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学会说话了，虽然声音不够甜美，但我觉得，这给我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许多方便。
还在大学读书时，我就时常想：“我努力求取知识，目的在于希望日后能够学以致用，为人类社会贡献一点儿力量。在这个世界肯定有我的用武之地，而且这件事一定要适合我做，可是，是什么事呢？”我虽然常常思考，但每一次都没找到答案。
说来奇怪，令我困惑的事情，朋友都帮我计划好了。有的说：“你不必勉强自己接受大学教育了，如果你把精神用在与你相同遭遇的儿童教育上，对社会的贡献必然更大，而且这正是上天的旨意。经费的问题你不必担心，我负责去筹募。你意下如何？”当时我答道：“我理解你的意思，可是我想在完成大学学业之后，再考虑这件事。”
虽然我已经委婉地拒绝了，但是这位朋友仍然不改初衷，不断地试图说服我、对莎莉文老师进行疲劳轰炸。到最后，我们实在疲于应付，索性不与他争辩了，而他竟误以为我们已经默许了。他在第二天清晨就匆匆启程前往纽约了。他到纽约、华盛顿等地遍访朋友，宣称我计划献身盲人教育工作，而且要立即付诸行动。
赫顿夫人得知这一消息后，觉得不可思议，于是立刻写信给我，表示要我尽快赶往纽约，以便说明事实真相。于是，我与莎莉文老师只好风尘仆仆赶往纽约，与那些有意资助我的先生们见面。其时，洛奇先生正好有事，不能前来，由马克·吐温先生全权代表。几个人为此事聚首讨论时，马克·吐温先生表示：“洛奇先生交代得很清楚，他不会在这件事情上投一分钱。”可是那位朋友仍然固执己见，还说要海伦去替那些盲童设立学校是上帝的旨意，可是我并没有看到上帝所下的命令文件呀！难道那位朋友手中握有上帝给他的委托书吗？否则他怎么知道这件事是上帝的旨意，而其他的事就不是呢？他的理由经不起推敲，实在荒谬。
我在大学期间有过几次类似的经历。有些人竟然叫我出任主角，四处旅行表演，也有人计划由我出资把所有盲人都集中在一个城市里，统一训练他们。我并不赞成这些计划。于是对他们说：“你们的计划并不能让盲人真正独立，所以很抱歉，我不感兴趣。”听了我的答复，那些人居然愤怒地指责我自私自利，只关心对自己有利的事。
让我觉得欣慰的是贝尔博士、洛奇先生以及其他几位热心帮助我的先生，他们都很开朗、慷慨，而且一直鼓励和支持我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给了我最大的限度的自由，从不随便指点和干涉我的意愿。他们的做法令我感动，也给我很大的启示，我暗自下决心：只要是真正有益社会，有益于人类的事情，而且又是我力所能及的，我都将尽力去做。
直到我上大学三年级时，我才遇到了真正替盲人做贡献的时机。
有一天，一位青年来拜访我，自称是查尔斯·康培尔，他告诉我他的父亲毕业于柏金斯盲校之后，在伦敦设立了一所高等音乐师范学院，致力于英国的盲人教育，他来拜访我的目的是邀请我加入“波士顿妇女工商联盟”。当我知道这个组织是以“促进盲人福利”为宗旨的时候，立即同意加入。我们曾一起到议会去请愿，希望能够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以此保持盲人的权利。
请愿非常顺利，因此特别委员会也很快成立了。而我的工作也以特别委员会为起点，这是一个极好的开端。
开始，康培尔先生带领我们调查了盲人能够做的一切事情。为此，我们成立了一个实验所，专门教导盲人做些手工艺一类的副业。为了把这些产品销售出去，我们又在波士顿开设一家专卖店，其后，又在马萨诸塞州等地方开设了几家分店。
大学毕业后，我搬到了连杉居住，在那里，我就更加专心致志地思考盲人问题了。在我看来，盲人有两件事为当务之急：第一件事是如何使每个盲人学会一种技艺，而具备自食其力的能力。同时应该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机构，以方便盲人之间的彼此联络和职业调查的顺利进行。第二件事是为了提高盲人的教育水准，应把目前美国、欧洲等地广泛使用的几种盲文统一起来。
有一天，我们的委员会迎来了不远千里从纽约赶来的摩洛博士，他提出了失明预防法：“目前盲校中的儿童，约有2/3是因为出生时眼睛受到病菌感染而失明的，像这种情形，如果我们在孩子出生前先加以消毒、防范，那么许多人就可以避免失明的不幸。”
他大力主张给婴儿做眼睛消毒。而且认为应把这点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为了达到此目的，他希望我们委员会能积极响应。
听了他的话，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反问他：“既然你知道问题的根源所在，为什么不采取行动呢？”他带点无奈地说：“老实说，所谓的病菌感染，就是这些孩子的父母做了不名誉的事，而染上不可告人的病，这种事情甚至连医生都要保密，报纸、杂志更是避而不淡，我是出于无奈才向你们求助的。”
事情的内幕原来是这样的，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听了博士的说明后，都同意尽力开展这项工作。摩洛博士说得很对，要做好这件事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医生与大众传播机构都有很深的成见，不肯轻易打破避免谈这类问题的习惯，因此都拒绝帮助我们。
