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十字架下的结交
1915年10月的一个清早，上海法租界内一间普通洋房走出了一个清秀美丽的女子，她身着职业女性常穿的月白色套装，提着手提包，轻快地向巷口走去。初看来似乎就是一个去上班的普通女子，但实际上，这个叫做宋庆龄的女子正在进行一场私奔的计划。这看起来只是一起普通的私奔事件。在生猛的民国，私奔事件每天都在发生。但是这起私奔事件却有着重大的意义。可以说，这场私奔改变了中国历史的面目。因为私奔的女主角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宋庆龄。但是来接应她的却不是孙中山。这其中有怎样的故事呢？还要回到宋庆龄的父辈说起。
1894年的上海，随着大批传教士和外国商人的涌入，这个原本散发着神秘东方气息的城市已不再那么幽闭和陌生。而许多传统的上海面孔也渐渐被西方审美改变。一个平常的午后，一对中国传教士夫妇从家中出来。太太穿着进口的丝袜和高跟鞋，先生叼着雪茄，坐在小轿车里飞快地掠过街面。他们怀里抱着的《圣经》，还有车上刚从西药房买来的阿司匹林，都贴上了舶来品的标签。小轿车穿过从两旁梧桐树上洒落斑斑阳光的林荫道，停在租界区的卫理公会穆尔教堂门口。
抢在这对胖胖的、面容和善、衣着传统的传教士夫妇之前下车的是一个五岁左右的小女孩，孩童的天真稚气被与她年纪不符的骄傲和不屑所冲淡。她抢在爸爸妈妈之前走进了教堂。这便是当时尚年幼的宋霭龄和父母宋查理和倪桂珍。
宋查理出生在海南，年少时混在水手群中前往美国，被好心的船长收养，又送他上公会学校，希望他学成之后能够回中国传教。若干年之后，他踏上了上海的土地，却不安心只做一个受到主教控制的穷牧师。他以印刷宗教图书为名，逐步发展自己的事业。精明的生意头脑、一口流利的美国南方英语，外加谈吐中常能引用《圣经》典故，让他在和外国人的交易当中如鱼得水。当他的出版商地位确立之后，他又出任了面粉厂的经理、股东，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买办，专替外国人在中国做生意，并从中获取大量利润。经济上的发达，又使得他对政治感起兴趣来，打算精心策划，大干一番。
精心打理生意之外，他对基督教的信仰仍然热衷，每周都会到穆尔教堂做礼拜。
卫理公会的穆尔教堂是公共租界首屈一指的大教堂，所以这里不仅是一个宗教场所，也变成了信教者的交际场。宋查理跪在十字架下虔诚祷告后起身，便有人介绍一位风度翩翩的青年男子给他认识。
这位男子身型矮小瘦削，面容坚毅，眼中却流露出一种理想主义者的光芒，令人望而生敬。他用略带广州方言的口音向宋查理介绍自己——姓孙名文，字中山，号逸仙。
同样的乡音让宋查理略有些激动，二人聊了几句，更是发现他们所使用的都是通俗口语英语，都曾在国外受过教育，又同是基督教徒。宋查理立刻邀请孙逸仙一起用餐详谈。
宋查理了解到，此次孙中山取道上海，是为了前往天津向李鸿章当面陈情，要求改革旧制。其他抨击朝政的人为逃避杀身之祸，只敢写写匿名文章。而孙中山却打算“犯上直谏”，实在具有超人之勇。宋查理许诺会将他给李鸿章的书信登在艾伦博士的《万国公报》上。
几个月后，孙中山无功而返。但是他发表在报上的言论还是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孙中山力称，社会改革已经毫无希望，组织新的政治运动的时机日渐成熟。按照秘密社团的道路走下去，便可踏上革命通途。
自此，孙中山就成为宋查理家中的常客。经常在宋家书房里召集秘密会议。而每当他去其他国家筹款和演讲时，宋查理也总会给他通风报信，并解囊资助。
当时，宋霭龄和宋庆龄都还是幼儿。孙中山喜欢逗弄她们，让她们喊自己教父。宋庆龄还不会说话，咿咿呀呀地只会笑。宋霭龄则已经从父亲那里听过太多对孙中山的赞誉，对他充满崇敬和畏惧。敏感的宋霭龄还问父亲，为什么孙中山一来，你们晚上就通宵在书房里聊天，都不睡觉？
