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塞之病有三：多引古事，迭用人名，直书成句。其所以致病之由亦有三：借典核以明博雅，假脂粉以见风姿，取现成以免思索。而总此三病与致病之由之故，则在一语。一语维何？曰：从未经人道破。一经道破，则俗语云“说破不值半文钱”，再犯此病者鲜矣。古来填词之家，未尝不引古事，未尝不用人名，未尝不书现成之句，而所引所用与所书者，则有别焉：其事不取幽深，其人不搜隐僻，其句则采街谈巷议。即有时偶涉诗书，亦系耳根听熟之语，舌端调惯之文，虽出诗书，实与街谈巷议无别者。总而言之，传奇不比文章，文章做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使文章之设，亦为与读书人、不读书人及妇人小儿同看，则古来圣贤所作之经传，亦只浅而不深，如今世之为小说矣。人曰：文人之作传奇与着书无别，假此以见其才也，浅则才天何见？予曰：能于浅处见才，方是文章高手。施耐庵之《水浒》，王实甫之《西厢》，世人尽作戏文小说看，金圣叹特标其名曰“五才子书”、“六才子书”者，其意何居？盖愤天下之小视其道，不知为古今来绝大文章，故作此等惊人语以标其目。噫，知言哉！
科诨
插科打诨，填词之末技也，然欲雅俗同欢，智愚共赏，则当全在此处留神，文字佳，情节佳，而科诨不佳，非特俗人怕看，即雅人韵士，亦有瞌睡之时。作传奇者，全要善驱睡魔，睡魔一至，则后乎此者虽有《钧天》之乐，《霓裳羽衣》之舞，皆付之不见不闻，如对泥人作揖，土佛谈经矣。予尝以此告优人，谓戏文好处，全在下半本。只消三两个瞌睡，便隔断一部神情，瞌睡醒时，上文下文已不接续，即使抖起精神再看，只好断章取义，作零出观。若是，则科诨非科诨，乃看戏之人参汤也。养精益神，使人不倦，全在于此，可作小道观乎？
戒淫亵
戏文中花面插科，动及淫邪之事，有房中道不出口之话，公然道之戏场者。
无论雅人塞耳，正士低头，惟恐恶声之污听，且防男女同观，共闻亵语，未必不开窥窃之门，郑声宜放，正为此也。不知科诨之设，止为发笑，人间戏语尽多，何必专谈欲事？即谈欲事，亦有“善戏谑兮，不为虐兮”之法，何必以口代笔，画出一幅春意图，始为善谈欲事者哉？人问：善谈欲事，当用何法，请言一二以概之。予曰：如说口头俗语，人尽知之者，则说半句，留半句，或说一句，留一句，令人自思。则欲事不挂齿颊，而与说出相同，此一法也。如讲最亵之话虑人触耳者，则借他事喻之，言虽在此，意实在彼，人尽了然，则欲事未入耳中，实与听见无异，此又一法也。得此二法，则无处不可类推矣。
忌俗恶
科诨之妙，在于近俗，而所忌者，又在于太俗。不俗则类腐儒之谈，太俗即非文人之笔。吾于近剧中，取其俗而不俗者，《还魂》而外，则有《粲花五种》，皆文人最妙之笔也。《粲花五种》之长，不仅在此，才锋笔藻，可继《还魂》，其稍逊一筹者，则在气与力之间耳。《还魂》气长，《粲花》稍促；《还魂》力足，《粲花》略亏。虽然，汤若土之《四梦》，求其气长力足者，惟《还魂》一种，其余三剧则与《粲花》比肩。使粲花主人及今犹在，奋其全力，另制一种新词，则词坛赤帜，岂仅为若士一人所攫哉？所恨予生也晚，不及与二老同时。他日追及泉台，定有一番倾倒，必不作妒而欲杀之状，向阎罗天子掉舌，排挤后来人也。
重关系
科诨二字，不止为花面而设，通场脚色皆不可少。生旦有生旦之科诨，外未有外末之科诨，净丑之科诨则其分内事也。然为净丑之科诨易，为生旦外末之科诨难。雅中带俗，又于俗中见雅；活处寓板，即于板处证活。此等虽难，犹是词客优为之事。所难者，要有关系。关系维何？曰：于嘻笑诙谐之处，包含绝大文章；使忠孝节义之心，得此愈显。如老莱子之舞斑衣，简雍之说淫具，东方朔之笑彭祖面长，此皆古人中之善于插科打诨者也。作传奇者，苟能取法于此，则科诨非科诨，乃引人入道之方便法门耳。
贵自然
