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民国高官私人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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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中美合作”的新篇章

1.情场老手俘获芳心

陈布雷认为,第一次约会的地点,南京、上海皆不好。他说:“蒋先生镇南京,召宋女士来见,有摆大丈夫架子之嫌;若蒋先生去上海见宋女士,又有低三下四之嫌……只有江苏省省会镇江市——按路程计算,蒋先生主动往上海走了100里,宋女士往南京追了200里。大丈夫的架子放下了,宋女士的主动热情又发挥出来了……”

这个建议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赏和首肯。

陈布雷建议相会地点定在镇江焦山。第二天,陈布雷陪蒋介石把焦山上的景点逛了个遍,把每个景点的来历、寓意及如何引申到爱情上,一一作了详细讲解。第三天,蒋介石早早来到焦山渡口迎候宋美龄。宋美龄刚下车,蒋介石就按陈布雷的计划,上前拱手道:“佛家普度慈航,请问宋女士可愿登舟?”

宋美龄见蒋介石今日如此温文儒雅,顿生好感。笑道:“我虽不信佛而信基督,但两教同理,普度众生。”边说边在蒋介石的搀扶下,轻盈地登上渡船。第一天见面的时候,蒋介石一个人说,宋美龄只管听,不答话。当然,蒋介石说的都是从陈布雷那儿“现学现卖”的。宋美龄虽没有表态,但心里已觉得蒋介石蛮博学的。

第二天,两人略熟了一些,蒋介石开始讨好宋美龄。

两人走在“鹤桥”上,蒋先介绍“鹤”因何象征长寿,接着祝宋美龄“松鹤延年”。走进“百寿亭”,他先介绍100个不同字体的“寿”字之妙处,紧接着祝宋美龄“永寿永康”。

宋美龄听罢不由得笑了。

第三天,宋美龄主动邀蒋介石登“观澜阁”。蒋介石连连摇头说:“无澜可观……无澜可观……”宋美龄顿觉奇怪:“既有‘观澜阁’,为何无‘澜’可观?”

对这个问题的答案,陈布雷早有交代,应讲清前后两层意思。蒋介石这时却把陈布雷两层意思的先后顺序颠倒了,脱口先说出后一层意思:“宋女士放心,纵有千难万险,只要有蒋某在,定能化难为易,化险为夷。”宋美龄先是一愣,随后嗔怪道:“你胡扯什么呀?这‘观澜阁’之‘澜’,是‘波澜’之‘澜’,怎么扯上‘千难万险’?”蒋介石心一紧,知道自己弄错顺序,赶忙解嘲:“一样嘛,一样嘛……宋女士难道没看到山门口那4个大字‘海不扬波’?海都不扬波了,江上何来‘澜’呢?江上无‘澜’,蒋某更不怕‘难’噢。岂不是化难为易,易如反掌?”宋美龄听罢抿嘴一笑,挽起蒋介石的胳膊和他一路行进。

第四天,宋美龄主动邀请蒋介石到山中“定慧寺”上香。蒋介石有点迟疑,因为陈布雷知道宋家信奉基督教,对佛教寺院不会有兴趣,故而未对蒋介石去定慧寺有所交代。现在宋美龄竟然提出这个要求,蒋介石担心自己进入寺院“一问三不知”。

他劝阻:“宋女士笃信基督教,蒋某也希望与宋女士同信仰。佛教寺院就不用去了吧?”

哪晓得宋美龄并不领情,她也有她的“孝心”,反问蒋介石:“蒋老夫人不是虔诚的佛教信徒吗?我们代她去上一炷香,岂不更好?”原来宋美龄是想代未来的“婆母”上香,作为儿子的蒋介石还有何理由拒绝?蒋宋两人让侍从买好香烛,一起进入寺院,按佛教的礼仪点烛、上香、磕头……

走出寺院,宋美龄面对山门上“定慧寺”三个字,突然问蒋:“请问大总裁,能不能给小女子讲一讲这‘定慧’二字的涵义呀?”