宋查理笑而不答。因为他们正在密谋的是一场针对清政府的武装起义运动。
1894年8月1日，中日战争打响。孙中山急需建立一个更广泛的政治组织和资金网。他委托宋查理随时通报形势，自己前往夏威夷，联络人员、筹集资金、组织兴中会。直到1895年夏天，他总共召集到153名志士，并且获得了秘密帮会三合会的支持。孙中山认为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他选定农历九月初九，即公历10月26日，让秘密帮会的成员在香港集结，伪装成普通乘客坐船前往广州。他们将枪支藏在标着“波特兰”水泥的圆筒里，一同运往。上岸后，这些雇佣军将伺机潜入军政大臣家中，控制清廷要员，直到起义成功。
但是起义前两周，兴中会成员之一朱琪把消息泄露给了家人。他哥哥担心全家都被牵连进去，决定向官府告发。
广州的满清当局接到举报之后，还不相信孙中山能成大气候。但是保险起见，他们还是派出了密探和军队。香港警方也完全掌握了他们策划中的阴谋。当他们的渡船靠岸后，大批清军已经在码头严阵以待。混乱中，50名起义者被捕。
在广州的其他地区，清军袭击了兴中会的藏身之处，俘虏了一批起义者，缴获了枪支、制服和起义的旗帜。孙中山躲藏到一位中国基督教牧师的家中，再男扮女装，乘一顶遮得严严实实的轿子逃往澳门，再登船去香港。
起义失败了，孙中山也成为了逃亡者。但这场起义也并非毫无成果。一夜之间，孙中山成了著名的反清志士，扬名国内外。当他在日本上岸后，发现日本人已经获悉广州事件的详情，并把失败了的起义郑重其事的称为“革命”举动。他仿佛看到了成功的希望。
其后16年，孙中山一直在逃亡中。他理了个西式短发，蓄起胡子，穿上了像样的西装，如同一位尊贵的日本外交家一样，踏上了在世界各地游说、寻求支持的道路。在他的奔走下，赞助人和追随者多了起来。
而宋查理所做的，则是源源不断地为他提供足够宽绰的旅费和交际费用。除此之外，他那中美合办的印刷所里，也在秘密出版革命刊物，为他们的事业提供着思想指导。
1896年，孙中山到达夏威夷。他的哥哥孙眉已经举家迁移到那里，跟他们一块儿的还有孙中山的原配妻子卢慕贞。他们两人是在老家奉父母之命成亲的。这次重逢，他们有了第三个孩子。安宁的生活让孙中山不由自主放松了警惕。
一次他出外照相，其中一张照片落入清政府密探的手里。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身处危险之中，仍旧四处活动。一次前往英国的旅行中，他被几个密探盯上了。三个膀大腰圆的探子将他软禁起来，准备将这位倒霉的革命家带回中国，接受残酷的刑罚。
孙中山想尽一切办法要通知自己在英国的朋友，他跟外界的唯一纽带就是那个给他送饭的英国杂役。虽然杂役拒绝替孙中山送信，但却把孙中山的情况告诉给公使馆的英籍管家夫人。这位精明能干的女人替孙中山把消息告诉了康德黎博士，而博士又把消息透露给了伦敦各家报刊。第二天一早，公众要求释放孙中山的呼声震耳欲聋。外交部采取行动，要求中国公使馆释放私捕的人质。
从一大群看热闹的人中间，孙中山被带了出来，用双轮双座马车送往警察局侦查处。他又获得了自由。
孙中山再一次声名大噪，他的名字传遍了全世界，各家媒体纷纷要求采访他。他在英国出版了一本名为《伦敦蒙难记》的回忆录，用以宣传自己的革命主张。这本书再版后，宋查理也以极其庆幸的心情在国内散发。
在以后的八年里，孙中山又先后策动了几次起义，但无一成功。但是他的名字却成为国内最响亮的声音之一，他的故事和事迹也日复一日的在宋家孩子们的耳畔被传说。
2.孙文的政治轨迹
孙中山祖居珠江三角洲上的翠亨村，邻近澳门。父亲是村里的更夫，一辈子勤俭本分。19世纪70年代，他的哥哥孙眉随广东移民漂洋过海，到了夏威夷，受雇于人，种植水稻。他用积攒下来的钱开了一家店铺，悉心经营，逐渐购买土地，扩大家业。家里受他接济，生活也改善了许多。
