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教材教辅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语文新课标课外必读第十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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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不服输的人

我终于学会说话了,虽然声音不够甜美,但我觉得,这给我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许多方便。

还在大学读书时,我就时常想:“我努力求取知识,目的在于希望日后能够学以致用,为人类社会贡献一点儿力量。在这个世界肯定有我的用武之地,而且这件事一定要适合我做,可是,是什么事呢?”我虽然常常思考,但每一次都没找到答案。

说来奇怪,令我困惑的事情,朋友都帮我计划好了。有的说:“你不必勉强自己接受大学教育了,如果你把精神用在与你相同遭遇的儿童教育上,对社会的贡献必然更大,而且这正是上天的旨意。经费的问题你不必担心,我负责去筹募。你意下如何?”当时我答道:“我理解你的意思,可是我想在完成大学学业之后,再考虑这件事。”

虽然我已经委婉地拒绝了,但是这位朋友仍然不改初衷,不断地试图说服我、对莎莉文老师进行疲劳轰炸。到最后,我们实在疲于应付,索性不与他争辩了,而他竟误以为我们已经默许了。他在第二天清晨就匆匆启程前往纽约了。他到纽约、华盛顿等地遍访朋友,宣称我计划献身盲人教育工作,而且要立即付诸行动。

赫顿夫人得知这一消息后,觉得不可思议,于是立刻写信给我,表示要我尽快赶往纽约,以便说明事实真相。于是,我与莎莉文老师只好风尘仆仆赶往纽约,与那些有意资助我的先生们见面。其时,洛奇先生正好有事,不能前来,由马克·吐温先生全权代表。几个人为此事聚首讨论时,马克·吐温先生表示:“洛奇先生交代得很清楚,他不会在这件事情上投一分钱。”可是那位朋友仍然固执己见,还说要海伦去替那些盲童设立学校是上帝的旨意,可是我并没有看到上帝所下的命令文件呀!难道那位朋友手中握有上帝给他的委托书吗?否则他怎么知道这件事是上帝的旨意,而其他的事就不是呢?他的理由经不起推敲,实在荒谬。

我在大学期间有过几次类似的经历。有些人竟然叫我出任主角,四处旅行表演,也有人计划由我出资把所有盲人都集中在一个城市里,统一训练他们。我并不赞成这些计划。于是对他们说:“你们的计划并不能让盲人真正独立,所以很抱歉,我不感兴趣。”听了我的答复,那些人居然愤怒地指责我自私自利,只关心对自己有利的事。

让我觉得欣慰的是贝尔博士、洛奇先生以及其他几位热心帮助我的先生,他们都很开朗、慷慨,而且一直鼓励和支持我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给了我最大的限度的自由,从不随便指点和干涉我的意愿。他们的做法令我感动,也给我很大的启示,我暗自下决心:只要是真正有益社会,有益于人类的事情,而且又是我力所能及的,我都将尽力去做。

直到我上大学三年级时,我才遇到了真正替盲人做贡献的时机。

有一天,一位青年来拜访我,自称是查尔斯·康培尔,他告诉我他的父亲毕业于柏金斯盲校之后,在伦敦设立了一所高等音乐师范学院,致力于英国的盲人教育,他来拜访我的目的是邀请我加入“波士顿妇女工商联盟”。当我知道这个组织是以“促进盲人福利”为宗旨的时候,立即同意加入。我们曾一起到议会去请愿,希望能够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以此保持盲人的权利。

请愿非常顺利,因此特别委员会也很快成立了。而我的工作也以特别委员会为起点,这是一个极好的开端。

开始,康培尔先生带领我们调查了盲人能够做的一切事情。为此,我们成立了一个实验所,专门教导盲人做些手工艺一类的副业。为了把这些产品销售出去,我们又在波士顿开设一家专卖店,其后,又在马萨诸塞州等地方开设了几家分店。

大学毕业后,我搬到了连杉居住,在那里,我就更加专心致志地思考盲人问题了。在我看来,盲人有两件事为当务之急:第一件事是如何使每个盲人学会一种技艺,而具备自食其力的能力。同时应该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机构,以方便盲人之间的彼此联络和职业调查的顺利进行。第二件事是为了提高盲人的教育水准,应把目前美国、欧洲等地广泛使用的几种盲文统一起来。

有一天,我们的委员会迎来了不远千里从纽约赶来的摩洛博士,他提出了失明预防法:“目前盲校中的儿童,约有2/3是因为出生时眼睛受到病菌感染而失明的,像这种情形,如果我们在孩子出生前先加以消毒、防范,那么许多人就可以避免失明的不幸。”

他大力主张给婴儿做眼睛消毒。而且认为应把这点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为了达到此目的,他希望我们委员会能积极响应。

听了他的话,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反问他:“既然你知道问题的根源所在,为什么不采取行动呢?”他带点无奈地说:“老实说,所谓的病菌感染,就是这些孩子的父母做了不名誉的事,而染上不可告人的病,这种事情甚至连医生都要保密,报纸、杂志更是避而不淡,我是出于无奈才向你们求助的。”

事情的内幕原来是这样的,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听了博士的说明后,都同意尽力开展这项工作。摩洛博士说得很对,要做好这件事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医生与大众传播机构都有很深的成见,不肯轻易打破避免谈这类问题的习惯,因此都拒绝帮助我们。

这种状态持续了两年。直到1907年,我到堪萨斯市,与一位眼科大夫谈到此事,他说:“这种事以报纸的效果最大,你们为什么不去拜访堪萨斯市明星报的总编辑呢?说不定他会为你们在报纸上讨论盲童的问题而大开方便之门呢。”

我立即拜访了明星报的总编辑尼尔逊先生,当我说明来意后,他却干脆地回绝了我的要求。当时我很失望,或者是我的沮丧的表情打动了他,他忽然又改变了语气:“这样好了,你们要写什么尽管写,至于是否刊载,由我们依据情况而定,你认为怎么样?”

