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古籍素书(中国古代经典集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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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引子(1)

注曰:“安而履之为礼。”

王氏曰:“安者,定也。礼者,人之大体也。此章之内,所明承上接下,以显尊卑之道理。”

“解译”礼即理也,就是天地万物、人间万事的法则。任何人安身立命,都要遵守这些规则,都要顺应世理。所以,当事业受到重重阻碍,活得不尽如人意的时候,不要怨天怨地,而是要检讨自己的行为,也许是我们违背了某种规律,破坏了某些法则。“安礼”篇正是要教导人们行有规,动有辙,安于礼者,事业有成。

“原典”怨在不舍小过,患在不豫定谋;

王氏曰:“君不念旧恶。人有小怨,不能忘舍,常怀恨心;人生疑惧,岂有报效之心?事不从宽,必招怪怨之过。

人无远见之明,必有近忧之事。凡事必先计较、谋算必胜,然后可行。若不料量,临时无备,仑卒难成。不见利害,事不先谋,返招祸患。”

“解译”仇怨并不是因为别人得罪了我们,而是因为我们不能宽容别人。扬州有个梵音寺,寺中弥勒佛像旁有一幅对联,上联是:“开口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下联是:“肚大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这幅对联是形容弥勒佛的,但也是许多人生活中的座右铭。诸葛亮初出茅庐之时,关公与张飞都对他不甚礼遇,看不出这个书生有什么大作用。但诸葛亮以博大的胸怀,容纳关张两人的小过错,一同开启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生活中误解与冒犯是常有的事,如果斤斤计较,最终都会发展成仇怨。但如果我们有一颗宽容的心,别人的过错只会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美丽。

祸患天天有,但是不是身受其祸,那就要看每个人的修为了。高人谋于祸前,俗人谋于祸后。谋于前者,消灾避祸;谋于后者,最多是个亡羊补牢。中医有个思想与此相似,叫“治未病”,即在疾病还没有生成之时,就加紧调养,人就不会得病。等一旦大病显现,再去治疗只能是半死半活,就是说治愈的机会只有一半。

汉代名医华陀,一家三兄弟都是大医,但为什么只有华陀一人名满天下呢?华陀曾这样说:我大哥在人还没有得病之时,就可以看出疾病的苗头,未病先治,所以名不显;我二哥在大病未显之时,通过根治小病消除大病,同样没有名气;而我呢,只有在人得了大病之后方能看出来,往往可以起死回生,所以有名气。

“原典”福在积善,祸在积恶。

注曰:“善积则致于福,恶积则致于祸;无善无恶,则亦无祸无福矣。”

王氏曰:“人行善政,增长福德;若为恶事,必招祸患。”

“解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虽然没有更加科学的证据,但却是民间信仰的一种法则,而这种法则几乎是全人类都在信仰,我们也可以将此看成是人类的某种道德的底线。

“报应”思想源自各民族的上古思想,最有代表性的是印度的摩羯法则,即后来的轮回思想。佛教认为,人的一生是由前一世的因果决定的。前世行善积德,此生就有福报,干啥都顺利;前世如果做恶多端,此生就会遭致恶报,要么一事无成,要么诸病缠身。所以孔子曾说:一个对别人有恩德的人,其福报可以在三代人中传递。

从现实的角度讲,如果对人真诚、善良,别人也会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你;如果对人常常恶语相加、欺骗蔑视,别人也会对你如此。这本身就是一种“善恶有报”。所以,无论做人还是做事,常怀一颗善良的心,收获也必定是善良的果。

凤凰台锵锵三人行节目里曾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某地,有一个女司机开着一辆满载乘客的长途客车行驶在盘山公路上。有三名持枪歹徒居然盯上了漂亮的女司机,强迫中巴停下,要带女司机下车去“玩玩”。女司机奋起呼救,但全车乘客大部分噤若寒蝉。只有一位中年瘦弱男子奋起反抗,结果被打倒在地。女司机被拖至山林草丛。

过了一会儿,衣衫不整的女司机和三名歹徒回来了。此刻女司机执意让被打的男子下车,男子不肯,双方争执起来。女司机固执地说:“你不下车,我就不开车。”全车乘客都在劝男子下车。结果那名仗义教人的男子被强行赶下了车……

第二天,当地的报纸报道:伏虎山区昨日发生惨祸,一辆中巴摔下山崖。车上司机和十三名乘客无一生还。

我们不必去管“善恶有报”思想科学与否,信仰它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人类需要这种力量来平衡人与人的关系。

“原典”饥在贱农,寒在惰织;

注曰:“唐尧之节俭,李悝(克)之尽地利,越王勾践之十年生聚,汉之平准,皆所以迎来之术也。”

王氏曰:“懒惰耕种之家,必受其饥;不勤养织之人,必有其寒。种田、养蚕,皆在于春;春不种养,秋无所收,必有饥寒之患。”

“解译”农贱则米贵,米贵则食不果腹。同样的道理,桑农如果没有了保障,人们的穿衣就成了大问题。“农桑”之重,重于泰山,这是一个社会的根基,一旦出了问题,将发生社会大动荡。

中国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下,自然灾害时有发生,居民的生活本就很艰辛,如果三农问题解决不好,极易发生饥荒之年。由于这个原故,中国历来有“重农抑商”的传统,凡是执政者,均将农业视为头等大事。直到今天,一遇到经济动荡,通货膨胀,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抑制物价上涨,因为历史上由于农桑问题导致的社会混乱屡见不鲜,教训极其深刻。

任何一个单位,都有生死存亡的根基。作为一个领导,首要的任务就是确保单位根基不动摇,把握正确的发展方向,要务正业,不要贪多求大,更不要舍本逐末,否则大厦就会在轰然之间倒塌。

“原典”安在得人,危在失士;

王氏曰:“国有善人,则安;朝失贤士,则危。韩信、英布、彭越三人,皆有智谋,霸王不用,皆归汉王;拜韩信为将,英布、彭越为王;运智施谋,灭强秦,而诛暴楚;讨逆招降,以安天下。汉得人,成大功;楚失贤,而丧国。”

