的东西的手段。”竞技武术的文化嬗变印证了马氏的这个观点。比如追求意境神韵是传统武术的一个显著文化特征，它需要欣赏者内心的体悟咀嚼才能体会；然而，在以西方体育文化为参照的“可量化”竞赛规则使然下，竞技武术技术越发表浅刻板，风姿绰约的文化幽情已无法再现，日新月异的套路“创新动作”犹同随取随舍的快餐，金牌成为唯一的内在推动。更应该引起警惕的是，近来有人在“转变观念”的致思途径下，竟把武术比做“都市餐饮业”，提出武术应该向“全球生意兴隆”的麦当劳学习，真可谓是文化自宫作践的露骨表白！
当代的竞技武术总体上是在体操化的技术改造和竞赛规则的修订这二维平面上做文章，导致口口声声的民族传统文化与实际上的技术异化发生了偏离。武术偏离了传统，就失却了它的文化家园，缺乏了精神原动力，发自内心的价值信仰也就日益萎缩，再加上在全球化趋势下与西方体育的盲目接轨，以致当代武术的发展陷入一种文化痛楚，产生了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一书中所说的“合法性的危机”。这是当代中华武术的危机，也是整个民族传统文化濒临消解的一个缩影！
其次是缺乏批判的高估颂扬。在漫长的历程中，武术毕竟是吸吮了华夏农耕文明的乳汁氤氲、滋养的，它有随社会进步而不断附丽发展起来的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也当然不可避免蓄积着一些沉渣流弊。精华与糟粕共存，是传统武术的一个总体文化特征，需要理论研究的厘定、廓清。民国期间，一些武术理论研究者针对当时武林中“托名祖传，自炫其能”的门派陋习提出了“刈芟清算”的主张，“合理的使它存在，不合理的要无怜惜地剔除出来。”然而，进入５０年代以后，对传统武术文化的理论认识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钟摆现象”。具体表现为前期时按照意识形态需要开展了对所谓“封建迷信和唯心主义东西”的批判，并将此视作“两种不同道路的斗争”。 猴拳、醉拳成了丑化劳动人民，太极拳、罗汉拳是宣扬封建迷信，取而代之的“革命诗词拳”、“语录拳”及“自选拳”走俏一时。毋庸赘言，这是当时“极左”路线影响下的产物，除了一些无限上纲的喧哗与骚动之外，本身不具备任何理论含量。因此，随着“文革”的结束，这类东西也都俱往矣。
但是，当武术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后，对传统武术文化的认识又从一个极端摆向另一个极端，具体表现为对传统武术缺乏批判的高估颂扬。比如，前些年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先生的那句名言“武术属于体育，但又高于体育”，曾被许多研究者奉为圭臬。还有位原国家武术运动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在一次讨论如何发展武当武术的座谈会上竟这样说道：“道教文化具有浓厚的神秘性，谁也解释不清楚，我们何不充分利用它的长处呢？”他的出发点是为了积累资金，所以要“把武当武术炒热”，“再向世界武坛推出一个像少林一样的武术丰碑”。 发展武当武术的动机无可非议，但关键是发展动力的选择有误。我们承认传统武术的神秘色彩在封建社会中对聚众习武发生过的一点影响，但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种非理性现象，绝非是传统武术本身内在的发展动力和文化魅力。在现代科学文明洗礼下，实现传统武术历史转型的重要任务，恰恰是要以科学理性剔除那些佛道仙祖的“神秘性”，还其本来面目。另外，再翻翻近时出版的一些武术专业理论教材和研究论著，对传统武术文化的盲目颂扬已呈泛滥之势，有的甚至到了戏说的地步。墓志铭式的皮相溢美无助于中华武术的时代发展，反而使武术腾飞的翅膀更加沉重，同时，这与现实生活中传统武术遭到的冷遇，形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现象。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指出，人们的认识只能在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其认识也就到什么程度。对于有着悠悠岁月的传统武术文化，需要我们实事求是的具体理性分析，一方面不能低估这一文化精粹在当代社会的价值意义，同时也绝不可以在“光环”效应下忽视其中的负面影响。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蕴涵在昨天理论中的智慧，认识到缠绕在上面的藤蔓，那么我们在通往明天的路上将会更加清醒和自信。