1878年，孙眉回国完婚，给弟弟讲了许多关于岛上生活的故事。听到当地国王治下的臣民享有在中国闻所未闻的自由，让年仅12岁的孙文神往不已。几个月后，他随哥哥远渡太平洋到夏威夷去，进入英国圣公教会在檀香山开办的学校读书。
英国教师的授课让孙文大开眼界，他从四书五经中跳脱出来，了解到宇宙和自然的法则。但是，他也逐渐感到旧中国的没落和残败，愤然而生振兴祖国之愿。但是如何挽救一个被压迫在三座大山下的封建国家，西方教育并不能指出一条阳光大道。孙文的心中却从此埋下了革命的种子，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广泛地交流。三年后，他的英文成绩为全班之冠，获得夏威夷王加剌鸠的亲自颁奖。1883年，他进入夏威夷最高学府奥阿厚书院求学，逐渐对医学、政治和基督教发生兴趣。仅仅一年的教育，一洗他身上传统中国乡土气息，让他有了基督徒的做派。
哥哥孙眉让他到夏威夷读书，本来是希望他学好英语和经济能够帮自己做生意，没想到弟弟竟然对“异教”产生了浓厚兴趣。兄弟几次激烈的争吵过后，孙眉让孙文退学回国。
此时的孙文虽然留着长辫子，穿着中式长袍，但是他的骨子里却充满了与乡村世俗观念迥异的西方思想。当他乘坐的小船快到国门时，被拦阻在一个无名小岛上，船上人轮番接受清兵的盘查，直到把腰包掏尽才得入国门。未满17岁的孙文对此愤慨地叹道：“真乃腐奴误国，荼毒苍生啊！”
他回到翠亨村后，看到的还是一个苛捐杂税繁重的中国。村民保守，私塾教学仍然沿袭旧规，背诵强记。他常和孩子们讲述太平天国、拿破仑和华盛顿的革命事迹，或者同密友陆皓东讨论救国之道。他见村里的道路无人修缮，寺庙里却香火不断，十分愤慨。在为村上筑路装灯后，他又在一个晚上，潜入庙内，推倒佛像，踢翻香炉，破除迷信。这件事在翠亨村引起轩然大波。孙文的父母为了息事宁人，拿出十两银子来修复神像。而孙文见在家乡待不下去，于是第二次前往香港继续求学。
这一回，他如愿进入西医书院学习医学。他年轻的头脑里充满了狂热的思想，行动所表现出的热忱具有超凡的魅力，总是吸引一大批激进分子到他身边。他花大量时间在听政治演讲、讨论时政上。他逐渐意识到：中国必须改革，腐败必须根除，社会必须重振纲纪。
毕业的孙文因为没有葡萄牙文凭，被赶出澳门。他回到广州行医，一连开办数家药店，成日配药，主治外科。但是人的疾病有药可医，国家的顽疾却无法割除。此时他还没有完全下定革命的决心，对清廷仍有幻想。他还想做最后一次尝试，通过上书大学士李鸿章，渴望在政府中谋得一个显要职位，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但此时中日的矛盾已经十分突出，李鸿章成天忙于外交，并没有时间去听取南方一个草药医生的空论。孙文在天津干等了几天，转而回到上海。不久后便在宋查理等人的资助下，流亡海外。
在几次失败的起义之后，武汉起义成了震惊中国的一场历史性的战役。但是武汉起义的成功却是一场意外。1911年10月9日，一枚用于斗争的土制炸弹不慎爆炸了。警察赶到现场，搜查出了文件、臂章、旗帜等证据。起义者们被逼上绝路。四个营的部队骤然哗变，控制了该市。湖广总督则逃到长江上的一艘炮艇避难。三天后，起义者们成立了一个临时共和政府。几个星期后，一省接一省相继起义，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
革命爆发时，孙文正在美国。他从报纸上看到自己名列有可能当选中国的新领导人的名单上。他的追随者们认为，虽然起义不是在他的领导下进行的，但是满清统治得以推翻，正是他的鼓舞所致。
1911年12月25日，孙文回到上海，受到凯旋式的盛大欢迎。迎接的人群中就有宋查理以及日后成为他秘书的宋霭龄。宋氏父女陪着他来到南京，他再次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被一致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但仅一个月后，他就辞去总统职务。
