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问题”是一个极具冲击力的题目，敢于发出这样的冲击是需要勇气的。《星星》诗刊作为中国新时期诗歌的引领先河的重镇，今天又率先对这一敏感而有颠覆性质的领域发起挑战，足以令人佩服。本人无力全面论述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仅仅想就相关的思考作提纲式的触及。
第一，千万不要把“三十年”当作一个理所当然的整体，这样会掩盖许多问题的真相，包括我们需要揭示的“伪问题”。最近一两年，总结、回顾“新时期三十年”（或称“改革开放三十年”）已经成为了学界的热门话题，有众多“三十年”命名的历史叙述问世，但是这样的分段方式其实是值得我们反省的。因为用“三十年”命名我们的历史，无论怎么看都过于笼统了，它掩盖了历史最重要的分歧。比如1990年前后，我们的社会经济、思想文化乃至普通人的精神价值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当时就曾经有人断言“新时期已经结束”，并以“后新时期”命名1990年以后的历史。可惜，在当时“后”潮漫天飞舞之际，如此泛“后”主义的名词实在让人反感，所以最后竟都不了了之，到现在已无人论述“后新时期”的实质意义，历史反而因此而变得混沌不清了。
我之所以如此强调“三十年”的阶段性，就是因为我们此前此后的历史态度与诗歌态度实在有很大的不同，从根本的意义上讲，“伪问题”的出现具有深厚的“近二十年来”中国生存的土壤，讨论“伪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将其置放在近二十年来中国“伪生存”的种种事实中。
尽管1980年代的中国文坛与中国诗坛也有过“伪”的辨析，例如关于“伪现代派”的问题，然而即便是最“伪”的形式，我们也无法否认其“真诚”的动机和追求。回头来看，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指出如北岛的启蒙意识与社会关怀，舒婷的古代情致，顾城的唯美之梦，这都与诗歌的“现代主义”无关，要证明他们在艺术史的角度如何背离“现代派”并不困难，然而这是不是艺术的“作伪”呢？讨论其中的“现代主义诗艺”算不算诗歌批评的“伪问题”呢？我觉得分明不能这样定义，因为我们谁也不能否认这些诗歌创作的真诚动人的一面，而且所谓“现代派”的定义，本身就来自西方艺术史。我们永远没有理由证明文学艺术的发展是以西方艺术为最高标准的，也没有根据证明中国的诗歌艺术不能产生属于自己的现代主义。也就是说，讨论一部分中国新诗是否属于真正西方“现代派”，以“更像”西方作为“非伪”，以区别于西方为“伪”，这本身就是荒谬的思维！如果说1980年代的中国诗坛还有什么“伪问题”的话，那么当时对所谓“伪现代派”的反思和批评本身恰恰就是最大的“伪问题”！
不过，即便是这样的“伪”，其实也没有多么的可怕，因为思维逻辑上的某种偏向并不能掩饰这些理论探求求真求实的根本追求，我们曾经有过推崇西方文学动向的时代，在推崇的背后还有我们主动寻求生命价值与艺术价值的更强大的愿望，这样的愿望和努力已经足以抵消我们当时思维的某种失误。
第二，“伪问题”之所以在今天如此的触目惊心，在我看来已经不是什么思维的失误了，在根本的意义上说，是我们已经陷入了某种难以解决的混沌不明的生存状态——这种状态足以令我们看不清我们生存的真相，足以让我们的思想与我们的表述发生奇异的错位，甚至，我们还会以某种方式掩饰或扭曲我们的真实感受，这个意义上的“伪”彻底得无可救药了！1990年代以后是中国文学与中国新诗“伪问题”获得丰厚土壤的年代，“伪问题”之所以能够充分地“伪”起来，乃是我们自己的生存出现了大量不真实的成分，这样的生存可以称之为“伪生存”。