还有是武术产业化的市场陷阱。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如同打开的久壅闸门，对每个社会领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在物质生产各部门都被推向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各种文化精神产品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商品经济的烙印。“武术产业”就是在这一潮流下由原先的“以武养武”、“开发武术资源”基础上提出的一个口号。近２０年的实践清楚地表明，武术作为一项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资源，有其自身的经济价值，在一个经营武术器材、服装、图书、音像及技术培训、各级赛事等的产业圈逐步形成的同时，“武术搭台，经贸唱戏”也成为许多素有习武传统地区经济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典型的一个事例莫过于持久不衰的“少林武术热”对登封地区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
但是，产业化的实质是以金钱为标杆的，市场经济并非是启动社会进步的一把万能钥匙，加上我国在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中许多地方尚不完善，因此，在武术产业化过程中，不少问题也随之清晰地暴露出来。比如，在技艺传承方面，传统武术历来践行“以德为主”的择人信条，鄙视那些“需索供养，以厚薄为是非”的唯利是图者。对照起眼下在商品经济冲击下，不少人把武术传承看成一种“超市式”的商品买卖关系，对学武者不分良莠，一概视作“衣食父母”，或“重利轻艺”，或“托名自炫”，传统武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价值启示。发人深省的是，在“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名义下，“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对经济效益的单一追求，已越来越成为评价武术事业兴衰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尺度，成为“繁荣当代武术事业”的根本出路。“一切向钱看”的利益驱动，如同一只打开的潘多拉盒子，武术沦为众多“识时务者”招财进宝的榨汁机。一方面，有些人通过各种沉渣泛起的广告词和书刊，千方百计把自己装扮成一尊尊“武神”再世模样；另一方面，不少武术杂志及出版商为了赢利也心甘情愿充当“托儿”角色，故意大肆宣扬一些“怪力乱神”的荒诞怪谲之说，这难道不是一种中华武术文化精神的沉沦吗？
当代文化产业的发展，并不是一般的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在文化安全视野中，它“是对一种新的战略资源的掌握，是对一种战略市场的争夺，是一种对于新的文化存在的主导权的争夺”。 其凝聚着的文化价值，也并非可与商品价值划等号。有学者指出，对于文化产业如不作具体分析，而“简单地搬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可能导致荒谬的结论”。 我国以市场经济为先导的改革开放是一次巨大的社会进步，但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软实力”的文化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与要求。市场经济点燃起人们“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内心激情，也对以传统文化为依托的中华武术精神世界提出了新的挑战。这是中华武术面临的一个时代课题，如解决不当，武术的文化之根将被物欲飓风拔起而万劫不复。
如同人类生态环境的恶化常常是因人自身造成的一样，中华武术目前呈现的文化迷失也是由于长期以来的种种失误所致，其中有的是全球化趋势下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使然，有的是我们这个民族史无前例的社会转型、变革引起，还有的则与武术主管部门对中国武术缺乏历史与文化把握的“改革”有关。要给当代武术增添新的活力，寻回日益淡忘的精神家园，则当冲破长期镶嵌在我们思想上的那件意识形态外套。对日后武术的健康发展进行思考，不仅是相关管理部门及理论工作者的事，也是每一位关心中华武术历史命运的人义不容辞的时代责任。
三、构建当代武术精神家园的若干思考
当今世界风云跌宕，不同文化及其价值之间相互纷争，正处于一个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年代。面对当代武术的文化迷失，一个“向传统武术回归”的声音近年来在武术界回荡，其蕴意是在召唤中华武术的文化重构，以寻回日渐失落的精神家园。《易传》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苞者，本也。凡物系于苞本，则固。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精神家园和文化根基，武术的世纪之行当然不能没有自己的精神家园。有了它，我们才知道武术从哪里来，又该往哪儿去；有了它，我们才有了坚定的文化信仰和巨大的精神感召———凭什么能立于天地之间！否则，就会成为缺少文化根基的漂泊者。试想，没有了文化根基的中华武术还能走远吗？要构建当代武术的精神家园，使之成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一道有力屏障，应当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１.文化扬弃与吸收融通的关系
