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实业部长的欧洲之行
蒋介石和宋美龄成婚之后，对孔氏夫妇青睐有加。因为孔氏夫妇不但成功促成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事，孔祥熙还为蒋介石提供了与北方军阀，特别是阎锡山和冯玉祥的内线联系。通过几笔财政交易，把他们拉到蒋介石的阵营里，从而使北京被拱手交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在南京正式建立政权时，将孔祥熙任命为工商事业部长作为酬谢。
孔祥熙一副笑呵呵的老好人模样，在传统中国的人情规则里做生意是擅长的，一旦要面对国际经济舞台，是全然起不到促进中国经济的作用。他唯一会做的就是在其他国家的压力之下频频点头说好，笑眯眯地签字盖章。
很快孔祥熙就被任命为特使，去欧洲学习西方实业，旨在使中国自己的实业现代化。他带着宋霭龄和孔令侃先到了美国华盛顿拜会胡佛总统。他们利用自己在美留过学的优势，迅速和美国人建立了联系，轻易就让美国人认同了他们的意见。
但是宋霭龄心里最担忧的还不是公事，她担心自己贪婪的名声传到了卫斯理女子学院的老同学中，会给她造成难堪。因此她返回学校后，除了亲密的朋友，并没有会见任何人。临走时，她还捐赠了一万美金，以资纪念她学生时候的院长格里法官，同时也用来洗白自己的名声。
之后，孔氏夫妇乘船前往欧洲，参观完德国兴旺的兵器工业，孔祥熙豪掷二千五百万美元买下大批武器。为了满足蒋介石对墨索里尼的崇拜，他们又前往法西斯主义十分活跃的意大利。
孔祥熙抵达意大利后达成一笔交易，将拖欠意大利的二百万美元的庚子赔款余额用于购买菲亚特制造的飞机。墨索里尼将这件事托付给他的女婿，驻华公使齐亚诺伯爵办理。这项协议扩大了意大利对中国早期空军的援助项目：在洛阳增建一所培训飞行员学校，在南昌增建一座菲亚特飞机总装厂。
孔祥熙在德、意的行程看似成功，但是并非他的能力卓越而带来这样的结果。在法西斯国家中，意大利遥遥领先，墨索里尼的政权已经建立。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刚刚兴起，需要合适的右翼主顾购买它的军火。德、意急切要培养盟友，中国的作用极其重要，因为它与苏俄东部边境接壤。假若能使俄国忙于东部防卫，那么它对西方的威胁相应也会减小。在孔祥熙的美化下，蒋介石越来越迷恋纳粹的独裁政权模式，他甚至派次子蒋纬国去接受纳粹教育。
孔祥熙一家于1933年4月结束欧洲之行回国。宋子文则正好起程，前往欧洲和美国。蒋介石邀请孔祥熙顶替宋子文“财政部长”的职位，协助他敛财以应付用以对付共产党的军事开支。
宋子文是一个彻底被西方化的经济家。他操一口地道的英语，用真正金融巨子的眼光看问题，而不像蒋介石那样，完全盯住共产党。他劝说蒋介石要注意日本带来的危险，蒋介石却一个劲要他想办法筹款，增加军费。宋子文在政治方面怎么都斗不过蒋介石，最后他答应前往美国筹款。
宋子文非常了解美国人需要什么，他的讲演在美国大受欢迎。他将美国奉承成一个经济发达、人才辈出、乐善好施又诚信正直的国家，展开了求爱般的募捐。结果，他的游说真的像魔术一般奏效了。1933年8月从华盛顿返回之前，宋子文与美国农业局谈妥了一笔五千万美元硬通货的贷款，以麦棉方式付给。这些商品将用于刺激中国的面粉业。而宋家则是面粉业的主要投资者。
对于中国，这次成功对于民族制造业带来了生机。当时在江浙一带，上等棉花每担价值二十元，军阀征税每担要增加十六元。日本人因为享有治外法权，可以避开这些捐税，到内地采购棉花。他们不但为自己搞来廉价原料，还将中国人自己的棉花倒卖给中国的纱厂。因此如果中国纱厂使用洋棉，每担必须先付十四元到十五元的棉花进口税；棉花纺成纱后，还必须缴纳每包八元五角至十一元六角三分的纳税才可生产。所以中国纱厂的生产成本，比日本纱厂的生产成本每包高二十二元至二十六元。只有依靠这批宋子文从美国搞来的价值五千万美元的麦和棉，中国的厂商才尚有机会和日本进行竞争。
但是宋子文低估了日本工业界作为其竞争对手的好斗。宋子文一回到中国，日本报纸立即加强反宋宣传。日本外交官传话给蒋介石、汪精卫，警告他们必须免除宋子文的职务。