“解译”得人者得天下,汉代刘邦用韩信、英布、彭越三人,终于成就大业。著名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总裁说过:你可以拿走我的全部财产,但只要把我的组织人员留下,5年之内我就能把所有失去的财产赚回来。成功与否的关键,不是“何事”的问题,而是“何人”的问题。唐太宗就认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

用人之道很奥妙,关键在于“不拘一格”四个字。每个人都是天才,既要用其长,也可以用其短。日本的川口寅三在《发明学》一书中提出了“善用缺点”的主张,并强调说:“甚至可以认为,人类能取得多大的成就与能否巧用缺点有关。”

美国柯达公司在制造感光材料时,需要有人在暗室工作,但视力正常的人一进入暗室,犹如司机驾驶着失控的车辆一样不知所措。针对这种情况有人建议:盲人习惯于在黑暗中生活,如果让盲人来干这种工作,定能提高工作效率。于是,柯达公司经理下令:将暗室的工作人员全部换成盲人。

“原典”富在迎来,贫在弃时。

王氏曰:“富起于勤俭,时未至,而可预办。谨身节用,营运生财之道,其家必富,不失其所。贫生于怠情,好奢纵欲,不务其本,家道必贫,失其时也。”

“解译”时机对于事业的成败很重要,在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才能保证事有所成。错过了时机,再好的项目也不会成功。比如说农业生产,一年之计在于春,关键要在春天适时播种,秋天才会有收获,生活才会富足;如果延误了农时,春天该种的没有种下去,秋天就只能收获一些杂草了。

每个人的成功,都是由一系列内外时机造就的,没有这些机会,再有才华也只能“空悲切”了。比如说汉代张良这个人物,秦朝末年的社会动荡给他提供了一个成功的社会环境,但如果没有遇到那个怪老头传他一部《素书》,让他有机会提升自己内在的修为,恐怕也难以成功。

再比如,就科学而言,学科领域中大的机遇可能几百年一遇,中等机遇可能十几年、几十年一遇。大的机遇是历史和社会造成的,科学史上的重大突破都与这类大机遇有关。如果爱迪生不是生在他那个时代,而是早生500年,那么他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科学发明。爱因斯坦如果出生在唐朝那个时期,也不会想到相对论。

所以,凡事所成皆有其必然性,但由谁来成就这个必然性却是偶然的。居里夫人说得好:“弱者等待时机,强者创造时机”。一个人的成功有偶然的机会,但偶然机会的被发现、被抓住与被充分利用,却又绝不是偶然的。

“原典”上无常操,下多疑心。

注曰:“躁静无常,喜怒不节;群情猜疑,莫能自安。”

王氏曰:“喜怒不常,言无诚信;心不忠正,赏罚不明。所行无定准之法,语言无忠信之诚。人生疑怨,事业难成。”

“解译”为官之道,重在沉稳,遇事不慌张,处事要慎重,说话要有信,举止要得体。古代的官员要学八字步,重在一个稳字上,这就叫官样。而那些急功近利、遇事先乱、喜怒无常、朝令夕改的领导,常常给人不可靠、不可信的感觉,下属也会常常猜测领导的意图,久之必生疑心。

其实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并不是仅仅看他做成了多大的事,而最终要看他个人的修为究竟有多高,是否可被人学习、借鉴。许多人尽管做出了一些成就,但由于修为所限,不论是才华、操守、道德都不足为人所道,这种人也不能算成功。比如说,五代时期的冯道,尽管做过五朝宰相,也做过不少好事,但就是由于他操守有亏,在历史上很少被人提起,更没有人说他是成功的人生。

而在个人的修为上,最重要的就是稳重,始终保持住内心的平静,不为外力所动,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只要达到了这个境界,无论是谁都是成功的人生。

在大哲学家老子的眼中,沉稳、慎重同样是个人修为的重要标准。他说:“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轻则失根,躁则失君。”泰然处世,清静无为,才是做人的根本。

“原典”轻上生罪,侮下无亲。

注曰:“轻上无礼,侮下无恩。”

王氏曰:“承应君王,当志诚恭敬;若生轻慢,必受其责。安抚士民,可施深恩、厚惠;傲慢于人,必招其怨。轻蔑于上,自得其罪;欺罔于人,必不相亲。”

“解译”一个有序的社会,是由许许多多具体的规范促成的,尊重上级,亲爱下级,就是整个社会秩序当中的一环,破坏了秩序,就会引起混乱,轻则获罪,重则丧命。

人们在读历史的时候,常常痛恨皇帝在大功告成后,屠杀功臣,而有“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之叹。但孰不知许多大臣在成功名就之后,功高震主,甚至居功轻慢,结果犯了“轻上生罪”这一条,而最终被杀。汉代的刘邦本来定下“异姓不可为王”的规定,但韩信在战事最吃紧的时候,却逼刘邦封他为王,直接挑战领导的权威。虽然刘邦从大局考虑满足了韩信的愿望,但是怀恨在心,最后还是将他杀了。

我们在高级灵长类动物世界,常常会看到相互之间梳理毛发,在生物学上这就叫“理序”,通过梳理毛发来确定每个猴子在族群中的地位,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动物的群居性越强,动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就会越复杂,而“秩序”的作用也就越大。

所以对于人类而言,甚至对一个单位而言,“秩序”是稳定的基石,是一个单位凝聚的根本。尽管有时候这种“秩序”并不合理,需要不断地改进,但也只能采取渐进的方式,骤然间的变动,就是革命。而革命的代价,一般都难以承受。

“原典”近臣不重,远臣轻之。

注曰:“淮南王言:去平津侯如发蒙耳。”

王氏曰:“君不圣明,礼衰、法乱;臣不匡政,其国危亡。君王不能修德行政,大臣无谨慎之心;公卿失尊敬之礼,边起轻慢之心。近不奉王命,远不尊朝廷;君上者,须要知之。”

