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韩僧人往往被赋予政治任务。早在隋代，高丽对新罗屡屡用兵，新罗王曾命僧人圆光给隋朝修乞师表。对此任务，圆光有如此认识：“欲请隋兵以征高句丽，贫道在大王之土地，食大王之水草，敢不惟命是从！”在入唐或回国时，僧人有时候也担负一定的政治使命。公元831年，新罗遣王子金能儒并僧九人朝唐。《白氏长庆集》中收录了一道唐朝赐予新罗王的诏书《与新罗王金重熙等书》，诏书曰：
敕：新罗王金重熙、金献章及僧冲虚等至，省表兼进献及进功德并陈谢者，具悉……冬寒，卿比平安好？卿母比得和宜官吏僧道将士百姓等各加存问，遣书指不多及。
僧冲虚就是被新罗王派遣入唐，通过佛教交流来密切两国之间关系的，这也是一种变相的政治交往。如唐诏书中对新罗王的评价所言：
时修职贡，岁奉表章进献精珍，忠勤并至，功徳成就，恭敬弥彰，载览谢陈，益用嘉叹。沧波万里，虽隔于海东，丹慊一心，毎驰于阙下，以兹嘉尚。常属寝兴，勉弘始终，用副朕意。
这说明通过佛教加强与唐朝之间的联系确实起到了良好的沟通效果。在友好交往中，僧人被赋予沟通双方关系的使命；在两国关系紧张的时候，僧人也是沟通信息的最佳人选。
据《朝鲜史略》记载，新罗王金法敏时期，因为百济、高丽相继灭亡，新罗大肆扩张领土，引起唐朝不满。“唐总管薛仁贵遣僧琳润致书于王责其异图。”这个僧人琳润就是入唐的新罗僧人。新罗在回复薛仁贵时也提到“使人琳润至，辱书仰承。总管冒风波，远来海外……”等语。这说明琳润具有唐朝使人的身份，被委派入新罗传达唐朝旨意。
僧人为什么会被赋予政治任务？其原因与佛教及僧人在三韩具有较高的地位有关。
东北亚地区是佛教传播较早的地方。在东北亚诸民族中，高丽最早接受佛教。公元392年，高丽统治者通过行政命令在所辖地区推行佛教，并大兴土木，广建佛寺。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紧跟其后，在公元384年之后大力推行崇信佛教的政策。公元594年，梁武帝遣使并偕同新罗学僧觉德送佛舍利至新罗。新罗真兴王率百官迎于兴轮寺。随着佛教在朝鲜半岛被统治者的重视与推广，其与政治之间的联系也逐渐加强。
“在隋唐之前，佛教在东北亚社会变革中没有产生重大影响，只作为一种外域文化而被接受和欣赏。然而，从隋唐开始，佛教便作为建立封建制统一国家和推动政治变革的思想武器而被使用。”“佛教的政治功能：一是奴隶制在向封建制过渡时，佛教成为东北亚大陆地区和日本列岛建立封建制统一国家的思想武器，在封建制确立之后，它又成为巩固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精神支柱；二是佛教成为封建社会各派政治势力的斗争工具。”前述僧人在国家对外交往过程中的沟通作用是这种政治功能的一部分，附属于国家政治需要，唐朝僧人也具有这方面的政治职能。
佛教在三韩具有较高的地位，还有其他方面的表现。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新罗王室对佛教的崇信，新罗王去世后按照佛教方法火葬最为引人注目。
公元681年，新罗王金法敏薨，“属纩之后十日，便于库门外庭，依西国之式，以火烧葬”。
据《朝鲜史略》记载，公元742年，新罗孝成王金承庆薨，无嗣。“弟宪英立，以遗命烧柩于法流寺，散骨东海。”
公元785年，新罗王金良相薨，遗诏在“其死后，依佛制烧火，散骨东海”。
公元799年，新罗王金敬信薨，遗命举柩烧于奉德寺南。
上述新罗王逝世后的火葬办法，在当时可以说是对传统土葬风俗的一个非常大的冲击。新罗王把佛教的极乐世界作为自己死后的追求，那么对佛教徒自然不可能怠慢，佛教徒便相应的具有一定社会地位。
新罗王对佛教的崇信支持必然影响到王室、贵族，这种影响不可小觑。许多贵族也纷纷出家，佛教成为某些上层社会人的向往处所。
新罗贵臣金庾信死后，其妻金氏出家为尼，“圣德王封为夫人，岁赐租一千石”。在入唐的新罗僧侣中，也有新罗王室成员。圆测法师是唐太宗时人，新罗王室后裔，曾与玄奘同译经论，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卒，葬于龙门。直到明代，还有人对圆测法师塔铭不写“大唐”而写武则天的“大周”国号而耿耿于怀。唐成都净众寺僧无相，原也是新罗王子，在开元十六年来到中国。金地藏（俗名金乔觉），新罗国王子，削发为沙门。唐肃宗至德初，渡海行脚至九华山，栖东岩石室。凡此种种，新罗王室成员出家的情况，表明新罗国佛教受到上层社会崇信的程度之高。有人甚至认为“六世纪至七世纪末有名的高僧大多出身于王室及贵族”。