当时清政府做垂死挣扎，将已故的慈禧太后手下的军机大臣，狡诈的袁世凯重新召回朝廷。袁世凯是实力派，握有兵权，背后还有英国的支持。在他的控制下，北方几个省份策划了多次暴动，然后静观其变。这些举动让孙中山和列强们看到，没有袁世凯的北洋军阀和警察的合作，单凭孙中山等革命者的力量，是不可能将这些暴动镇压下去的。
孙中山的同盟会并没有强大到能够跟袁世凯抗衡。在他成立了国民党，将各共和派团结起来之后，仍然不能够控制局势，并且遭到几十个反革命组织的阻挠和反对。
袁世凯又背地里跟他谈判，自称是能安定天下统一中国的唯一人选。他还许诺说，只要孙中山答应让他继任当大总统，他立刻废黜溥仪。
襟怀豁达的孙中山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把中国引向自由的主要任务。他提出让位的条件是：溥仪退位，袁世凯将政府全部迁往南京。袁世凯接受了。2月22日，溥仪退位。两天后，袁世凯当选为临时总统，3月10日宣誓就职。4月1日，孙中山搬出南京总统府。9月，袁世凯任命孙中山为全国铁路总监。
对于孙中山来说，铁路总监的职务就像度假一般，月薪三万大洋，还能到处旅游考察。他坚持让宋查理和宋霭龄随自己全国漫游。宋查理被任命为国家铁道部的财务局长，宋霭龄则当了他的秘书。在孙中山看来，这是对宋氏一家的回报，以感激他们多年来的支持。但是此举也暴露了孙和宋家的亲密关系。
天真的革命党人还沉浸在改革的幻想中。孙中山认为，修建铁路是中国摆脱贫困的唯一途径。他认为美国在借款修成二十万英里的铁路后，就一跃而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中国幅员更为广阔，修建的铁路也必须更多。但是西方的金融家根本不愿意融资。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切努力都告吹了。
孙中山的沮丧和失望还在于袁世凯很快就暴露出封建独裁的野心。他想在北方各路军阀的拥护下恢复帝制，登基称帝。为了打压那些反对的声音，他派出刺客进行暗杀。
当袁世凯开始揽权的时候，宋教仁和其他三位独立派阁员以辞职相抗。1913年3月12日，刺客在火车站朝宋教仁连开两枪，让他整整两天受到伤痛的折磨，在最痛苦的情况下死去。
这终于暴露出袁世凯的阴险面目，也让还不成熟的共和派人意识到事情的真相。1913年7月，在孙中山的鼓动下，江西督军宣布该省脱离北京政府管辖。孙中山紧跟着对袁世凯进行了公开谴责：“其敢僭自称帝者，全国共讨之。”很快他就被解除了铁路督办的职务。“二次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3.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再度会面
孙中山一改之前的懒散，再次以全神贯注的态度投入到“二次革命”中。这时，一直在美国留学的宋庆龄也回国了。
许多年不见，孙中山有些惊讶地看着面前这个体态柔弱、面容坚毅的少女，似乎难以相信她就是多年前，被自己抱在怀中哄逗的小萝莉。
倒是宋庆龄落落大方地伸出手去，微笑着说：“孙先生，还记得我么？您当初还说要做我的教父呢。”
孙中山也不禁笑了。他用力握了握宋庆龄的手说：“那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真没想到一转眼你就长这么大了。这些年来我常从你父亲那里听到你的消息。欢迎你加入我们革命的行列！”
宋庆龄心里微微一震，涌起一股暖流。她的眼中饱含对孙中山的憧憬和爱慕。那是一个少女倾尽全部注意力对她的偶像的热爱。
宋庆龄也开始为孙中山工作。他们有了较多的时间在一块儿相处。孙中山发现这个美丽的少女不但和她的姐姐一样能干，而且对革命有着更真诚的热情。他们的想法、爱好十分接近，有很多共同语言。孙中山越来越喜欢跟她在一起，特别喜欢听宋庆龄说她自己的故事。