更让宋子文吃惊的是，他不在国内的三个月中，蒋介石狡猾地任命孔祥熙作为中央银行总裁，并且通过他榨取了更多的钱。他在上海几家银行的负债高达六千万元，用于最近一次对红军的讨伐，而这笔债还是要留给宋子文来偿还。
更让宋子文痛心的是，孔祥熙轻轻松松大笔一挥，豁免了日本的关税，使得同胞们的宝贵收益化为乌有。日本依然在棉纱生产中占有绝对优势。
1933年10月25日，宋子文去见蒋介石，二人大吵了起来。蒋介石朝宋子文怒吼着，抱怨他没有提供足够的经费，导致这次剿共活动损失惨重。宋子文则厉声辩解。传说最后蒋介石甩了宋子文一巴掌，宋子文怒气冲冲地离开了蒋介石的办公室，并且提出辞去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的职务。对外则称“身体不适”，“需要调养”。
蒋介石显然更喜欢孔祥熙，虽然对于现代银行业一窍不通，但是他在党内没有威望，也从来不公开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可这对于一个只需要满足其军事独裁梦的领袖来说，有什么坏处？
同样，大胆泼辣、能干而世故的宋霭龄也利用孔祥熙，不断扩充她的资产。她深深懂得在一个男人的世界里，女性所处的地位与作用，以及社会对妻子这一角色的期待心理。表面上宋霭龄是在收敛锋芒，低调活动，以一个“贤内助”的身份，协助孔祥熙从事各项活动，并精心打造孔祥熙，使其尽快出人头地。但实际上，宋霭龄所要打造的金钱王国，是远超出孔祥熙想象的。孔祥熙所作的，只是像一枚“橡皮图章”一样，不断在蒋介石和宋霭龄递给他的文件上盖章、盖章、盖章……
2.孔祥熙成“橡皮图章”
1933年10月29日，孔祥熙受命接替宋子文，担任中国南京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他已经52岁，胖墩墩的，脸皮松弛，下巴垂着一嘟噜肉，是漫画家一见就喜欢的对象。他很和蔼，不喜欢与人争吵，也不喜欢紧张的氛围。谁想要哄他做什么事，流几滴眼泪或者是微微一笑都行。他的最大愿望就是被人喜爱。了解他的人都管他叫老伯。他是中国政界的老好人，极力讨好所有的政客和军阀。他随和、耐心又和气，养着一班宋家的亲戚好友、帮闲食客作为他的下属。不管办法多么笨拙，有多大严重后果只要暂时能解决中国的财政问题，他就高高兴兴地盖下他的图章。
11月6日，孔祥熙作为在财政部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号召全国慷慨解囊，资助反共战争。他直截了当地宣布“剿匪”的成功，比预算的平衡更重要。这一旗帜鲜明的口号直接暴露了他作为蒋介石金融代言人的身份。
同前任宋子文一样，孔祥熙主要通过发行债券为预算筹款。他提供的条件与宋子文提供的同样优厚。到1934年中，上海几家银行收支能力的三分之一与政府紧紧地拴到一起。这给农村与实业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因为在正常合理的情况下，银行贷款应该用于工农业的发展。现在钱却通过债券形式大量流到蒋介石及其部队那里去了。大把的银元被银行用以购买债券，这些银元经由国内金融市场，顺长江而下，直到乌烟瘴气的上海金融港口，最后消耗在军火和军队开支中。而中国的农村却是民不聊生，经济萧条。
银行家们还徜徉在自己的乐土中，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比债券的油水更肥厚了。他们并没有真正去考量蒋介石政府和孔祥熙的支付能力，也没有看到世界的金融局势正在发生扭转。
当时全球大萧条正在欧美快速蔓延。中国的传统农业受其冲击较小，但是外商贸易热络的上海却逐渐开始被经济衰退的阴云笼罩。1933年美国放弃金本位，为偿付被萧条袭击的西方矿业国家，开始用白银充实国库，国会规定银价为每盎司50美分。对于上海金融家，这就意味着不用银元购买南京债券，而把白银卖给美国就可净获百分之十的利润。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债券销售一蹶不振。长此以往，对于中国经济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孔祥熙一筹莫展。要保住白银不流出中国，他所能想出的唯一办法，就是宣布禁止白银出口。这个天真又好脾气的老头签署了一份通告：“在另行通知之前，禁止外汇交易。”
