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5岁的路翎一路流亡来到四川，第二年秋天，辗转到合川文庙濮岩寺国立二中继续学业，从此与合川结下了不解之缘。但是，在今天的文学史教科书里，我们经常读到的是路翎与“七月派小说”传统的关系，与中国抗战文学的关系，或者与“财主儿女们”的故乡苏州的关系，合川却很少被论及。这有意无意的忽视不好说成是文学通史“去粗取精”“删繁就简”的“惯例”，其中很可能暗含着需要我们警惕的学术盲区。
因此，今天在合川来讨论路翎也就有了特殊的意义。
路翎与合川的关系主要有三段：一是1938年春天就读文星场国立二中初中部时向合川的《大声日报》投稿，不久应约担任该报“哨兵”副刊编辑；二是1938年秋随国立二中从文星场迁至合川，他本人学业也由初中跳级到高中二年级，但当年年底因为与校方冲突而被迫离校；三是1940年经过胡风介绍到古圣寺的育才学校工作，直到当年夏天去白庙子任职。就是在育才学校期间与李露玲、姚抡达（彤翎）等的情感经历让他最后确定了自己的笔名“路翎”。
在这些重要的人生经历中我觉得我们可以把握的意义起码有三个方面：
一是可以考察一位青年作家与抗战时期地方文化资源的若干重要细节。路翎创作的重要起步与合川《大声日报》有关。《大声日报》为当时合川的国民党县党部报刊，1835年10月1日创办。社长闵剑梅，总编辑蒋树勋。路翎作为流亡学生就读国立二中时，投稿《大声日报》，后来为《大声日报》编《哨兵》文艺副刊，在此期间，他以莎虹、丁当、流烽、徐烽等笔名在《大声日报》上发表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17篇，共6万余字。现在可以查到民国二十七年11月（1938年11月）以后的《哨兵》副刊，到1939年4月2日“告别哨兵”，共15期，其中路翎本人作品有9种，从中可以一窥作家早期创作的特色。
二是可以对路翎的创作道路（包括选材、主题和精神品质）有一个新的把握。过去，一般文学史常常将路翎小说中的激情与心理刻画联系到更大的文学史源流，如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社会历史背景，如作家对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阅读，等等，其实，一个少年陡然被抛入异乡，他所感受的人生与生命印象可能更为直接。路翎进入四川，在合川继续中学学业，年仅十五六岁。就是在四川这个异乡社会，他最后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是来自四川社会的感受直接推动着他成长为一位引人注目的青年作家。与其他成年又成名后来到“民族复兴之地”的作家不同，路翎也没有自己天然的文人圈，直到投稿认识胡风以前，他都未曾进入当时的重庆文艺界。实际上，即便是在认识胡风以后较长的时间里，路翎在文艺圈的交际面也很有限。因为学生身份的限制和后来谋生的需要，他长时间都住在重庆附近的乡下、煤矿区里和市镇、码头上，“更多的机会是和矿工、农民、船夫、小商人和地痞、恶徒、恶霸地主等接触”，主要浸泡在巴蜀底层最真实的世界里。其重要作品的场景大多是发生在那些肮脏、破烂而人头攒动的四川乡镇。酗酒、斗殴、鸦片、对头之间的争夺，令我们想起在沙汀、周文、罗淑等四川乡土作家笔下经常看到的“巴蜀意象”；路翎也不仅仅是对这些社会风习作了敏锐而广泛的铺陈，更重要的是他还能透过社会生活的表层意象，开掘这一地域的人们的精神面貌；这样，在对生存形态的把握当中，又渗透了他对地域文化的细微体察。比如，他告诉我们，这里的生存充满了蛮野之气，郭子龙、吴顺广、陆福生、黄毛这样的实力派大打出手，何秀英、郭素娥的家庭也都闹得不可开交；蛮野中充满了粗俗的调笑，倒也显示着与那些伪善的道德社会的巨大差别；这里的女性也都这样的泼辣、大胆乃至刁顽。而这里的知识分子却又如此的平庸、苟且和富有平民色彩。比如“石桥小学的初级部的教员，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人物。这种人物在石桥乡场上可以找到一大堆。一个男教员从前做道士，替人家跳鬼的；另一个是乡公所的师爷；第三个，教体育，专门会模仿女人们底动作创造跳舞。这显然是一种奇异的、令人恶心的天才，他梦想袍哥底光荣，在不能够加入的时候，他就冒充，以至于挨了打。”