蒋介石一下子愣在那里,不过,他急中生智,马上答道:“‘定’者,是蒋某决定之‘定’,‘慧’者,是宋女士慧眼之‘慧’——蒋某心中早已决定,借宋女士之‘慧’,为中华民国增辉。”宋美龄大笑不止。

第五天,蒋宋游览“郑板桥读书处”。蒋感叹:“蒋某半生戎马征战,耽误了多少读书的时间。后半生真想隐居于此,以郑板桥为楷模,好好读几年书。”

宋美龄会心地笑了。两人走到“郑板桥读书处”旁边的“别峰庵”门前时,宋指着庵门说:“大总裁隐居焦山读书,小女子愿在此修行,终生陪伴在大总裁身旁……”

蒋介石欣喜若狂,连问:“是吗?您不后悔吗?”

宋美龄坚定地回答:“永不后悔。”这样,蒋介石与宋美龄到镇江作10日游。每日里双飞双憩,形影不离,相互间情投意合,尽诉衷肠。

美龄回到上海,见到大姐霭龄,只是含羞微笑,并不提这次旅行的事。宋霭龄知道宋美龄芳心已动,但却装作不知情的样子说:“刘纪文来找过你几次。你是不是给他回个电话去?”

宋美龄立刻收起了笑容,有些眉头不展。她年近三十没有结婚,唯一交过的男朋友就是刘纪文。现在她突然要嫁给蒋介石,不知道刘纪文心情如何。

宋美龄十岁时就去美国留学,在美国诗了将近十年。她去哈佛大学看望哥哥宋子文时,认识了刘纪文。他们一个是宋子文的好友,一个是宋子文的小妹;一个英俊潇洒,一个美貌活泼。经过宋子文的介绍,他们互生情愫。

刘纪文比宋美龄大七岁,广东人,虽然家境贫寒,但他自幼聪慧好学,成绩优异。

这时,中国正处于列强被瓜分的危亡岁月,许多志士仁人奔走呼号,救亡图存,乃至舍身就义。刘纪文在革命的洪流中,结识了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青年人,1909年加入了同盟会,和邓仲元一起,受命赴孙中山故里的石岐果栏街,开了一家庆利商店,作为掩护革命工作的机关,开展秘密活动。

1912年中华民国创立后,在实业救国的思想影响下,大批青年纷纷出洋留学,学习西方技艺。1912年的夏天,刘纪文也离乡别土,东渡扶桑,就读于东京志成学校。1915年毕业后,又考入早稻田大学,不久转入法政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专业。“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再度流亡日本,重组中华革命党,以便东山再起。正在东京读书的刘纪文参加了孙中山的改组活动,兼任中华革命党东京总事务所秘书。他来哈佛大学是为了和好友宋子文叙叙旧,没想到竟然和宋美龄一见钟情。

1916年暑假,宋美龄决定以旅游的方式度过在美国的最后一个假期。她邀请刘纪文同行。刘纪文满心欢喜地接受了邀请。他们先去游览了旧金山的唐人街,又参观了洛杉矶的电影院,游览了美国历史最为悠久、规模最为庞大的黄石公园,观赏了北美奇景尼亚加拉大瀑布。两人在一起虽然很开心,但是宋美龄总觉得刘纪文离自己心目中“英雄”的标准还差一些。她想要嫁的人应该是一个有能力、有势力、有前途的伟人。刘纪文真的能够满足她的要求吗?

虽然在刘纪文的请求下,两人当着宋子文的面口头“订婚”了,但是在宋美龄心里,却并没有把这件事当真。1917年,宋美龄学成回国了,回到父母身边,并投入频繁的社会活动。空口许诺的婚约也随之雾消云散了。

但是刘纪文一直记着这件事,经常约宋美龄看看电影,吃吃饭。宋美龄之前独身一人,也愿意有人陪她排遣寂寞。但是如今有了蒋介石,再看刘纪文就觉得种种不如意了。

主意已定,宋美龄对宋霭龄说了一句:“此生非蒋氏不嫁。”