但是在巨额利益面前，贪婪的中国人是不会理会警告的。政府越是禁止做什么，在民间越是变本加厉的进行地下操作。孔祥熙眼睁睁见金融大船将偏离他掌舵的轨道，于是颁布了更加严厉的措施。如果白银外流阻止不住，那就征税。1934年10月15日，南京政府发表声明：“鉴于银价上涨与一般商品价格水平失去正常比例，为维护中国经济利益，货币稳定，政府兹决定白银出口一律征收关税，并自10月15日起实行。”其结果是对出口白银征税百分之十，虽然仍有大量白银走私，逃避税收，但是税金缴纳后，其税额使中国价与英美市场提供的银价持平。于是白银停止外流。然而此时上海的白银储备已减少一半。与此同时，孔禁止白银出口使中国货币贬值百分之二十。
公债券市场急遽缩小，而又急需资金，于是孔祥熙首先向政府经营的中央银行求援。中央银行是由宋子文创办的。他需要一个国家银行作为政府金库，但当时上海最大两家金融机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都落入了上海财阀手中。财阀们不愿意把银行交给宋子文。而宋子文又不愿去得罪上海金融界这个巨大的市场。于是他采用了最简单的办法：向这两家银行借钱来成立中央银行。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时，将银行对南京债券的投资上限保持在1300万元。但是到1934年，孔祥熙将上限提高到一亿七千三百万元。孔用政府银行的钱购买政府的债券，购买政府的钞票，向政府提供贷款。蒋介石的金库就这样被孔祥熙用皇帝的新衣装满。
另一方面，孔祥熙加在白银交易上的百分之十的关税壁垒，使白银交易骤减，但是也因为使投机者转到黄金生意方面，而导致金价攀升。孔祥熙免征中国银行的白银出口税，以便中央银行能够独家向海外出售大量中国白银，而获高额利润。同时采取措施确保中央银行成为中国黄金交易的专卖机构，从新的黄金市场中牟取厚利。这多管齐下的办法也不过是拆东墙，补西墙，光靠中央银行也难保南京政权的生命。
蒋介石不得不承认，孔祥熙虽然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却不是块搞金融的材料。尽管不大甘心，他还是需要中国最好的财政智囊的帮助。他咬了咬牙，把宋子文找来，装出一副念念不忘兄弟情谊的姿态，乞求宋子文的帮忙。
宋子文第一次在和蒋介石的对立中，感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成功。他在挨了蒋介石那一巴掌之后，满可以把自己的私人经营基地迁到香港或者纽约，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成为金融巨头。但是他还年轻，还热爱着祖国，他还难以忘怀他为革新这个古老的国家所做的努力中取得的短暂的胜利。而更重要的是，他认为中国这个市场上还有巨大的潜力可以挖掘。巨大的财富正沉睡在辽阔的土壤中，等待一个了解经济规律、懂得金融手段的人去唤醒。
但是宋子文毕竟也爱面子。和蒋介石闹僵了之后他还没得到一个可以下台的台阶。在私下的沟通之后达成协议，宋子文继续做他的私人金融家，吸收美国公司向中国输入人造丝、化肥、纸张、橡胶，以及汽车制造等产业。但他随时为蒋出谋划策。由孔祥熙出面，在蒋、宋之间起联系调解作用，并且作为财政部长，执行蒋的指令。
而他们背后还有一个强有力的保障，是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的幕后支持。杜月笙实力雄厚，此时是几家银行的董事，在其他大多数董事会里也有他的爪牙。而他的青帮势力也是无孔不入，在上海滩织成一个全面又强悍的操纵网。他们利用威胁恐吓、绑架暗杀等手段，牢牢控制住上海金融界。他们希望通过权力和经济，政府和黑社会的通力合作，使上海银行从此服服帖帖，最终收为国有。
3.操纵货币大发私财
