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的研究起源于南朝梁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对包括《古诗十九首》在内的古诗的研究。自萧统《文选》（又称《昭明文选》）为《古诗十九首》命名以来，历代的研究资料不断增加，但总体上极其庞杂而凌乱。20世纪50年代，隋树森的《古诗十九首集释》在研究资料的收集与汇总上做了很有价值的工作，至今仍是不可多得的参考文献。不过，隋树森的《古诗十九首集释》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资料收集方面还有待补充，如明清之际金圣叹《唱经堂古诗解》就亟待关注。金圣叹的《唱经堂古诗解》是《古诗十九首》研究史上极有价值的专论，它开启了清代《古诗十九首》研究的新方法与新方向，但遗憾的是《古诗十九首》的研究家中却很少有人重视这一文献。此外，还有大量的历代诗论、古诗选本以及文选研究中的资料未能如数收集。笔者查阅大量资料，对隋树森的《古诗十九首集释》进行了一些补充，并收集了历代仿拟的文本，计划另编辑出版。
基于笔者寓目的研究资料，以本书关注的具体问题与研究视角为线索，笔者将南朝至今近一千五百年的研究状况略述如下：
总体来看，《古诗十九首》的研究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南朝时期，古诗研究的开创期。诗论家刘勰、钟嵘的阐述基本上奠定了相关研究的具体格局，讨论了包括《古诗十九首》在内的“古诗”创作年代与作者之谜、文学渊源、艺术成就、文学地位等多方面的内容，是后代学者研究《古诗十九首》的基石。
二是唐宋元明段，《古诗十九首》研究的过渡时期。《文选》学带动了笺注风潮，引发了众多诗论的研讨，《古诗十九首》几乎被推至五言诗歌“范本”的崇高地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明末清初的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出于对《古诗十九首》的激赏，在其《唱经堂古诗解》中称赞《古诗十九首》为“韵言之宗”、“锦心绣手”，并将《古诗十九首》推崇至最高之法。这一创新性解析诗歌结构形式的审美思想，开启了清代《古诗十九首》评解之先河，导引着《古诗十九首》诗歌鉴赏批评的新思路与新方向。
三是清一代，为《古诗十九首》研究的鼎盛时期。《古诗十九首》的研究开始从《文选》中独立出来，成为别树一帜的显学，造就了《古诗十九首》研究的鼎盛时期。清代有大量研究者表现出对《古诗十九首》的阐释热情，专著或专论数量之多达到空前，有十几种之多，另有大量的论著涉及。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张庚的《古诗十九首解》在1736、1796、1850、1851、1911、1936、1987年被一再出版（据国家图书馆查询的资料），彰显出出版界执意推崇其为学术经典的用心。
四是20世纪，为《古诗十九首》研究的拓展期。在中国文学研究理论青黄不接、中西文学研究方法混杂、西方理论话语渐入主流之宏观背景下，一方面，现当代学者汇集保存古代学者研究的成果，如30年代贺扬灵的《古诗十九首研究》、50年代隋树森的《古诗十九首集释》、马茂元《古诗十九首初探》后附的“古诗十九首集评”等，承接古代学者观点，并提供了更为翔实的考证、更为严密的逻辑表达。另一方面，他们也试图超越前人的研究，运用西方新的研究方法与理论，力求重新解读和定位，以期将《古诗十九首》的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其突出代表如梁启超、朱自清、马茂元和叶嘉莹等学者的研究，这既是文学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文学观念转型的风气使然。
下面具体就其作者与创作年代、阐释研究、影响研究以及海外及港台学者的研究等作一概略的述论。
一、作者与创作年代