三是可以对抗战时期中国文学所形成的区域文化交流有深入的认识。路翎的创作又不是单纯的川东地域的生存状态的纪实，而是多重文化交流的结果。路翎终究不是沙汀，不是周文，不是李劫人，他笔下的巴蜀和巴蜀人另有一番景象，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路翎小说对人物精神世界的强烈关注和表现。如果说路翎对四川人精神品质的表现已经触及到了其他外省作家所很少触及的“巴蜀之魂”，那么，他对精神世界那种执著（几近于偏执）的探求却似乎又最终超过了文化的层面，直追人物的生命内核；他最终要开掘的又不仅仅是巴蜀之魂，更是人之魂。他从一个普通农妇身上洞见了原始的生命强力，把灵魂的解剖刀同时对准正面和反面的人物，以油画般的效果呈现他们强烈的精神世界的骚动。而且，在这种叙述中，路翎也从来不掩饰自己对生命潜力的激赏和对反生命的邪恶世界的批判。正如胡风所说：“在这里，作者和他的人物们一道置身在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的风暴里面，而对着这悲痛的然而伟大的现实，用着惊人的力量执行了全面的追求也就是全面的批判。”我们可以揣测，路翎对原始生命潜力的发现多少得益于巴蜀初民文化的强悍之气，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四川最有代表性的乡土小说都更加注重质朴的描写，力避对理想的渲染，而出现在四川文学中的“力”也多半是与实力派的蛮横相连。艾芜表现了原始的生命活力，但那却是在四川之外的滇缅边境。这，就是路翎与四川现代作家的重要差别。路翎挣脱了自身故乡的文化重围，倒在巴蜀文化的领地上获得了自由成长的机会，虽然他对四川社会的审视也是批判性的，但“批判”根本就不会妨碍他面对自己所“发现”的生命样本大抒其情。四川作家对巴蜀原始生命的激赏可能会因自身文化的束缚而堕入对蛮野的膜拜（这正是他们不愿看到的），而毫无巴蜀文化束缚的流亡者路翎却敢于尽情倾洒生命和灵魂的能量。这里所包涵着的乃是不同地域文化之作家面对同一生存现象的根本差别，而路翎的意义则在于，他以一个闯入者的姿态按照自己对历史和人的理解，成功地开采着“异域文化”的宝藏且把开采出来的成果向着一个更恢宏也更高远的层次升华，整个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巴蜀文化与其他外省文化在碰撞中实现新的融合的过程。几年后在《中国学生导报》上发表的《熊和它底谋害者》一文中，更借助外国文化的资源阐述他对“原始强力”的认知。他借用俄国作家赫尔岑的观点，将落后的民族比喻为野蛮而“蠢笨”的“熊”，而“先进”的西欧民族则是“猎熊的风雅浪子”。不过，路翎又更为深刻地指出，在反法西斯的今天，所有的民族和所有的文化都在经历着巨大的变革：“即使曾经是最蠢笨的‘熊’罢，但今天它已经怎样智慧又怎样敏捷地站起来，向前飞奔和障碍搏击而且胜利，是世人都知道的；而‘熊’欺骗者，他们已不复再是先前的浪子，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毁灭公众生活和家庭生活的敲诈者，今天则组织了叛逆的军队，蹂躏了任何文化和文明，连自己曾经戴过的假面具也在内，在西方和东方发动了匪徒的进军。”“完成了光辉的历史的第一阶段的‘熊’，在这一次的搏斗里将会完全胜利，朽腐文明的浪子，在这一次的搏斗里，假若他们是站在人类文化底正确方向，站在由全世界人民所负持的方向，那他们也会洗涤掉自己的虚荣心利欲心——而达到他们的祖先和子孙都在梦想的真正的飞升。民族性和文化底地理因素，并不是绝对的东西或基本的东西：基本的东西只能是在该一历史阶段上的人民的方向。”
在这里，我们可以读到路翎对民族复兴的设想：一方面发扬固有的生命本质——或者是原始力量如“熊”，或者是风雅的文明如西欧浪子；另一方面却在历史的教训中自我反省——如“浪子”祛除虚荣心利欲心，而“熊”获得了智慧。智慧与力量的结合，这是抗战告诉路翎的民族复兴之路，所以他格外关注那些生存在底层却又保有生命强力的“黑色子孙”们，那些“饥饿的郭素娥”们，而剽悍乖戾的流浪汉、倔强勇猛的山村女子和“举起他整个的生命在呼唤”的知识分子蒋纯祖就是这一复兴之路上的行走者，只有当我们能够超越单纯的民族与区域的限制的时候，才可能在文化的大融合中迈向更为伟大的目标，这就是路翎所谓的“民族性和文化底地理因素，并不是绝对的东西或基本的东西”。
在多重文化的融会之中，路翎以他的文学实践比较成功地实现了自我的超越，他留给后人的启迪是十分宝贵的。如同“合川”这个地名，涪江、渠江、嘉陵江三江汇流之地，自然江河的汇流可以孕育古老的文明，滋养钓鱼城上的志士仁人，精神的汇流则可以带来文化的创造，引领我们走向更为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