1934年7月，南京政府通过储蓄银行法，规定所有银行必须将其四分之一的财产，购买公债券或有价证券。当时上海银行公会由江、浙巨头组成，暗中控制中国所有的银行资产近四分之三，而南京政府直接经营的只有两个银行——官方的中央银行，与蒋介石个人部分控制的农民银行。这种做法，同蒋派兵到银行，抢掠保险库中四分之一的资产别无两样。一时上海滩抗议之声四起。尤其是大银行家，金融业者们都不愿眼睁睁看着利益东流。但南京政府仍然我行我素。他们首先拿私人银行家张嘉璈开刀。
张嘉璈拥有万贯家产，他不仅是中国银行行长，并且还掌握另一家上海大银行——交通银行。如果把两家银行合到一起，有政府新近创办的中央银行三倍之大，相当于所有中国银行全部资金的三分之二。他敏感地察觉到蒋介石的野心和阴谋，为了挽救他的银行，他企图抛出他手中所持有的南京债券。
而孔祥熙这时也正要把4000万元的公债券推销给不知内情而又情愿购买的投资者。如果张嘉璈带头抛出，一定会大大降低投资者的信心。所以麻烦生事的张嘉璈必须下台。而政府要在保证大众对这两家银行发行的银行钞票继续信任的情况下，平稳接管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
孔氏夫妇率先出面，发动了针对这两家银行的谣言攻势。在他们的家中夜夜举办宴会，分别邀请上海滩的实业家们。孔祥熙装出一副透露秘密的口吻，在大家吃饱喝足后含沙射影地说：“现在大家遇到的麻烦事，都是那些大银行家们招来的。你们想想，你们为什么得不到贷款？为什么银根紧缩，利率飚高？这是因为钱都跑到了银行家的口袋里。你们一定要认真想想，是继续替他们当冤大头，还是让公正的政府为大家做主撑腰？”
在孔祥熙继续离间上海的实业家和银行家之间关系的时候，银行大资本家杜月笙也对上海实业家首领倡议召开一系列会议。杜月笙和孔祥熙拍着胸脯担保，如果能组成包括中央、中国和交通三行的银行团，那么实业界情况就会普遍大为改善，低息贷款随时可得。银行家们对他们的论调不屑一顾，觉得这只是他们的幻想。
但就在1935年3月23日，南京政府事先未发出警告，就突然宣布政府将立即接管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孔祥熙为此举辩解说：“我们有必要加强银行的信贷能力，从而可以向实业家提供更多贷款，以战胜萧条。”
但是一等到接管完毕，孔就“忘记”为中国实业提供救济贷款的事了。大大小小的企业依然在经济的泥淖中挣扎，而蒋介石的军费又日渐阔绰。
作为对宋子文参加接管的奖赏，他被任命为中国银行的董事长，取代了张嘉璈。由于银价波动过大而使中国经济蒙受损失，所以孔祥熙的下一步是决定取消银本位，使政府发行的钞票成为法定货币，即法币。这一做法，就是用孔祥熙控制不了的白银，去交换他可以通过加快印刷而控制的纸币。1935年11月3日南京政府颁布法令，要求银行与个人持有的全部白银，在三个月之内兑换为法币。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授权发行新币。兑换由货币储备委员会监督执行，委员会以白银储备作担保，以防止发生预料中的通货膨胀。一些受尊敬的银行家，以及孔祥熙、宋子文、宋子良，还有著名的“慈善家”和“人道主义者”杜月笙都是该会的领导成员。
而孔祥熙根本没有什么调节金融的手段，他唯一会做的就是发行货币。当国库出现赤字时，孔就抓紧机会大量发行新币。1935年11月至1937年6月之间，全部流通的法币从1亿5千3百万元，猛增到14亿7千7百万元，其中只有半数是以交换纸币的白银作为支持，其余的5亿元以上只是政府制造的，为还债用的一文不值的废纸。
一次，为了办理公债，行政院审查各种条例中，有几个问题要请示孔，他对秘书说：“发行公债真麻烦，付息、抽签还本，又弄不到几个钱，不如印发钞票，简单得多。”这虽寥寥数语，可以概括他的“理财”思想。抗战八年，人民弄得民穷财尽。而四大家族却发了巨大的国难财。在孔下台前几个月，有一次他的女儿说：“打了八年仗，爸爸为他（指蒋介石）积了十多亿美金，不能说没有功劳。”这句话是孔氏家人对蒋的牢骚不满，也反映了孔是蒋介石的一个忠实的聚敛之臣。
1935年以后几年间，南京政府再也没有公布预算或支出。而通货膨胀以惊人的速度扩张起来。这之中的责任虽然不能全都推到孔祥熙身上，但是他那滥用钞票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无疑是主要因素。南京政府官员，尤其是处于高位的官员，就利用孔的经济政策，以及操纵通货膨胀大发私财。