科诨虽不可少，然非有意为之。如必欲于某折之中，插入某科诨一段，或预设某科诨一段，插入某折之中，则是觅妓追欢，寻人卖笑，其为笑也不真，其为乐也亦甚苦矣。妙在水到渠成，天机自露。“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斯为科诨之妙境耳。如前所云简雍说淫具，东方朔笑彭祖。即取二事论之。蜀先主时，天旱禁酒，有吏向一人家索出酿酒之具，论者欲置之法。雍与先主游，见男女各行道上，雍谓行主曰：“彼欲行淫，请缚之。”先主曰：“何以知其行淫？”雍曰：“各有其具，与欲酿未酿者同，是以知之。”先主大笑，而释蓄酿具者。汉武帝时，有善相者，谓人中长一寸，寿当百岁。东方朔大笑，有司奏以不敬。帝责之，朔曰：“臣非笑陛下，乃笑彭祖耳。人中一寸则百岁，彭祖岁八百，其人中不几八寸乎？人中八寸，则面几长一丈矣，是以笑之。”此二事，可谓绝妙之诙谐，戏场有此，岂非绝妙之科诨？然当时必亲见男女同行，因而说及淫具；必亲听人中一寸寿当百岁之说，始及彭祖面长，是以可笑，是以能悟人主。如其未见未闻，突然引此为喻，则怒之不暇，笑从何来，笑既不得，悟从何有？此即贵自然、不贵勉强之明证也。吾看演《南西厢》，见法聪口中所说科诨，迂奇诞妄，不知何处生来，真令人欲逃欲呕，而观者听者绝无厌倦之色，岂文章一道，俗则争取，雅则共弃乎？
行乐
伤哉！造物生人一场，为时不满百岁。彼夭折之辈无论矣。姑就永年者道之，即使三万六千日尽是追欢取乐时，亦非无限光阴，终有报罢之日。况此百年以内，有无数忧愁困苦、疾病颠连、名缰利锁、惊风骇浪，阻人燕游，使徒有百岁之虚名，并无一岁二岁享生人应有之福之实际乎！又况此百年以内，日日死亡相告，谓先我而生者死矣，后我而生者亦死矣，与我同庚比算、互称弟兄者又死矣。噫，死是何物，而可知凶不讳，日令不能无死者惊见于目，而怛闻于耳乎！是千古不仁，未有甚于造物者矣。虽然，殆有说焉。不仁者，仁之至也。知我不能无死，而日以死亡相告，是恐我也。恐我者，欲使及时为乐，当视此辈为前车也，康对山构一园亭，其地在北邙山麓，所见无非丘陇。客讯之曰：“日对此景，令人何以为乐？”对山曰：“日对此景，乃令人不敢不乐。”达哉斯言！予尝以铭座右。兹论养生之法，而以行乐先之；劝人行乐，而以死亡怵之，即祖是意。欲体天地至仁之心，不能不蹈造物不仁之迹。
养生家授受之方，外藕药石，内凭导引，其借口颐生而流为放辟邪侈者，则曰“比家”。三者无论邪正，皆术士之言也。予系儒生，并非术士。术士所言者术，儒家所凭者理。《鲁论·乡党》一篇，半属养生之法。予虽不敏，窃附于圣人之徒，不敢为诞妄不经之言以误世。有怪此卷以颐养命名，而觅一丹方不得者，予以空疏谢之。又有怪予着《饮馔》一篇，而未及烹饪之法，不知酱用几何，醋用几何，醝椒香辣用几何者。予曰：果若是，是一庖人而已矣，乌足重哉！人曰：“若是，则《食物志》、《尊生笺》、《卫生录》等书，何以备列此等？”予曰：是诚庖人之书也。士各明志，人有弗为。
王士祯
WANGSHIZHEN
王士祯（1634-1711）字子真、贻上，号阮亭、渔洋山人等，山东新城（今桓台）人，谥“文简”。王出身于世家，早年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二十五岁中进士，先后任扬州推官、礼部侍郎等，后因“诗文俱佳”，受到康熙帝的重用，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等，七十一岁时被革职，其后家居着述。王士祯着述颇丰，据统计有三十六种二百三十七卷。着名的笔记有《池北偶谈》、《分甘余话》
等。《分甘余话》五卷，是王士祯晚年罢官后的着作，内容为见闻与文学。据《四库全书》所说，当时作者已经年逾七十，着述乃为消闲遣闷，考据之功已不如前，然仍不失其价值。“分甘”典出《晋书·王羲之》传，王携子孙游桑果，“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
