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治学·修身·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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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然则何智、仁之别哉?以其所以得仁者异也。仁,吾所有也,临行而不思,临言而不择,发之于事而无不当于仁也,此仁者之事也。仁,吾所未有也,吾能知其为仁也,临行而思,临言而择,发之于事而无不当于仁也,此智者之事也。其所以得仁则异矣,及其为仁则一也。

孔子曰:“仁者静,智者动。”何也?曰:譬今有二贾也,一则既富矣,一则知富之术而未富也,既富者虽焚舟折车无事于贾可也,知富之术而未富者则不得无事也,此仁、智之所以异其动静也。吾之仁足以上格乎天,下浃乎草木,旁溢乎四夷,而吾之用不匮也,然则吾何求哉?此仁者之所以能静也。吾之知欲以上格乎天,下浃乎草木,旁溢乎四夷,而吾之用有时而匮也,然则吾可以无求乎?此智者之所以必动也。故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者,静而利物者也;水者,动而利物者也。其动静则异,其利物则同矣。曰:“仁者寿,智者乐。”然则仁者不乐,智者不寿乎?曰:智者非不寿,不若仁者之寿也;仁者非不乐,乐不足以尽仁者之盛也。

能尽仁之道,则圣人矣,

然不曰仁而目之以圣者,言其化也。盖能尽仁道则能化矣,如不能化,吾未见其能尽仁道也。颜回,次孔子者也,而孔子称之曰“三月不违仁”而已,然则能尽仁道者,非若孔子者谁乎?

程颢程颐

CHENGHAO

CHENGYI

程颢(1032-1085),字伯淳,世称明道先生,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人。嘉佑二年(1057)进士,官至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

程颐(1033-1107),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曾官崇政殿说书。二人均受学于周敦颐,并称“二程”,是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洛学的创始人。其着作被编为《二程集》。

书解

《孔序》:“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又曰:“孔子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以《二典》之言简邃如此,其上可知。所谓大道,虽性与天道之说,固圣人所不可得而去也。如言阴阳四时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要之语,非后代之繁衍末术也,固亦常道,圣人所不去也。使诚有所谓羲、农之书,乃后世称述当时之事,失其义理,如许行所为神农之言,及阴阳医方称黄帝之说耳。此圣人所以去之也。或疑《阴符》之类是,甚非也。此出战国权变之术,寓窥机要,以为变诈之用,岂上古至淳之道邪?又《五典》既皆常道,去其三,何也?盖古虽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为治有迹,得以纪载,有史官之职以志其事,自尧始。其八卦之说,谓之《八索》,前世说《赐》之书也。《易》本八卦,故以八名。夫子赞《易》道以黜去是书,所谓“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旧书之过可见也,芟夷繁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人或疑前代之书,圣人必无所删改,此亦不然。若上古圣人之世,史官固当其人,其辞必尽善。若后世之史,未必尽当,其辞未必尽善。设如其书足以垂范,不可去之,而其或有害义,圣人不得不有芟除更易也。其不可更易者,其事耳,未必须曾删改。但辞苟有害,有可删改之理耳。或疑“血流漂杵”之辞何不改?此乃非害义理之辞也。《尧典》为《虞书》,盖虞史所修:《舜典》已下,皆当为《夏书》。故《左氏传》

引《大禹》、《皋陶谟》、《益稷》等,皆谓之《夏书》也。若以其虞时事当为《虞书》,则《尧典》当为《唐书》也。大抵皆是后世史所修。典,典则也。上古时淳朴,因时为治,未立法度典制。至尧而始着治迹,立政有纲,制事有法,故其治可纪,所以有书而称典也。杨子曰:“法始乎伏羲,成乎尧”。盖伏羲始书卦,造书契,开其端矣;至尧而与世立则,着其典常,成其治道,故云成也。《书序》,夫子所为,逐篇序其作之之意也。