宋霭龄听了嫣然一笑,心中却是暗暗称赞蒋介石果然好手段。几天工夫,便把一个原本十分高傲的小妹弄得神魂颠倒,死心塌地了。接下来就看蒋介石要如何安抚好之前的三个女人,为明媒正娶宋美龄铺平道路了。

2.遣散妻妾清除障碍

三个女人中,蒋介石最急于打发的就是毛福梅。长久以来,他们的婚姻一直名存实亡。早在1921年6月蒋介石的母亲病逝后,蒋介石就在母亲生前常坐的佛堂里,召开了家庭会议。他拿出事先写好的纸片,流着眼泪,带着颤音开始宣读。这表面上是蒋介石写给经国、纬国两个儿子的信,实则是他宣布离弃毛福梅的一封休书:“余葬母既毕,为人子者一生之大事已尽,此后乃可一心致力于革命,更无其他之挂系。余今与尔等生母之离异,余以后之成败生死,家庭自不致因我而再有波累……今后(既与家人脱离关系)可无此念,而望尔兄弟二人,亲亲和爱,承志继先……特此条示经纬两儿,谨志勿忘,并留为永久纪念。”

但是毛福梅仍然留在丰镐房,照顾年幼的蒋经国,同时替蒋介石持家。因为她在丰镐房中威望很高,所以蒋介石也并没有打算让她走,而是继续采用“离婚不离家”的办法。即毛福梅和蒋介石在法律上终止夫妻关系,改以兄妹相称,让她继续住在蒋家祖屋,同时在蒋家族谱上,她被列为王采玉的义女,保留名字。

但是姚冶诚却没有理由继续留在蒋家了。在蒋介石的要求下,姚冶诚带着蒋纬国移居苏州,由蒋介石负担生活费用。

姚冶诚初到苏州时,先暂居凤凰街吴忠信宅第里,后来她在南园的蔡贞坊选中了一块地皮建造新居。1929年后新居落成,姚冶诚和蒋纬国等迁入,被当地人称之为蒋公馆。

住在蒋公馆的人员不多,除姚氏、纬国母子俩外,还有姚冶诚的侄子姚金和以及家庭教师陈志坚。姚冶诚在苏州居住期间,与蒋介石经常有书信往来,也见面,但不同居。蒋介石有时路过苏州,姚氏即携纬国去车站与蒋介石小聚。

三个女人中,虽然蒋介石和陈洁如最为相爱,但是他清楚地认识到陈洁如缺乏高贵的出身、显赫的门庭,无助于他将来的仕途。1926年7月30日,蒋介石在写给张静江的信中,首次吐露了希望陈洁如离开之意:“洁如之游心比年岁而增大,既不愿学习,又不知治家,家中事纷乱万状。此次行李应用者皆不检点,而无用者皆携来,徒增担夫之劳。请属(嘱)其不管闲事,安心学习五年,或出洋留学,将来为我之助,如现在下去,必无结果也,乃害其一生耳。如何?”

1927年,蒋介石终于告诉陈洁如自己要迎娶宋美龄的决定,并且要求陈洁如回避。陈洁如嫁给蒋介石才15岁,把少女的纯真、热情、幻想和爱恋全部给了这个她以为可以托付终生的男人。谁知道转眼间这个男人就要出于利益考虑弃她而去,这让陈洁如悲痛欲绝,难以承受。她愤而离开蒋府返回上海,谁知蒋介石再次赴上海陈宅,做陈洁如及其母吴氏的工作,劝说陈氏出国,并发出重誓:“自今日起五年之内,必定恢复与洁如的婚姻关系。如果违反誓言,没有将她接回,祈求我佛将我击毙,将我的南京政府打成粉碎。如果十年二十年之内,我不对她履行我的责任,祈求我佛推翻我的政府,将我放逐于中国国外,永不许回来。”陈洁如看到蒋介石此事蓄谋已久,誓无更改,只得“相信”并“服从”蒋介石的“安排”,同意赴美留学。