文化学意义上的“回归”，简单讲是对某一文化价值系统的重新认同。体现在武术上，其实质就是接续其自身的文化之根。但是，从农耕社会发展而来的传统武术本身是一个瑜瑕互见的复杂文化体，其中既蕴藏着前人的智慧精华，也裹挟着不可避免的历史积尘，同时还更多地隐匿着需要通过一定的文化转换机制才能焕发出其时代价值的文化传统。这就必须在对它进行深刻的理性把握基础上进行扬弃和创造性转换。如不善于吸收前人的文化成果，传统武术的智慧精华只能是“绿水青山枉自多”；如不善于批判否定，传统武术就无法实现其时代转型。因此，“向传统武术回归”以重新构建中华武术的文化家园，并非是将传统作为一种文化供奉或是对“吾家旧物”简单循袭，而需要经过深刻理性审视后的文化“扬弃”和抉择。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传统武术能否在当今全球化过程中勃发出新的文化生机的关键所在。
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纵”的继承和“横”的吸收。历史上，中华武术的演进有它自己的文化苞本，同时也能善于融摄其他异质文化。明代时，中国的武术家们曾努力学习日本刀法，从而丰富了中国古代的刀法内容；２０世纪中叶，李小龙融中西武技为一体，开创了截拳道，成为中国武术影响世界的成功典范。在当今世界各民族的体育活动中，有着许多影响广泛的技击形式，如拳击、摔跤、击剑、泰拳、柔道、跆拳道等，均体现为不同民族文化对技击之道的认识和理解。善于吸取这种文化营养，对于丰富、发展中国武术的技法、技能是非常重要的。此外，“格物致知”是中国传统哲学倡导的认识论，也是传统武术奉行的实践哲学。由于传统的习武之道过于偏重实践体验而忽视了理论的论证与创造，使得积累了许多丰富的闪烁着实践理性之光的经验很少得到应有的系统整理和阐发，严重制约了武术的文化创新。因而，加强理论研究是推动当代中国武术焕发文化原创的强大内动力。近代史上，在与西方体育文化的撞击、冲突过程中，激发出了中国武术的自新，“武术科学化”的呼声彼此回荡，从而推动武术踏上了时代跑道。今天，西方体育科学的不少科研方法和理论成果同样可以为武术理论研究提供借鉴。由于都具有人体运动方式的自然属性，所以，其中有“许多范式是可以融通的”。 综观古今中外，凡是奋发进取的民族，都能在充分汲取外来先进文化的同时注意保存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因此，只要是有利于人生命价值的优化和自身文化的发展，我们都应认真借鉴、吸收，以博大的胸怀不断融摄其他文化成果，夯实自己的文化根基。生生不息，异质同构，这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活力所在。
２０世纪初，德国哲学家斯本格勒曾预感到西方文化的价值危机，他警告：当西方文化越来越变成了没有内在精神的躯壳，“西方的没落”已为期不远。同样，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凝聚形式，武术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必须是以保持自己的文化独立为前提，不能把在悠久历史中积淀形成的文化个性和价值体系消融到西方体育文化语境中去，丧失自己的内在精神与文化记忆，交出自己的价值标准，去模仿别人的文化样式。阮纪正先生在《武术———中国人的存在方式》一文中指出，传统武术阴阳互济，顺势化解等操作方式，反映了一种通过内部自觉颉颃制衡调控求得稳定和谐的内源性多样化取向，以太极图为这种文化符号的价值取向，在当今社会中似乎并非全部都要让位于体现十字架精神那种两极对立、实力抗衡的操作方式和价值取向不可。 全球化越来越使世界文化联为一体，但这是以在保持民族文化的个性基础上的“兼收并蓄”为特征的，而不是为了“走向世界”去趋附强势文化的单一模式。武术的时代发展，要求我们必须走出古代宫阙，但也应当防止把武术搭建成西式楼台，因为西方文化滋养不了中华武术的根叶。由经济全球化启动的文化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指世界范围内人们对文化选择后的价值共享。
2.历史继承与文化创新的关系
有着自己精神家园的中华武术是一种体现生命存在的活动方式。这种形成、发展于传统社会的人体文化，对于现代社会而言，既存在“代沟”，同时也具有同构应和的关系。我们把这种同构应和的关系放到文化理性的棱镜下进行考察，可以清楚地显现出传统武术自身的多种现代价值。