1900年，宋庆龄跟随姐姐宋霭龄进入中西女塾读书，年仅7岁。宋家其他孩子都是圆滚滚、胖乎乎的，唯有她天生就是一副传统的美人胚子，身材苗条、体质单薄、目光温柔，时常流露出怅惘而伤感的神情。她总是一个人独处，像在思考着什么，又像是在冷漠地注视着这个世界和自己的家庭。当时宋霭龄已经11岁，是个严肃成熟的小大人；宋美龄刚3岁，正是被娇纵的年纪。唯有庆龄身上并无姐妹们那种飞扬跋扈的气质。她对待佣人也是态度谦卑，可亲可敬。即使对待路边的穷人也格外有同情心。宋查理总觉得这个女儿和其他人都不大相像。唯有骨子里那种坚定和执著是她继承了宋家的最宝贵的遗产。
1906年，宋查理去美国探望了留学的霭龄后，拐道去新泽西州一个学校访问。他很喜欢那里的环境，便询问校长克拉拉小姐是否愿意接收自己的两个女儿庆龄和美龄入校就读。
当时美龄年仅8岁。宋查理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他正被清廷的密探监视，一旦被发现有任何逆反行为，就会被施以极刑并株连九族。但只要儿女在国外就读，他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克拉拉很高兴接收这两个女孩。在她眼中，15岁的庆龄是一个严肃认真的姑娘。她总是贪婪地阅读着成人的书籍。这些书远远超出她那个年龄的普通姑娘的阅读能力。而宋美龄则更贪玩些，她胖乎乎的，像一块黄油蛋糕。而且她天真又好奇，对什么都想知道——没有见过的植物、动物，还有外国女孩的香水和化妆品。
一年后，宋庆龄离开妹妹，进入卫斯理女子学院读书。她如同一株长开了的水仙，正婀娜地散发出淡淡的幽香。但是她的头脑却和她的外貌有着不匹配的成熟。她不断从报纸和父亲的来信中了解到中国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在兴奋的假想中参与到他们的革命中去。在其他少女还在打扮恋爱的季节里，她从内心深处已经是一名义无反顾的谋反者了。
最吸引她的当然还是所有有关孙中山博士的简报。她偷偷把贴有他的报纸照片的本子藏在枕头之下。在她心中深藏的是一个纯洁的念头——孙中山才是中国的希望。
真正的起义爆发之后，庆龄在卫斯理女子学院读三年级。当她从报纸上读到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激动得跳了起来不能自已。同学都很惊讶地看着这个原本文静瘦弱的女孩竟然也有如此浓烈的情感。她强烈要求父亲寄来一面新的国旗，收到后，她在宿舍里又蹦又跳，大动作地拖过一张椅子，爬上去，扯下墙上满清旧龙旗，挂上新旗。
“打倒龙旗！高举共和国国旗！”宋庆龄向前来看她的妹妹美龄解释道，“这上面五道横条——红、黄、蓝、白、黑，代表了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象征了我们国家的大团结。”
美龄忽闪着眼睛，对这一切似乎不是很感兴趣。她年龄不足，是靠着宋查理的“赞助费”才破格进入卫斯理女子学院的。她跟学校老师年幼的女儿打成一片，每天爬树赛跑，偷用大人的粉饼和胭脂。她不能理解宋庆龄为什么对新奇时髦的美国玩意儿置之不理，却对遥远的中国发生的剧变那么感兴趣。
宋庆龄自有其坚定的信念和目标。卫斯理女子学院学生杂志登了她的一篇文章，题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
在许多有名的教育家和政治家看来，中国革命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是滑铁卢以后最伟大的事件。中国革命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它意味着四万万民众已经从君主****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种****制度已经存在四千多年；在它的统治下，“生活、自由以及对幸福的追求”都被剥夺了。中国革命还标志着一代王朝的覆灭。由于这一王朝的残酷压榨和自私自利，使得一度繁荣昌盛的国度变得贫穷不堪。推翻满清政府，这意味着摧毁了、废除了一个风俗极其野蛮、道德十分堕落的宫廷。
