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这是一个大题目，更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题目，特别是“学术”的意义在当今中国社会又被重新推崇、被强化的时刻，我们将郭沫若这位文化巨人置放在“学术文化”发展的背景上来加以认识，这里可以重新思考的东西就十分丰富了。
在目前一般可以理解的意义上，我们都会为郭沫若在20世纪中国学术事业中的贡献而感佩不已。仅仅可以罗列出来的反映郭沫若学术贡献的领域就有：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中国古文字研究、考古学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等等。以上这些研究领域当中，郭沫若一经涉足，往往都有重要的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并由此而成为了相关学术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都是郭沫若研究以及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共识。
但是，我们却也可能在对郭沫若学术意义类似的肯定中忽略了另外一方面的重要事实，即郭沫若进入学术研究的方式与一般学术人的明显的区别。
我认为，郭沫若的学术活动与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特别是与这一文化的主流-学院派学术追求恰恰呈现了重要的分歧。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追求是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取消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这一过程当中，知识分子角色出现了由“王者师”向着“专门家”的历史性转换。随着从事学术活动的知识分子从现实官场被剥离，现代学术事业开始与现代政治事业相分离；也随着现代学术的主要活动空间出现在了集约化的现代教育机构，因而又出现了学术活动场景与一般社会生活环境的分离，这样的分离最终决定了现代中国学术的主流必然出现在大学学院之中，学院派知识分子就是这一学术追求的主体。
学院派知识分子所面对的两重分离——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社会便从根本上构建起了他们的姿态：“学术”是一种相对独立而封闭的围墙内的活动，它不是以对当前社会与政治的激烈参与为目的的；“学术”也是与知识的传承与整理为基本特征的，所以它主要是在史料与知识的内部寻找自我的表达，甚至这种史料的梳理和咀嚼本身就足以产生相当的吸引力；“学术”也是一种稳定的人生形式，因而它更适宜那种客观、冷静、不动声色的思维运行模式。正如王富仁在分析20世纪20年代以后现代教育的发展对于一代学人的影响时所说：“在这里，文化就是知识，知识越多文化修养就越高，在学校是掌握知识的过程，进入社会是运用知识的过程。在他们的观念中，知识多的人就有理性，因而理性就等于知识。至于情感和意志，则是与理性对立的，它们只会起到破坏理性思考的作用，越是愚昧的人，越被情感和意志的力量所左右，做出许多不理智的事情。”“他们最重视的是社会的安定。”“不论现实政治统治者把多么荒谬的法规强加于民众，他们也首先做到遵纪守法，并且自觉维护现实的法规，反对因任何原因而违反社会法规的人。”这就是学院派知识分子从事“学问”的精神背景。
郭沫若，除了曾20年代短暂的学院从教外，主要还是作为一位政治文化部门的实际工作者与社会活动家而存在，尽管他并不乏从事书斋生活的机会与能力，但就其总体的兴趣而言，显然还是更愿意作一位时刻关心现实与人生的“社会中人”。
于是，郭沫若从事学术活动的诸多方式均与上述的学院派姿态有异。
郭沫若的学术研究从来就不是纯粹“知识”的静态发掘，他总是将“知识”的问题与更广大更迫切的现实问题将连接，甚至，首先就是因为出现了现实的问题，后来才在这些现实问题的推动下进入了历史与学术。在20、30年代中国声势浩大的社会史论战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对其中的问题原本无甚研究的郭沫若主动介入了，为的就是他自己关于中国现实发展的理想，为的就是能够给未来中国以希望的唯物史观合法的地位；为的是驳斥某些以“国情特殊”阻挡中国呼应世界共同进步道路的论调。郭沫若构筑了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体系。“想就中国的思想，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对于当时学院派知识分子所提倡的“整理国故”，郭沫若明确批评的就是这一活动与现实的脱节：“国学研究家就其性近力能而研究国学，这是他自己的分内事；但他如不问第三者的性情如何，能力如何，也不问社会的需要如何，孰缓孰急……”直到50年代末，他还在太湖题写道：“人是活的，书是死的。活人读死书，可以把书读活。死书读活人，可以把人读死。”的确，时刻想到“社会的需要如何”，时刻充满为了“活人”的意识，这就是郭沫若学术活动的根本出发点。郭沫若说得好：“为什么要搞历史？不是为了崇拜古人，而是为了今天、明天，找出历史发展规律，用历史上的人民生活斗争教育人民；把优秀的历史人物介绍出来，鼓舞人民；使人们从小就养成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观。前人有一句话说得好：‘温故而知新。’我们是站在更高的阶段来回顾过去，来研究历史的，不能被历史俘虏。”
总是站在“今天”并且总是为了“现实需要”的郭沫若，毫不掩饰他在学术活动中的个人兴趣与个性情感。他说：“我自己的兴趣是在追求，只想把没有知道的东西弄得自己知道。知道了，一旦写出过，我便不想再写了。这是我的一个毛病，也许就是浪漫的性格。像编教科书那样的古典风格，我自己很缺乏。”又公开说自己对历史人物研究“主要是凭自己的好恶”。