创新是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发展动力，是我们构建文化安全的自觉需求。漠视创新，其结果只能是被冷落及无可奈何的衰微。中华武术在历经千年的发展中没有寂灭，这得益于它的不断自我调整与创新。王朝闻先生曾说：“传统和创新是一致的，一个是一个的基础，一个是一个的延伸。”２１世纪的中华武术依然需要它的时代创新，但这种创新难以嫁接在西方体育的树身上，应以自身的文化命脉为根基，而不能偏离了具有自身价值的文化规定。因为，不同的文化之间有些可以交融，而有些则难以兼容，武术的创新程度往往取决于对自身历史文化的挖掘深度。如果有人讥讽这样的观点为“保守主义”的话，本人认为，认同自己文化传统的“保守”不但不应遭到鄙视，反而应当给予珍惜。笔者十分欣赏陈来先生对于“文化保守主义”两个基本含义的诠释：“一是指在近代社会变迁过程中，反对反传统主义的文化观和对传统文化的全盘的、粗暴的破坏，在吸收新文化的同时注重保持传统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另一是指在商业化、市场化的现代社会里，注重守护人文价值、审美品味、文化意义及传统与权威，抗拒媚俗和文化庸俗化的一种立场。”可以说，与历史相伴而来的传统本身就是一种可供创新的文化资源和力量。令人堪忧的倒是某些人走火入魔式的所谓“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的武术“创新”观，如果把中华武术的将来交付于这样的理论操作，其命运能是一条“不断前进”的坦途吗？
３.传统武术与竞技武术的关系
传统武术和竞技武术是当代中国武术中的两大活动样式，它们之间有一定的文化沿承关系，但也表现出很大的内容差异，其负载的文化信息也不尽相同。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形成了传统武术对技击之道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构成了传统武术的文化特点与精神气质，并以此与其他民族的武技活动相区别。然而，由过去“练为看”为价值主旨衍化而来的竞技武术，本来应该只是整个武术文化主脉的一个补充，但由于行政主管部门的长官意志及被高度组织化的各类赛事制度，从而使受到西方体育文化强烈辐射的竞技武术迅速成为当代武术文化的标志。它一方面利用武术的历史文化影响声称自己是“民族传统体育”，另一方面则对传统武术造成巨大挤压，以致“武术是什么”似乎成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武术的“源头活水”被切断，留下了令人遗憾的“文化空场”。
值得注意的是，前些年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和武术主管部门开始关注起传统武术来，并把如何发展传统武术放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各级武术管理部门还不时举办一些传统武术的赛事，“传统武术”一度成为时髦而走热。但是，由于竞技武术活动样式的强烈辐射以及理论上缺乏对传统武术概念的厘定，活动方式及价值主旨认识不清，因而近年来举办的一些所谓“传统武术比赛”难以根据传统武术的文化特点来进行。进入人们眼帘的比赛内容大多是套路，有时可能为了显示武术的技击，就加上与套路运动毫无关联的散打，其评分标准是依照竞技武术的《武术竞赛规则》，评分者是竞技武术的裁判。在这种打、练殊途的比赛制度下，只能造成“伪传统武术”的泛滥，加剧传统武术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得向竞技武术靠拢的局面，如同一首歌中唱的那样：“我不再是我，但你却依然是你。”可以说，这样的“赛事活动”根本无益于传统武术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它的技术样式照样被日益过滤，精神价值被日益淡忘，身怀技艺的传人先后离去———传统武术的宝贵资源每一刻都在流失、湮灭。近年来，在我国悄然兴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以少林武术为代表的一些传承有源的传统拳种纷纷提出申请，要求国家有关部门将其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一个侧面清晰显现出当代武术号称有六千万习武人口的表面“盛世”下，传统武术文化濒临危境的无奈事实。
竞赛是撬动体育运动发展的有力杠杆，也是为提高运动技术水平铺设的快车道。既然包括传统武术在内的中国武术是在“体育”的文化点上找到自身的安身立命之处的，那么，现代体育运动的发展机制就不能不引起传统武术日后发展的思考。因为，在高度组织化的现代社会中，靠自发状态的民间土壤养育不出传统武术的参天大树。我们应该在对传统武术整理、研究的基础上，立即着手制定出一个符合其自身文化价值和技术特点的赛事制度，形成当代武术运动发展的“双轨制”，使竞技武术不再成为当代武术的主流文化现象，使已逐渐失去身影的传统武术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就目前而言，“回归传统武术”是新一轮中华武术发展的战略重点。它需要社会的普遍关注与支持，更需要行政管理部门的深刻反思和宏观调控，着手建立并落实一套如何继承传统武术、发展传统武术的长效机制。
４.社会普及与精英群体的关系
