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离开连杉后，在国内做了一次短暂的旅行，最后决定住在纽约市效长岛的佛洛斯特丘陵区。在这风景优美的地方，我们买了一栋别致的小屋，它酷似传说中的城堡。到处是凸出的棱角，我们亲切地叫它“沼泽之城”。在此所说的“我们”是指莎莉文老师、汤姆斯、我，以及我们都宠爱的小狗吉兰。
在经历了长期的奔波和漂泊后，我们都希望能够过上平静而舒适的生活。我学习在院里子亲手栽树木。屋子的二楼隔出一间专属于我的小书房，四处都有窗户。我每天就在这里学习意大利文，希望有一天能够阅读但丁作品的原文。
我们正在忙碌着安顿新居时，却接到了一封十分意外的信。信是法兰西斯·米拉博士所写，他表示有意将我的《少女时代》个人的这段经历拍成电影，并且希望我能够支持他，加入他的剧组，参加拍摄。我接到信后满心欢喜，因为我认为把自己个人的这段经历拍成电影，一定可以鼓舞那些不幸的人，这不正是我创作的初衷吗？也许还会在这个充满仇恨和戾气的社会引起发人深省的思潮，我决定抓住这个绝好的机会。《救济》是改编后的电影的新名字。
我不顾舟车劳顿，千里迢迢地赶赴好莱坞拍电影，现在想起来真有点不可思议！或许我当时太天真了，一心以为自己的故事感人至深，必定会得到观众的青睐，而且在欣赏此片时必然聚精会神，不知困倦。那种过分的自信自大，使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电影公司的建议。奇怪的是，我当时一点也没有考虑到，以我这样一个残缺的人，怎么能够担负起主角的责任呢？
一般来说，女主角要么身体健美，要么容貌倾城，而我呢？又肥又胖，长得又不好看，根本无法跟一般女明星相提并论。而且我缺乏能赚观众眼泪，或者逗观众发笑的演技，靠什么去出演女主角呢？不过，这些都暂且不谈，我在好莱坞的那段日子倒过得多彩多姿，说心里话，我从没有对拍报摄电影的经历感到后悔。
在好莱坞，我经历了一段前所未有的生活，那种刺激的生活，时时都带给我惊喜，可以说，踏出大门，什么事都可能遇上。当你悠闲地在开满天竺葵的小径上散步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骑士从斜地里冲出；走在马路上，会遇到了辆卖水的车子猛然四脚朝天；坐落在半山腰的小木屋，不知在什么时候就会燃起熊熊烈火……
来到此地以后，我经历了许多新奇有趣的事情。记得有一次，我们驱车去沙漠，烈日炙烤着我们以及周围的一切，阳光下的沙漠上稀稀落落地长着仙人掌和灌木丛。当我们来到一个小村落的拐角处，有人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忽然惊呼起来：“看！印第安人，真正的印第安人。”
大家闻声都兴奋地跳下车来，想看个究竟。果真有一个印第安人独自站在那里。
这时，站在我身边的向导走到那个印第安人面前，请求那位印第安人让我摸摸他头上的羽毛饰物，因为他头上戴着色泽美丽的老鹰羽毛，非常神气。我走前去，虽然心中忐忑，但还是以手语向他示意。可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这位印第安人以流利的英语开口道：“这位女士可以随心所欲地摸，多少次都可以。”
在场的人无不觉得奇怪，后来才搞清楚，原来这是一位正在等待摄影师到来的演员，哪里是什么真正的印第安人呢？
天还没亮，汤姆斯小姐就陪同我到草原上骑马，在露珠晶莹的草原上可以闻到麝香草以及尤加利树的芳香，清晨的风轻柔地吹拂着我的面颊，令人心旷神怡！就这样，我在比佛利山的小路上留下了许多美丽清晨的愉快回忆。
《救济》一片开拍了，剧本是《少女时代》改编后的稿子，导演是因《青鸟》一片而闻名的乔治·郝斯特·普拉特先生。片头拍摄的过程是这样的：汤姆斯小姐看过剧本之后，与导演沟通，并听取导演的指示，然后把这些写在我手上，等我完全了解后，再通过敲桌子的方式与导演沟通。当我感受到他敲击桌子的震动后，就开始拍摄。
有时，导演也会将一些鼓励的话写在我的手上，例如：“不要害怕，在笼子里的不是狮子，只不过是一只小金丝雀而已。知道了吗？好，再来一次。”可是我接受的鼓励和关照越多，就越觉得紧张。
能够在摄影机前毫不拘谨地表演的确不简单，不论是站着或坐着，总是有强烈的灯光聚集在身上，老是觉得全身热烘烘的，汗水直往下流，这时就得时不时地补妆。否则银幕上见到的形象不是鼻尖太亮，就会是是额头反光，影响整个画面的效果。
每当站在摄影机前，我就觉得局促不安，偏偏导演一会儿要求我笑，一会儿又要我皱眉沉思，我的情绪怎么可能变得如此快呢？因此，我在突然收到导演的指令后，只好站在那里发呆，表情茫然。
起初，演员们都没有很好地领会角色的感情。因此，有许多不尽理想的地方。幸好那位扮演我少女时代的女性十分称职，她本人是个正常的女孩，没人任何缺陷，可是她却能将这个角色演绎得生动逼真，惟妙惟肖。为此，我对她产生了好感；而她也在扮演我的过程中更加深入地了解了我，因此她对我也很敬佩。
大学时代的我由另一位女明星扮演，她很漂亮，笑起来就更加迷人。这位女明星一开始是以闭着眼晴表示眼睛看不见，可她往往是一不留神就霍地张开眼睛，她这时的表情也许太滑稽了，使得拍摄人员忍不住大笑起来。
不过这位女演员对这个角色付出了很大的热情和努力。而她的演技也不差，尤其在演梦见希腊诸神的那场戏时，表现得最为传神。因此，我对她非常满意。