“解译”一个公司的总裁并不信任他的副总,用而疑之,这就叫“近臣不重”。这样的副总,在他所管理的部门中就没有威信,中层领导也看不起他,这就叫“远臣轻之”。

原来的皇帝派大臣下基层办事时,总是授以“钦差大臣”的名号,就是要加强下派干部的权威性,形成震慑力。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单位,最高层的决策,不可能由最高领导亲自完成,必须层层负责,层层贯彻,才能形成合力。

三国刘备有了诸葛亮以后,基本上不具体管事,一切权力都下放,甚至在两个结义兄弟关羽、张飞与诸葛亮闹意见时,也能维护诸葛亮的权威,这才有了三分天下的局面。

汉武帝时,主父偃提出了“推恩令”,即将各诸侯王的封地再进行分封,就是将大国化小,小国化无,以此来削弱侯王的势力。因此,他受汉武帝的重用,做到了中大夫的官职,但诸侯王却将他恨之入骨,但没有办法。等到主父偃失宠之时,各大臣纷纷落井下石,淮南王刘长说:“去掉主父偃易如反掌。”果然,不久之后,汉武帝将他族诛。主父偃死前有数千宾客,但他死后没有人来为他收尸,只有洨孔车一人埋葬了他。

“原典”自疑不信人,自信不疑人。

注曰:“暗也。明也。”

王氏曰:“自起疑心,不信忠直良言,是为昏暗;己若诚信,必不疑于贤人,是为聪明。”

“解译”凡是总怀疑别人的人,是因为他连自己都不相信。相反,凡是对自己充满信心的人,一般也不会怀疑别人。

在历史上,最怀疑臣下的王朝可能就是明朝。明代各朝皇帝,总是疑神疑鬼,对谁都不放心,被冤杀的大臣有很多。后来的研究表明,朝代的朱姓皇帝家族可能存在一种精神方面的遗传病。这种病导致明代皇族有种病态的心理,怀疑一切人、一切事。

每个人都是一个宝库,而自信是挖掘这一宝库的唯一工具,只要充分相信自己,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古希腊著名演说家德摩斯梯尼,原先患有口吃病,幼年结巴,语音微弱,演说时常被人喝倒彩。他始终对自己信心百倍,为了克服疾病,每天清晨口含小石子,呼喊练习,终于成为口若悬河,辩驳纵横的演说家。

美国著名的女作家海伦·凯勒,著作蜚声海内外。但又有谁知道,她幼年因病造成又聋又瞎,是个残疾人。但她自信自强,14岁攻克多种外语,通晓德、法、古罗马、希腊文学。20岁考入著名的哈佛大学。

自信的人才能以一种更加平和的目光看待世界、看待别人,唯有自信者方可成功。

“原典”枉士无正友。

注曰:“李逢吉之友,则‘八关’、‘十六子’之徒是也。”

王氏曰:“谄曲、奸邪之人,必无志诚之友。”

“解译”枉的本义是弯曲或者不正,所以《说文》里说:“枉,邪曲也。”枉士指的是那些心术不正的小人,这种人交往的圈子里,不会有正直之士,或者志诚之友。

古希腊的剧作家欧里庇得斯曾说:“什么样的人,交什么样的朋友。”中国也有类似的名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气相似的事物总是会聚到一起,心性相似的人也最终会走到一起。人际交往中,最关键的不是性格,而是品德。三国时期的刘关张,性格相差很大,但相似的人品,使他们桃园结义。

唐代中期有位大臣名叫李逢吉,此人就属于“枉士”,史书说他“性忌刻,险谲多端”,看来是个阴险狡诈之人。在他当政时,结党营私,排除异己,形成了一张庞大的关系网,而这张网中的人,几乎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号称“八关十六子”。凡是有求于李逢吉的人,必须首先向这些人行贿,只要钱给的足,没有办不了的事。

“原典”曲上无直下。

注曰:“元帝之臣则弘恭、石显是也。”

王氏曰:“不仁无道之君,下无直谏之士。士无良友,不能立身;君无贤相,必遭危亡。”

“解译”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有什么样的领导,就会有什么样的属下。一个单位风气的养成,主要看领导的品德。如果领导好大喜功,整个单位就会弥漫严重的夸夸其谈的作风。这就叫“上之所好,民必甚焉”。

从前,晋国流行一种讲排场、摆阔气的坏习气,晋文公便带头用朴实节俭的作风来纠正它,他穿衣服绝不穿价格高的丝织品,吃饭也绝不吃两种以上的肉。不久之后,晋国人就都穿起粗布农服,吃起糙米饭来。

楚灵王喜欢纤细的腰身。因此,朝中大臣都惟恐腰肥体胖,失去宠信,不敢多吃饭,把一日三餐改为只吃一餐。每天起床整装,先要屏住呼吸,然后把腰带束紧。时间久了,一个个饿得头昏眼花,扶住墙壁才能站起来。一年之后,满朝文武都成了面黄肌瘦的废物了。

现在看到的唐代绘画或者壁画中,女士都是肥美的,几乎可以成为唐代人的审美标准。然而,唐代早期的绘画中女性并不是这样的,而是十分的清秀。原来这一风气源于唐代风流皇帝唐玄宗爱上了杨贵妃。据说杨贵妃杨玉环的体态非常丰满,有人用“丰肥浓丽、热烈放姿”几个字来概括。如此一来,上行下效,唐代的审美标准因此而变,留下了许多姿态万千、装束大胆、乐观向上的胖美人形象。

“原典”危国无贤人,乱政无善人。

注曰:“非无贤人、善人,不能用故也。”

王氏曰:“谗人当权,恃奸邪害忠良,其国必危。君子在野,无名位,不能行政;若得贤明之士,辅君行政,岂有危亡之患?纵仁善之人,不在其位,难以匡政、直言。君不圣明,其政必乱。”