颜子所好何学论

圣人之门,其徒三千,独称颜子为好学。夫《诗》、《书》六艺,三千子非不习而通也。然则颜子所独好者,何学也?学以至圣人之道也。

圣人可学而至欤?曰:然。学之道如何?曰:天地储精,得五行之秀者为人。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曰仁义礼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矣。其中动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乐爱恶欲。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是故觉者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则不知制之,纵其情而至于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中正而诚,则圣矣。君子之学,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至,所谓自明而诚也。故学必尽其心。尽其心,则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诚之,圣人也。故《洪范》曰:“思曰睿,睿作圣。”诚之之道,在乎信道笃。信道笃则行之果,行之果则守之固:仁义忠信不离乎心,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出处语默必于是。久而弗失,则居之安,动容周旋中礼,而邪僻之心无自生矣。

故颜子所事,则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仲尼称之,则曰“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迁怒,不贰过,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此其好之笃,学之之道也。视听言动皆礼矣,所异于圣人者,盖圣人则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从容中道,颜子则必思而后得,必勉而后中。故曰:颜子之与圣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颜子之德,可谓充实而有光辉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学之也,假之以年,则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盖伤其不得至于圣人也。所谓化之者,入于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谓也。孔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也。

或曰:“圣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谓可学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尧、舜性之也,汤、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学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则生而知也,孟子则学而知也。后人不达,以谓圣本生知,非学可至,而为学之道遂失。不求诸己而求诸外,以博闻强记巧文丽辞为工,荣华其言,鲜有至于道者。则今之学,与颜子所好异矣。”

为家君作试汉州学策问三首

问:士之所以贵乎人伦者,以明道也。若止于治声律,为禄利而已,则与夫工技之事,将何异乎?夫所谓道,固若大路然,人皆可勉而至也。如不可学而至,则古圣人何为教之勤勤如是?岂其欺后世邪?然学之之道当如何?

后之儒者,莫不以为文章、治经术为务。文章则华靡其词,新奇其意,取悦人耳目而已。经术则解释辞训,较先儒短长,立异说以为己工而已。如是之学,果可至于道乎?仲尼之门,独称颜子为好学,则曰“不迁怒,不贰过”也。与今之学,不其异乎?

或曰:如是则在修身谨行而已。夫检于行者,设曰勉强之可也。通诸心者,姑谨修而可能乎?况无诸中不能强于外也?此为儒文本,谅诸君之所素存也。幸明辨而详着于篇。

问:圣人之道,传诸经学者,必以经为本。然而诸经之奥,多所难明。今取其大要,各举其一以言之。

夫《易》卦之德,曰元亨利贞。或为四:曰元也,亨也,利也,贞也。或为二:

曰大亨也,利于贞也。其词既同,义可异乎?所以异者何谓?

《春秋》垂褒贬之法,所贬则明矣,所褒者何事?

《诗》之美刺,圣人取其止乎礼义者,以为法于后世。晋武公身为并夺,《无衣》美之,其教安在?

《书》为王者轨范,不独着圣王之事以为法也,亦存其失以示戒尔,《五子之歌》是也。如盘庚之迁国,穆王之训刑,为是而可法邪?为非而可戒邪?

《礼记》杂出于汉诸儒所传,谬乱多矣。考之,完合于圣人者,其篇有几?

夫古人之学贵专,不以泛滥为贤。诸君之于经,必各有所治,人言其所学可也,惟毋泛毋略。

问:儒者积学于己,以待用也。当世之务,固当讲明。若夫朝廷之治,君相谟之,斯无间矣。以一郡而言,守之职岂不以养人为本?然而民产不制,何术以济乎困穷?吏繇有数,何道以宽乎力役?比闾无法,教化何由而可行?衣食不足,风俗何缘而可厚?

自唐而上,世有循吏,着之史册。何今世独无其人?岂古之治不可行于今邪?抑为之者不得其道邪?思欲仰希前哲之为,上副圣朝之寄,何所施设而能及斯?

