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地书·七三》中，鲁迅告知许广平，他接到了中山大学的聘书，标明月薪280元。他仍是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理由有三条，一是对于行政素不留心；二是政府即将迁至武昌，熟悉人多离开；三则是许广平在来信中说想去汕头。
虽然他此时已经决定离开厦门大学，但又觉得中山大学那边也会有不合人意之处。所以有些焦虑，遂发了一通牢骚向许广平。然而得到许广平的批评后，头脑清醒了许多。面对许广平的担忧，甚至想马上到厦门去抚平鲁迅内心的焦虑，鲁迅是拒绝了的。“我大约也终于不见得为了小障碍而不走路，不过因为神经不好，所以容易说愤话……至于你的来厦，我以为大可不必，‘劳民伤财’，都无益处，况且我也并不觉得‘孤独’，没有什么‘悲哀’。”
为了佐证自己并没有因为小障碍而不走路，鲁迅列举了自己做的工作诸多：“我其实毫不懈怠，一面发牢骚，一面编好《华盖集续编》，做完《旧事重提》，编好《争自由的波浪》（董秋芳译的小说），看完《卷葹》，都分头寄出去了。”
正是在这样犹豫未决的时候，广州的报纸大约是从中山大学的教务处那里得了消息，加以发挥便刊登了。广州《民国日报》在1926年11月15日就刊载消息说：著名文学家鲁迅即周树人，久为国内青年所倾倒，现在厦门大学担任教席。中山大学委员会特电促其来粤，担任该校文科教授，闻鲁氏已应允就聘，不日来粤云。之后，广州《国民新闻》和福建的一些报纸也发表了类似消息。
1926年11月25日，厦门大学国学院召开教师座谈会，林语堂因为和校长吵了一架（原因是校长要减少国学院的预算），愤怒之下，林语堂要辞职。林语堂找到鲁迅诉苦，鲁迅便劝他离开此地，林语堂也连声称是。开座谈会的时候，鲁迅并没有第一个发言，等大家都说完了，轮到了他，他便说，自己大约要离开厦门大学。鲁迅的话一说完，校长便改了态度，答应不再减少国学院的预算，连忙让林语堂劝说鲁迅。林语堂果真不再坚持辞职，而且跑到鲁迅身边说明情况，即使要辞职，也一定要做满一年，不然，半学期的时候，教员中途难请。
会议散开以后，厦门大学国学院以及其他学院旁听鲁迅讲课的学生已经围在了门口，他们像请愿似的，大声请求鲁迅不要走，那形势实在是感人，鲁迅万难开口拒绝，只好改口说，至少坚持到年底。
听说鲁迅先生要走，一时间拜访鲁迅的学生或者社会名流也多了起来。一时间难以应付。
写信的时间自然也少了。
1926年11月28日是星期六，林语堂陪同鲁迅一起到集美学校去做演讲。鲁迅在会上做了幽默又风趣的演说，后来有诸多鲁研专家以及回忆录提及，譬如集美中学的校长请了鲁迅吃面条，鲁迅一开始讲演便说，虽然校长先生请我吃了很好吃的面食，但我依旧要说一些他的坏话。逗得学生们轰堂大笑。
鲁迅就是这样活得真实的人，他最不喜欢吃别人的东西，占别人的便宜。但是即使占了一些别人的便宜，他并不会就此被人收买而替人说好话。这种独立的人格，在那样一个年代实在是让人尊敬得很。
那傍晚回住处，晚饭前便有学生前来谈稿子，一起吃饭，自然是鲁迅掏些零碎钱，饭后却依旧不走，又一直到夜深。
