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里的好多事情很好笑，鲁迅所在的国学院，常常派人到各个教授那里做调查，是不是有成绩，譬如是不是专著和研究成果需要出版。以往每一次问询，鲁迅均老实地答，正在做，于是便得到一个催促，仿佛马上就需要鲁迅做出成绩一般。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中旬的一天，校长林文庆和教务处的负责人又到国学院来查问的时候，鲁迅随即答：“我原已辑好了古小说十本，只须略加整理，学校既如此着急，月内便去付印就是了。”
果真让鲁迅猜中了，登记完鲁迅的十部古小说名字之后，学校方面便没有任何消息。“你没有稿子，他们就天天催，一有，却并不真准备付印的。”
学校里可气的事情还有，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下午，学校里召开恳亲会，鲁迅极少参加，但是因为有一个平时谈得来的同事非要拉了他去，便去了。先是校长讲话，然后又合影照相，再然后是大家发言。林语堂的二哥林玉霖大约是为了讨好校长林文庆，便站出来抢先发言：“首先感谢校长给我们吃点心，点心很好吃。其次还想感谢校长亲自来参加恳亲会，对我们教员那么好，住得舒服，吃得也很好，薪水又这么多，我们都知恩图报，一定会凭着良心拼命做事的……”
鲁迅一定当场脸都红了，他是替林语堂感觉脸红，怎么会有如此浅薄的哥哥。正要上前批驳林玉霖两句，不料，拉他来的前北大同事缪子才站起来大声训斥了林玉霖的哈巴狗精神。林玉霖自然当场反驳，于是争吵了一通之后，便不欢而散。这一件事在鲁迅的日记里也有载：“1926年11月17日：下午校中教职员照相毕开恳亲会，终至林玉霖妄语，缪子才痛斥。”注：林玉霖是林语堂的二哥，他当时是厦门大学的学生处长，管理学生的日常琐碎事，不但他在学生外，连同他的太太也在学生处。
而缪子才却是鲁迅的同门师弟，缪也是章太炎的弟子。
鲁迅被这样的琐碎事弄得心气颇坏，一切都看不顺眼，觉得林玉霖为了一些钱，甚至可以出卖自己的良心。他感觉很是悲哀，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离开厦门大学。在信里，鲁迅写道：“至于到哪里去，一时也难定，总之无论如何，年假中我必到广州走一遭，即使无噉饭处，厦门也决不住下去的了。又我近来忽然对于做教员发生厌恶，于学生也不愿意亲近起来，接见这里的学生时，自己觉得很不热心，不诚恳。”发完这一通牢骚之后，又不忘记说说林语堂的事，虽然林语堂的哥哥那么势利，但鲁迅毕竟是林语堂请来的，所以，还是颇为感恩的。他在信的末尾写道：“我还要忠告玉堂一回，劝他离开这里，到武昌或广州做事去。但看来大半是无效的，这里是他的故乡，他不肯轻易决绝，同来的鬼祟又遮住了他的眼睛，一定要弄到大失败才罢，我的计划，也不过聊尽同事一场的交情而已。”
然而收到鲁迅信件的许广平这一次开始了批评鲁迅的个性，这种批评其实也是在表达一种亲情，是经过常时间的磨合之后，才会有的爱怜的症状。许广平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晚上的回信中写道：“你向我发牢骚，我是愿意听的，我相信所说的都是实情，这样倒还不至于到‘虑’的程度。你的性情太特别，一有所憎，即刻不可耐，坐立不安。玉堂先生是本地人，过惯了，自然没你似的难受，反过来你劝他来粤，至少在饮食一方面，他就又过不惯了，况且中大薪水，必少于厦门，倘他挈家来此，也许会像在北京时候的似的支持不住，即使我设身处地，也未必决然就走的。”