五个月之前，我们做梦也想不到会实现共和。有些人甚至对可能尽早建立立宪政府的希望都持怀疑态度。但是，不管是政治家还是劳动者，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内心深处都有反清精神。一切苦难，诸如饥荒、水灾以及生活各方面的倒行逆施，都导源于暴虐的满洲王朝及其贪官污吏。压迫是爆发这一惊人的革命的起因。正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们现在已经亲眼见到正在进行改良，而这在****统治下是怎么也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在报纸上读到的中国的剪辫子运动。千千万万的中国人除掉了自己的累赘——中华民族的耻辱……无数的其他改革正在进行中……
革命已经在中国实现了自由和平等这两项万不可少的个人权利。为了赢得这些权利，无数先烈高尚而英勇地献出了生命。然而博爱尚待争取……博爱是人类尚未实现的理想；没有人类相爱之情，自由就失去了可靠的基础；而除非人们彼此情同手足，否则“平等”一词就仅仅是梦想而已。
宋庆龄把这篇文章剪下，收藏在自己的剪报本里，带回国。这本剪报里还有许多国外关于中国变革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因此成了孙中山珍视的资料。当他翻阅到宋庆龄自己写的那篇评论时，越发喜欢身边这个年轻聪慧的少女。
宋庆龄的到来带来了一股新鲜活泼的朝气，驱散了多年来围绕在他身边的紧张压力。让他短暂忘记了革命的困难、暗杀的凶险、改革的阻力、列强的蔑视，而沉浸在身处春天的幸福中。
而对宋庆龄来说，能跟偶像在一块儿，犹如梦幻一般。之前一段时间孙中山消沉得令人不安，委靡不振。但“二次革命”一开始，他又恢复常态，策划、组织、提防暗杀，精神振作，忙碌不休。他有了明确目标，又成为了英雄人物。这和庆龄心目中孙中山博士的形象是相符的，既高大又庄重。
他们没有意识到，一颗爱情的种子此刻已经悄悄种下，并且迅速地生根发芽。
4.宋家的政治流亡
尽管孙中山投入了充分的精力和财力到二次革命中，但是知识分子的软弱和经验不足却使得革命困难重重。袁世凯派出张勋的“辫子军”和讨袁军在徐州、上海等地展开激战，并频频得胜。7月28日，黄兴见大局无望，离队出走，讨袁军全局动摇。仅半个月时间，拥袁桂军龙济光部攻占广州。北洋军李纯部攻克南昌。9月1日，张勋武卫前军攻克南京，各地宣布取消独立。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被通缉，相继逃亡日本，“二次革命”宣告失败。
10月6日，国会选举出袁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11月4日，袁世凯以“叛乱”罪名下令解散国民党，并驱逐国会内国民党籍议员。国会由于人数不足而无法运作，不久即被解散。袁世凯从此成为寡头总统。应桂馨、赵秉钧不久即被灭口，宋教仁案不了了之。
宋查理此时开始反省自己前一段时间暴露出和孙中山过分亲密的关系。这让行事谨慎的查理忧心忡忡。尽管袁世凯还没开始对他的家族动手，但是他感到应该去国外避一避风头。于是，虹口的宋氏别墅被贴上了封条，霭龄、庆龄和两个年幼的弟弟，子良和子安跟随父亲母亲一同来到法租界，登上洪帮的一艘快艇，在江水深处换乘洪帮的轮船，驶向日本神户。