这个回答让我如释重负,我立即选了几个真实的例子写成报道,送到了报社,结果尼尔逊先生把这篇稿子登在明星报的第一版上面。至此我们的工作算是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接下来,《仕女杂志》也在同年开辟了盲童问题的专栏,我又陆续写了几篇稿子,于是全国的报纸、杂志纷纷加以转载,扩大讨论面。之后,针对盲人问题的专刊也相继创办起来了,最具代表性的是《盲人世界》和《盲人杂志》。

《教育百科全书》杂志还委托我为他们提供有关盲人问题的论文。从此,我的工作量逐渐增多,稿约不断,甚至有点儿应接不暇,而且时常还得受邀出席各种相关的会议,并发表演讲。

在这段时间里,我的生活节奏加快了。我往往急忙忙地赶到会场,开完会回到家,已有另一项邀请在等着自己,有时在同一天内要连赶五六场。除此之外,我还要抽出更多的时间整理和分类越来越多的信件。由于过于劳累,老师与我都感到吃不消,我的身体每况愈下。

虽然整日忙得不亦乐乎,但是我们的经济状况却没有根本好转,有一阵子连女仆都雇不起。于是,莎莉文老师每天早上送先生到火车站后,回程时顺道去买菜。他们出去的时候,我就在家里收拾房间,摆放桌椅、收拾床铺,然后到花园里摘花来插,或者去启动风车贮水,还得记住去把风车关掉等等。这些生活琐事耗费了我许多精力,偏偏这段时间的稿约和信件又特别多,因此我的工作压力很重。

1906年,州长推荐我担任了马萨诸塞州盲人教育委员会的委员。每次委员会开会时,莎莉文老师总是坐在我身边,以手语向我转述会议进行的情形。这些会议给我的最大感受就是会议过于冗长而且没有多大意义,委员们的演讲都流于形式,其中那些不着边际的质询、回答等官样文章更叫人疲惫不堪,因此,在担任此职四五个月之后,我便主动辞职了。

但是,事实证明,为盲人谋求福利必须借助团体的力量,惟有这样才能引起舆论的注意与支援。因此我仍然必须出席各种公开会议,如医疗公会和其他公会举办的会议。我还必须下工夫练习演讲的技巧,以使我的演讲在群众中更有说服力。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先后向多位老师请教演讲的技巧,可惜效果都不尽理想。就在此时,我遇到了波士顿的怀特先生,他精研音乐理论,据说在发声机能的研究上颇有造诣,也许他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困扰。抱着这种心理,我找到了他。

怀特先生为人直爽而且很热心,他对我说:“虽然我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但是我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新课题来研究,我们可以试一试!”

于是从1910年开始,怀特先生每星期六都到连杉来,住在我们家,星期日才回去,这两天他就教我表达的技巧。

我在10岁时就开始学习发声了,我的老师赫拉先生是莎莉文老师帮我找的。郝拉先生为了让我了解声音响起所引起的振动,就抓起我的手放在他脸上,然后将“arm”的声音缓慢地发出来,并要我尽量模仿。就这样反复练习,可是由于我太紧张了,勉强发出的声音很难听,而且很杂乱。

“把你的喉咙放柔和些,舌头也不要太用力。”

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纠正我。若想使发出的声音好听,其实从小就要加强练习,以使发声器官变得发达,这样不但能让音色更加美妙,而且还可以记住更多的单字。因此,我希望聋哑儿童能够避免在我身上发生的遗憾,能够尽早接受发声的教育。

起初,怀特先生只是想尝试一下,可是越教越感兴趣,后来竟连续教了我3年之久,而且其中有两年的暑假他是和我们一起在连杉度过的。

怀特先生在开始时着重训练我的发声器官,然后练习发音,最后才教节奏、重音及声音的音质、音调。如此,经过3年之后,我终于勉强可以在大众面前开口说话了。我的第一次实验性演讲是在新泽西州的蒙他克雷,那是一次相当吃力的实验,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心有余悸。我站在讲台上一直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尽管我是有备而来,讲演稿早就写好了,而且烂熟于心,但是,偏偏发不出声音。最后,我终于积存了足够的勇气,用尽全力喊出声来,此时我感觉自己犹如发射了一枚重磅炸弹,可是台下的观众却说,我的声音像蚊子一样小,根本就听不清楚。终究,我不是一个容易服输的人,虽说十分吃力,但仍然把预计演讲完成了。从讲台上走下来后,我不禁哭出声来,懊恼地说道:“我根本就说不了话,我太自不量力了,简直是自取其辱,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虽然我这样说,但并没有因此而丧失信心,相反,我又重新鼓起勇气开始更勤奋的练习。现在,我总算可以在众人面前说话了,我的工作也因此得以顺利地开展了,我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