古代文学作品的作者及其创作年代问题，是传统文学研究中的基本问题，也是焦点问题。《古诗十九首》也不例外，其作者及创作年代问题一直是整个《古诗十九首》研究的重中之重。早在南朝梁代，钟嵘在《诗品序》中就谈到“古诗眇邈，人世难详”、“人代冥灭”，但至今《古诗十九首》的确切创作年代及作者也难以定论，遂成千古之谜。目前，大量学者仍致力于这一挑战性问题的考证与探讨。结合五言诗的产生与成熟，关于作者问题，古代的研究者就有“枚乘说”、“傅毅说”、“曹王说”、“张衡蔡邕说”和“文选楼中学士删减说”五种；关于创作年代，主要有“两汉说”、“东汉末年说”和“建安说”等，但大多认同非一人一时之作。
对《古诗十九首》作者及其创作年代的研究，在历史的长河中共形成四次研究高潮。
第一次研究高潮出现在南朝。对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南朝就已出现了“枚乘说”、“傅毅说”、“曹王说”等多种说法。诗选家萧统、徐陵与诗论家刘勰、钟嵘等人对《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与创作年代，各有不同的推测。徐陵在《玉台新咏》中称，十九首中《青青陵上柏》以下八首为枚乘所作。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他肯定《孤竹》一篇的作者是傅毅，但对《古诗十九首》其他篇目的作者未下断语。钟嵘指出《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钟嵘虽不赞同这种说法，但此语透露出南朝之前就有“作者是曹、王”的说法。可能正是由于南朝时对《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存在着不同看法，萧统的《文选》在首次给予《古诗十九首》一个集体的名字时，将之归于杂诗，标为无名氏之作。从编排的顺序看，萧统将这组古诗编排在苏李诗前，大概也认为诗中有的作品的创作早于苏李诗。刘勰亦言：“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对于创作年代是否为“两汉”，刘勰也无法下断语。钟嵘《诗品序》中说：“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显然，钟嵘肯定《古诗十九首》乃汉代的作品。
唐代的李善在《文选注》中，以诗中词语内证《古诗十九首》中有东汉的作品，并认为《古诗十九首》中“枚乘作八首”（徐陵）并不完全属实。皎然在《诗式》中也认为“盖东汉之文体”，同时对作者又有新的说法，指出《青青河畔草》为蔡邕所作。此外，“《古诗十九首》非一人之作，亦非一时也”的观点在宋元明时期也得到较普遍的认同。宋代蔡宽夫、严羽，元代刘履，明代杨慎、王世贞和胡应麟等的诗论均有涉及，王世贞和胡应麟虽不肯定但仍指出十九首中或有张衡的作品。
第二次高潮发生在清代。《古诗十九首》的研究成为显学，大量学者如沈德潜、宋长白、王士祯、李重华、郎廷槐、姜任修、钱大昕、吴汝纶、刘光贲、魏源和陈沆等，对《古诗十九首》的创作年代和作者都有所考证，大都认同前人“非一人之作，亦非一时也”的观点，也多赞同《古诗十九首》是汉代作品，其中八篇为枚乘所作。陈沆《诗比兴笺》认为：“惟九章则为乘作也”，并专辟“枚乘诗笺”一节。清代学者的有关研究可谓百花齐放，各种观点异彩纷呈，互不相同。有学者标新立异，如饶学斌《月午楼古诗十九首详解》中认为“《十九首》出于一人一时之事”，乃“汉末党锢诸君子之逃窜于边北者”。朱彝尊在《曝书亭集》中认为《古诗十九首》是文选楼中诸学士裁剪短句作五言，“移易前后，杂揉置之，隐没作者姓氏”。对于创作年代，自胡应麟《诗薮》否定了“建安曹王”说后，清代学者中少有人持此看法。《古诗十九首》乃汉代作品基本成为共识，但究竟是西汉、东汉或两汉都有，也是各有所持。如李重华《贞一斋诗说》认为：“《十九首》中二汉都有，乃后人类聚者。”郎廷槐《师友诗传录》中记载张笃庆言：“相其体格，大抵是西汉人口气。”
