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献说明
因为是做人物的思想研究，本书所列参考文献按照李达论著、李达研究著述和背景材料三大块进行划分。“李达论著”指本书主要的文本对象是《李达文集》四卷本所收录的文稿，以及《〈实践论〉〈矛盾论〉解说》和《唯物辩证法大纲》。“李达研究著述”指学术界研究李达生平和思想的理论成果。“背景材料”则包括本书所涉及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以及中外相关思想史料和理论文本。
二、学界研究概况
1.“李达研究”的学术分期
学术界对“李达研究”概况的研究并不多见。曾桂林的《李达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是其中有代表性的论文。文章把李达研究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35年至1966年，为“李达研究”的起步期。20世纪30年代李达的学术思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引起学界的关注，有关李达生平及著述情况的研究也开始起步。1935年，记者茜萍在《世界日报》连载了三日《经济学和社会学名教授李达》的文章，对李达的学术生涯作了客观的叙述。同年，郭湛波《中国近代五十年思想史》一书出版，对李达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影响亦有中肯的评价。1966年文革伊始，李达被迫害致死，其后研究李达成为禁区。第二个阶段是1977年至1990年，“李达研究”步入复苏期。一些回忆性文章纷纷发表，《李达文集》四卷本、《唯物辩证法大纲》、《经济学大纲》、《〈实践论〉〈矛盾论〉解说》、《法理学大纲》等李达文献资料的相继编辑出版，推动了学界对李达生平及学术思想的研究。第二阶段的前期发表文章40余篇，对李达在中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地位作了比较全面的评述，并对李达的哲学、党建、妇女解放、史学诸方面的思想进行了分析探讨。武汉大学还出版了纪念李达诞辰95周年的文集《为真理而斗争的李达同志》，收录有关李达建党活动、哲学、教育思想等内容的文章48篇。在该阶段后期，几部代表性论著的出版推进了研究的系统化。宋镜明的《李达传记》是国内研究李达生平业绩的第一部学术专著，王炯华的《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探讨了李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和实践意义。第三阶段是1990年至2001年底，李达研究走向深入。其间学术成果丰富，发表文章近80篇，出版论著7部，其中专著2部、论文集1部。湖南冷水滩市召开了纪念李达学术座谈会，出版了《纪念李达诞辰一百周年》“中国现代社会哲学与文化续集”。宋镜明的新专著《李达》对史料的选择颇具功力。丁晓强、李立志的专著《李达学术思想评传》从学术生涯、学术著作、学术思想、学术渊源、学术交友、学术地位六个层次对李达进行了详尽论述，资料丰富、观点新颖。这一阶段的代表性文章还有李立志的《李达思想论析》、张清芳等的《李达哲学思想论》。
总的来讲，《李达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对李达的学术分期较为客观和合理。但由于此文发表于2002年初，所以未能涵盖近年来学界的研究概况。而进入21世纪，“李达研究”又呈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因此“李达研究”的历史分期应当延伸至今，并将近年来的研究状况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阶段。
2.“李达研究”的基本状况
李达研究热潮的出现带有周期性的特点。受周年纪念活动的影响，一方面文章发表呈周期性的井喷式状态，另一方面文章的内容多囿于一定的传记性质。所以论及李达的文章虽然不少，但很大一部分属于传记文章。传记文章优点在于对生平、成就和评价有一个全面客观的交代，但不足在于对研究对象的学术思想缺乏深入的剖析和论证。比较权威的传记性文章如1985年武汉大学出版的纪念李达诞辰95周年文集《为真理而斗争的李达同志》，1990年湖南出版的《纪念李达诞辰一百周年》“中国现代社会哲学与文化续集”、2000年《武汉大学学报》发表的纪念李达诞辰110周年的系列文章、2006年《武汉大学学报》发表的纪念李达同志重建武汉大学哲学系50周年暨怀念李达同志逝世40周年的系列讲话和纪念文章。
国内诸多学者和武汉大学研究群的研究工作奠定了李达思想后续研究的坚实基础。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积累了较详细的文献资料。李达著述甚丰，主要收入《李达文集》四卷本。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尽数囊括，但提供了一个反映李达基本学术风貌的基础文本。而且一些学者在其论著中也尽力对《李达文集》的文献不足给予弥补，如丁晓强、李立志的《李达学术思想评传》提供了著述年表，王炯华等的《李达评传》提供了生平年表，帮助研究者透过生平与著述年表掌握李达的学术演进过程。这些作者还在文中穿插了李达的翻译文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李达文集》未能收录李达翻译著述的遗憾，有助于研究者全面掌握李达的学术思想。二是学术界对李达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地位取得了共识。学术界普遍认为李达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今天撰写任何一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都不能回避李达，必然要论及李达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贡献。三是“李达研究”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个研究领域初具规模，并有持续的发展势头。李达研究的著作目前国内已出版11部，其中丁晓强、李立志的《李达学术思想评传》、王炯华等的《李达评传》、苏志宏的《李达思想研究》3本专著，形成了自有的研究思路和研究体系。《李达学术思想评传》以李达学术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基础，侧重对李达学术发展历程的全面勾画。《李达评传》则以李达的人生道路为线索，“力图多角度、全方位地述说李达，全面、综合地评价李达”的思想和人格。《李达思想研究》在“广阔的历史背景”和“当时的具体语境”中研究李达思想的发展历程，彰显李达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从公开发表的论文来看，“李达研究”关注点日益丰富并呈现多学科性的特点，公开发表的研究李达思想的相关文章涉及哲学、经济学、史学、中共党史和法学等众多学科和角度。如《李达思想论析》、《李达哲学思想论》、《李达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李达的历史理论和史学思想》、《李达对中共创建的思想理论贡献》、《李达教授在法学方面的贡献》等，扩展了“李达研究”的学术空间。
当前，“李达研究”视域正向纵深发展。“李达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作用”是1977年后“李达研究”的重点问题，不论是传记性文章还是学术性论著，都特别强调李达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的杰出贡献。朱传棨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坚持真理的理论战士——读宋镜明著〈李达〉》一文中指出，宋镜明教授的著作《李达》论述了“李达作为我国最早的系统阐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驱”，他的理论活动和早期著作具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是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二是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社会发展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实际，这对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困难是难以想象的，但却是难能可贵的。这种观点在很多文章和著述中都有类似的表达，体现了作者在此问题上的共识。进入21世纪后，在学术界出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热的背景下，沿着探讨李达传播马克思主义重要贡献这条思路进一步发展，“李达研究”进入了新的视域。