“解译”盗匪横行之世,一定是社会动荡之时。一个混乱的公司,人人皆有小人之嫌。时势迫人,人们只能因时而动,因势而为。

人性本善,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善者,可为什么人世还有百态呢?完全是因为大小环境造成的。善根就如同一颗种子,放到不同的土壤中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有的可以是顺利成长,也有的会发生扭曲,一切视种子所处的环境。即使在同一个大环境中,每个种子各自的小环境也可以起到决定作用。所以天下没有一模一样的两颗树。

有人说人性是由基因决定的,其实基因并不能完全决定一个人的好与坏,人的主观能动性比基因的作用更大。我们的内心有种融于社会与环境的渴望,于是会不自觉地改变自己,每个人其实都是改变后的自己。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人人性大变,并非人性本恶,环境使然。

“原典”爱人深者求贤急,乐得贤者养人厚。

注曰:“人不能自爱,待贤而爱之;人不能自养,待贤而养之。”

王氏曰:“若要治国安民,必得贤臣良相。如周公摄正辅佐成王,或梳头、吃饭其间,闻有宾至,三遍握发,三番吐哺,以待迎之。欲要成就国家大事,如周公忧国、爱贤,好名至今传说。

聚人必须恩义,养贤必以重禄;恩义聚人,遇危难舍命相报。重禄养贤,辄国事必行中正。如孟尝君养三千客,内有鸡鸣狗盗者,皆恭养、敬重。于他后遇患难,猪盗秦国孤裘,鸡鸣函谷关下,身得免难,还于本国。孟尝君能养贤,至今传说。”

“解译”凡过分自恋、自爱者,胸中必无别人。“爱人”是一种胸怀,大的方面讲是为人民服务的使命感,小的方面讲是使身边的人获得成功的责任感。唯有“爱人”者能有大志向,必欲成其事而利于民。“爱人”越深,成就事业的动力也就越大。

而凡谋事者,必先谋于人,光杆司令不能包打天下。而凡用人者,必将厚养之,高官厚禄为养,放权使能为养,恩义聚人亦为养。用而不养,养而不厚,上下离心。

战国时期天下大乱,凡有大志于社会者,皆舍财养士,于是出现了一个庞大的“食客”阶层,孟尝君就养了三千食客,凡有一技之长,都被收为门下。三国曹操想统一天下,于是有了历史上著名的“求贤令”。谋于事者,不如谋于人。

“原典”国将霸者士皆归。

注曰:“赵杀鸣犊,故夫子临河而返。”

“解译”一个国家在崛起的过程中,处处呈现出新气象,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有识之志纷纷前来效力。人气旺不旺,是评判一个事业、一个企业很重要的标准。前苏联在创立之初,海外的侨民卖掉国外的资产,举家回迁,有的人甚至将整座工厂拆下运回国内。

中国近现代也有两次“士皆归”的盛况:一次是解放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海外之士大举归国,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个大国崛起的气象,两弹一星功臣中的许多人,都是那个时候回国的;再一次是改革开放以来,海外留学人员又一次大规模回归,使“海归”一词成了中国特有词汇。

当年孔子想去晋国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当他和弟子们走到了晋国边境的黄河之滨时,却听到赵简子杀了辅佐他的贤大夫鸣犊,于是取消了投靠赵简子的计划。为什么呢?因为孔子从这件事情上看不到晋国未来的希望,所以选择了回避。

“原典”邦将亡者贤先避。

注曰:“若微子去商,仲尼去鲁是也。”

“解译”中国有句老话:“圣人无死地,智者无困厄。”圣贤之士,善于观察时势,当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公司出现衰败迹象时,他们就会远离险地,不使自己身处困境。因为此时,即使才德超群,也无施展之地,唯有小人可以当道。

孔子曾说:“有智慧有道德的人,首先要回避动荡不安的时代,其次要远离祸乱危险的地域,再次是避开色情的诱惑,最后是回避流言四起的场所。君子不履险地。”

《素书》中的这两句话,是从人才的流向上观察所处的环境,判断一个事业的前途,从而更好地选择自己的去向。

“原典”地薄者,大物不产;小浅者,大鱼不游;树秃者,大禽不栖;林疏者,大兽不居。

注曰:“此四者,以明人之浅则无道德;国之浅则无忠贤也。”王氏曰:“地不肥厚,不能生长万物;沟渠浅窄,难以游于鲸鳌。君王量窄,不容正直忠良;不遇明主,岂肯尽心于朝。

高乌相林而栖,避害求安;贤臣择主而佐,立事成名。树无枝叶,大鸟难巢;林若稀疏,虎狼不居。君王心志不宽,仁义不广,智谋之人,必不相助。”

“解译”土地贫瘠,就不会生长大型的植物,沙漠中永远不会有参天的大树;河浅水少,就不会有大鱼游动,涓涓细流中只会有小虾;光秃秃的树,即使再高,苍鹰也不会在此栖脚;狮虎等猛兽,会选择草高林密处栖身。

《素书》用自然现象来说明成功与失败的因果关系,说明人才与事业的因果关系。志向越高远,事业就越伟大。想当年,刘备如果仅仅想保住自家妻小的富贵,关张二人能与他结义共谋大事吗?诸葛亮能出山协助他开创三国鼎立之局吗?只有伟大的抱负,才能吸引天下才俊,共创大业。水浅者则大鱼不游,鸡鸣狗盗之徒,只会横行乡里。

“原典”山峭者崩,泽满者溢。

注曰:“此二者,明过高、过满之戒也。”

王氏曰:“山峰高峻,根不坚固,必然崩倒。君王身居高位,掌立天下,不能修仁行政,无贤相助,后有败国、亡身之患。

池塘浅小,必无江海之量;沟渠窄狭,不能容于众流。君王治国心量不宽,恩德不广,难以成立大事。”

“解译”山峰越是陡峭,越是容易崩塌;湖泊超过其容量,就会出现四溢的现象。做人做事,总要有个度,刻意与完美,或者得意而忘形,往往都是画蛇添足,适得其反。老子曾说:“揣而锐之,不可长保。”刀本来已经很锋利了,可是还要更锋利,结果将刀磨得又薄又尖,一碰就断,原有的锋利在瞬间就失去了。