日益膨胀的贪欲和日益膨胀的小金库是成正比的。一向笑脸迎人、不开罪于人的孔祥熙居然也开始因为外汇问题一反常态，开始变得有攻击力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在抗战时期，以战略物资钨砂等出口，博取外汇，该会向行政院要求将所得外汇留下自行支配。谁知孔一见这件公文，声色俱厉，将公文扔在地，把手中笔往桌上一摔，故意放大了嗓门使四座听到，说：“外汇必须集中在中央银行，资委会如有需要，可以再向我要好了，没有留用的必要。”
自从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后，美国军事人员源源来华，开始时，他们常把带来的美金现钞从黑市中售出，换取法币开支。其时重庆法币与美金的牌价汇率是二十兑一，后提高为四十兑一，而黑市则已超过一百兑一。
孔祥熙看到这一情况，觉得这其中有巨大的敛财空间。他以美国人在华不能从事黑市买卖为理由，建议美国军政人员在华一切支出，由中国政府垫付法币记账，再由双方政府照牌价汇率结算。话说得好像很冠冕，可是事实上给已经透不过气的人民又加重了一层负担。因为当这个协定成立以后，孔祥熙就可以用滥发钞票的手法来征用人民的物资和劳务，尽情供应美国驻华军政人员的挥霍浪费。随着战局的发展，后来美国要到我国内地修筑战略公路和大规模的飞机场，需要的钱愈来愈多，单就成都附近新津飞机场而言，就动用了民工25万人。
由于美金的黑市价格与国民党的官价差距愈来愈远，中美之间因此也发生了矛盾。华盛顿认为如照牌计算，吃亏太大，提出异议。而孔祥熙迟迟不理，直到在美国召开货币会议的时候才得解决。
4.前嫌尽释联合抗日
“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宋庆龄将她位于莫里哀路的寓所改造成抗日战线上的指挥部，一直在倡议进行国共合作。而她知道，如果要达成全民抗战的统一局面，她必须先放下宋氏家族内部的派别矛盾，和宋霭龄尽释前嫌。
宋霭龄此时在家中冷静地梳妆，她跟宋庆龄约好，今天要去莫里哀路拜访，商量建立“妇女抗敌后援会”的社团。孔祥熙在一边有些担忧地絮絮叨叨：“你跟二妹曾经成水火之势，到现在你又去找她，难道不怕她对你冷冰冰吗？”
宋霭龄似乎有些不耐烦地说句：“你担心什么？”然后转过头，一手拎着一个翡翠的耳环，一手拎着一个红宝石的耳环在耳垂边比着问：“你看我戴哪个好？”
孔祥熙有些心不在焉地挑了那个翡翠的，又问：“你不怕二妹下逐客令？”
宋霭龄对着镜子戴上耳环，满不在乎地说：“二妹虽然心里生我的气，但我们毕竟是一家人，能有多大的仇？而且现在国难当前，应该联合起一切力量抗日。我们家里的矛盾算什么？二妹不会理不清局势的。”
孔祥熙望着宋霭龄成竹在胸的样子，说不出话。
果然，宋霭龄一到宋庆龄家，宋庆龄便亲热地和她寒暄起来。宋霭龄说：“二妹，我听到现在外头有很多关于我的传言，你可不能都相信啊。”
宋庆龄心里冷笑，表面上却带着笑容地点头称是。宋霭龄又说：“我本来是不过问政事的，就想像爸爸那样赚点钱，为了国家和需要帮助的人做点事。现在日本人都打上门了，我也不能冷眼旁观啊。我听说你正在发起组织‘妇女抗敌后援会’，这样的好事，我也要参加。我有什么能做的，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宋庆龄笑着说：“大姐要参加，是最好不过了。你的精明能干，加上孔先生的财神爷地位，我们的声势就更大了。再加上廖先生的夫人何香凝、孙科夫人陈淑英、蔡元培的夫人等人，我们这个上海妇女抗日后援会一定会发挥作用的。”
在宋氏姐妹、何香凝等人的领导下，妇女抗敌后援会立即展开各项活动：抗日宣传，训练妇女成为战地护士，号召大家捐钱捐物支持抗日等，都开展得轰轰烈烈。但不久后，宋美龄又在南京成立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敌将士总会，宣布为全国最高组织，其他分会受其领导。宋霭龄不乐意了，向宋庆龄抱怨说：“你说说这个小妹，当惯了第一夫人，什么都要争先。把别人都挤下去了，她自己要当头。”
