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是个宽泛的概念，从最早的宗教经典到各个学科领域的经典，在浩如烟海的中外文化中经典大量存在，它们表达并阐明着各自领域里的普遍传统或惯例。近年来，“经典”在许多领域被讨论与使用，大有被泛化、滥用的趋势。“经典”的定义究竟为何？此间究竟有多少对“文学经典”不同的论述？许多人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却无法给出一种共识性或操作化的定义。本部分在梳理近二十年有关文学经典研究状况的基础上，围绕什么是文学经典展开论述。
1983—1984年，美国著名杂志《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主办了以文学经典为主题的讨论，推动了人们对文学经典话题的关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欧美学术界，讨论文学经典问题甚至成为一种十分时髦的话题，它占据了研究生博士论文的很大篇幅，同时也主导了不少学术研讨会的讲坛。”1993年9—10月荷兰学者佛克马在北京大学的学术讲演中谈到中国文学经典尤其是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的构成问题，引起中国学者对这一话题的关注，“文学经典”问题的研究开始成为近二十年来文学研究的热点话题。中国学者对于“文学经典”的讨论以1997年“百年文学经典争论”为滥觞。实际上，早在1996—1997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和广东现代文学研究会的学术研讨会中就涉及文学经典的确立、文学作品的经典化等话题。此后，学术界围绕“文学经典问题”多次召开各种学术会议，如2002年9月16—18日，由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河南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共同举办的“经典阐释与文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5月27—30日，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学科、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和《文艺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的“文化研究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建构与重构国际学术会议”；2005年12月23—25日，由《外国文学研究》杂志、湖北省外国文学学会和中南民族大学共同主办的“新时期外国文学经典的研究与教学”学术讨论会；2006年4月26—2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和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的“文学经典的承传与重构”学术会议；2006年10月28—30日，暨《外国文学评论》创刊20周年之际，《外国文学评论》和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共同主办的“与经典对话”研讨会；2007年9月22—23日，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研究》杂志社主办，贵州大学人文学院承办的“大众传播时代的文学经典”学术会议；2007年10月24—27日，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系在北戴河首都师范大学培训中心举行了“文学经典化问题：文学研究与人文学科制度”会议；2007年12月22—23日，由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主办的“东方文学经典：翻译与研究”学术研讨会；2008年6月20—21日，“中国现代文学教学方法与教材”国际学术研讨会涉及如何教学文学经典问题的讨论；2009年6月10日，华东师范大学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召开的“文学经典的重释与普及”研讨会等。从内容上看，研究者大多关注的是文学经典的理论界定、确认标准、价值维度、经典化途径与方法、文学学科疆域变动、文学经典化生成机制、文学经典在后现代以及大众文化语境下所遭遇的问题、文学经典与民族意识以及文学经典的传播与教学等有关问题。笔者以“文学经典”为篇名，检索CNKI中国知网，共检索出327篇，其中硕士论文18篇。从期刊论文的发表时间看，主要集中在2006年后，发表的有关论文有200多篇，硕士论文全发表于2006年以后。中国文学网汇集2006年至今有代表性的学术文章107篇，形成了“文学经典问题研究”的专题。总体来看，中国文学理论界中，文学经典研究由比较文学研究者得其先声，着力于西方理论译介、引入与阐释发挥；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紧跟其后，并渐成主力；古代文学研究者起步则较缓慢。探讨古代文学经典的有关学术论文仅30篇左右。其中具代表性的研究有吴承学、童庆炳、古风、陈刚等学者对古代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文本、古代文论、作品中人物以及戏剧的形态等诸多经典与经典化问题的探讨。