在上海打拼多年，宋查理深知黑帮的势力在乱世中的强大。许多白道走不通的路，他们能走。特别是洪帮的势力尤为广阔。他们干着不露痕迹的罪行，却公开以爱国主义为掩护。帮会里头容纳了游民、乞丐、盗贼、暴徒、凶杀犯、短工、江湖艺人、各类工匠、学生和政治流亡犯。在他用金钱打通洪帮的头目之后，发现自己那些炙手可热的财产才算真正得到了保护。这也是他毕生都跟洪帮保持亲密联系，并且鼓励自己的子女、女婿也同黑帮交好的原因。
宋家一家成了政治难民，但是在日本，却受到当地国民党领导人的热情欢迎。他们暂住在孙中山一个有势力的日本朋友提供的住所，后来搬到离东京稍近的地方，在横滨一处海边绝壁上买了一座楼房，可以俯瞰东京湾。这里是外侨上流人士集居的地区。
宋查理和孙中山又恢复密谋举事的旧业。宋庆龄也在积极学习，把她的全部空暇都投入到党的机关工作中。
略微令两人感到尴尬的是流亡人士中还有孙中山多年前因为包办婚姻在家乡成亲的原配夫人。他们的独生子孙科已经成人，此时正在美国攻读新闻专业。而这个备受父亲重视和关注的男生比她还大两岁。
而父亲以及和孙中山相交多年的父辈也并没有告诉她，孙中山除了原配夫人之外，另有妻妾。
孙中山的第一位夫人，也就是原配夫人，名叫卢慕贞。1885年4月，十九岁的孙中山正在学堂读书，远在檀香山的长兄孙眉汇了一笔钱回家，除了供弟弟读书之外，希望父母尽快为弟弟成婚，使其安于家庭生活。母亲杨太夫人恰巧有一姐妹嫁在香山县上恭都外茔乡，她认为同乡卢耀显之女卢慕贞与孙中山很相配，从双方的家世、年龄、经济状况等看，算得上门当户对，便极力撮合这桩婚姻。但对于孙中山来说，他有志于从事反清革命，生活飘忽不定，所以起先并不愿结婚。再加上他少年时就到檀香山，深受西方婚姻自由思想的影响，对封建礼教一向深恶痛绝。但是因为他一向敬重父母，又把全部重心放在革命上，同时他也根本没有把婚姻视为像反清革命那么重大，所以对婚姻也就没有过多违抗，接受了这个身材矮小、自幼缠足、相貌平平、性格内向的旧式女子。
1885年5月26日，卢慕贞在与年方二十的孙中山定亲后，不久就结婚了。当时孙家家境已相当富裕，所以，婚礼办得相当热闹。但是，三个月后，孙中山便离开家乡再赴香港中央书院复学。1887年，他又进入香港雅丽氏医院开设的西医书院。他埋首书海，只有在假期才回故乡团聚，对夫人感情并不深，两人真正是相敬如宾。随着时光的流逝，孙中山对卢慕贞了解加深，渐为她孝顺、勤劳和贤惠的行为所感动。卢慕贞自幼丧父，与寡母相依为命。由于家庭环境，作为长女，卢慕贞自小勤快，素以孝敬长辈而闻名乡里，尤擅女红。在婚后的数年中，每次回家，卢慕贞总为他缝制一套新衣服和鞋袜，婆婆杨太夫人身上的穿戴也多出自卢慕贞之手。卢慕贞与孙中山并非自由恋爱结婚，但也婚姻美满，生育下了子女孙科、孙延和孙琬三人。
由于卢氏自幼缠足，个性内向，所以孙中山到各处筹募搞革命时，往往不能一同相随。在辛亥革命前后几个月，卢氏与二女都在槟城暂居。革命成功后，他们乘船回国，但卢氏无心当第一夫人，拒不见人。
后来孙中山又结识了原籍厦门的香港人陈粹芬。按传统的说法，她是孙中山的如夫人，即妾。
陈粹芬1873年生于香港，原名香菱，又名瑞芬，排行第四，故人称“陈四姑”。陈粹芬身材适中、眉清目秀、吃苦耐劳、颇具贤德，由于家贫，父母早亡，未曾读过书，因而有人说她不识字。由于早年在南洋活动的时间相当长，因而一般被误认为是南洋人。
1891年的一天，十九岁的陈粹芬在屯门基督教堂，由陈少白介绍她与孙中山相识。初次相见，孙中山即向她表示要效法洪秀全、石达开推翻清朝。出身贫困的陈粹芬深为孙中山的豪言壮语所感动，崇拜之情油然而生，也立志参加革命。不久，志同道合便使孙中山和陈粹芬结成革命伴侣，在红楼租屋住下，相偕奔走革命，共同筹划反对腐朽的清政府。这一年孙中山已二十六岁，在西医书院尚有一年才毕业，孙科就是在此年出世的，以此推算，当为1891年。他们自1891年起相随十余年，陈粹芬多年来追随孙中山，足迹遍及日本、新马一带，陈粹芬是孙中山先生倡导革命初期的亲密伴侣。孙中山在日本和南洋从事革命活动时，陈粹芬一直追随左右。她常常替革命同志洗衣做饭，传递革命密函，甚至从事运送军火等危险的地下工作。孙中山在日本流亡期间她做孙中山的联络员，掩护革命同志，在孙中山周围待了十几年。后来因患了肺结核，怕传染给孙中山才不得以离开了孙中山。
