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巴山活捉胡萱堂1950年10月23日，我奉命到青水区配合工作。县委给的任务是对1949年尾欠公粮及1950年秋季公粮按期完成后，抓紧汉中地区党政下达的剿匪任务。
合影于1950年冬我带着排长、文教干事和战士等六人来到青水区。青水区委决定让我负责第五、第六、第七等三个乡。这三个乡相距50多里，方圆200多里，地广人稀。六、七两乡已完成了公粮，五乡较差，只完成80%。这个乡的地主恶霸控制了80%的土地，并把持了村上的权力。有的不法地主转移田产及耕牛，偷卖租佃土地80多亩。第五乡的匪情很严重，土匪头子胡萱堂曾于这年的端阳节，裹胁部分群众搞暴动，公然抢夺县政府及驻军团部，气焰十分嚣张。暴动被我一百六十三团和县政府打击后，第五乡老百姓颇为恐惧，公粮不交，军队一到人就跑光了。
第五乡的工作基础差，起初我思想上也担心得不到群众的支持，但实际到了工作岗位，耐心向老百姓讲清道理，说明政策后，大多数群众还是拥护政府的，对我们解放军也很热情。于是，我们积极协助乡上划清农村中的阶级成分，最后划出地主八户、富农四户，其余为贫农和佃农。我们依靠贫农和佃农开展工作，完成了村级政权的建设。
与此同时，我们加强摸索胡匪的行踪。鉴于土匪化整为零四下流窜，匪首胡萱堂踪迹不定等情况，我们按照师党委“军事围剿和政治瓦解结合”的方针，广泛宣传党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对匪政策；组织地方武装和民兵，深入发动基本群众，细致地做匪属的工作；同时组成精干的小分队，同地方武装一起，分散在山中交通要道的基本群众家里，安钉设点，深入发动群众，了解匪首的行踪；有时化装成老乡、商贩，发现线索，尾追不舍；还控制了有通匪、窝匪的嫌疑分子，暗中监视，顺藤摸瓜等等。
通信员齐正平（左）照1951年的春天，我和胡景省两人爬山越岭深入大巴山区村庄了解情况，时常是霜雨淋湿外衣，汗水浸透内衣。因为经常在深山老林中跑，所以不时会遇上野兽，比较多的是狗熊。有一次，我们沿着河岸走，就发现对岸林中有一只大黑熊。还有一次，我们晚上宿营后，通信员值班放哨。当时下着雪，他看到好像有个人朝他跟前过来，他喊了声：“站住！再向前，就开枪了！”但那个黑影还在走。通信员急了，开枪就打，那个黑影不动了。同志们听到枪响，起身出门查看，原来是只死熊，被一枪打在脑门上。事后，可把小通信员吓坏了，第二天，他是死活不在晚上值勤了。当地老乡说，遇上黑熊，如果一枪打不死，你就要遭殃了。他们讲要打黑熊时，是采取三人以上围攻的办法，即你打一枪后，它往另一方跑，那边人再打一枪，直到把熊打死。
这一带是苗族聚居地，据说他们祖籍是贵州遵义，乾隆年间为避兵祸、逃饥荒，千里迢迢迁居大巴山腹地——镇巴县的深山老林。许多人家住的是落地窝棚或悬崖陡峭的石洞，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部落生活。窝棚中间是地火，上支一个吊锅煮食物。不少山民一家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才能穿。看到这情况，我们就捐集一些衣服送给他们遮体避寒。这一举动得到苗民兄弟的信任和支持，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多方调查，我们终于掌握了匪首胡萱堂躲藏的地点在第七乡的老洼窝。
12月1日半夜，我率县大队1排战士急行军，直捣老洼窝，一举将秘藏的胡萱堂活抓，同时还捕获了王从富等六七个土匪，我们胜利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剿匪任务。
这年春节前，我回县大队部做工作总结。由于分管优待军烈属的王副指导员外出学习未归，但是时已腊月三十，于是和程大队长研究安排了慰问军烈属的工作。当晚，我连夜书写了60多份给军烈属《恭贺新春》的慰问信。大年初一早晨，由一二排的战士分头将城关区的41份慰问信送到军烈属家。
“打虎队”逼供“贪污”5000万元全国解放初，为了贯彻毛主席关于弥补国家财政不足，医治战争创伤，军队必须生产；同时为了改善部队生活，解决一些实际困难的指示精神，部队经过深入动员、学习，广大指战员情绪高涨，投入到开荒大生产中。