文化的发展是需要载体来进行绵延的。有着巨大历史跨度的传统武术，就是通过代际传承的方式，最终凝聚为具有自己价值系统和活动特征的文化形式。然而，当代社会中的传统武术面临着来自两个方面的双重影响：一是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社会结构变化和文化震荡，二是竞技武术的强势冲击，客观上使得传统武术赖以存在的社会生态环境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必须指出，在当代社会中，传统武术的这种境遇不可能展现其应有的文化价值，勃发出竞争中的文化创新，承担起构建中华武术精神家园的时代重任，去正面应对来自西方体育文化霸权主义的全面渗透和挑战。由于文化的生态环境直接关系到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今天竞技武术失去历史传统支持而发生“文化枯窘”之时，我们应当从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来认识营建传统武术生态环境的重要胜。
营建传统武术的生态环境，套用一个当下的流行词，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既需要理论上对武术历史文化的正本清源，也需要进一步的社会调查和挖掘整理，更需要形成对中华武术文化内涵和价值的广泛认识，使人们从内心构建起武术的精神园地。但是，武术的文化性质决定了它的历史衍传主要不是靠对文字的理解来进行的，而是一种需要“放手实做其事”的动态技艺形式。从这个意义上，技术传承当是营建传统武术的生态环境工程中的紧要任务。当前传统武术的濒危，很大程度上也是技艺的失传。
当前，有种武术观需要分析，其认为，以体现技击为主体价值的社会环境早已不复存在，所以已不具备传统武术技击技艺传承的文化土壤。这是个似是而非的说法。我们承认，随着工业文明的全球化趋势，在民族传统文化本身及人们的社会生活发生急剧变异情况下，支撑武术技击价值的基础已经塌陷。因此，要像农耕社会那样依靠民间土壤来自发继承、发展传统武术技击文化的可能性根本不大，但在社会分工日益细致的今天，它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来再造这种生态环境，由部分“精英群体”来保存、发展传统武术的拳理功法（如同西方体育中的拳击、摔跤、击剑等运动，并没有随着工业文明的进程而退出社会舞台，而由专业化的运动群体在延续、发展）。这样的话，不但保存了中华武术的文化精粹，畅通了与历史文化的主脉联系，同时，还可以为理性继承传统提供一个实践平台，以此检验诸多传统武术的理论价值。这一传承群体人数不多，但能“吾道不穷”而薪火绵延。眼下各地展开的传统武术“申遗”工作，固然能引起社会的一定重视，但如没有基本载体的实践传承，可以肯定地说，难以改变它在文化全球化浪潮下被荡涤和变异的濒危厄运！
四、余论
在当代国际社会竞争中，文化已成为衡量一个民族、国家综合实力的一杆重要标尺，保持与弘扬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与继承性，对维护国家安全具有独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随着全球化进程脚步的加快，中华民族必将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而只有加强自己的文化建设，夯实自己的文化基础，才能坚定信心，重新恢复民族自尊，才能焕发出中华民族的卓越创造力，赢得世界的普遍尊重，去构建起维护本民族利益的文化安全屏障，参与国际间的文化竞争。
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华武术所映显出来的自觉以西方体育文化为参照的发展趋势，与其说这是传承中的代际断裂，不如说是种深刻的文化嬗变。必须指出：这种嬗变绝非是“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中西会通”，而是种丧失了文化自信的自我殖民心态，它不可能成为中华武术走向世界的一条康庄坦途！素以“悠久、博大、深邃”著称的中华武术其绵延的文化生命一如流水，拥有“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的历史传统，拥有属于自己的文化理念与价值信仰，拥有巨大的文化融摄力与历史适时性，正唯如此，方才形成自身的文化传承脉络和精神家园。当代世界竞技体育的大观园，是一个充分展现西方体育文化的Ｔ字型舞台，西方体育文化的标准并不是我们评价中华武术文化的绝对价值尺度。中华武术需要走向世界，强调“全球视野”，但不能失去应有的文化传统。一个不属于西方文化体系的东方传统体育———武术，应当并可以按照自身的文化逻辑，坚持“和而不同”的中华精神，通过其智慧与实践，继往开来，与西方体育一起搭建起一座平等交流的文化立交桥，为提升中华民族在当今世界文化竞争中的综合实力，发挥积极作用，成为构建我国文化安全屏障的一块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