鲁迅将开水烧开了两壶，均喝完了。学生走后，鲁迅连忙展开稿纸写信，谁知道，刚写下广平兄三个字，电灯突然熄灭。紧接着校园里一片吵闹声，鲁迅探头出来，才知道原来是隔壁礼堂的电线老化，失了火。校役们提着水桶不敢入内，在门口用鲁迅听不懂的话大声吵嚷，而校警不停地吹着哨子，学生们都跑出教室来看个究竟。一直折腾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才请来了物理系的老师。一个年纪已经不轻的教授钻入礼堂，关了关闸，然后校役们进去扑灭了火，才算完事。不过，因为是夜晚，电路不容易修理，电自然是停断了的，点一支洋烛，却被风吹得东西乱晃，有一只窗子是破了玻璃的，无论如何也挡不住那风。
信没有办法写了，便只好找林语堂去聊天，告知林语堂自己的决定：以本学期为止，即须他去。
到广州后，自然想和许广平朝夕相处。鲁迅在《两地书·八五》中写到了自己的决心：“至于我呢，仍然决计于本学期末离开这里而往广州中大，教半年书看看再说。一则换换空气，二则看看风景，三则……。”三则略去了，看到这六个点点，阅读者便会被鲁迅的孩子气逗笑，三则什么呢，空气换了，风景也变了，都好起了，只好“我可以爱”了。
对于许广平，鲁迅还是建议她教几点钟书好。“我觉得教书与办别事实在不能并行，即使没有风潮，也往往顾此失彼，不知你此后可有教书之处（国文之类），有则可以教几点钟，不必多，每日匀出三四点钟来看书，也算预备，也算是自己的享乐，就好了；暂时也算是一种职业。你大约世故没有我这么深，所以思想虽较简单，却也较为明快，研究一种东西，不会困难的，不过那粗心要纠正。还有一个吃亏之处是不能看别国书，我想较为便利的是来学日本文，从明起我当勒令学习，反抗就打手心。”
打手心实在是一件亲昵且隐私的词句，然而，在鲁迅和许广平，实在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情形居多吧。
在这封信里，鲁迅还很高兴地穿上了许广平亲手织的毛背心（毛衣小半臂），并在信里说“很暖，我看这样就可以过冬，无需棉袍了”。这实在是一种由衷的喜悦，至于许广平帮助他刻下的那枚“鲁迅”的金石章呢，则一定要到上海买印泥才舍得用，这种种甜蜜，皆如盛开在春天的誓言一般，有花朵有蓓蕾，有手舞足蹈也有安静暖和。
“计算起来，我在此至多也只有两个月了，其间编编讲义，烧烧开水，也容易混过去。厨子的菜又变为不能吃了，现在是单买饭，伏园自己做一点汤，且吃罐头。他十左右当去。我是什么菜也不会做的，那时只好仍包菜，但好在其时离放假只四十多天了。”
孙伏园会炒火腿，但并不好吃，这仿佛是鲁迅在致章廷谦的信中提及的，不过好在，有了一个巨大的希望：马上就可以到广州了。仿佛到了广州这一切都会有大的改变，这种希望暗含了对许广平的依赖。看来，鲁迅先生打完了手心，还不能停止，还要吃许广平煮的食物，自然，要比孙伏园同志的做的菜好吃一些才行。
信多是交叉写的，这几天鲁迅的杂文集《坟》的封面图片已经由同乡的陶元庆画好，还有他自己想自己掏钱印刷的善书《玉历钞传》要章川岛找一个木版的图片，他看中了个无常的图片。还有呢，北京的报纸上报道北京女师大失火，原因是学生自己烧火做饭时不慎，但火势蔓延得很快，最后有两个学生被烧死了。学生的名字叫做杨立侃和廖敏。
信还没有写完，一个学生过来请他吃饭，饭后又谈论人生若干，直到九点钟了，才去方便了一下，继续写信。然而刚写了两行字，又来了客人，房间的门是对开的，打开门便看到鲁迅的一切，躲也躲不开。一封信，分作了三次才完成，一开始想要打手心的，到了最后，不远处的乡舍里的鸡都鸣叫了。在信的末尾，鲁迅说了自己的理想：“我想此后只要能以工作赚得生活费，不受意外的气，又有一点自己玩玩的余暇，就可以算是万分幸福了。”
好在，这愿望不算庞大，不久后，便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