当轮船行驶在浩渺的太平洋上时,陈洁如听到了无线电播放的上海各报所载《蒋中正家事启事》。直到此时,陈洁如才明白了蒋介石的真实企图!她痛不欲生,几次要跳海自杀,幸为护送人员劝阻未遂。同年12月1日,蒋介石如愿以偿,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婚礼。不久蒋介石复出,重新掌权。而次年春天,他才派出江一平律师与陈洁如洽谈离婚条件。陈洁如看木已成舟,已经是身如槁木,心如死灰,被迫同意与蒋分手,正式离婚。

年方二十出头的陈洁如遭此感情悲剧,立志终生不再嫁人。她在美国5年的时间,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业中,用忙碌掩饰自己内心的空虚和伤痛。她苦修英文、养蜂和园艺,并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获得硕士学位,之后悄然返回上海。

蒋介石用不同办法处理了和毛福梅、姚冶诚、陈洁如的婚姻关系,他和宋美龄结婚的障碍也就扫除了。1927年9月23日,他乘船抵上海,迫不及待地先去探望宋美龄。日记云:“与三弟叙谈,情绪绵绵,相怜相爱,惟此稍得人生之乐也。”

第二天,蒋介石就忙着邀请王正廷“作伐”。午夜,又去拜访何香凝,大概也是为了请她出来当媒人。25日,蒋介石于探望宋美龄之外,又拜访张静江,会见张静江之后,又去见宋美龄,直至11时才回寓。当时,国民党内对蒋介石的家事多有质疑。26日,蒋介石修订早已写好的《启事》,交《申报》连登三天:

“民国十年,原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二氏,本无婚约,现已与中正脱离关系。现在除家有二子外,并无妻女。惟传闻失实,易滋淆惑,专此奉复。”

该《启事》的主要目的在于说明自己与毛福梅、姚冶诚、陈洁如已无婚姻关系。而在当日,蒋介石与宋美龄订婚。日记云:“晚与三弟谈往事,人生之乐,以订婚之时为最也。”

27日下午,二人同到孔祥熙寓所合影,并一同拜访王正廷和冯玉祥夫人李德全,感谢他们充当介绍人。当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密谈”至深夜一时。

9月28日,蒋介石东渡日本,为的是争取中日方朝野各方面的支持,同时也向宋母提亲。当日早上6时,蒋介石就起床整装,向宋美龄告别。他在日记写道:“情绪绵绵,何忍舍诸!不惟外人不知三弟之性情,即中亦于此方知也。”七时前,蒋介石登上日本轮船“上海丸”。

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当时住在神户有马温泉养病,因此,蒋介石到日本后的第一任务就是探望倪桂珍,请她同意婚事。10月3日,蒋介石到达神户,立即和宋子文同车,到有马温泉拜访宋太夫人。蒋介石日记记载说:“其病已愈大半,婚事亦蒙其面允。唯其不欲三弟来此,恐留此结婚也。不胜怅望。”蒋介石原来打算在日本结婚,然后与宋美龄结伴赴美。现在老太太当面应允婚事,蒋介石很高兴,但是,老太太不赞成女儿来日结婚,蒋介石又很失望。他便立即致电在上海的宋美龄,详述自己一时不能归国的实情,要她“速来”。蒋介石在日记中惴惴地写了一句:“彼当来乎?”下午,蒋介石第三次拜见倪桂珍,发现老太太很高兴,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瞧,看得蒋介石很不好意思,日记云:“未免令新婿为难。”10月4日下午,蒋介石收到宋美龄“不来日”的回电,好梦难圆,心中不胜怅惘。

这以后的一段日子,蒋介石便留在日本,与宋美龄电报往来,互通音讯,同时看报读书,陪倪桂珍谈天,与宋子文谈国事,谈时局。显然他们已经相处得像一家人一样了。

3.中西合璧的婚礼

1927年12月1日,当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隆重举行婚礼时,他重返权力中心之旅也就开始了。

婚礼分两次进行:先举行基督教式的婚礼,后举行中国式的婚礼。基督教婚礼在宋宅会客厅中举行,客厅布置华丽。婚礼原请宋家老友、卫理公会教堂牧师江长川主持,但江认为蒋介石不是自由再婚,拒绝主持,乃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主持。