这种状态持续了两年。直到1907年，我到堪萨斯市，与一位眼科大夫谈到此事，他说：“这种事以报纸的效果最大，你们为什么不去拜访堪萨斯市明星报的总编辑呢？说不定他会为你们在报纸上讨论盲童的问题而大开方便之门呢。”
我立即拜访了明星报的总编辑尼尔逊先生，当我说明来意后，他却干脆地回绝了我的要求。当时我很失望，或者是我的沮丧的表情打动了他，他忽然又改变了语气：“这样好了，你们要写什么尽管写，至于是否刊载，由我们依据情况而定，你认为怎么样？”
这个回答让我如释重负，我立即选了几个真实的例子写成报道，送到了报社，结果尼尔逊先生把这篇稿子登在明星报的第一版上面。至此我们的工作算是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接下来，《仕女杂志》也在同年开辟了盲童问题的专栏，我又陆续写了几篇稿子，于是全国的报纸、杂志纷纷加以转载，扩大讨论面。之后，针对盲人问题的专刊也相继创办起来了，最具代表性的是《盲人世界》和《盲人杂志》。
《教育百科全书》杂志还委托我为他们提供有关盲人问题的论文。从此，我的工作量逐渐增多，稿约不断，甚至有点儿应接不暇，而且时常还得受邀出席各种相关的会议，并发表演讲。
在这段时间里，我的生活节奏加快了。我往往急忙忙地赶到会场，开完会回到家，已有另一项邀请在等着自己，有时在同一天内要连赶五六场。除此之外，我还要抽出更多的时间整理和分类越来越多的信件。由于过于劳累，老师与我都感到吃不消，我的身体每况愈下。
虽然整日忙得不亦乐乎，但是我们的经济状况却没有根本好转，有一阵子连女仆都雇不起。于是，莎莉文老师每天早上送先生到火车站后，回程时顺道去买菜。他们出去的时候，我就在家里收拾房间，摆放桌椅、收拾床铺，然后到花园里摘花来插，或者去启动风车贮水，还得记住去把风车关掉等等。这些生活琐事耗费了我许多精力，偏偏这段时间的稿约和信件又特别多，因此我的工作压力很重。
1906年，州长推荐我担任了马萨诸塞州盲人教育委员会的委员。每次委员会开会时，莎莉文老师总是坐在我身边，以手语向我转述会议进行的情形。这些会议给我的最大感受就是会议过于冗长而且没有多大意义，委员们的演讲都流于形式，其中那些不着边际的质询、回答等官样文章更叫人疲惫不堪，因此，在担任此职四五个月之后，我便主动辞职了。
但是，事实证明，为盲人谋求福利必须借助团体的力量，惟有这样才能引起舆论的注意与支援。因此我仍然必须出席各种公开会议，如医疗公会和其他公会举办的会议。我还必须下工夫练习演讲的技巧，以使我的演讲在群众中更有说服力。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先后向多位老师请教演讲的技巧，可惜效果都不尽理想。就在此时，我遇到了波士顿的怀特先生，他精研音乐理论，据说在发声机能的研究上颇有造诣，也许他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困扰。抱着这种心理，我找到了他。
怀特先生为人直爽而且很热心，他对我说：“虽然我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但是我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新课题来研究，我们可以试一试！”
于是从1910年开始，怀特先生每星期六都到连杉来，住在我们家，星期日才回去，这两天他就教我表达的技巧。
我在10岁时就开始学习发声了，我的老师赫拉先生是莎莉文老师帮我找的。郝拉先生为了让我了解声音响起所引起的振动，就抓起我的手放在他脸上，然后将“arm”的声音缓慢地发出来，并要我尽量模仿。就这样反复练习，可是由于我太紧张了，勉强发出的声音很难听，而且很杂乱。
“把你的喉咙放柔和些，舌头也不要太用力。”
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纠正我。若想使发出的声音好听，其实从小就要加强练习，以使发声器官变得发达，这样不但能让音色更加美妙，而且还可以记住更多的单字。因此，我希望聋哑儿童能够避免在我身上发生的遗憾，能够尽早接受发声的教育。
起初，怀特先生只是想尝试一下，可是越教越感兴趣，后来竟连续教了我3年之久，而且其中有两年的暑假他是和我们一起在连杉度过的。
怀特先生在开始时着重训练我的发声器官，然后练习发音，最后才教节奏、重音及声音的音质、音调。如此，经过3年之后，我终于勉强可以在大众面前开口说话了。我的第一次实验性演讲是在新泽西州的蒙他克雷，那是一次相当吃力的实验，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心有余悸。我站在讲台上一直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尽管我是有备而来，讲演稿早就写好了，而且烂熟于心，但是，偏偏发不出声音。最后，我终于积存了足够的勇气，用尽全力喊出声来，此时我感觉自己犹如发射了一枚重磅炸弹，可是台下的观众却说，我的声音像蚊子一样小，根本就听不清楚。终究，我不是一个容易服输的人，虽说十分吃力，但仍然把预计演讲完成了。从讲台上走下来后，我不禁哭出声来，懊恼地说道：“我根本就说不了话，我太自不量力了，简直是自取其辱，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虽然我这样说，但并没有因此而丧失信心，相反，我又重新鼓起勇气开始更勤奋的练习。现在，我总算可以在众人面前说话了，我的工作也因此得以顺利地开展了，我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