第三次高潮大致在20世纪的20年代至50年代。与前人感悟式的三言两语、缺乏严密考证的研究相比，这个时期对《古诗十九首》作者与创作年代的考证，证据更翔实，逻辑更严密。其中，较有影响的当属贺扬灵、隋树森、梁启超和郑振铎、罗根泽等人。贺扬灵、隋树森的研究代表了传统考证集大成式的研究思路，隋树森力主两汉无名氏之说；贺扬灵则在对各篇所作的年代进行具体分析后，认为其中十首为东汉至建安前所作，三首为魏晋间作，另六首待考证。梁启超借鉴现代西方理论研究方法，将考证与直觉结合起来，更具体地推断出《古诗十九首》的创作年代在公元120至170约五十年间。郑振铎则以“文学进化论”观念，根据对前人众多考证成果的归纳，断定“此种完美的五言诗，在西汉决不会发生，最初的五言诗作家至早当在东汉初期”。郑振铎认为《古诗十九首》“作非一人，也非出一时，必定经过许多人的修改、润饰，而最后到汉末方才写定的”。郑振铎的这一观点可以更具体地解释为“层集说”，这种观点启发了笔者对《古诗十九首》作者与创作年代问题的思考，后文将有所涉及。
这一时期，围绕《明月皎夜光》一诗的创作时代问题，形成了一次世界级的学术争鸣。朱锲（《五言诗起源问题》、《再论五言诗的起源》，1926）、徐中舒（《古诗十九首考》，1925；《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1927）、铃木虎雄（《五言诗发生时期之疑问》，1929）、俞平伯（《古诗〈明月皎夜光〉辨》，1936）、金克木（《古诗“玉衡指孟冬”试解》，1948）等学者围绕“玉衡指孟冬”一句展开了激烈争论。其后，港台学者劳贞一（《古诗“明月皎夜光”节候释》，1954）、海外学者叶嘉莹（《谈古诗十九首之时代问题》）加入探讨，隋树森、郑宾于、罗根泽、陆侃如、逯钦立、萧涤非、游国恩、朱自清等众多学者则引经据典，也发表了不少个人看法。他们多数支持《古诗十九首》创作于东汉末年的说法。在这个时期，徐中舒和胡怀琛的“建安说”承接古人的说法，因考证详备，颇具说服力，也成为一家之说。
第四次高潮当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马茂元、倪其心、李炳海、李泽厚和赵敏俐等学者注重实证，运用诗内诗外相参的方法，对《古诗十九首》作者与创作年代进行了考证。他们有的从文学体裁发展的角度或依据《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等来判断，支持“东汉末年说”，如马茂元、李泽厚等；有的则重新回到“两汉说”，论证其观点的合理性，如张茹倩、张启成、赵敏俐等。总的来说，现当代学者对作者与创作年代问题的探讨基本上承袭了古人的说法，并无新见，但从不同视角提供了较为翔实的论证。
《古诗十九首》创作年代的最新研究成果是木斋先生的“建安十六年之后”说，木斋的研究将前人“建安说”更具体定位为“建安十六年之后”。傅璇琮先生对其给予很高评价。他认为“木斋有关《古诗十九首》问题的研究，可以看做是自梁启超发表‘东汉’说之后对《古诗十九首》和五言诗起源的第一次系统总结、第一次系统的梳理和第一次具有创新意义的突破。就其研究的深度、广度和系统性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其关于《古诗十九首》产生于建安十六年之后的结论，已经改写了文学史”。当然，木斋对于《古诗十九首》作者与创作年代的研究，是对历史上“曹王”说进一步细致的推断与论证，很有价值。但“建安十六年之后”说的突破点在于曹植与甄氏的恋情，历史学家对此有不同意见，木斋先生据此判定《古诗十九首》中有几首诗为曹植所作，显然他的观点有值得商榷之处。杨合林先生在《〈古诗十九首〉的音乐和主题》一文中认为：“《古诗十九首》一类的五言诗在汉代应该早已存在并流行，成熟的五言诗不必要到桓、灵之际才出现。”他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佐证了笔者对于《古诗十九首》创作年代与作者所持的“层集说”观点，后文将有专门的论述。
二、阐释研究