下午3时婚礼开始,证婚人余日章,介绍人谭延恺、何香凝、王正廷、李德全,主婚人蒋锡侯夫妇、孔祥熙夫妇。外宾有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克银汉夫妇、美国审判长普台及英军总司令邓坎等。蒋介石由刘纪文陪同先进入礼堂,后宋美龄挽着宋子文的手臂,在女嫔相郭主珠等人前导下步入礼堂。蒋先为宋戴戒指,并宣读誓词说:“我蒋中正情愿遵从上帝的意旨,娶你宋美龄为妻。从今以后,无论安乐患难康健疾病,一切与你相共,我必尽心竭力的爱敬你、保护你,终生不渝。上帝实临鉴之,这是我诚诚实实地应许你的,如今特将此戒指授予你,以坚此盟。”接着宋美龄宣读誓词说:“我宋美龄情愿遵守上帝的意旨,嫁你蒋中正,从你为夫。从今以后,无论安乐患难康健疾病,一切与你相共,我必尽心竭力爱敬你、保护你,终生不渝。上帝实临鉴之。这是诚诚实实应许你的。如今特将此戒指授予你,以坚此盟。”仪式过后,两人赴戈登路大华饭店出席中式婚礼。

礼堂设在大华饭店跳舞厅,四周缀以鲜花,中间悬挂孙中山遗像,两旁是国民党的国旗和党旗。插满白花的礼台上是两幅大匾,写着巨大的“喜”字和“寿”字。参加婚礼的有一千三百多人,凭事先发出的请柬入场,请柬编有号码,并盖有宋子文的私章,以防他人混入。出席的有证婚人蔡元培、谭延恺、王正廷、余日章、何香凝、李德全六人;来宾有汪精卫、吴稚晖、邵力子、陈果夫、褚民谊、缨斌、叶惠钧等;外宾有日本总领事矢田、正领事清水、美国总领事克银汉、比利时总领事汪和德、挪威总领事业尔等。宾客由陈希曾、陈立夫等殷勤招待。

下午4时许,蒋介石、宋美龄乘坐7392号花车来到大华饭店,先在花园洋房内休息。4时15分,乐队奏起了门德尔松的结婚进行曲。来宾们都伸头仰颈,爬上椅子争相观看。摄影机咔嚓咔嚓地响着。蒋介石身穿条纹裤、黑色燕尾服、银色的活结领带,胸悬彩花,由男傧相刘纪文、孔祥熙陪同走出。他的头剃得油光锃亮,被外国人戏称为“花生米”。5分钟后,宋美龄挽宋子文的手臂走出,她穿着白色长裙礼服,身披银色绣花的白色长纱,手捧一束用银白色缎带系着的淡红色康乃馨花。另外四位女傧相身穿桃红色绸缎的裙子,10岁的孔二小姐孔令俊和少爷孔令杰跟在最后提着裙摆。

婚礼由邵力子任司仪。全体向孙中山遗像三鞠躬,由蔡元培宣读证婚书,文称:“盖闻宝树延辉,异彩耀玉台之镜,早梅布馥,华楣迓翟之车。两姓联欢,一堂结约。兹者蒋中正先生与宋美龄女士,举行结婚礼于春江大华礼堂,良辰吉日,六礼告成,瑟好琴耽,双心默契。所愿宗熙三径,论协十篇。喜今兹约指铃章,用证鸳鸯之牒。卜他日齐眉益算,覃敷鸾凤之祥。元培等忝作证人,乐观嘉礼,爰缀吉语,藉贡欢忱,是为证。”接着由证婚人、主婚人、结婚人依次用章,再新郎新娘相对一鞠躬,向证婚人、主婚人及来宾各一鞠躬,婚礼在乐曲声中宣告完成。蒋介石和他的新夫人在雷鸣般的喝彩声中穿过人群夹道。成千上万的玫瑰花瓣顿时从空中飞撒而下,让喜欢浪漫的宋美龄惊喜不已。

