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魅——300年的铁索桥蜚声世界
1）康熙帝为什么要修泸定桥？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帝颁诏“准行打箭炉市，番人市茶贸易”，使打箭炉（今康定）这片蛮荒之地成为西南重镇，四川的油、盐、茶、米、布匹等物资经茶马古道运至打箭炉，然而转运西藏、尼泊尔或印度。大渡河成为茶马古道的天堑，过往商货只能靠藤索等“援索悬渡”。康熙三十九年（1701年），驻打箭炉营官昌侧集烈叛乱，袭扰大渡河以东地区。清廷分兵三路进击，血战五日，杀叛兵5000，斩营官昌侧集烈等叛将，恢复打箭炉秩序，并将这儿作为屯兵要冲，增兵3000人，粮饷军械运输遂成主要矛盾，四川巡抚能泰上奏：“泸河三渡口，高崖夹峙，援索悬渡，险莫大焉！距化林营八十里，山址坦平，拟仿铁索桥规制建桥，以便行旅。”康熙御批：“朕嘉其意，诏从所请。”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初铁索桥动工修建，次年四月初四合龙告竣，距今整整300年！
2）铁索桥为什么叫泸定桥？
这要从“打箭炉”地名的传说讲起。据我查阅史料，打箭炉系藏语“达折渚”的汉译雅化。1908年，清政府才将打箭炉改为康定府，1913年设县。据当地百姓称，“打箭炉”系因三国时诸葛亮遣将安炉造箭而来。传说蜀相诸葛孔明率军南征时，多次生擒当地最大的部落首领孟获，史称“七擒孟获”。在准备第七次释放孟获时，双方约定，孟获退出一箭之地并永不侵犯蜀国边境。诸葛亮谋略过人，暗中派遣一位叫郭达的将军星夜兼程，来到今康定安炉造箭，将所造巨箭插在一山顶上，迫使孟获退至打箭炉以西，于是后人将插箭山取名郭达山，以郭达造箭之地取名为“打箭炉”。
“这一带其实与诸葛亮南征无关，”在石棉县孟获城万亩草甸上，四川省林业厅电视中心主任陈伟告诉我，“为拍片，我长年在这一带行走。蜀国大军没来过这地方。其实，从地图上就看得很清楚，此地属古蜀国以西，是原吐蕃东界，且大渡河在此段叫沫水，不是诸葛亮南征所渡的泸水。但千百年来老百姓都认为它是泸水，也就约定俗成了。”
我亦查证：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的泸水，指现金沙江下游一带。
1706年康熙帝得到大渡河桥完工奏折和绘制的铁索桥图后，非常高兴，即取“泸水”（尊重百姓对大渡河旧称）“平定”（即平定打箭炉之乱）之意，亲书“泸定桥”桥名，额题“一统山河”。1913年，泸定因桥名设县。还有一个重要的史实是，康熙帝曾于1712年在一道诏书中，正式使用了“四川人”的概念，“湖广、陕西人多地少，故百姓皆往四川开垦……湖广入川之人，每每与四川人争讼，所以，四川人深怨湖广人。”从那时开始，“四川人”才与“湖广人”相对应，成为独立清晰的称号。
1935年5月29日，红军飞夺泸定桥的壮举，让泸定桥蜚声世界，正如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上世纪80年代考察泸定桥后所说：中国是由那些敢于翻越千山万水的人们以牺牲精神和勇气统一起来的。
王永模：一个重庆人与泸定桥的40年
5月，正是泸定樱桃上市的季节，街道两边全是卖樱桃的小姑娘和大姐。泸定地处大渡河干热河谷，盛产樱桃，其最佳产地在沿河一线的田坝、杵坭和冷碛。这里的樱桃个大、色红紫，味道甘甜中带有微微的果酸。然而，最让人动心的还是铁索桥。此刻，桥上有男女青年穿着红军服在照相，灰军装、八角帽，红五星闪闪发光。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我终于在桥边的工地上找到了王永模。
这是一位被高原阳光晒得黝黑的老人，虽已66岁，但身体健康，在铁索桥上仍可健步如飞。“我1958年毕业于重庆巴县二中，随即响应党的号召入藏。当时这里还属川康边地，我们那一批重庆知识（支边）青年有140多人，分到泸定40多，现在还剩5人。”1966年，王从教育岗位调县委宣传部，从此与泸定桥结下不解之缘，“至今差不多40年了”。
