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比较高，与人们的生活关系比较密切，这种情况反映了人们对蛇的态度和情感，体现了中国自古以来的人蛇关系中人蛇相容的一面。
在人与蛇的斗争中，人们斩蛇、打蛇、防蛇、避蛇、忌蛇、咒蛇，同时也取蛇一身之宝而用之。因为人与蛇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容，所以人们有时在不伤害蛇的情况下对蛇加以利用。养蛇灭鼠、弄蛇为乐、取蛇蜕制药、仿蛇的形态和花纹美化生活、以蛇为艺术创作题材等都属于这一类利用。
当蛇崇拜的风习流行时，信奉蛇神者会避免与自然界的蛇相冲突，打蛇、杀蛇的现象会有所减少。这样，人蛇关系就比较和谐，蛇的本性虽不会由此改变，但人们的打蛇、杀蛇之举可以改为防蛇、避蛇。
杀蛇的禁忌古已有之，张耒有“巳月不杀蛇，昔贤有遗告”的诗句即为一证。另外，佛教五戒中的第一戒就是“不杀生”，道教老君二十七戒中也有“勿杀生”。在佛道两教流行的岁月中，善男信女不仅“巳月不杀蛇”，平时也避免对蛇的伤害，甚至将别人捕到的蛇买来放生，任其回归大自然。
现在，有些省份和地区也时有组织将蛇放生的活动，这些活动已经与宗教、迷信无关，完全是从保护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保护动物资源等方面考虑而组织的。不过，这些活动能够顺利组织和进行，也应该与我们的文化传统、民间习俗有一定关系。古今放蛇的活动目的虽然不同，但形式有相似之处，效果基本一致，现代人对于这种与传统风习有相似性的活动比较容易接受。这样，尽管捕蛇的经济收入相当可观，但护蛇、放蛇的活动仍不断进行，使自然环境得到某些改善。
生物是构成环境的基本要素，蛇是生物链中重要的一环。蛇类与人长期共处，对蛇的滥捕滥杀，会破坏生态平衡，影响人们的生存环境。对蛇的保护，也是对环境的爱护，是人与自然相和谐的一个方面。而且，蛇又具有经济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因此，爱蛇、护蛇对于保护生物的多样性，保护环境、合理利用生物资源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毒蛇对人的生存有威胁，因此在人与动物的关系中，人蛇关系很不容易妥善处理。这个关系处理得比较好，反映了一种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能力。对蛇的保护和比较合理的利用，使蛇能够对中国传统文化发挥较大的物质作用。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古代先民对蛇的特点、习性有较深的了解，对蛇怀有一定的好感，并且有崇蛇、敬蛇的风习，所以精神文化领域中也常有蛇的“参与”，在这里，蛇被抽象化、艺术化、神化或人化。
在蛇的原形基础上产生的龙，为中华各民族所敬奉。中国是龙的国度，今天，我们称祖国为“东方巨龙”，把经济的迅猛发展誉为“龙的腾飞”，称炎黄子孙为“龙的传人”。而作为龙的主干的蛇，虽然从上古时期龙蛇分化之后便“退居二线”，在龙蛇并称的词语和十二生肖中，都排名在龙的后边，但是原始宗教中蛇那神异和灵气的基因，却以龙为载体而长期存留。
宋代的苏轼曾经别出心裁地把他想象中被海环绕的九州大地比作“蛇盘镜”。此语见于他的《凿空阁》诗：“……我观大瀛海，巨浸与天永。九州居其间，无异蛇盘镜。”当时的人或以为月亮像一面镜子，镜子里的微黑之处是地影――映在镜中的地形，亮处是水影。水影环绕在地影之外。诗人更有奇思妙想，以蛇盘镜喻中国的万里河山。若就远古时代九州大地上各氏族、部落、族团中广泛存在着蛇图腾、蛇崇拜现象而言，这片群山生辉、众水澄澈的大地真像一面明亮的蛇盘镜。
宗教是最早的文化形态，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中都包含着这一要素。中国原始宗教中的蛇崇拜，就对中国古代的哲学、历史、道德、政治、军事、文学艺术等产生过多方面的影响。
西汉时期的东方朔曾对他的儿子说：“……圣人之道，一龙一蛇，形见神藏，与物变化，随时之宜，无有常家。”用龙蛇来表示圣人之道，这是黄老思想的一种发挥。
有的现代学者注意到图腾意识与中国哲学起源的关系，“道”是中国图腾社会的原则。
蛇上升到“道”的高度，而且是圣人之道，表明蛇在精神生活中的作用已经比在物质生活中的作用更为重要。“大道行于百代，权宜利于一时。”蛇作为道的表现，其重要性应该远超过蛇的经济价值和环保意义。实际上，远在东方朔之前的东周时期，哲人们就常常借助蛇的概念来表述深邃的思想。《老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管子》、《吕氏春秋》中都出现过蛇，从不同的角度表现和说明“圣人之道”。这类抽象化的蛇在中国出现的原因应归结于中国人的生活环境、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等方面。
正史中关于蛇的记载、兵书中关于蛇的比喻、文学艺术中蛇的形象，也都表现出蛇在中国人精神生活中的作用，反映了与蛇有关的传统观念在历史、政治、军事、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影响。
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色。今天，关于蛇的迷信已经消失或淡化，但历代人们创造的与蛇相关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