法国一家博物馆里有尊巴尔扎克的雕像,作者是著名的雕塑大师罗丹。可惜的是,这尊雕像没有手,原来这其中还有一个故事。雕像完成之后,罗丹请他的学生们前来欣赏。第一个学生看到雕像以后,发出了一声由衷的赞叹:“啊!快看啊,巴尔扎克的手多么完美!”接着第二个、第三个学生都对雕像的那双手给予了极高评价。罗丹很生气,他对学生说:“这双手过分完美了,它具有独立的生命,已经不属于雕像的整体了,有它只能破坏全局效果,而不能为整体增色,必须去掉。”于是罗丹亲自砍下了雕像的双手。

真正的完美是包容一切,是孔夫子的中庸之道。《周易》里说:“曲成万物而不遗。”老子《道德经》也说:“曲则全,枉则直。”意思是说天下万物都是弯曲的,完美的东西也是弯曲的,只有弯曲的东西才有可能发展。所以中国的文化里到处可以看圆形的结构,六十四卦可以组成一个圆,甚至中国的哲学也可以浓缩到一张太极图上。

“曲则全”是中国人特有的大智慧,只有走一些弯路,才能最终达到目的。故古人提出:“聪明广智,守以愚;多闻博辩,守以俭;武力多勇,守以畏;富贵广大,守以狭;德施天下,守以让。”

“原典”弃玉取石者盲。

注曰:“有目与无目同。”

王氏曰:“虽有重宝之心,不能分拣玉石;然有用人之志,无智别辨贤愚。商人探宝,弃美玉而取顽石,空废其力,不富于家。君王求士,远贤良而用谗佞;枉费其禄,不利于国。贤愚不辨,玉石不分;虽然有眼,则如盲暗。”

“解译”“弃玉取石”的人,不是傻子就是瞎子。其实,这种事在我们身边是经常发生的,几乎每个人都有过如此愚蠢的选择。比如说,我们经常为一些身外之物而奋斗不休,为此我们却失去了许多东西,像家庭的亲情、自己悠闲的心情,甚至还有健康,这都是“弃玉取石”的行为。

《庄子》里记载了一件事:“韩魏相与争侵地。子华子见昭僖侯,昭僖侯有忧色。子华子曰:‘今使天下书铭于君之前,书之言曰:左手攫之则右手废,右手攫之则左手废,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华子曰:‘甚善!自是观之,两臂重于天下也,身亦重于两臂。’”

韩魏两国发生领土争端,韩国的昭僖侯为此很烦恼。有一天,子华子去见昭僖侯,见他面有忧色,于是子华子对君侯说:现在我们写下“天下”两个字放到您面前,谁握着它,谁就能拥有天下,不过,左手握着它,右手就会残废,右手握着它,左手就会残废。您愿意把它握在手中吗?昭僖侯说:寡人不愿意为它而失去双臂。子华子说:就是啊!这样看来,双臂重于天下,而您自己的身躯比双臂更重要。

“原典”羊质虎皮者柔。

注曰:“有表无里,与无表同。”

王氏曰:“羊披大虫之皮,假做虎的成势,遇草却食;然似虎之形,不改羊之性。人倚官府之势,施威于民;见利却贪,虽妆君子模样,不改小人非为。羊食其草,忘披虎皮之威。人贪其利,废乱官府之法,识破所行谲诈,反受其殃,必招损己、辱身之祸。”

“解译”披着虎皮的羊,永远也成不了老虎。仗势欺人者,狐假虎威者,永远也成不了英雄人物。人真正的强大在内心,是虚怀若谷的态度。老子曾经反复说明了一个道理:唯其弱,所以强。

陆地上什么动物最强大?人们一定会说是老虎,有人说它们是“万兽之王”。其实这是错误的,完全出于人类的主观偏见。在陆生动物中,最强大的是大象。它们没有老虎的速度与利爪,每天都以食物链中最不起眼的青草、树叶为食,但大象体积与寿命却远远大于那些食肉型动物。海洋中什么鱼最大?是鲸鲨。它们每天都以海洋中最低等的浮游动物为食,过着清汤寡菜的生活,但却比食肉的鲨鱼大出十几倍。

所以,真正的强大,看起来都是柔弱的。在自然界中,表面看起来,水是最弱的,岩石是最强的。然而,当我们站在中国雅鲁藏布江的大峡谷,或者站在美国克罗拉多大峡谷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水的强大。那些柔弱的水汇集起来,像刀子一样,将坚硬的岩石从中劈开,形成壮观的大峡谷。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能真正领会老子的伟大,“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至柔”的水在峡谷中缓缓穿行,“至坚”的岩石在两侧默默行着视目礼,这是多么深奥的一幕。

天天摆出一副天下无敌的样子,或者功成名就的架式,都是披着虎皮的羊。“原典”衣不举领者倒。

注曰:“当上而下。”

王氏曰:“衣无领袖,举不能齐;国无纪纲,法不能正。衣服不提领袖,倒乱难穿;君王不任大臣,纪纲不立,法度不行,何以治国安民?”

“解译”想拿一件衣服,最好抓住领子,一提之下,一件衣服就会顺顺当当。如果抓住其他地方,衣服就会巅三倒四不成样子。

春秋时候,著名军事学家孙武携带自己写的“孙子兵法”去见吴王阖庐。吴王看过之后说:“你的兵法我都看过了,是不是可以拿我的军队试试?”孙武说可以。吴王再问:“用妇女来试验也可以吗?”孙武也说可以。于是吴王召集一百八十名宫中美女,请孙武训练。

这些宫女都是阖庐的身边人,其中还有两位爱姬,她们根本不将孙武放在眼里,整个训练过程嘻嘻哈哈,成了一场游戏。所以想训练好这群特殊的兵,最核心的问题是要树立将官的威信,必须让她们知道什么是令行禁止。