概括来讲，西方学者首先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经典观，一是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中所倡导的以“道德关怀”和“人性意识”为倾向的文学经典观，一是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中所标举的以“审美自主性原则”为旗帜的文学经典观。两者的立足点都仅在于文本本身，他们认为文学经典体现了人类普遍而超越（非功利）的审美价值或者道德价值，具有超越历史、地域以及民族等特殊因素的普遍性与永恒性。塞缪尔·约翰逊博士在《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中也说：“除了对普遍的自然本质的公允再现，没有什么东西能取悦很多人和很长时间。……他（莎士比亚）的剧中角色行动和说话都是受了那些具有普遍性的感情和原则影响的结果。”佛克马、蚁布思的《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一书也谈到“为了学到或多或少得体一些的道德成规、或多或少具有一些魅力的行为方式，经典应该提供可供选择的行为典范。使文学获得生命的正是其中所阐发的道德和美学价值。文学经典作为盛行的价值观的对照物的作用”。随着文学的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界成为一种潮流，对文学经典以文化视野进行参照研究成为主流，大多数学者赞同文学经典是历史中各种要素合力的结果，特别强调外在的权力与意识形态等文化参与建构文学经典。斯蒂文·托托西说：“我们应该对经典形成的运作性和功能性因素加以注意，即经典‘怎样’形成的。……实际上经典化产生在一个累积形成的模式里，包括了文本、它的阅读、读者、文学史、批评、出版手段（例如，书籍销量，图书馆使用等）、政治，等等。”西方学者关于文学经典的研究由文学的内部研究走向更广泛的文化研究。荷兰著名比较文学学者佛克马和蚁布思在《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一书中总结了三种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经典是精选出来的一些著名作品，很有价值，用于教育，而且起到了为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提供参照系的作用；第二种看法认为经典主要是指在文学实践活动中经常被提及的作家作品；第三种观点认为经典是一种文化所拥有的人们可以从中进行选择的全部精神宝藏。
中国学者近年来倾力于文学经典问题的探讨，也形成了几种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本书无法胜举，以下仅简括几种代表性观点。
（1）传播说。从传播与接受的角度，黄大宏认为所谓文学经典不一定是最有价值的，但一定是具有最强的传播力度、最广泛的接受群与最明显的接受效果的文学文本。换言之，文学经典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持续的审美再创造及审美阐释行为，即重写行为所造就的，它是有效地发挥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关系、传播与接受效应的一个重要成果。
（2）范式说。杨春忠教授认为文学经典是一种具有开创性，能够提供特定的意义范式、叙事或抒情范式乃至创作与生产模式，并在一定历史时期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艺术审美影响、思想影响与现实影响的文本。
（3）累积说。从“积累”的视角审视文学的发展、收藏与传承，李洁非教授认为文学的经典化带来的另一后果是对一国文学传统的美学经验的不断丰富和沉淀。一种具体的文学现象完成其经典化过程后，其本身可以丧失活力乃至死去，但它的“骨血”却将像生物基因一样编入文学传统的遗传密码，造成或影响着它的“子孙”们的体貌以至性情。在这一层面上，文学经典是一种超时空的不朽力量，犹如语言对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的支配，是先验的、非理性的、不以意志为转移的。
（4）文化权力说。陶东风教授认为，文学经典并不是普遍的艺术价值的体现，相反，它不仅体现了特定阶段与时代的文学规范与审美理想，同时也凝聚着文化权力。可以说经典是各种权力聚集、争夺的角力场。为此，考察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与解经典化过程以及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对文学经典的接受方式与阅读态度，不仅具有文学史的意义，而且也是勘测社会文化史的重要线索。
（5）六要素建构说。童庆炳教授关于文学经典“自律”、“他律”的“六要素”建构说乃集大成者。童教授认为，文学经典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文学经典建构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起码要有如下几个要素：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文学作品可阐释的空间；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变动；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就这六个要素看，前两项属于文学作品的内部因素，蕴涵着“自律”问题；第三、四项属于影响文学作品的外部因素，蕴涵着“他律”问题；最后两项“读者”和“发现人”，处于“自律”和“他律”之间，是内部和外部的中介因素和连接者，没有这两项，任何文学经典的建构都是不可能的。
什么是文学经典？这是探讨“文学经典问题”中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其中包含了对文学经典性以及文学经典化过程等问题的理解。中外学者的这些探讨，大都试图来建构某种理论，具有不同程度的解释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