蒋介石当天在报端发表了《我们的今日》一文。他说:“余今日得与余最敬最爱之宋美龄女士结婚,实力余有生以来最光荣之一日,自亦为余有生以来最愉快之一日。余奔走革命以来,常于积极进行之中,忽萌消极退隐之念,昔日前辈领袖常问余,汝何日始能专心致志于革命,其他厚爱余之同志,亦常讨论如何而能使介石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凡此疑问本易解答,惟当时不能明言,至今日乃有圆满之答案。余确信余自今日与宋女士结婚以后,余之革命工作必有进步,余能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即自今日始也。”

次日,《纽约时报》头版头条报道了这场婚礼,并注意到国民党将于星期六召开全会。报纸评论说:“如果会议成功,蒋介石将东山再起。”

在一旁观望的人们没有忽视全部领事团都出席了婚礼,也没有忽视海军上将布里斯托尔既出席了西摩路的家庭仪式,又出席了大华饭店的公开仪式,而且还带去了他的所有人马。这预示着宋家的新成员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和美国的认可。

婚后,蒋介石在上海拉都路311号设置新居,并打算赴美国度蜜月。但实际上,他们婚后的第一站是莫干山的一个小寺庙,蒋介石在那里整整开了十二个小时的“党的重要会议”。“政治”陪伴蒋介石度过了蜜月。

此时的政局已经一片混乱。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最大对立面和竞争对手汪精卫,受到多方指责,在1927年年底不得不再次出国;曾经通电逼迫蒋介石下野的冯玉祥,此时也忽然改变了态度,主动联合阎锡山,又一再通电吁请蒋介石出山。

几个月的静观其变,几个月的私下运作之后,1928年初再度出山的蒋介石,才真正成了国民党党内一时无人可以取代的人物。他的那些对立面,无论军事派别或者政治派别,都暂时不计前嫌,将他推到第一的位置。可以说,蒋介石是在春风得意之中迎来了1928年。

4.政治婚姻好处立现

蒋介石下野后的国内局势是:国民党内存在三个中央、两个国民政府,即武汉中央、南京中央、上海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北方为孙传芳、张昌宗为首的直鲁联军所盘踞,东北为张作霖的领地。摆在国民党面前的任务是三党合流,统一全党,继续北伐,统一全国。

蒋介石应各派呼声下野,北洋军阀乘隙南犯,使宁汉双方深感继续分裂、内讧的危险性,增强了宁汉合流的紧迫感,从而加快了宁汉合流的进程。

1927年9月15日,南京和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在南京成贤街中央党部,上海西山会议派的中执、监委员在紫金山,分别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中央特别委员会名单,通过《统一宣言》,宁汉沪合流至此算是完成。

宁汉合流同时,出现了新的分裂。汪精卫只捞到了特委会委员、国府常委和军委会主席团成员,与他原来想通过合流重新确立在国民党内的独尊地位差距甚大,因而早在9月13日,就离开上海前往九江,并发表引退通电。9月25日,汪精卫又联合对特委会同样不满的唐生智,组织武汉政治分会,公开通电反对特委会和新组成的南京政府,提出“护党”实际上是维护自己利益的主张。

11月9日,唐生智部被彻底击溃。11月11日,唐生智在武汉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宣布“决计下野,东渡日本”。11月15日,李宗仁率部进入武汉。早在10月29日,汪精卫知道武汉已难以立足,与张发奎、陈公博等南逃广州,准备继续与南京政府抗衡。

桂系主力离开南京,唐生智被击溃,汪精卫前往广州,要求蒋介石下野的军政力量全部受到削弱,此时,蒋介石开始出面活动。他的第一步棋子是夺回党权。当时南京的党权落在西山会议派手里,要夺回党权必须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而且只有通过全会,才能完成复职的法定程序。要使全会能够按照蒋介石的意旨进行,又必须在没有西山会议派和汪精卫参加的情况下召开。为此,蒋介石设法挑起汪精卫派和西山会议派的纷争。他纵容汪精卫出面,提出要求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而西山会议派本来就不承认汪精卫在武汉召开的二届三中全会,当然更反对有可能分走西山会议派党权的二届四中会会。这样就挑起了汪精卫和西山会议派的矛盾。随后,蒋介石以调解人的面目出现,在两派中折中,既不反对召开四中全会,也不赞成召开四中全会,而提出于12月3日召开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暂时停止是否召开四中全会的争论。