在反复多次重申军令无效的情况下,孙武说:“解释不明,交代不清,是将官的过错。既然交代清楚而不听令,就是队长和士兵的过错了。”说完命左右随从把两个队长推出斩首。吴王见孙武要斩他的爱姬,急忙派人向孙武讲情,可是孙武说:“将在军中,君命有所不受!”遂命左右将两女队长斩了。自此以后,众女兵无论是向前向后,向左向右,甚至跪下起立等复杂的动作都认真操练,再不敢儿戏了。

做事要抓住重点,纲举则目张。“原典”走不视地者颠。

注曰:“当下而上。”

王氏曰:“举步先观其地,为事先详其理。行走之时,不看田地高低,必然难行;处事不料理上顺与不顺,事之合与不合;逞自恃之性而为,必有差错之过。”

“解译”走路不看地,只顾抬头望天的人,早晚都会摔跟头,鼻青脸肿。无论做什么,既要脚踏实地,同时也要看清方向。

成功者都明白一个道理:做成一件事,绝对是个系统工程,方方面面都要兼顾到,认清形势把握方向固然重要,脚踏实地同样不可偏废,反之亦然。失败者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行与思不能统一,要么好高骛远,目标与自己的实力相悖,仰着脖子追太阳,最后掉到了沟里去;要么埋头苦干,不把握周围的环境,闷着头只看见眼前一点小利,最后撞到了南墙上,头破血流。

“原典”柱弱者屋坏,辅弱者国倾。

注曰:“才不胜任谓之弱。”

王氏曰:“屋无坚柱,房宇歪斜;朝无贤相,其国危亡。粱柱朽烂,房屋崩倒;贤臣疏远,家国倾乱。”

“解译”一间房子如果没有坚固的立柱支撑,就会倒塌;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才华出众贤能的辅助,就会灭亡。

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之一,但他的霸业离不开一个人,那就是管仲。管仲原本是鲁国人,齐桓公听取鲍叔牙的建议,在攻打鲁国时假装与管仲有仇,将管仲接到了齐国,并委以重任。在齐桓公的支持下,管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比如说,实行了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制度,农闲时训练,有战事时出征。这样既提高了士兵战斗力,也不必支付养兵的费用。这些改革奠定了齐国日后称霸的基础。

然而,等管仲一死,齐桓公本来就是一个昏君,再加上所用非人,搞得天下大乱。齐桓公病重时,五位公子忙着争权夺利,根本顾不上他,齐桓公病死后,尸体在床上放了六十七天,没有一个人管,尸虫都从窗子里爬了出来。

失一人而失一国,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中有很多。

“原典”足寒伤心,人怨伤国。

注曰:“夫冲和之气,生于足,而流于四肢,而心为之君,气和则天君乐,气乖则天君伤矣。”

王氏曰:“寒食之灾皆起于下。若人足冷,必伤于心;心伤于末,后有丧身之患。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百姓安乐,各居本业,国无危困之难。差役频繁,民失其所;人生怨离之心,必伤其国。”

“解译”俚间有“人暧腿,狗嗳嘴”之说,天寒地冻之时,狗总是前蹄抱嘴而眠,故身寒因为足冷;草介小民乃一国之本,国乱皆因民怨。

一身之本在足,一国之本在民,一个单位之本在员工,下不安,则上摇。中国有多少次改朝换代,都是因为民怨沸腾。强大的明王朝,最终亡于一介草民李自成;现在又有多少公司,因员工的不满而走向破产关张。但就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许多领导就是学不会,反复栽跟头而不自省。“原典”山将崩者,下先隳;国将衰者,民先弊。

注曰:“自古及今,生齿富庶,人民康乐;而国衰者,未之有也。”

王氏曰:“山将崩倒,根不坚固;国将衰败,民必先弊,国随以亡。”

“解译”任何灾难的发生都有前兆,如果看见一座大楼的底基出了问题,就是大楼将要倒塌的前兆,如果看见平民百姓为衣食而发愁,就是国家将走向衰败的前兆。

藏富于民,还是藏富于国,这其实是一个不需要争论的问题。

齐宣王曾经说:“我有一个毛病,我非常爱财。”孟子说:“周朝的先主公刘,就是好货人,诗经记载:他教导人民努力耕作,增加生产,将粮食堆满仓内。制造干粮,放在囊里,以便人民携带。又整军经武,把老百姓集中起来训练,等这些都差不多了,才带了弓箭,装备干戈等武器,复兴他祖先的旧业。留守的人有充裕的谷仓,出发的人有包裹好的干粮,如此准备妥当才出发。王如果能效法先人积极进取,藏富于民,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

“原典”根枯枝朽,民困国残。

注曰:“长城之役兴,而秦国残矣!汴渠之役兴,而隋国残矣!”

王氏曰:“树荣枝茂,其根必深。民安家业,其国必正。土浅根烂,枝叶必枯。民役频繁,百姓生怨。种养失时,经营失利,不问收与不收,成势相逼征;要似如此行,必损百姓,定有雕残之患。”

“解译”一颗大树如果根部枯死了,上面的枝叶同样会枯死;一个国家如若民众困苦不堪,朝不保夕,国家这棵大树也必将枝枯叶残。

做统治者并不难,最大的智慧其实就一句话:人民生活富裕,国家自然繁荣富强。竭泽而渔,最终会落个破家亡国的命运。隋王朝是中国最短命的王朝之一,隋炀帝时,征调天下人去修大运河及其他工程,每月役使的人数就有200万之多,“役丁死者什四五”。男丁不够,就征发妇女,这在历史上都是少有的。隋炀帝榨干了天下民力,自己也就寿终正寝了。

“原典”与覆车同轨者倾,与亡国同事者灭。

注曰:“汉武欲为秦皇之事,几至于倾;而能有终者,末年哀痛自悔也。桀纣以女色而亡,而幽王之褒姒同之。汉以阉宦亡,而唐之中尉同之。”

王氏曰:“前车倾倒,后车改辙;若不择路而行,亦有倾覆之患。如吴王夫差宠西施、子胥谏不听,自刎于姑苏台下。子胥死后,越王兴兵破了,越国自平吴之后,迷于声色,不治国事;范蠡归湖,文种见杀。越国无贤,终被齐国所灭。与覆车同住,与亡国同事,必有倾覆之患。”