2004年武汉大学召开了“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专题研讨会，其“综述”发表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同年第5期上。研讨会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涵、李达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贡献、李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的历史地位等四个方面进行了研讨。其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发表多篇专论或兼论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关联性的文章。陶德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前提性问题》一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前提性和基础性问题。他批驳了“中国人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以李达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斯大林体系传入中国之前，就“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已有相当系统的研究”。他指出《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在论述马克思哲学的创立时，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包括1932年才首次在苏联出版的《手稿》作了细致的分析，体现了李达等马克思主义学者自主的研究路径。雍涛在《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纪念李达诞辰115周年》中认为，李达是中国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驱者和启蒙者，他较早地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萌芽，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这具体表现在：一是完整、准确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入研究中国社会特点，注意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创造了前提条件；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皮家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兼论李达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中提出，正是在斗争实践与潜心钻研相互促进的过程中，李达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这一凸显“人类总体精神”之伟大思想的理解，因而在向人们传播和阐释的过程中，既能够释其精要，又能够结合中国人民的急迫需要来进行，而且能够坚决地对各种假社会主义进行批判，以捍卫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真理性和纯洁性。谢红星在《李达与毛泽东哲学交往探析——兼论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中提出，李达和毛泽东有着长期的哲学交往关系，这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总体上，李达和毛泽东的哲学交往是相当密切的，也有晚年稍嫌生疏的时候，这是他们哲学思想既总体契合又有差别的反映，也是形势发展使然。李达和毛泽东在哲学交往的过程中，在哲学思想上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哲学思想体系。李达和毛泽东的哲学交往，主导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宣传的历史。彭继红在《论李达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中认为，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路就是先进文化前进之路。李达在这条路上开拓的传统，就是把中国具体情况（无产阶级的生存境况及斗争经验）和“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研究、传播的理论成果结合起来，在“社会的—生产的”的基础上，实现了二者的统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推进到理论化、系统化的阶段，从而使得富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马克思主义法学等学科得以发展，推进了中国社会意识从社会心理到社会意识形式的升华，最终为实现整体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三、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性
20余年，“李达研究”的学术成绩斐然，但仔细梳理，仍能发现在某些方面存在着研究的薄弱或空白，而这些正是我们推进“李达研究”的可能视域。
李达本人是一位学问大家，涉猎领域广泛，对哲学、法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具体学科都有深入的研究和重要的学术成就，甚至是开拓性的建树。但目前学界的研究现状是，或者只是针对李达某一个学科思想的研究，或者对李达多学科学术成就予以简单概括，忽视了李达治学中各学科的内在关联性，因而割裂了李达学术思想的整体性，遮蔽了其哲学思想的深刻性。在李达长达4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所面对和力图解释的社会问题归根结底只有一个：“中国向何处去？”在日本留学时，他寻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因此，当李达选择了做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后，这个问题在其哲学研究上即反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问题。在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达准确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色和思想路径。因此，李达不仅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术语和基本观点，而且尝试把创始人的思想路径转化为自己根本的研究方法，通过多学科的涉猎和研究，实现对同一哲学问题和社会问题的解答。
而我们对李达学术思想的研究也应遵循这条思路，这正是本书开展研究的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