第三，近二十年来，中国新诗与中国新诗批评之“伪”在数量上创历史新高。我们完全可以一一检查其中的“问题”，在所有问题当中，最大的“伪”恐怕在于诗歌之外的生存需要被转化成为诗歌之内的“艺术”问题而堂皇登堂入室了！这不是哪一个具体的艺术问题，而是渗透了许多1990年代的诗歌论争问题，从中，我们可以见出生存的现实策略是如何借助“诗歌艺术”的方式不断地表达自己，打扮自己，装饰自己。《诗江湖》是1990年代有影响的网站和印刷文本，就是这个名字非常具有时代特征：中国诗歌的问题终于成为了“江湖世界”的问题！原来的社会分层是明确的，文学、诗歌都属于知识分子圈的事情，而“江湖世界”则是由武夫、侠客、黑社会所盘踞的，与艺术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按照今天的生存“潜规则”，江湖已经无处不在了，即便是艺术的发展，也得按照江湖的规矩进行！何况对于今天的许多诗人、诗评家而言，新时期结束所造成的“历史虚无主义”俨然已经成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在历史的虚无景象当中，艺术本身其实已经成了一个相当可疑的活动，当然，这又是不能言明的事实，不仅不能言明，而且还需要巧妙地回避它。在这个时候，生存已经在“市场经济”的热烈氛围中扮演了我们追求的主体角色，两相比照，不是生存滋养了诗歌艺术的发展，而是诗歌艺术的“言说方式”滋养了我们生存的诸多现实目标。
于是，在1990年代，中国诗歌继续产生不少的需要争论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背后常常都不是（至少也“不单是”）艺术的逻辑所能够解释的，其主要的根据还在人情世故，还在现实人伦，还在人们最基本的生存谋生之道，对于诗歌艺术本身而言，其中提出的诸多“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讨论、展开方式都充满了不真实性，例如“个人写作”在20世纪中国新诗“主体”建设中的实际意义，“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分歧究竟有多大，这样的讨论意义在哪里？层出不穷的自我“代际”划分是中国新诗不断“进化”的现实还是占领诗坛版图的需要？“诗体建设”的现实依据和历史创新如何定位？“草根”与“底层”的真实性究竟有多少？谁有权力成为“草根”与“底层”的代言人？诗学理论的背后还充满了各种会议、评奖、各种组织、头衔的推杯换盏、觥筹交错的影像，在近20年的中国交际场与名利场中，诗歌交际充当着相当活跃的角色，在这样一个无中心无准则的中国式“后现代”，有多少人在苦心诣旨地经营着诗歌艺术的种种的观念呢？可能是凤毛麟角的。
第四，一个总是被“伪问题”困扰甚至主宰的艺术是令人沮丧的。然而，要真正解决中国诗坛的“伪问题”却叉不能局限于艺术自身的领域，因为这些问题的产生本来就是艺术之外的，在更大范围内中国知识分子与时代社会的关系问题。这样说来，其实我们面临的尴尬也是显而易见的了：也许，我们并不能靠自己的努力真正走出“伪”的圈套！当然，也许我们的诗家、我们的中国知识分子又不都是这样的窝囊，在重新以各种方式体察社会之后，我们或许会找到另外的生存方式，一种既尊重自己又尊重艺术的新的“证悟”。而实现这一现实的前提就是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一切“虚伪”的形式，我们需要突破虚伪的自欺欺人的惯例，用生存的坚韧来承担生存的压力，同时用艺术的赤诚完成艺术的使命，而不是因为不堪重负就将两者混为一谈，貌似巧滑实则无奈地相互借力。在21世纪的中国诗歌艺术世界里，也许19世纪初期浪漫主义时代的童心与真挚倒是大有裨益的，因为它能够让我们老老实实地回到艺术问题的“原点”，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当前，我们恰恰又要求回到19世纪的起点，这不是历史的倒退，而是中国诗学努力寻找自己的新的起点。千万不要取笑这是艺术的“老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