“解译”跟着前面翻覆的车辙走,最后也会翻覆;跟着失败的人学习,最后只能是失败。后人总结历史的经验,就是为了趋吉避凶,避免失败的发生,“前世不忘,后事之师”。

历史上因为废长而立幼,曾引发过无数次宫廷政变,三国时的袁绍和刘表之败,都与废长立幼有关。曹操的幼子曹植,从小就聪颖智慧,10岁的时候,便诵读诗、文、辞赋数十万言,出言为论,下笔成章,深得曹操的宠爱。曹操曾经认为,在诸子中曹植“最可定大事”,曾想要立他为太子。有一天,曹操将事告诉了贾诩,想征求他的意见。可是贾诩就是不开口,最后被逼急了才说:“刚才我想到了其他一些人、一些事,比如说袁绍和刘表。”意思很明白:袁绍和刘表因为废长立年导致混乱,甚至灭亡,今天这个事就是“与覆车同轨者倾”。曹操是个聪明人,一听就懂,哈哈大笑起来,再也不提立曹植之事。

“原典”见己失者,慎将失;恶其迹者,须避之。

注曰:“已失者,见而去之也;将失者,慎而消之也。恶其迹者,急履而恶,不若废履而无行。妄动而恶知,不若绌动而无为。”

王氏曰:“圣德明君,贤能之相,治国有道,天下安宁。昏乱之主,不修王道,便可寻思平日所行之事,善恶诚恐败了家国,速即宜先慎避。”

“解译”知道过去已经发过了的不幸事故或者是错误,一旦发现类似的苗头出现,就应当慎之又慎,防止它再一次发生,使之消灭在萌芽状态;厌恶前人有过了的劣迹,就应当尽力避免重蹈覆辙。

每个时代在制度上都有创新,但更多地却是学习,向前人学习成功的经验,总结失败的教训。比如说,太监不得干政的规矩最早是明朝朱元璋时才有的,他规定“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并将这条规定置于宫门之中。为什么呢?太监是中国古代宫廷的异类,他们不男不女,是直接服务皇室的奴才。皇子们自小在宫廷长大,天天由太监服侍,日久天长,会在不知不觉中滋生亲近感、信任感。皇帝身边的太监,个个深谙皇帝好恶性情。他们接触大量机密,对于宫内事务了如指掌。因此,宦官干政朝廷,结果其实相当危险。

唐代是宦官干政比较多的朝代玄宗朝仅五品以上宦官就有千余人,其中杨思勖做到从一品、封虢国公。高力士陪伴唐玄宗左右,实际地位高得惊人。诸王、公主称他为“阿翁”,连太子李亨都叫他“二兄”。结果有了安史之乱,唐由盛而转衰。

正是基于历史的经验,朱元璋才明令内臣不得干预政事。

“原典”畏危者安,畏亡者存。

王氏曰:“得宠思辱,必无伤身之患;居安虑危,岂有累巳之灾。恐家国危亡,重用忠良之士;疏远邪恶之徒,正法治乱,其国必存。”

“解译”知道惧怕危险的人,就能适当约束自己,时时保持警惕,确保自己不履险地;同理,知道畏惧死亡的人,就能活得更长久。

人想得到什么,必须敬畏它的反面,想得到健康,就必须敬畏死亡,想得到成功,就必须敬畏失败。敬畏之心是保全自己、成就事业的最大智慧。因为生活中的第一要务,并不是得到更多的东西,而是首先使自己处于安全、健康的境地,“死去原知万事空”。战争的第一要务也并不是消灭敌人,而是保全自己。

“百年企业”是每一个企业家的梦想,无数企业的生生死死告诉了人们一个朴素的真理:活着才是硬道理!一时的成功许多人都可以做得到,那就像是怒放的樱花,会随风而散,唯有百年基业才是大智慧!但如何才能打造一个“百年企业”呢?黄石公在总结了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告诉了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畏危者安,畏亡者存。”

“原典”夫人之所行,有道则吉,无道则凶。吉者百福所归,凶者百祸所攻非其神圣,自然所钟。

注曰:“有道者,非己求福,而福自归之;无道者,畏祸愈甚,而祸愈攻之。岂有神圣为之主宰?乃自然之理也。”

王氏曰:“行善者,无行于巳;为恶者,必伤其身。正心修身,诚信养德,谓之有道,万事吉昌。心无善政,身行其恶;不近忠良,亲谗喜佞,谓之无道,必有凶危之患。

为善从政,自然吉庆;为非行恶,必有危亡。祸福无门,人自所召;非为神圣所降,皆在人之善恶。”

“解译”一个人的行为只要合乎道义,符合自然规律,就会吉祥喜庆,否则凶险莫测。有道德的人,无心求福,福报自来;多行不义的人,有心避祸,祸从天降。一个人所得是凶是吉,非神非圣,乃自然的因果关系,祸福无门,惟人自召,世无地狱,人心所造。所以成败在谋,安危在德。

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一个家族世代富贵延续,所以有富贵不过三代之说。但孔子家族是个例。自从汉代“独尊儒术”以来,这个大家族世代受后人尊敬,多少次兵荒马乱、匪盗窃横行的乱世里,几乎没有人危及这个家族。为什么呢?原因就在“有道则吉,无道则凶”这句话。

“原典”务善策者无恶事,无远虑者有近忧。

王氏曰:“行善从政,必无恶事所侵;远虑深谋,岂有忧心之患。为善之人,肯行公正,不追凶险之患。几百事务思虑、远行,无恶亲近于身。

心意契合,然与共谋;志气相同,方能成名立事。如刘先主与关羽、张飞;心契相同,拒吴、敌魏,有定天下之心;汉灭三分,后为蜀川之主。”