宋庆龄劝道：“大姐何必要跟小妹计较？大敌当前，救国人人有责。小妹愿意牵头，我觉得也挺好。她身为委员长夫人，世人瞩目。这样做，也是向全世界表明中国政府的抗日决心。”
宋霭龄其实是假装不高兴，试探宋庆龄的口吻，见她一切都放得下，这才说：“难得你这么看得开，不和她计较。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姐妹生分了不少，这一抗日，我们姐妹的心倒是贴得紧了。这才是父亲生前希望的。”
宋庆龄说：“我们的政治观点虽然有分歧，但是抗日的道路是一致的。我建议，把我们的组织改个名字，作为美龄的分会，大姐意下如何？”
宋霭龄连口答应。宋家三姐妹终于重聚在一起，为了共同的抗日目标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宋庆龄在香港发起组织了保卫中国同盟，争取国际舆论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募集抗敌最急需的药品和物资，支援战后的游击战士，并设立了战时孤儿院。三姐妹还一起到电台用英语向美国听众进行演讲，争取支持。她们出色的英语表达能力和传统典雅的中国形象给美国人民留下深刻印象，各种舆论向着有利于正义的一方倾斜。
三姐妹还一起视察了陆军医院。宋美龄身穿深蓝色软缎旗袍，足踏黑色高跟鞋。笑容满面，楚楚动人。她那一头卷曲的黑发，松松的从前额梳向脑后，绾成一个光滑的发髻。她身上唯一的配饰是蒋介石送给她的一枚银光闪闪的红十字徽章。她很清楚，视察不仅是一个等着记者拍照的过场戏，而是涉及蒋介石个人威望的大事。照顾好后方伤员，是对前方战士的精神鼓舞，也能提高政府在民众心中的威望。作为第一夫人，她很擅长在非常时期征服人心。
宋霭龄在她之后，穿一身墨绿色软缎旗袍，罩着一件翻领的西装。领口处还露出一枚祖母绿的领花。在她举手搔头时，一只碧玉镯随着她肥嫩的腕子滑动。其富贵逼人，让围观者都不敢正视。宋霭龄连做慈善，都很有实业家的气魄。早在抗战初期，她就用私房钱买了三两救护车和37辆军用卡车捐给上海医院和部队，甚至还送去了8卡车急需的汽油。此外她还亲自定做了500套皮衣给飞行员。这样阔绰的出手，让医院的负责人也奉承其前后。
副院长一边陪同她参观一边解释说：“眼下我们医院最最头疼的是医药补给问题。库内的葡萄糖甚至不足千斤，都维持不了一个星期。”
宋霭龄满不在乎地表示：“你统计一下需要多少，特别是急需药品，列个清单给我，我帮你解决。”
相比起宋美龄的政治作秀和宋霭龄的财大气粗，宋庆龄低调了许多。她穿着款式保守的深色旗袍，没有任何装饰，记者拍照时，她也是谦逊地让到一边，微带笑容，极少说话。只有在慰问伤员时，她才俯下头，亲切地同他们交谈握手。
随着抗战形势的好转，国民政府的宣传部的官员们索取三姐妹在抗战中的合影，以配合宣传。这又更加唤起了宋美龄一个没有完成的心愿：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一顿团圆饭。
之前宋美龄也曾努力过，但是宋庆龄屡屡拒绝，特别是每当她听说要跟蒋介石坐在一起吃饭时，都坚决反对。这次，宋美龄提前支开了蒋介石，又利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借口反复劝说宋庆龄，终于宋庆龄同意了。
宋氏六个兄弟姐妹终于坐到了一块儿，在宋美龄的黄山官邸里吃了顿中秋的团圆饭。宋霭龄订购了一个6斤重的大月饼，象征六个兄弟姐妹的团圆。宋子文从昆明购买了新鲜的蔬果，送进了美龄的厨房，两位弟弟也请来了重庆饭店的高级厨师。
用餐前，宋霭龄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莫谈国事。”终于兄弟姐妹们能够尽情开怀畅饮，互吐衷肠。饭后，他们一家又出现在重庆大酒家。当往来的达官贵人、富豪佳丽们发现一同出现的是气质沉静的孔夫人、容光焕发的蒋夫人和神情庄严愉悦的孙夫人时，都吃惊得瞪大了眼睛。
这次相聚，是他们以大局为重的抗日战争的新阶段的开始。但是这也是最后一次宋氏三姐妹以一家人的身份坐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