诸君从事于学,既勤且久,为政之方,固当明其体要,至于民俗利病,皆耳目之所接也。愿陈高论,得以矜式。

苏轼

SUSHI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四川)人。嘉佑二年(1057)进士,宋代影响最大的文学家,诗文词都有很高造诣。着有《东坡全集》。

礼义信足以成德论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愈大则身愈逸而责愈重,愈小则身愈劳而责愈轻。綦大而至天子,綦小而至农夫,各有其分,不可乱也。责重者不可以不逸,不逸则无以任天下之重;责轻者不可以不劳,不劳则无以逸夫责重者。二者譬如心之思虑于内,而手足之动作步趋于外也。是故不耕而食,不蚕而衣,君子不以为愧者,所职大也。自尧舜以来,未之有改。

后世学衰而道弛,诸子之智,不足以见其大,而窃见其小者之一偏,以为有国者,皆当恶衣粝食,与农夫并耕而治,一人之身,而自为百工。盖孔子之时则有是说矣。夫樊迟亲受业于圣人,而犹惑于是说,是以区区焉欲学稼于孔子。

孔子知是说之将蔓延于天下也,故极言其失,而深折其词。以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安用稼?”而解者以为礼义与信足以成德。

夫樊迟之所为汲汲于学稼者,何也?是非以谷食不足,而民有苟且之心以慢其上为忧乎?是非以人君独享其安荣,而使民劳苦独贤为忧乎?是非以人君不身亲之,则空言不足劝课百姓为忧乎?是三忧者,皆世俗之私忧过计也。

君子以礼治天下之分,使尊者习于尊,卑者安为卑,则夫民之慢上者,非所忧也。君子以义处天下之宜,使禄之一国者,不自以为多,抱关击柝者,不自以为寡,则夫民之劳苦独贤者,又非所忧也。君子以信一天下之惑,使作于中者,必形于外,循其名者,必得其实,则夫空言不足以劝课者,又非所忧也。此三者足以成德矣。故曰:三忧者,皆世俗之私忧过计也。

形势不如德论

《传》有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形势之不如德也。

而吴起亦云:“在德不在险。”太史公以为形势虽强,要以仁义为本。儒者之言兵,未尝不以藉其口矣。请拾其遗说而备论之。

凡形势之说有二:有以人为形势者,三代之封诸侯是也。天子之所以系于天下者,至微且危也。欢然而合,合而不去,则为君臣。其善可得而赏,其恶可得而罚,其谷米可得而食,其功力可得而役使。当此之时,君臣之势甚固。及其一旦溃然而去,去而不返,则为寇雠。强者起而见攻,智者起而见谋。彷徨四顾,而不知其所恃。当是时,君臣之势甚危。先王知其固之不足恃,而危之不可以忽也,故大封诸侯,错置亲贤,以示天下形势。刘颂所谓“善为国者,任势而不任人。郡县之察,小政理而大势危;诸侯为邦,近多违而远虑固”。此以人为形势者也。然周之衰也,诸侯肆行而莫之禁,自平王以下,其去亡无几也,是则德衰而人之形势不足以救也。有以地为形势者,秦、楚之建都是也。秦之取天下,非天下心服而臣之也。

较之以富,搏之以力,而犹不服,又以诈囚其君,虏其将,然后仅得之。今之臣服而朝贡,皆昔之暴骨于原野之子孙也。则吾安得泰然而长有之?汉之取天下,虽不若秦之暴,然要之皆不本于仁义也。当此之时,不大封诸侯,则无以答功臣之望,诸侯大而京师不安,则其势不得不以关中之固而临之,此虽尧、舜、汤、武,亦不能使其德一日而信于天下,荀卿所谓合其参者。此以地为形势者也。

然及其衰也,皆以大臣专命,危自内起,而关中之形势,曾不及施,此亦德衰而地之形势不能救也。

夫三代、秦、汉之君,虑其后世而为之备患者,不可谓不至矣,然至其亡也,常出于其所不虑。此岂形势不如德之明效欤?《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人存则德存,德存则无诸侯而安、无障塞而固矣。