王说所谓的不解之缘，就是与这座桥“结下了深厚感情”。刚到宣传部时，组织上安排他分管文物，而泸定桥是全县最大的文物，“于是我就一头扎了进去”。40年来，王的工作几经变动，退休前任县人大主任，但他始终没离开过桥，每一次小修、大修，寻找资金、钢材，组织重修桥亭、协调桥务管理等，他都参与其中，以致对桥“烂熟于胸”。所有数据随口便答：“泸定桥分桥身、桥台、桥亭三个部分。桥身由13根铁索组成，每根长101.67米，重约1.5吨；13根铁索共有扣环12164个，总重21吨，加上桥台地龙桩、卧龙桩用铁，共重40余吨，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铁桥……”
泸定地处深山峡谷，本不产铁，300年前的桥工是如何用一年多时间就建成这座铁桥的呢？
“首先，我要纠正索尔兹伯里的一个错误。”王永模说，“索氏在他的《长征》二十一章中说，泸定桥是一位泸姓工程师建造的，很多红色网站都引用了这个说法。这不对。我经过40年研究，查阅了大量史料，调查了许多老铁工，可以明确地说，泸定桥是劳动大众智慧的结晶。桥的用铁产自荥经，并在那里用炭火煅造成形，建桥人工从当地抽调，其中冷碛、沈村的两位土司最为卖力，铁工的掌脉师傅是来自陕西汉中府的金火匠马之常，监工是清军化林营参将杜汝昆和守备杨君强。当时的监工非常严厉，要求每个铁环必须打上铁工记号，若有差池，轻者打二百大板，重者丢失性命！”
那么，这就是泸定桥300年没垮塌的原因吗？我问：“现在很多钢筋水泥大桥，连30年都管不了呢！”
王大笑：“如果仅靠监工，泸定桥不知垮掉多少次了！”
他解释，用生铁锻打的铁环，极易氧化锈蚀。一环断裂，全桥俱损。因此，对泸定桥的维修，历来按古训采取三年一小修（换桥板和辅件）、五年一大修（卸下全部铁索逐环检查）的办法。“我来泸定这么多年，无数次参与大修，13条大铁索卸在河滩上，由最有经验的老铁工用小锤逐环敲打，发现有问题的环就做个记号，由专人更换新的。300年来，最早的一批铁环基本换光了，现桥西头还剩几个。”王带我来到桥西头，果然见到几只打着印记的铁环。“可以说，这里的每一个铁环，都凝聚着铁工的血汗。”王认识一个老铁工叫姚现华，他家从清代起一直是铁工。姚见过红军飞夺泸定桥，80多岁去世，就葬在桥西关帝庙下。“他说要一直看着泸定桥平平安安。现在，他儿子姚先贵接过他的小铁锤也当上了铁工。可以说，300年来，如果没有一代又一代的铁工们维修，泸定桥早就没影了！”
但就是这样，泸定桥也垮过多次，王永模给我讲了几段往事：清乾隆六年四月（1741年5月），泸定桥被大风吹断，后拨银760两重新修复；乾隆五十一年五月初六（1786年6月1日），磨西发生7.5级大地震，磨岗岭崩塌，把大渡河堵塞了九天九夜，河水回涨，“人坐在铁索桥上可以洗脚”，10天后大水突决，涌高数十尺，冲走两岸数百观水民众，1919年6月，泸定桥遭风灾，3根底链断坠河中，1935年6月6日，红九军团工兵连为减缓敌追击速度，由政委何长工指挥，锯断4根底链，后受到周恩来嘉奖，直到次年5月才由刘文辉拨款3万元修复，1970年6月2日，解放军七八四八部队拉练到泸定桥参观，因步伐整齐，产生共振，7根底链断落，1975年4月6日，驻藏部队退伍军人80人参观泸定桥，底链3根断裂。“全靠那些当兵的手脚敏捷，抓紧了断链，才没被水冲走……”
王永模还告诉我一个细节：当年22个红军勇士飞夺泸定桥时，“铁桥刚刚完成大修3个月，牢实得很。这也许是天意吧！”从这座桥上，走过了共和国的第一代领袖，人民军队的九位元帅，几十位大将、上将和其他几百位将军，“从某种意义说，泸定桥挽救了红军的命运”。
泸定桥边万重山
高峰入云千里长
古人写诗喜夸张，诸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白发三千丈”、“忆君清泪如铅水”等诗句。但泸定桥碑上的这两句诗却极为准确。出泸定东行数里，从二郎山山腰回望泸定，你可以看到直线距离不超过30公里的贡嘎雪峰。泸定城海拔1300米，与雪峰形成五六千米的下切高差，其气势全球仅有，让人看了惊心动魄。如果以泸定为基点，无论向北还是向南，“千里长”的高山峡谷还真不是夸张，上至阿坝金川以北的朵博，下至金沙江河谷的云南皎平渡，这条大峡谷何止千里？