陈粹芬与卢慕贞相处融洽，情同姐妹。后来陈粹芬回家后，孙中山的哥哥孙眉特意在澳门给她买了套房子，将她视作家庭成员之一。
但极少数的人才知道，孙中山除了三位夫人之外，还有一位日本籍的秘密夫人大月薰。
孙中山于1898年在横滨的中国城，因为避难，住在一个同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商人家中，这个商人的女儿就是大月熏。年轻的少女因其美丽和单纯打动了孙中山的心，1901年孙中山要求大月熏的父亲答应把女儿嫁给他，但是大月熏当时才十四岁，而孙中山已经三十六岁了。所以其父生气地拒绝了。一年后，孙中山直接向这位女孩求婚，两人在横滨以简单的仪式举行了婚礼，不久孙中山独自前往东南亚及美国，1905年回到日本看望大月熏一趟，就又离开了。1906年他们的女儿出生了，但孙中山一生都没有再见过母女一面。
沉浸在情窦初开的幻想中的宋庆龄并不会想到孙中山有如此复杂的情史。一年后，宋查理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里领回来一个极富经济头脑的青年孔祥熙，介绍他同长女宋霭龄成婚。婚后，宋霭龄介绍宋庆龄接替她的工作，为孙中山担任秘书。这个机会让宋庆龄和孙中山都万分高兴。宋庆龄每天能从电报里得知关于孙中山和革命的任何点滴动态。她不知疲倦地翻译着每一份文件，希望给孙博士更多的帮助。而孙中山也喜欢看这个美丽娴静的少女为革命信仰兴奋得满脸通红的模样。他们走得很近，近到男女之间那层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之纱即将被掀开。而宋家人除了嘲笑宋庆龄整天工作，不懂娱乐之外，没人想到这个从来没有恋爱过的少女会迷上一个比自己年长27岁的男人。
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欧洲爆发，孙中山在东京奔走的进度变得缓慢了，这让他在重压之下又显得消沉了。孔祥熙从日本写信给朋友说：“有人认为他面临危险，焦急如焚，已经影响到了神经系统。”
对于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暗淡的瓶颈期。1911年的革命曾经为长期沉沦的中国带来一线光明，而袁世凯的独裁又让它重坠深渊。对于已经意味着快要抓住胜利果实的革命者来说，得到了又失去，显得更为难堪。
情绪颓废的孙中山更需要有人给他支持。这就是宋庆龄所乐于承担的工作。她比谁都更加信仰他的革命理论，比谁都相信他的革命前途。他们沉浸在伟大的感情之中，从冬天到春天，亲密无间。
宋庆龄行事低调谨慎，她害怕这段感情被家人得知后，会掀起轩然大波。而孙中山也很担心自己已婚的身份会为宋庆龄造成难堪。就在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段关系时，宋查理突然宣布全家回到上海。他已经在法租界霞飞路买好了一栋砖瓦别墅小楼。法租界算是上海里的法国领土，中国警方不能前来搜查抓人。而掌管上海法国巡捕房的探长黄金荣是洪帮首领。多年来，宋查理帮助洪帮进行书报传单的印刷工作，为黄金荣帮了大忙。这下有了法租界和洪帮的双重保护，他们全家在上海安全了。
父母都要回去。新婚的姐姐姐夫也要回上海。宋庆龄不可能一个人留下。
“我在东京还有工作。”宋庆龄固执地跟父母解释着。宋查理说：“你的工作在上海也能做。而且对我来说，你的安危比革命更重要。”倪桂珍则挂着眼泪说：“难道你就忍心看我们孤独地在上海老死？”
宋庆龄犹豫了。妹妹美龄，弟弟子文、子良、子安都还在美国读书。长姐出嫁，不常在娘家。父母身边不能没有人照顾。终于在她带着对家人的挂念和对孙中山的不舍，登上了回国的轮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