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认为，只有掌握了人才资源，事业才有发展的希望，因此他千方百计地求才。他根据不同对象，利用不同方法或结以交情，或待之以诚，或激之以情。他每到一地，都广泛寻访，招揽当地人才，在江西、皖南、直隶等地都曾这样做过。他幕僚中的王必达、程鸿诏、陈艾等人都是通过这种方法求得的。与捻军作战期间，曾国藩在其所出"告示"中还特别列有"询访英贤"一条，以布告远近："淮徐一路自古多英杰之士，山左中州亦为伟人所萃。""本部堂久历行间，求贤若渴，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察酌录用。""如有荐举贤才者，除赏银外，酌予保奖。借一方之人才，平一方之寇乱，生民或有苏息之日。"薛福成就是在看到告示后，上《万言书》，并进入幕府，成为曾国藩推行洋务的得力助手的。
曾国藩与人谈话、通信，总是殷勤询问其地、其军、其部是否有人才，一旦发现，就千方百计调到自己身边。他幕府中的不少幕僚都是通过朋友或幕僚推荐的。吴汝纶是方宗诚推荐八幕的，凌焕是刘星房推荐的，赵烈文是周腾虎推荐的，李兴锐是帅远鲁与李竹捂二人推荐的，李善兰是郭嵩焘推荐八幕的，张文虎是李善兰推荐的，容闳则是李善兰、张斯桂、赵烈文三人推荐的，向师棣是严仙舫推荐的。
为了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以免因自己一时言行不慎或处事不当而失去有用之才，曾国藩力克用人唯亲之弊。同时，自强自励，"刻刻自惕"，"不敢恶规谅之言，不敢怀偷安之念，不敢妨忌贤能，不敢排斥异己，庶几借此微诚，少补于拙"。从其一生的实践看，他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
曾国藩周围聚集了一大批人才，幕府之盛，自古罕见，求才之诚，罕有其匹，事实证明其招揽与聚集人才的办法是正确和有效的。曾国藩于一八五二年初出办团练后，即开始物色人才，罗致幕府。后随战事日益发展，湘军的日益扩大，幕僚越来越多。幕僚容闳追述湘军安庆大营的情况说："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及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学家无不毕集。"曾国藩用人不仅人数多，而且地域广泛。他的用人原则是：官员、乡绅并重，江两、江北的人都用。他的幕僚，就籍贯来说，八十九人中，湖南籍二十一人，占第一位；江苏籍十七人，占第二位；安徽籍十六人，占第三位；
浙江籍十人，占第四位：其余四川、贵州、广东、湖北、江西诸省无不有人入幕。
其人员分布，共达九省。就出身来说，上至进士、举人，下至诸生、布衣，等级不一，均为座上之客。就人缘来说，既有曾国藩的同窗同年，乡亲故旧，也有曾国藩的门生弟子，还有一些则"识拔于风尘"。就特长或职业而言，突破了古代幕府中的幕僚多为办理文书、刑名、钱粮的人员的"实务性"框子，更多出谋划策，从容讽刺，招勇领军，指点州牧的"政务性"人员。
曾国藩同其幕僚之间的关系可分为互慕、互助和相互影响三个方面。首先，他们双方都有相互结合的愿望，可以说是一种相互倾慕、相互追求的关系。
曾国藩认为，远而言之则天下之兴亡、国家之强弱，近而言之则兵事、吏事、文事之成败利钝，无不以是否得人为转移。他多年爱才如命，求才著渴，为吸引和聘请更多更好的幕僚尽了很大努力，做了大量工作。他于率军"东征"之始，即号召广大封建知识分子奋起捍卫孔孟之道，反对太平天国，盛情邀请"抱道君子"参加他的幕府。
由于曾国藩精研百家，兼取众长，早在青年时代即以"道德文章"名满京师，称誉士林；加之其后出办团练，创建湘军，"战功"赫赫，威震天下，受到不少士大夫的崇拜。由于清王朝政治腐败，等级森严，满汉藩篱未除；
加以取士不公，仕途拥塞，遂使一大批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空有一片"血诚"，满腹才华，而报国无门，升发无望，不得不千方百计地为自己另外寻求政治上的出路。
有的知识分子非但升发无望，且身遭乱离之苦，徙无定居，衣食俱困，亟须庇护之所，衣食之源。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既无升官发财之念，亦无饥寒交迫之感，甚或已是学问渊博，名满士林，但却仰慕曾国藩的大名，以一与相识为幸，一与交游为荣。所有这各类人物，他们闻曾国藩能以诚心待士，破格用人，便纷纷投其麾下，入其幕府。
曾国藩同幕僚之间也是一种相辅相成的互助关系，幕僚们助曾国藩功成名就，曾国藩使幕僚们升官发财。多年来，幕僚们为曾国藩出谋划策、筹办粮饷、办理文案、处理军务、办理善后、兴办军工科技等，真是出尽了力，效尽了劳。可以说，曾国藩每走一步，每做一事，都离不开幕僚的支持和帮助。如镇压太平天国一事，他之所以获得成功，并不是靠他一人之力，而是依靠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其中他的幕僚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西汉初年刘邦在向诸将解释为什么张良足不出户而封赏最高时，曾把战争比为狩猎，以猎人喻张良，以猎犬喻诸将，称指示之功胜于奔走之劳，诸将为之悦服。而在安庆、江宁两役中，曾国藩的幕僚则不仅有指示之功，尤有筹饷之劳，可谓功兼张(良)萧(何)。一八六○年六月至一八六四年六月，四年之中曾国藩报销军费一千六百多万两。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厘金与盐税。这笔巨款主要靠幕僚筹集，没有它湘军早已饥溃，何成功之有？至于曾国藩刊行《王船山遗书》和《几何原本》等重要书籍，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兴办军事工业等，都离不开幕僚们的支持。否则，他很难挣得洋务派首领的地位。
曾国藩对幕僚的酬报也不薄。众幕僚八幕之初，官阶最高的是候补道员，且只是个别人，知府一级也为数极少，绝大多数在六品以下。他们有的刚被革职，有的只是一般生员，还有的连秀才都不是，而数年间，红、蓝顶戴纷纷飞到他们头上，如果没有曾国藩为他们一保再保，是根本不可能的。
曾国藩求才的方法中，有一个比较特别，那就是他善于利用人才的相互吸引，以求"得一而可得其余"。曾国藩说，求才"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得其余"。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曾国藩以青蚨子母相依不离，家雉能招致野雉，比喻在求才时须注重人才互相吸引，使之结伴而来，收"得一而可及其余"之效。
曾国藩通过千方百计地求才，最终导致了其事业的成功。薛福成就曾感慨地说："凡事都要靠人才才能成功。才学高的人必定能任用贤才，并因而使自己的成就更加伟大。推而广之，能将天下的人才合于一处，这样就可以平定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