“解译”孔子曾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意思是:如果你立志做一个仁爱之人,你就没有让人厌恶的坏毛病,更不会成为为非作歹的恶人。一个没有坏毛病的人,就很容易在社会中被人认同、接纳,活起来就比较自在,有什么好事大家都会想着你。所以做人要从“善”做起,心善念,行善行,为善举。历史上那些被传颂的人物,总有些突出的优点,比如像唐太宗这个人,胸怀宽广,能容下不同的政见,仅此一项,就被后人颂扬千年。

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一个人如果没有长远的考虑,一定会有近在眼前的忧患。人们当前的许多忧患,其实都是因为在此之前没有很好计划造成的。成功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凡事皆能从长计议,预先有所准备。

中国改革三十年来,国力大增,这都要感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有远虑的学者。当时以马寅初为首的一群学者看到了未来人口增长的趋势,预计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到2003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6~26亿之间。这么多的人,会将所有的国民收入吃得一干二净,根本不会有积累,更不会有发展。中国政府最终采纳了他们的建议,推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几十年来少出生几亿人,减小了经济发展的压力,为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奠定了基础。最近,联合国也在全世界提倡这一政策。

“原典”同志相得,同仁相忧。

注曰:“舜有八元、八凯。汤则伊尹。孔子则颜回是也。文王之闳、散,微子之父师、少师,周旦之召公,管仲之鲍叔也。”

王氏曰:“君子未进贤相怀忧,谗佞当权,忠臣死谏。如卫灵公失政,其国昏乱,不纳蘧伯玉苦谏,听信弥子瑕谗言,伯玉退隐闲居。子瑕得宠于朝上大夫,史鱼见子瑕谗佞而不能退,知伯玉忠良而不能进。君不从其谏,事不行其政,气病归家,遗子有言:‘吾死之后,可将尸于偏舍,灵公若至,必问其故,你可拜奏其言。’灵公果至,问何故停尸于此?其子奏曰:‘先人遗言:见贤而不能进,如谗而不能退,何为人臣?生不能正其君,死不成其丧礼!’灵公闻言悔省,退子瑕,而用伯玉。此是同仁相忧,举善荐贤,匡君正国之道。”

“解译”人作为社会群体的一部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为复杂,时而结成团伙,时而彼此仇怨,看似杂乱而无章,其实分离聚合皆有其因。《素书》接下来论述了人际关系的因果,这是认识社会的宝贵经验。

志同道合的人,总是有共同的追求,使他们团结起来;仁爱之士,总是有相似的品质,使他们走到一起。

孔子在众多弟子中,可能喜欢颜回更多一些。为什么呢?因为颜回在生活经历与品德方面,与孔子有许多相似之处。他出身贫寒,自幼生活清苦,却能安贫乐道,不慕富贵;性格恬静,聪明过人,长于深思。孔子此生,坚持以身作则,凡是他提倡的东西,自己首先要做到。在这一点上,颜回也是如此。在做人上,他严格按照孔子关于“仁”“礼”的要求,“敏于事而慎于言”。在求学上,他坚守“不耻下问”的精神,用毕生精力“研之弥坚”,很符合孔子对学生的要求。所以孔子称赞颜回具有君子四德,即强于行义,弱于受谏,怵于待禄,慎于治身。

“原典”同恶相党。

注曰:“商纣之臣亿万,盗之徒九千是也。”

王氏曰:“如汉献帝昏懦,十常侍弄权,闭塞上下,以奸邪为心腹,用凶恶为朋党。不用贤臣,谋害良相;天下凶荒,英雄并起。曹操奸雄董卓谋乱,后终败亡。此是同恶为党,昏乱家国,丧亡天下。”

“解译”人们结成不同的团伙,除了利益与追求相同外,更重要的是心性、品质相同。汉代灵帝时,有一群宦官结成了一个团伙,史称“十常待”,其首领叫张让和赵忠。这伙人将小皇帝玩于股掌之上,以至灵帝都说“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十常侍自己横征暴敛,卖官鬻爵,他们的父兄子弟遍布天下,横行乡里,祸害百姓,无官敢管。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恶名。

在三国中,人们对曹操有些非议,在京剧脸谱中总是将他画成白脸奸臣的样子,这其中可能就与曹操的家世有关。曹操的祖父叫曹腾,就是东汉末年宦官集团十常侍中的一员。后人痛恨十常侍,也就对曹操本人没有什么好印象。

“原典”同爱相求。

注曰:“爱利,则聚敛之臣求之;爱武,则谈兵之士求之。爱勇,则乐伤之士求之;爱仙,则方术之士求之爱符瑞,则矫诬之士求之。凡有爱者,皆情之偏、性之蔽也。”

王氏曰:“如燕王好贤,筑黄金台,招聚英豪,用乐毅保全其国;隋炀帝爱色,建摘星楼宠萧妃,而丧其身。上有所好,下必从之;信用忠良,国必有治;亲近谗佞,败国亡身。此是同爱相求,行善为恶,成败必然之道。”

“解译”凡是人,心性所致,必有所爱,喜收藏者,自然会组成一个圈子。尤其是领导,他的个人喜好会影响一群人。当年秦始皇好神仙之术,总想着活得更长久些,于是一群方士就围在他的身边,要官给官,要钱给钱,想让他们搞出一个长生不老的仙药。结果钱花了无数,也没有搞出个长生不老的药。为了给自己开脱,这帮术方士还到处说秦始皇的坏话。秦始皇一气之下搞了个“焚书坑儒”,将他们全杀了。

“原典”同美相妒。

注曰:“女则武后、韦庶人、萧良娣是也。男则赵高、李斯是也。”

“解译”两个美人站在一起,相互总是没有好心情,这就是人类的嫉妒心理。同行是冤家,同美也是冤家。历史上的粉阵厮杀是很残暴的。当年武则天得势之后,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令人将萧淑妃、王皇后砍断了手脚,并泡在酒瓮中。

女人如此,男人也如此。三国时的周瑜,人长得风流,智慧也是很高的,在东吴不作第二人之想。没有想到,在联蜀抗曹时,却来了个诸葛亮,战略计谋,处处压他一头。周瑜嫉妒得要命,发出了“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叹,几次想加害,都没有成功,最后被诸葛亮三气之下要了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