《群芳谱》及《广群芳谱》
《群芳谱》一书，先祖前浙江右布政使、今皇赠经筵讲官、刑部尚书臣象晋所着。万历中，先祖官京师，为党人所忌，借丁巳京察谪官，家居十载，甘农圃以没齿，作为此书，名亭曰二如以见志，后刻于虞山毛氏汲古阁，流传已久。康熙四十四年六月十二月，奉圣旨开馆广续，命编修臣汪灏、张逸少等四人为纂修官，至四十六年二月告成，凡一百卷，赐名《佩文斋广群芳谱》，御制序文，冠于编首，仍存先臣自序及每卷小序，亦所不遗。臣感荷圣恩，荣施泉壤，谨录御制，并述缘起，以彰异数，备家乘云。原任经筵讲官、刑部尚书臣王士禛恭纪。
青出于蓝
余官祭酒日，有《送陈子文归安邑》诗，云：“月映清淮何水部，云飞陇首柳吴兴。”按叶石林云：“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又李易安云：“露花倒影柳三变，桂子飘香张九成。”或谓余句法本此，窃自谓青出于蓝，后当有知之者。
读书过用目力
《避暑录》言：“平生用目力常数倍于他人，安得不敝？”因历稽古左丘明、杜子夏、郑康成、高堂隆、左太冲诸人，皆以读书致然。余自幼小，凡博弈诸戏，一无所好，唯嗜读书，虽官户部侍郎、刑部尚书最繁剧之地，下直亦手不释书卷也。自甲申归田六年矣，目力益昏，始悔少壮之过用其力。然老矣，终亦不能废书也。
宋元佑禁福建造贡茶
宋丁谓为福建转运使，始造龙凤团茶，上供不过四十饼。天圣中又造小团，其品过于大团。神宗时命造密云龙，其品又过于小团。元佑初宣仁皇太后曰：“指挥建州，此后更不许造密云龙，亦不要团茶。拣好茶吃，生得甚好意智？”宣仁改熙宁之政，此其小者。顾其言实可为万世法，士大夫家膏粱子弟尤不可不知也。谨备录之。
柳诗蛇足
余尝谓柳子厚“渔翁夜傍西岩宿”一首，末二句蛇足，删作绝句乃佳。东坡论此诗亦云：“末二句可不必。”
宋本两汉书
赵承旨家宋椠前后《汉书》，王大司寇弇州得之陆水邨完家，前有松雪小像。后钱牧斋大宗伯以千二百金购之新安贾人，复售于四明谢氏，自跋去：“此书去我之日，殊难为怀。李后主去国，听教坊杂曲‘挥泪对宫娥’一段凄凉景色，约略相似。”此书后又归新乡张司马坦公。康熙中有人携至京师，索价甚高，真定梁苍岩大司马酬以五百金，不售携去。后不知归谁何矣。
删《宋史》
虞山钱先生跋《东都事略》，述归熙甫、汤若士、王损仲三家删《宋史》始末甚详，云：“熙甫未有成书，止别集有《宋史论赞》一卷。若士阅《宋史》，朱墨涂乙，某传宜删、某传宜补、某人宜合、某传某某宜附某传，皆注目录之下州次部居，厘然可观。天启中，损仲起废籍为寺丞，过余邸舍，必商《宋史》。时李九如少卿藏《宋宰辅编年录》及王秘阁偁《东都事略》三百卷。损仲从曳余传写，并约购宋李焘《续通鉴长编》以藏此书。今损仲草稿及临川《宋史》旧本皆在吴兴潘昭度家”云云。余昔在京师，所见即临川手笔，所谓朱墨涂乙者是也。余曾钞其目录，祥符草稿则不可得而见矣。又闻吉水刘状元晋卿上公车，只携《宋史》删本一部，或即临川本耶？
王安石选唐诗
诸说皆言王介甫于宋次道同为三司判官时，次道出其家藏唐诗百余编，俾介甫选其佳者。介甫使吏钞录。吏倦于书写，每遇长篇辄削去。今所传本，乃群牧吏所删也。余观新刊《百家诗选》，又不尽然。如删长篇，则王建一人入选者凡三卷，乐府长篇悉载，何未刊削？王右丞、韦苏州十数大家，何以绝句亦不存一字？余谓介甫一生好恶拂人之性，是选亦然，庶几持平之论尔。
持银碗乞食
陈说岩相国廷敬说其乡有兄弟皆为名卿，而其孙愚骏不知书，家以中落，至持银碗乞食于市而不悟银可易米。人家子弟读书者可以为戒。因书示子孙辈云。
咏物诗难超脱
咏物诗最难超脱，超脱而复精切则尤难也。宋人咏狸毛笔云：“生前几两屐，身后五车书。”超脱而精切，一字不可移易。
钱泳
QIANYONG