佛教僧侣在新罗社会中具有较高地位，还表现在设立僧官上。公元675年，新罗命僧信惠、义安法师为政，官大书省。新罗官制：
政官，始以大舍一人，史二人为司，至元圣王元年（785）初置僧官，简僧中有才行者充之。有故则递，无定年限。国统一人，真兴王十二年（551）以高句丽惠亮法师为寺主。都唯那娘一人，阿尼大都唯那一人，真兴王始以宝良法师为之。真德王元年（647）加一人，大书省一人，真兴王以安臧法师为之，真德王元年加一人。少年书省二人，元圣王三年（787）以惠英、梵如二法师为之。州统九人。郡统十八人。
上层统治者重视佛教，就有一些新罗人通过入佛门的方式来间接达到实现志向的目的。
居柒夫，姓金氏，为新罗奈勿王五世孙，少有远志，祝发为僧，游观四方，便欲觇高句丽。入其境，闻法师惠亮开堂说经，遂诣听讲经。一日，惠亮问曰：“沙弥从何来？”对曰：“某生于偏方，未闻道理。闻师之德誉，来伏下风。愿师不拒，以卒发蒙。”师曰：“老僧不敏，亦能识子。此国虽小，不可谓无知人者。恐子见执，故密告之。宜即其归。”居柒夫欲还，师又语曰：“相汝燕颔鹰视，将来必为将帅。若以兵行，无贻我害。”居柒夫曰：“若如师言，虽不与师同好者，有如皦日！”遂还国。返本从仕职，至大阿餐。
按：居柒夫从小就进入佛门，史书说其有“远志”，并详述其为获得高丽情报而作出的努力，无非是要说明，居柒夫为了有更好的仕途，竟能以游方僧人的办法为国立功。换个角度考虑，实际上是功利心使然啊。所以，居柒夫在听到高丽僧人对他的占卜后，立即返回本国，进入仕途。这非常形象地表达出居柒夫利用僧人身份进入仕途的目的性。
类似情况的僧人还有骤徒。骤徒，沙梁人，史失其姓。骤徒尝出家，名道玉，居新罗实际寺。（新罗）太宗大王时，百济来伐助川城。大王兴师出战，未决。于是，道玉语其徒曰：“吾闻为僧者，上则精术业以复性，次则起道用以益他。我形似桑门而已，无一善可取，不如从军杀身以报国。”脱法衣，着戎服，改名曰骤徒……遂随军赴敌场。
僧人为国家政治服务的方式在高丽也存在。早在高丽长寿王时期，僧人就作为间谍被派上用场。唐初，在新罗与百济之间的矛盾白热化的情况下，新罗派金春秋入高丽求援，被高丽扣留。新罗大将军金庾信招集国内勇士准备援救，“时高句丽谍者浮屠德昌使告于（高句丽）王。王前闻春秋盟辞，又闻谍者之言，不敢复留（金春秋），厚礼而归之”。
从上述例子中，我们可以知道，利用僧侣游方的特点使其作为间谍，这种做法为三韩普遍采用。僧人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有这个因素在内。
由于僧人有四海为家、流动性强的特点，僧人也往往成为三韩乱世中反抗政府力量的组织者。
百济灭亡后，王子扶余福信与浮屠道琛据周留城叛，对抗唐军，并且迎故王子扶余丰，立之为王。道琛自称领军将军。
唐朝讨伐高丽之时，高丽执政者泉男建“以军事委浮屠信诚”。信诚与小将乌沙、饶苗等密遣人联系唐将李□，表示降附。后五日，信诚开门，□纵兵攻城，高丽灭亡。论功行赏时，唐以高丽僧人信诚为银青光禄大夫（从三品文散官）。
弓裔，新罗人。姓金氏，新罗王室后裔。因生时屋上有素光，日官认为其将来不利于国家。新罗王降敕欲杀之，乳婢抱之逃窜。年十余岁入世达寺，祝发为僧，自号善宗。成年后，“新罗衰季，政荒民散，王畿外州县叛附相半，远近群盗蜂起蚁聚。善宗谓乘乱聚重，可以得志”。于真圣王五年（891），投靠竹州以箕萱为首的反对王室的武装力量，后投靠北原梁吉势力。“与士卒同甘苦劳逸，至于予夺，公而不私，是以众心畏爱，推为将军。”天复元年（901），善宗称王。天佑元年（904），立国号为摩震。
有些僧人利用佛教的说理和统治者对佛教的崇信，间接地参与政治。公元681年，新罗王金法敏“欲新京城，问浮屠义相，对曰：‘虽在草叶茅屋，行正道，则福业长；苟为不然，虽劳人作城，亦无所益。’王乃止役”。裂起，新罗人，史失其姓。唐讨伐高丽时，裂起因军功而升至沙餐。后来裂起求郡守之职，不被允许。裂起与只园寺僧顺憬曰：“我之功大，请郡不得，三光（执政者）殆以父死而忘我乎？”顺憬说三光，三光授以三年山郡太守。在上述例子中，僧人都作为统治者的顾问身份出现。这种情况对统治政策的调整起了很大作用，它一方面避免统治者对百姓的过分劳役盘剥，从而使得社会保持一个相对和谐的稳定；另一方面，它使得统治阶层内部的秩序更加稳定，避免出现无谓的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