礼以养人为本论

三代之衰,至于今且数千岁,豪杰有意之主,博学多识之臣,不可以胜数矣。然而礼废乐坠,则相与咨嗟发愤而卒于无成者,何也?是非其才之不逮,学之不至,过于论之太详,畏之太甚也?夫礼之初,始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为之节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节者,举皆礼也,则是礼未始有定论也。然而不可以出于人情之所不安,则亦未始无定论也。执其无定以为定论,则涂之人皆可以为礼。

今儒者之论则不然,以为礼者,圣人之所独尊,而天下之事最难成者也。

牵于繁文,而拘于小说,有毫毛之差,则终身以为不可。论明堂者,惑于《考工》、《吕令》之说;议郊庙者,泥于郑氏、王肃之学。纷纷交错者,累岁而不决。

或因而遂罢,未尝有一人果断而决行之。此皆论之太详而畏之太甚之过也。

夫礼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严君臣、笃父子、形孝弟而显仁义也。今不幸去圣人远,有如毫毛不合于三代之法,固未害其为明天下之分也,所以严君臣、笃父子、形孝弟而显仁义者犹在也。今使礼废而不修,则君臣不严,父子不笃,孝弟不形,义不显,反不足重乎?

昔者西汉之书,始于仲舒,而至于刘向,悼礼乐之不兴,故其言曰:“礼以养人为本。如有过差,是过而养人也。刑罚之过,或至杀伤。今吏议法,笔则笔,削则削,而至礼乐则不敢。是敢于杀人,而不敢于养人也。”而范晔以为“乐非夔、襄而新音代作,律谢皋、苏而制令亟易”。而至于礼,独何难欤?

夫法者,末也。又加以惨毒繁难,而天下常以为急。礼者,本也。又加以和平简易,而天下常以为缓。如此而不治,则又从而尤之,曰,是法未至也。则因而急之。甚矣,人之惑也!平居治气养生,宜故而纳新,其行之甚易,其过也无大患,然皆难之而不为。悍药毒石,以搏去其疾,则皆为之。此天下之公患也。呜呼!王者得斯说而通之,礼乐之兴,庶乎有日矣。

书论

愚读《史记·商君列传》,观其改法易令,变更秦国之风俗,诛秦民之议令者以数千人,黥太子之师,杀太子之傅,而后法令大行,盖未尝不壮其勇而有决也。曰:嗟夫,世俗之人,不可以虑始而可乐成也。使天下之人,各陈其所知而守其所学,以议天子之事,则事将有格而不得成者。

然及观三代之《书》,至其将有以矫拂世俗之际,则其所以告谕天下者,常丁宁激切,亹亹而不倦,务使天下尽知其君之心,而又从而折其不服之意,使天下皆信以为如此而后从事。其言回曲宛转,譬如平人自相议论而诘其是非。愚始读而疑之,以为近于濡滞迂远而无决,然其使天下乐从而无黾勉不得已之意,其事既发而无纷纭异同之论,此则王者之意也。故常以为当尧舜之时,其君臣相得之心,欢然乐而无间,相与吁俞嗟叹唯诺于朝廷之中,不啻若朋友之亲。

虽其有所相是非论辨以求曲直之际,当亦无足怪者。

及至汤武征伐之际,周旋反覆,自述其用兵之意,以明晓天下,此又其势然也。惟其天下既安,君民之势阔远而不同,天下有所欲为,而且匹天匹妇私有异论于天下,以龃龉其上之画策,令之而不肯听。当此之时,刑驱而势胁之,天下夫谁敢不听从?而上之人,优游而徐譬之,使之信之而后从。此非王者之心,谁能处而待之而不倦欤?

盖盘庚之迁,天下皆咨嗟而不悦,盘庚为之称:“其先王盛德明圣,而犹五迁以至于今,今不承于古,恐天之断弃汝命,不救汝死。”既又恐其不从也。则又曰,汝罔暨余同心,我先后将降尔罪,暨乃祖,先父亦将告我高后曰,作大戮于朕孙。盖其所以开其不悟之心,而谕之以其所以当然者,如此其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