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现代作家与乡土文化的关系是在90年代以后渐成气候的。从四川来看，乐山税海模同志对郭沫若与乡土文化关系的讨论，内江邓经武同志对四川作家与巴蜀文化关系的讨论都先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作为全国范围内这一课题的整体成果，则是由严家炎先生主持的一套大型丛书“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该丛书在1992年着手策划，首批五种书目（包括上海、江苏、山西、东北和四川）都在1995年8月由湖南教育出版社推出，这项工程还在继续进行。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这种研讨有什么意义，又为什么在进入到90年代以后，这方面的研讨会特别的活跃起来？我感到，这是我们展开这一课题的思想前提。
我认为，乡土文化（或云区域文化）与作家关系这一课题的提出从本质上讲得力于两种力量的推动：其一是新时期以来对作家的社会学文化学研讨的深化，其二是批评家地域体认意识的加强。前者显示了中国文学研究走向成熟的趋向，新时期文学研究是在对“文革”十年庸俗社会学立场的逐渐扬弃中发展自身的，这种扬弃不是根本否定从社会文化的立场观察事物，而是努力为这种观察寻找到更方便有效也更适应于文学自身特征的角度。经过80年代的“方法论”热潮，文化学的方法得以特别广泛的使用，正是因为从社会的大文化的角度入手，比从单纯的社会历史背景入手更能切入文学的本质，也有利于我们对复杂的精神现象的梳理。而在进入90年代以后，人们又逐渐感到，80年代的大文化讨论虽然打开了人们的思路，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但往往流于空洞和宽泛，经常给人留下大而无当、似是而非的印象。对于中国作家研究就是这样，我们比较习惯的是在“中国文化”这一宽泛的背景上讨论中国作家文化个性，这种讨论有利于揭示作家的民族性格，但在有些情况下却也可能忽略了一些为中国文化的巨大背景所不能涵盖的具体生存境遇，比如乡土文化（地域文化）就是这类具体生存境遇中特别重要的一种。很明显，在一个作家背井离乡、汇入中国文化大潮之前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与其说他是生活在一个抽象的中国，还不如说是生活在具体而微的乡土，奠定他生存感受的这最初的日子是在与乡土文化的广泛交流中度过的，此时此刻，他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实际上也就混合着乡土文化的特殊气息，乡土文化（包括地理背景、人文风俗）给予他生存的意象，影响着他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就是在他背井离乡、远涉他乡之后，来自乡土的记忆也依然是摆脱不掉的。
从第二个方面来说，中国学术界在90年代以后强化起来的对地域文化的研究更为深刻地反映了当代中国出现的一种值得注意的地域体认意识，而这种地域体认的真正的基础又在于自我意识的丰富和发展。近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曾经呈现着这样一种姿态，即由极少数“得风气之先”的地市将现代文化的信息“滴漏”给广大的内陆偏远地区。这当然是历史无可奈何的事实，但也分明属于文化发展的畸形，因为文化的成熟最终将体现为各地域独特个性在现代条件下的再发现和再构造，现代中国文化的成熟应当是北京、上海、广东、山东、四川等诸多地域的地域个性之综合性成熟，这就好像是欧洲近代文化的发展：正是在欧洲各地域的民族意识的探寻和体认当中，欧洲走向了它的成熟。当然，对地域文化的自觉体认本质上又来自人们的自我意识的增长；是自我的“特异”需要促使他通过强化地域文化精神这一途径与居于文化中心的权威话语相对抗一从这个意义上讲，总是少数“得风气之先”的地区启蒙了人（更大范围的更多地域的人），但启蒙的结果却是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满足于固有的文化结构，他将迅速以地域文化的形式完成边缘对中心的反拨，从而将文化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讨论这样的一个思想前提，无疑将有助于我们对郭沫若研究的自觉化。比如，一般认为，研究地域文化与作家的关系容易在小说领域里取得成功，因为小说包容了较多的相对稳定的地域性意象（如李劼人、沙汀与巴蜀文化，老舍与北京文化）；而诗歌研究则要困难一些，因为诗人的情绪情感是常动不息的，很难从中捕捉到多少确切的地域因素，比如郭沫若的诗歌就是这样。但是我认为这多少存在着误解一的确，郭沫若在他的自传中写过巴蜀，写过乡土，相反诗歌中的乡土意象却少得多，不过，只要考虑到郭沫若在自传中反复流露着乡土情结（比如他多次盛赞故乡的历史风物，多次对比性地议论到北方的荒凉与江南的颓败），我们就不得不重视乡土文化（地域文化）在他心灵世界里所烙下的印迹，这种印迹虽然不一定都是丰富的地域性的生活意象，但却可能是某种思维结构的东西，也正因为它是思维结构的东西，所以也就越发显得隐晦、深刻，需要我们细加辨析。我自己也曾尝试着从乡土山川的“雄大”来品读郭沫若个性的豪迈与奔放，从儒家文化边缘区域的道德轻负来解释郭沫若的创新与自由，又从巴蜀移民文化的角度来揣测初步的探讨，更复杂的问题还有待更多的同志来共同展开。从地域体认的意义上看，像郭沫若这样一位曾经努力寻找自我、表现自我的诗人，他的自我表现本身就包含着一种与权威性话语相对抗的意味，扩张个性与封建正统文化对抗，这与从边缘出发与当时的中心文化对抗，似乎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研讨包括郭沫若在内的现代作家与乡土文化的关系也同样需要对问题的辩证性把握。就是说，我们也要避免将问题绝对化，并不是郭沫若所有的个性特征都是乡土文化造成的，即使是我们前面提及的几个特征，他的奔放与激情、他的自由与创新，他的灵活与多变，除了来自巴蜀乡土的影响外，恐怕也与他离开巴蜀之后的特殊的人生经历，与他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以及若干外省文化的影响有关。而且，我们也有必要冷静地看到这个现实，即越是优秀的作家，他的精神世界的发展过程就越是丰富复杂，除了来自乡土的铭心刻骨的记忆外，同样也有他自觉的超越乡土的种种努力，当然，超越乡土和他的体认乡土可能也是复杂地纠缠在一起。谁都得承认这个事实，即郭沫若乡土批判的强烈程度恐怕并不亚于他对乡土的怀念和赞赏，当年的他也是在渡过千回百转的三峡出夔门而去之时，才真正的豪情激荡起来，是北京、上海、日本等等文化渐次打开了郭沫若的眼界，为他后来方方面面的成功打下了基础。而当郭沫若开始有意识地自我收束之时，“乡土”也可能以另外的一番景象出现，比如郭沫若《星空》中的一首诗《黄海中的哀歌》，在这首诗里，郭沫若以峨眉山上的“清泉”自许，回首当年激情出川的过程，他多了一点身不由己的感觉，也目睹了更多的“滔滔不尽的浊潮”，曾经尽情“浴海”的他开始感叹海里“浪又浊，漩又浑，味又咸，臭又腥”，感叹这里充满了“险恶的风波”，他盼望早日恢复“清明”。在这个时候，作为“清明”象征的乡土显然与他先前的乡土记忆并不相同！这提醒我们研究者必须保持高度的清醒和警觉，要充分认识到乡土文化的复杂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我们对乡土文化的研究以及对作家作品本身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