11月25日,南京举行庆祝讨唐胜利大会,会后游行群众在复兴桥与军警发生冲突,当场死2人,伤75人。南京有些机构在汪精卫的暗中支持下,组成惨案后援会,宣布西山会议派是造成惨案的元凶,要求缉拿罪犯。12月28日,西山会议派骨干分子邹鲁、居正、许崇智等被迫出国,西山会议派实力大受削弱。

南京发生惨案后,西山会议派在国民党内势力下降。胡汉民为压制从武汉方面赶来夺权的汪精卫,坚决要求蒋介石复职;吴稚晖、张静江、陈果夫等人一直在等蒋介石上台,所以在会上当然力主蒋介石复出;最早的西山会议派对蒋介石发动政变深表佩服,把消灭共产主义势力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因而也把票投给了蒋介石;在会上因受谴责而走投无路的汪精卫,为取得蒋介石的支持,也于12月10日领衔提案,“敬请蒋介石复职”;逼蒋下台的实力派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见汪精卫已请蒋出山,赶紧发表声明,拥护蒋介石复职。远在北方的阎锡山、冯玉祥也致电蒋介石:“甚盼我兄克日出山,主持军政,俾得早日完成革命大业。倘能得如前请,弟等负弩,愿听指挥。不惟弟等私愿得遂,大局实利赖之。”12月14日,四川实力派刘湘致电蒋介石,表示:“此闻中央全体会议一致决议,敦请我公继续出任总司令职权,逖听之下,无任欢欣。”

12月16日,国民政府下令查处汪精卫。汪精卫在一片责骂声中,再次出走。12月17日,他离开上海经香港,去了法国。蒋介石出山复职,又去掉了一个障碍。

逼走汪精卫以后,蒋介石还有一个不好对付的胡汉民。胡汉民要求中央查办汪精卫及其追随者,不能让他们一走了之。在智囊们的建议下,蒋介石有意不办。蒋介石还故意拉汪精卫派中的一部分粤系委员参加四中全会,以激起胡汉民等人的不满。胡汉民对蒋介石如此不把他当作一回事,受到莫大刺激,怄气出走。1928年1月25日,胡汉民与孙科、伍朝枢一起,离开上海,前往欧洲考察。这样,阻挠蒋介石复职的障碍和对手一一扫除,给他重新上台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利用矛盾排除政敌的同时,蒋介石还通过各方面活动,促成自己上台。吴稚晖、张静江、张群等谋士常在周围替他出谋划策,并四出活动,为其复职制造舆论,疏通关系;在南京的蒋系势力如陈果夫等,处处与桂系为难,使其无法稳定局势;外交方面,黄郛和宋子文加紧同日美帝国主义的联络。由于南京的局势始终处在动荡和混乱之中,而国民党内各个派系又没有一个人能够统领全局,于是要求蒋介石复职成为各个派系、代表人物的共同呼声。

1928年1月2日,南京政府致电蒋介石:“立即旋都复职,共竞革命全功。贵总司令许身党国,必有以副中枢付托之重,慰国人喁喁之望也。”

1928年1月7日,蒋介石正式表示“愿意”复职总司令,向国民政府上交复职书;9日发表《告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电》,宣称要“歼除奉、鲁军阀,实现总理之遗教,早出斯民于水火”;18日,正式复任总司令。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全面确立了蒋介石的领袖地位。他作为中常委兼组织部长、民众训练委员会常委,控制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他作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通过一批位居要津的亲信和幕僚,成为事实上的政府控制者;他作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军队总司令,更加牢固地掌握了军权。总之,经过辞职、复职,蒋介石在国民党、政府、军队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提高。蒋介石以后22年间的政治路线和政治活动,基本上是沿着二届四中全会所确定的主线走下去的。因此,这次会议既是蒋介石第一次下野的最后终结,也是他一生政治生涯的转折点,对他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928年10月10日,即武昌起义“双十节”纪念日——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成为了全国性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