这是《两地书》中许广平第一次批评鲁迅的性格。
然而写完这封信之后，第二天中午，刚吃过午饭便接到了鲁迅11月10日的信件，在信里，鲁迅的牢骚在这封信里很丰盛。不仅如此，性格变得也犹豫了。“我这几天忽而对于到广州教书的事，很有些踌躇了，恐怕情形会和在北京时相像。厦门当然难以久留，此外也无处可走，实在有些焦躁。”
鲁迅的焦躁很快传染给了许广平，读完鲁迅的信，许广平也感觉身体里有一股说不出的不安，在回信的时候，他写到了自己的这一点：“看见桌上有你十日寄来的一信，我一面欢喜，一面又仿佛觉着有了什么事体似的，拆开信一看，才知道是这样子。”
知道了什么样子呢，不过是鲁迅在上一封信里说了几个学生对他的欺骗，譬如李遇安（逢吉），他一开始写信向鲁迅求助，说在广州不认识人，鲁迅很热情地帮着他谋生计，谁知，李遇安到了广州之后便和创造社混到了一起，见到孙伏园也说一些吞吞吐吐的话来敷衍。当然，还有一个学生叫做黎锦明，大约曾经匿名写信骂过鲁迅，当然，后来又写了道歉信。他也和李遇安在一起。所有这些，都让鲁迅觉得充满了阴谋。
此时，许广平所在的学校因为学生们闹风潮已经停课了，校长也辞职了，整个学校只有许广平一个人在支撑，甚至还有人起哄让许广平做校长。许广平是坚决不做的，所以，学校只能瘫痪下来。许广平这几天正是清闲一些。她看到鲁迅的“焦躁”，很想分担一些。很是冲动，她在回信里写道：“亲爱的老师，你愿否我趁这闲空，到厦门一次，我们师生见见再说，看你这几天的心情，好像是非常孤独似的。还请你决定一下，就通知我。”
然而，这只是情意绵绵的关心和担忧。接下来则又开始批评鲁迅的情绪了。鲁迅在11月10日的书信里写到李遇安的虚伪，鲁迅在最近的《语丝》（第一百零一期）上看到了徐祖正的一篇《送南行的爱而君》，他一看，这文中的L正是李遇安，所以，欲加生气。觉得李遇安在信里求他帮助多么虚伪。
徐祖正和鲁迅并没有矛盾，但因为，徐祖正和周作人走得近，所以，鲁迅便厌恶之。许广平接下来批评到的就有这一点。许广平在《两地书·七八》写道：“看了《送南行的爱而君》，情话缠绵，是作者的热情呢，还是笔下的善于道情呢，我虽然不知道，但因此想起你的弊病，是对有些人过于深恶痛绝，简直不愿同在一地呼吸，而对有些人又期望太殷，不惜赴汤蹈火，一旦觉得不副（符）所望，你便悲哀起来了。这原因是由于你太敏感，太热情，其实世界上你所深恶的和期望的，走到十字街头，还不是一样吗？而你硬要区别，或爱或憎，结果都是自己吃苦，这不能不说是小说家的取材失策。倘明白凡有小说材料，都是空中楼阁，自然心平气和了。我向来也有这样的傻气，因此很碰了钉子，后来有人劝我不要太‘认真’，我想一想，确是太认真了的过处……我好久有一番话，要和你见面商量，我觉得坦途在前，人又何必因了一点小障碍而不走路呢？”
太敏感，太热情。这的确是鲁迅的大弊病。热情的火把总能离得近一些的人燃烧了。许广平已经感受到了鲁迅身体里的那把火，是野火。这样的火也极容易烧伤自己，譬如，一旦觉得自己殷切希望的那个朋友让自己失望了，便会受很大的伤害。因而又转过过来深恶痛绝，这种执著是一种寂寞的病态。
已经了解了鲁迅的许广平把了鲁迅的脉之后，又给他开出了药方：“至于你自己的将来，唉，那你还是照我上面所说罢，不要太认真。况且你敢说天下就没有一个人是你的永久的同道吗？有一个人，你就可以自慰了，可以由一个人而推及二三以至无穷了，那你又何必悲哀呢？如果连一个人也‘出乎意表之外’……也许是真的吗？总之，现在是还有一个人在劝你，希望你容纳这意思的。”
是啊，至少你还有我。“你有闷气，尽管仍向我发，但愿不要闷在心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