钱泳（1759-1844），名鹤，字立群，号台仙，又号梅溪，江苏金匮（今无锡）人。着述颇多，尤工书法，有《梅溪诗抄》、《履园金石目》等行世。钱泳长期为幕僚，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交往也很丰富，所以，他的《履园丛话》内容也很丰富，包括人物、水利、诗词、书法、园林、古迹、神怪等，颇能反映清代笔记驳杂的特点。
为政不相师友
雍正间，朱文端公轼以醇儒巡抚浙江，按古制婚丧祭燕之仪以教士民，又禁灯棚、水嬉、妇女入寺烧香、游山、听戏诸事。是以小民肩背资生，如卖浆市饼之流，弛担闭门，默默不得意。迨文端去后，李敏达公卫莅杭，不禁妓女，不擒摴蒱，不废茶坊酒肆。曰：“此盗线也，绝之则盗难踪迹矣。”公虽受知于文端，而为政不相师友，一切听从民便，歌舞太平，细民益颂祷焉。人谓文端是儒者学问。所谓“齐之以礼。”敏达是英雄作为，所谓“敏则有功”也。
恩怨分明
《史记·信陵君列传》，或者之言曰：“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也。”此言最妙，然总不如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二语之正大光明。今见有人毕竟在恩怨上分明者，吾以为终非君子。
贫乏告借
凡亲友有以贫乏来告借者，亦不得已也，不若随我力量少资助之为是。盖借则甚易，还则甚难，取索频频，怨由是起。若少有以与之，则人可忘情于我，我亦可忘情于人，人我两忘，是为善道。
为善为恶
大凡人为善者，其后必兴，为恶者，其后必败，此理之常也。余谓为善如积钱财，积之既久，自然致富；为恶如弄刀兵，弄之既久，安得不伤哉？此亦理之常也。
不多不少
银钱一物，原不可少，亦不可多，多则难于运用，少则难于进取。盖运用要萦心，进取亦要萦心，从此一生劳碌，日夜不安，而人亦随之衰惫。须要不多不少，又能知足撙节以经理之，则绰绰然有余裕矣。余年六十，尚无二毛，无不称羡，以为必有养生之诀。一日，余与一富翁、一寒士坐谭，两人年纪皆未过五十，俱须发苍然，精神衰矣。因问余修养之法，余笑而不答，别后谓人曰：“银钱怪物，令人发白。”言其一太多，一太少也。
不贫不富
商贾宜于富，富则利息益生；僧道宜于贫，贫则淫恶少至。儒者宜不贫不富，不富则无以汨没性灵，不贫则可以专心学问。
收藏为旺
虞山江蕴明尝问闵处士铭曰：“术家言水旺于冬，何以至冬反落？”处士曰：
“意以收藏为旺耳。”此言最有味。今大富极贵之家，如能事事收敛，谦退而行，自可大可久，即收藏为旺之义也。
治家
《易》曰：“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然吾见家人嗃嗃而操切太过者，不但不吉，凶悔随之。吾见妇子嘻嘻而和易近人者，岂特不吝，家道兴焉。总之，治家以和平两字为主，即治国亦何独不然。
权归于上者，但愿贤子孙，子孙多良，其家乃昌；权归于下者，不可听奴仆，奴仆执柄，其家将陨。
立志
大凡英雄豪杰，其立志必与人有异。司马子长谓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是也。然余见败家子弟，其志亦与人有异。有某公子最爱度曲，每登场，必妆束小旦，惊艳绝人，观者赞服。有某富翁子最慕长随，啧啧称道，不数年间，家资荡尽，而竟当长随，得遂其志。可见贤愚之分，只一反掌耳。
吃亏
吃亏二字，能终身行之，可以受用不尽。大凡人要占些小便宜，必至大吃亏；能吃些小亏，必有大便宜也。
无学
功名富贵，未到手时，望之如在天上，一得手后，亦不过尔尔。然从此便生出无数波折，无数觑觎，即得患失，劳碌一生，而终不悟者，无学故也。故诸葛武侯戒子书曰“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也。
谨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