王永模说，自300年前泸定桥建成后，川藏交通大变，促进了汉藏贸易，更为维护祖国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1717年，西藏发生准噶尔部叛乱，康熙命定西将军噶尔弼与平逆将军延信率军分别由川、青入藏，噶尔弼率10万川滇兵勇过泸定桥西出炉关，入藏大获全胜。”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至五十七年（1792年），清军入藏反击廓尔喀（今尼泊尔）入侵，大军也是经泸定桥西进的。廓尔喀人是天生的雇佣军，以骁勇善战闻名于世，“现英军中还有廓尔喀步兵旅，但他们的前辈不是清军对手，两次入藏都大败而归，在平定大小金川叛乱中，泸定桥更是发挥了军事要津作用。”
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王永模负责对泸定桥的维修和改造。“三十年来，重庆人民对泸定桥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其一，1975年前后，泸定桥获国家文物局10余万元维修经费，“为解决铁环易断难题，我回重庆找工厂加工，跑过船厂和钢厂，都没解决问题，最后找到重庆大坪的一家铁工厂，才完成了任务，用的是铁合金新材料，铁环还送到重庆大学实验室做试验，每一环的拉力达二三十吨。我们在重庆共加工了6根铁索，运回泸定后作为桥的底链，用了30年，现在还结实得很。我真感谢重庆的铁工师傅啊，不知道那家工厂还在不在？”我回重庆后查证，那家工厂已经倒闭了。
其二，1977年，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教授余卓群、夏义民、张得珊专程来泸定设计陈列馆和桥亭；1979年，四川美术学院教授叶毓山为泸定完成大型玻璃钢雕塑《红军飞夺泸定桥》。
其三，1986年，泸定县建纪念馆遇到困难，“我和县里的同志到重庆求援。记得当时的市委书记是肖秧。其实那时重庆也不宽裕，但市委一研究，立即支援了我们10万元；接着我们又到重钢请求支援10吨钢材，重钢的总经理我记不起名字了，他一听是给红军办事，竟支援了我们20吨！我们正愁没法拉回去，总经理似乎看出我们有难处，问：你们说，火车拉到什么地方离泸定最近？后来，重钢竟免费把钢材经成昆铁路拉到离泸定最近的乌斯河站，这让我至今想起来仍感动得很！”
工水模还曾在县里负责收集红军档案工作。为此，他几乎跑遍了全国，“行程不知有多少万公里。你知道，泸定人民是感恩的，对红军更是如此，因此只要听到消息，我必定要赶过去。”王说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曾在北京拜访过杨成武将军，“与将军紧紧握手后，我向他提出个问题：如果当时红军过不了泸定桥怎么办？将军大手挥，说非过不可，一定得过！我又问：如果山于桥断了或其他原因呢？将军毫不隐讳地说，那就只能听从蒋介石的安排了。所以，有人说红军有神佑，我认为有道理。”
王对当年飞夺泸定桥的红四团和所属红二连的22位勇士作了大量调查：“团长王开湘是员猛将，死得很可惜。到延安后，由于患伤寒发高烧，神志不清时用他心爱的手枪结束了生命，红四团总支书罗华生后来担任过铁道兵副司令员，我曾拜访过他。为查找22位突击勇士，我到过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和中央档案馆，但奇怪的是，长征时红一军团出版的《战士报》恰恰没有记载泸定桥战斗的186期！因此，现在我们能查证的突击队勇士只有廖大珠、王海云、刘金山、刘梓华等四五位，其他大多下落不明，且这四五位中只知道刘梓华解放初担任天津警备区副参谋长，50年代因患淋巴病去世，现各个纪念馆用的刘梓华照片，还是我从天津的档案里找到的。”
问及今后的打算，王永模说：“我是山城重庆的儿子，也是泸定的儿子。来泸定快50年了，是泸定人民给了我一切荣誉，我的余生也应该奉献在这里。”他再三叮嘱我：“请一定代我向家乡父老问好，向所有为泸定桥作过贡献的重庆人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