我在剧本中还提及了许多帮助过我的朋友，但要搬上银幕就会出现许多问题。那些曾经给我很大帮助的好心朋友如亨利·庄梦德先生、马克·吐温先生以以及布鲁克斯大主教等人都已去世，仍然活着的几位也都年老体衰，无论怎么装扮都与初遇我时存在很大的差距。
当时，贝尔博士还健在，我写信给他，他很快就回信了，他在信上表示：“看到了你的信，让我回想起在华盛顿的那位小姐，在我眼中，你一直是当年的那位小女孩儿。只要你乐意，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去做，只是目前我身处异国，一时之间还无法返美。可是，你绝不能忘了我！想起当年与你初遇时，我还满头黑发的，现在已经是71岁的老人了。你呢？当时只有7岁，如果真要拍写实电影的话，我想非得由别人来饰演不可。请你去找个没有白发的英俊青年来扮演我。若是电影结尾需要，我愿意以目前的姿态出演，欣赏了前面，再看看后面，如此鲜明的对比一定会更有趣吧！”
贝尔博士的信启发了我，让我有了一个很好的创意：“对了！何不以象征性的场景介绍我的朋友出场呢？这也许效果更好。例如：场景可以安排在一条宽阔的马路上，两边是茂密的洋槐，我在林荫道上散步，然后偶尔遇见贝尔博士与庄梦德先生，大家边聊边走，既有湖光山色之美，演员也演得轻松自然。”我越想越觉得这个创意对于我这样一个又盲又聋的人十分贴切。
不过，电影公司似乎没有考虑我的建议，而是安排了一个大聚会的场面，让所有曾经协助过我的人都一起出席在宴会上，其中包括那些已逝的好友。
出现在宴会上的还有我最怀念的父亲，他已经去世20年了。当然，如布鲁克斯主教、霍姆斯博士、亨利·庄梦德博士等都各有“替身”。我最高兴的是，我和离别了20年的约瑟夫先生又重逢了，他仍然那样快乐，似乎比我们初识时更加活跃。
与这些至爱亲朋相聚在一起令我幸福得忘乎所以了，甚至感觉自己身处天国之中。不过，当我与他们握手时，他们的手虽然都很温暖，但他们讲话的语气与神态，却与我熟知的那些朋友不同，当他们与我开口说话时，我就会从那种晕眩的幸福中被猛然惊醒，重回现实。宴会将结束时，我有一段台词：“目前全国约有8万名的盲人正处在可怜的景况中，他们孤苦无援，而我们的社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建立足够完善的福利制度……这世界上有多少人在从不知生存喜悦的情况下含恨而终！因此，我们应该为这些人谋求更好的生活，他们的幸福和快乐会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拍摄进展得很快，不久就拍完了一大半，此时，大家忽然发现这部片子缺乏高潮，换句话说，没有戏剧性的故事发生。
“当然，在海伦的一生中，没有浪漫的爱情，当然也没有伟大的恋人，她的一生太平淡了！”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我们可以编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加进来，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因为现在的电影如果没有这些插曲，似乎就注定不受欢迎。”
对于这种观点，导演一直持反对态度，他认为那是无中生有，多此一举，反而会弄巧成拙。几经考虑、斟酌，最后决定穿插几场比较戏剧性的场面。
其中的一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在一个名为“时间”的洞窟前，有一个位脸色苍白、代表“知识”的小姐，与一位身材魁梧、代表“无知”的大汉博斗，争夺幼小的海伦，结果“知识”赢了，抱走了令人怜爱的小海伦。
还有一个场景，莎莉文老师试过各种方法教海伦，而年幼的海伦仍然听不懂时，她不禁跌入了灰心失望的深渊中，此时传来了上帝的声音：“我会协助你拯救这个幼小的心灵，不要放弃她。”于是莎莉文老师又恢复了信心，耐心地教导我。
其中许多情节有牵强附会，刻意升华的味道。例如：一位伤心的母亲举着一把火炬出场，目的是为不幸的伤残者请命。又如四大强国的领袖聚集在法国开会，准备决定全世界人类的命运时，海伦出现了，恳求他们千万不要发动战争等等。有些戏连他们自己都感觉不合适，最后又删掉了。
这些后来加入的“创意”不仅没有现实的依据，还把影片弄得杂乱不堪，变得缺乏真实感。尤其是结尾的一场戏，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可笑，简直是异想天开。他们要我像圣女贞德一样，骑着白马，扮成和平使者，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谁知片场找来的这匹白马十分活泼，奔跑时劲头十足，一直向前冲。当时我一手握着喇叭，一手操纵缰绳，好几次都差点被摔下马来，因此恐惧一阵阵袭来，我也越来越紧张，心中忐忑不安。头上的太阳又毫不留情地直射下来，额上的汗水像旋开了的水龙头直往下淌，连放在唇边的喇叭都被汗水浸湿了，吹起来咸咸的。
我就这样战战兢兢地骑了一段路后，在没有任何前兆，没有任何命令的情况下，我胯下的这匹马忽做人立状，一时间把我吓坏了，幸好旁边有位摄影师眼明手快，迅速冲过来勒住了马，这匹调皮的马再度稳定下来，但我仍然心有余悸，若不是那个人及时控制那匹马，我真不知道自己会被摔成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