较之于学院派知识分子力求“客观”、“冷静”的事实陈述，郭沫若显然更愿意和我们分享他的思想。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作为中国当代一位文化名人，郭沫若在学术的许多领域都获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这种成就与其说在学术的某个方面和某些具体的结论，不如说在于他的方法。换句话说，郭沫若的贡献首先应该是思想史上的。”这不觉令人想起我们前些年“学术”意义上升时，关于“思想史”与“学术史”的争论——这一事实说明，就是到了今天，按照“正统”的学术的眼光，“学术”也是与一般的“思想”有很大区别的，而学术活动中的思想的阐发至少也应该是一件值得警惕的事，我们似乎必须谨慎从事。
但郭沫若却没有太多的顾忌，他尽情地抒发着自己的兴趣、情感与大胆的思想。他不无自豪地说：“我比较胆大，对于新史学阵营里的多数朋友们每每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于是，在当年的读者看来，郭沫若的古史研究就是在“繁琐的中国考据学的氛围圈里投下了一个炸弹”，带来了中国史学界的“狂飙突进”。“他那独创的精神，崭新的见解，扫除旧史学界的乌烟瘴气，而为新史学开其先路的功绩，自值得我们的敬仰。”
当然，在学院派知识分子眼中的郭沫若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形象了。例如胡适在《日记》中表示，郭沫若的“新诗颇有才气，但思想不大清楚，功力也不好。”“功力”，这就是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关键词，其中包含的是他们对于“知识”本身的无上崇拜。
锐利的见解，生动鲜活的语言，郭沫若的学术研究总是与我们常见的关于历史文化的学术研究大不相同。自然，其中也留下了不少值得商榷的东西。例如《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的史料鉴别问题，对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予以充分理解的问题，《十批判书》中历史人物评价及对相关社会历史材料的使用问题，对一些文学现象的具体评价等等，从纯粹学术发展的意义上，这些质疑与讨论当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学院派学术规范的价值并非就是没有限度的。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始终作为“社会中人”的郭沫若的自我表达的意义上加以读解，或许就对他的真实而颇有认识价值的精神追求多了一份理解，认识一个杰出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其意义绝不亚于信服于他的学术结论。在这里，包括一些显然大有问题的著作如《李白与杜甫》同样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走进郭沫若精神世界的机会。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李白与杜甫》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的正确性不一定都那么要紧，重要的是郭沫若为什么会推出这样的一个文本？在那些明显的学术“犯规”之处，他究竟想说什么？
如果我们考虑学院派学术本身的有限性，考虑到郭沫若这样的“社会中人”介入学术的独特性，那么我们就会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构成以及其中的多种精神状态的价值作出更符合历史的阐释。历史在造就像胡适这样的有地位有身份能够为现实所容纳的知识分子的同时，也造就了像鲁迅、郭沫若及创造社青年这样的“另类”，他们或者家庭贫困，或者怀才不遇，总之是被这个有序的、已经利益分配到位的社会挤到了边沿与角落。郭沫若曾经描述过他们创造社同人与饱受书局老板欺压的遭遇：
有一天晚上我们同到四马路的泰东书局去，随便问了一下在五月一号出版的《创造》季刊的创刊号的销路怎样。书局经理很冷淡地答应我们：“二千本书只销掉一千五。”我们那时则生了无限的感伤，立即由书局退出，在四马路上接连饮了三家酒店，在最后一家，酒瓶摆满了一个方桌。但也并没有醉到泥烂的程度。在月光下边，两入手牵着手走回哈同路的民厚南里。在那平滑如砥的静安寺路上时有兜风汽车飞驰而过，达夫曾突然跑向街心，向着一辆飞来的汽车，以手指比成手枪的形式，大呼着：“我要枪毙你们这些资本家！”
这是一个资本家与贵族的社会，也是一个可以容纳温良、恭谦的学院派知识分子的社会，但却不会主动给这些没有地位、学历有限的青年以支持。除了反抗，除了从思想与精神上坚持社会改造的理想，划开与既得利益者的距离，除了坚守“人民本位”，挑战既有的社会秩序与文化秩序，他们的人生意义就无从获得了。而一旦他们走上了反抗社会的道路，那么，整体的思维方式就会与“常规”有异。当郭沫若也从事学术性的研究活动，他自然就与学院派的方式不同，在学院派的标准看来，郭沫若可能会常常“违规”，但问题是郭沫若的“违规”又往往与他的创造力同在，而且，比违规更重要的是他以自己的方式关注和思考了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若干问题。如果说，像胡适这样的学院派开创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执著的专业追求，那么，像鲁迅、郭沫若这样社会派知识分子则为现代中国人的生存、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改革而殚精竭虑，他们并不都是成功的，也并非在所有的时候都坚持了自己的信仰的真实，但作为一个切近社会与人生的姿态，作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现实力量，无疑却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