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认为，人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喜欢听颂扬的话，而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尤其是当了大官，前呼后拥，就更忘乎所以了。因此，必须掌握一种预防这种习气滋生的方法。曾国藩对乾隆时的大臣孙嘉淦尤其钦服，对他的《三习一弊疏》十分推祟，认为做官的人，应该按照其中提到的方法来预防三种习气的滋生和发展。
在清代的谏臣中，乾隆朝的御史孙嘉淦以直言敢谏著称。雍正即位以后，为了防止大权旁落，不惜大肆迫害屠杀诸兄弟，大小臣工也惧于他的威势，不敢直言进谏，但孙嘉淦却上疏要雍正皇帝"亲骨肉"，令雍正佩服他的胆量。
乾隆即位时，孙嘉淦已经凭借直谏的名声震动朝野，当时只要朝廷出台一顶好的主张或政策，朝野就有人会问："这是孙公的建议吗？"乾隆即位后，对孙嘉淦的直谏精神十分欣赏，将其升为左都御使。孙嘉淦也明白，这位新皇帝和康熙、雍正皇帝并不一样，前两位皇帝都是经过个人的艰苦努力才掌握朝政大权的，并经历了不少的政治艰难险阻，深知为君不易的道理，而乾隆皇帝生于深宫之中，生活舒适安逸，帝位来得顺理成章，再加上时逢太平盛世，耳边尽是奉承之语，本人又聪明博学，大权独揽，极易滋长各种享乐和骄傲情绪，而这对大清帝国的前途是极为不利的。怀着这种庄严的责任感，一七三六年，孙嘉淦上了一道著名的奏疏，即《三习一弊疏》，这堪称是清代大学士关于皇帝的道德修养方面最著名的奏疏了。在奏疏中，孙嘉淦说：
"国家治乱的循环，正如阴阳的运行。坤阴极盛的时候，阳就开始产生，乾阳极盛的时候，阴就会逐渐出现。当国家处于极盛的时候，必定有阴可以潜伏的地方，阴的潜伏是非常微妙的，人无法觉察，而当它显著的时候，就积重难返，悔之晚矣。
因此，有三种习气不可不予以谨慎和小心：
第一种习气，人君喜欢听颂扬的话。对于道德高尚的皇帝，臣僚会心服口服，不免加以颂扬，国家的仁政多了，百姓受到恩惠就会感激，于是皇上的一言一行都会得到满朝文武和四海百姓的称赞和讴歌，尽管臣民不是有意奉承迎合，但人君会逐渐习以为常，如果一旦习惯听赞扬之声，就会对实事求是的言辞感到反感，对进谏之言予以拒绝，对不说颂扬话的人十分厌烦，久而久之，对不擅长颂扬的人也就不满意了。也就是说人君习惯于听赞扬的话，渐渐变得喜欢阿谀的小人而厌恶正直的君子了。
第二种习气，人君喜欢一呼百应，喜欢柔顺的人而厌恶刚直的人。皇上愈聪明，臣下就愈显得愚蠢；皇上愈能干，臣下就变得愈畏惧，满朝的臣僚争相献媚，人人歌功颂德，在臣工看来这是对皇上应尽的礼节，而人君却习惯于这一呼百应的场景。习惯于臣僚的媚态的皇帝会对不献媚的人产生反感，由开始排斥傲慢的人到开始排斥对自己畏惧不够的人，时间长了，会把阿谀奉承不够的人看成是对自己不恭的人，这就是所说的'喜柔而恶刚'。
第三种习气，人君喜欢顺从而厌烦拂逆。人君访求天下的贤才，见的贤才多了也就以为平常，于是自视很高，而将人才看得很低；人君经常处理天下的事务，时间长了也就以为自己雄才大略，认为凡事都不难，和别人交谈，听不到不同的意见，也发现不了存在的问题，于是认为自己是正确无误的，这就是说人君逐渐习惯自以为是了。
这三种习惯形成之后，就会产生一种弊端，喜小人而恶君子。"早在京师学习时，曾国藩就常常临摹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尽管孙嘉淦的奏疏有数千言，曾国藩还是能够一字不漏地背诵下来。同治初年，曾国藩统领东南四省的大权，他的湘军将领们也一个个飞黄腾达、身居高位。
这时，他要求部下也诵习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并引以为戒，驱除自身的三种不良习气。
曾国藩经常督促自己和九弟曾国荃以《三习一弊疏》为戒。他专门为在前线打仗的九弟曾国荃抄录了这一谏言，并说"官员实属不易。经过自己多年的不懈努力，才从下层走上升发之途，多年的志向似乎可以得到舒展，这固然是好事，但也潜伏着危机。因为人臣一至中位，就开始自以为是，认为限制自己、约束自己的东西减少了，而开始限制别人、约束别人，这是最危险的。"在曾国藩看来，许多人难以走上高位，恰恰是由孙嘉淦所说的三种习气导致的。曾国藩还说："中等才能的人一般很难避免这三种习气，这是为官的大忌。孙嘉淦的奏疏虽然是写给皇帝的，但其所述一般素质和才能的人也在所难免。我们一定要以此为戒啊。"除了要预防这三种做官的习气，曾国藩还提出了居官不败要注意的三种情况，即"不与、不终、不胜"。
"不与"，就是不参与。曾国藩认为，处高位的人往往喜欢参与，显示自己的权威，或者显示自己的才能，或者显示自己的存在，似乎自己无所不能：
每一工种，每一行当，都要出面讲讲话，做做文章。他不知道自己做多了，他人就做得少了：自己的才能太显露，他人的才能就发挥得少了。做领导不是要和他人比试才能，而是要让他人发挥才能。
"不终"，就是不善终。曾国藩认为，身居高位而能善终的人非常少，一般人只看到了身居高位的人处于花团锦簇之中，而没有看到他们正处于荆棘、陷阱和泥淖之中，他们正处于各种矛盾旋涡的中心，稍有不慎，就会遭遇杀身之祸。即使没有杀身之祸，倘若官做得太久，那么他的弱点就暴露得越充分，他被天下所耻笑的把柄也就越多。因此，身居高位者要设法将权位推让少许减去几成，这样才能保住晚节，有一个好的结局。
"不胜"，就是不胜任。曾国藩认为，越走向高位，失败的可能性越大，而惨败的结局就越多。因此，越是身居高位，就越是要谨慎地处理各种事务，而不能随心所欲地利用自己的职权。比如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这就违背了不干预之道，是注定要自食恶果的。一事想贪，则可能事事想贪：一时想贪，则可能时时想贪。在这个方面应视手中的权势于虚无，因而也会少生无妄之想。
对于"不终"、"不胜"，曾国藩深有体会。他说："陆游说，能长寿就像得到富贵一样。我还没明白他的意思，就挤进老年人的行列中了。我近来混了个虚浮的名誉，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就得到了这个美好的名声了。古代的人获得大的名声时通常正好是艰苦卓绝的时候，通常不能顺利地度过晚年！
想到这些我不禁害怕。想要准备写奏折把这些权利辞掉，不要再管辖这四省吧，我又害怕背上不胜其任，以小人居君子的罪名。"正因为如此，曾国藩虽身居高位，也时时如履薄冰，大功告成之日，更是愈觉如蹈危局，时时不敢忘却预防做官的三种习气和需要注意的三种情况，这也许就是曾国藩成功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