我们的同志本来就是农民出身，现在种地务庄稼是驾轻就熟。对种玉米，我们北方同志是在行的，但种水稻就不懂了，好在连队南方同志不少，加上有当地老乡热情帮忙，赶水牛犁翻稻田，教我们插秧和作务。一年下来，玉米、水稻都获得丰收，从而较好地完成了生产任务。期间，生活上尽量搞自力更生，我们这些大老爷们也学会了打草鞋，甚至做布鞋。
1951年春，县大队经过调整班排干部，清洗了一些人，但也有的人因这时工作表现积极、尊重领导，而经营部研究被安排担任班、排长职务。其中，骆某为副排长、宁某为司务长。
9月，县大队改编为陕西省军区步兵独立第十五团第八连，驻西乡县，我任连政治指导员。已任副排长的骆某虽然工作积极，但有意无意在干部之间散布不团结言语，见连长说指导员看不起你，见了指导员说连长没有工作能力。他在排级干部之间也是如此，使有关同志互相猜忌起来。当时三个排的战士思想不安定，发生不团结的问题。
独立第十五团三营八连干部合影连队进行纯洁内部工作时，大家反映司务长宁某拿大家的菜金大吃大喝，还买手表戴，有贪污行为。连队要清算他的账目，但他借口部队合编，工作忙顾不上，因其不主动而未能及时结算清。我向营部反映后，王副营长让再作进一步了解。宁某的贪污问题也就搁置下来了。
1952年3至5月，部队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当时把“反贪污”又叫成“打老虎”。运动中，每个革命同志都应该抱积极态度，向贪污分子作无情斗争，更应该根据事实分析，把问题彻底弄清。但是“打虎队”中有的人却乘群众运动高潮，搞大胆怀疑，非要揪出“大老虎”不可。后来听张银水讲，他所在团抽调干部组织了四个“打虎队”到各营和后勤处打“老虎”。口号是“山大林深必有老虎”、“打不住‘老虎’决不收兵”等。结果一个月内把59名营连干部打成了“老虎”，送到警卫连看管。这59名“老虎”都立有战功，有的还是师团战斗英模。运动后期查证，其中57人没有问题。只有后勤处粮管员贪污19块钱，关押了两个月。有一个被打成“老虎”的七连连长经上级澄清，他并没有贪污大烟土100两等问题。当问为什么要编造假话时，他讲：“打虎队把我围住，三天三夜不让睡觉，实在受不了，只得胡编乱造了。”
我营的“打老虎”运动开始后，副排长骆某带头算营部王教导员的账目。打虎队非要揪出“大老虎”，而“大老虎”要够1000万元（旧币1万元即新币1元）才能算，可是王教导员的账怎么也算不够。我当时参加算账工作，讲说有问题就算，没有也不要硬算等。对此，骆某指责我包庇王教导员，于是反过来硬说我是“老虎”。
收缴“赃款赃物”时，我的一套白衬衣、裤衩，一副眼镜、白洋布5尺、手枪子弹8发等都当作了赃物，钱款给我算了十几万。尽管我不承认是贪污，但还是按“赃款”、“赃物”收缴。为了把我打成“大老虎”，有的人无中生有给我栽赃。骆某讲：“指导员把大家生产的玉米2000斤，偷偷地卖了。”宁某也说：“指导员在西乡卖大米2000斤，我也用了500斤的钱。他还在镇巴搞大烟土一盒，有好几斤”等。这些指控后来经调查纯属虚假捏造，但当时运动中，不容分辩，你若不承认，就要受到武力压制。我被“打虎队”捆绑，轮番冲击七个昼夜，甚至上刺刀逼供。最后我被迫承认贪污5000万元，一下成了个“大老虎”。对这种强硬逼供下的“贪污”，我实在想不通。回到营部宿舍，我叫通信员齐正平同志到老乡家借了一把剪子，把自己的舌头剪下一块，由于出血过多而昏倒在地，后经团后勤医生治疗痊愈。
运动后期，硬给我定了176000元（现人民币17.60元）的经济问题，硬说这是贪污战士的津贴和菜金。对我剪舌头行为，认为这是压制民主，是威胁领导，最后，给我“党内当众警告处分”。对此，我还是想不通，后经领导教育、同志们帮助，认识到剪舌行为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对待群众运动的正确态度。后来到速成中学学习时，于1955年5月17日，第二速成中学党委纪委会同意第1中队党支部关于取消我“党内当众警告处分”的意见。
运动过去了，6月20日陕西省军区步兵独立第十五团党委调我担任第三连政治指导员，并决定由我和崔宝贵、何天财3人组成连党支部委员会，我任支部书记。半年后，三连奉命隶属汽车团，我将连队送交后，于1953年2月到汉中军分区独立营二连担任政治指导员。3月，搞春季卫生运动，我主动捐献人民币10万元（现币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