对《古诗十九首》的阐释代有其人，相关资料散落在历代对《文选》和《古诗选》的笺、注、疏、评、解等文献中。“释事忘义”、“附事见义”（金圣叹）或“脉注内义”（刘勰）最为常见。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唐代《文选注》（李善）、《文选五臣注》，元代刘履《古诗十九首旨意》（《选诗补注》），明代孙月峰《评文选》，清代吴淇《古诗十九首定论》（《选诗定论》十八卷）等；历代《古诗》选本有明人钟惺和谭元春《古诗归》、唐汝谔《古诗解》、王夫之《古诗评选》，清人沈德潜《古诗源》、王士祯《古诗笺》和张玉谷《古诗赏析》等。另一方面，明清以后出现了大量的专书或专论，如明末清初金圣叹《唱经堂古诗解》（古诗十九首专论）、张庚《古诗十九首解》、姜任修《古诗十九首绎》、朱筠《古诗十九首说》、徐昆《古诗十九首说》、饶学斌《月午楼古诗十九首详解》、方东树《昭昧詹言》摘出的评《古诗十九首》和刘光贲《烟霞草堂遗书》摘出的《古诗十九首注》等颇有特点。
在近现代，也有大量的论文、专著问世。其中，代表性成果有20世纪20年代贺灵扬的《古诗十九首研究》、髯客的《古诗十九首诠释》（一）（二）、梁启超的《古诗十九首之研究》（《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1924）；30年代俞平伯的《葺芷缭衡室古诗札记〈古诗十九首〉章句之解释》、陈柱的《古诗十九首解》、王缁尘的《古诗十九首新笺》、隋树森的《古诗十九首集释》；40年代朱自清的《古诗十九首释》；50年代马茂元的《古诗十九首探索》；80年代张清钟的《古诗十九首汇说赏析与研究》；90年代杨效知的《古诗十九首鉴赏》、王强模的《古诗十九首评译》及21世纪曹旭的《古诗十九首及乐府诗选评》、木斋的《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等。在历代阐发《古诗十九首》的资料中，既有总体性的论述，又有独立成篇的分析，还有具体篇、章、节的揭示，从注疏式到评点式再到评论式，诠释的形式各有不同。
中国传统的学术史中，对于典籍的阐释大致可以分为经学的阐释、史学的阐释和文学的阐释三种。闻一多在《风诗类钞甲》的“序例提纲”中，对《诗经》研究方法作了归纳。在他看来，“经学的”、“历史的”和“文学的”属于“三种旧的读法”。之所以“旧”，因于“经学的”近于求善，“文学的”近于求美，“历史的”虽与求真较近，但终未及“社会学的”来得真且切，所以社会学的读法是闻一多所倡导和追求的。他依社会组织的纲目对《国风》的内容作婚姻、家庭、社会的重新编排，且提出了以考古学、民俗学、语言学的方法“带读者到诗经的时代”。闻一多对《诗经》阐释方法的分析总结非常到位，我们可以移植于《古诗十九首》的阐释史。总的来说，历代对《古诗十九首》的阐释是以经学阐释为主流的，与其并肩发展的是文学阐释，而由于《古诗十九首》的创作年代及作者的不确定性，使研究者难以产生以作者为中心的阐释观念，导致传统的史学阐释只是作为“异调”而存于历史的尘埃中，而以文本为中心、以读者为中心的阐释观念得到明显的发展。
及至近现代，除延续传统阐释方法以外，社会学等有关理论作为新的研究方法被引入，并着实影响了20世纪初中国文学的研究，使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方向拓展，如梁启超、郑振铎等对《古诗十九首》的研究。同时，受西方各种文学思潮和理论的影响，许多学者试图以西方一些新的理论方法阐释《古诗十九首》，如朱自清、叶嘉莹等使用新批评文本细读方法解读《古诗十九首》，具有开拓意义。当代的研究更是西方话语占据主流，各种理论异彩纷呈，但未有重大的突破。下面就各种阐释作一些必要的梳理。
（一）经学的阐释——以意逆志，以教化解诗
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的民族特色之一乃“经学”的阐释方法占主流地位。中国传统的阐释理论，如“训诂考据”的语言阐释、“知人论世”的历史阐释与“以意逆志”的心理阐释，均建立在经典阐释的基础之上。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是直接从经典阐释的理论中孕生而来的。“自儒家提出孔子删《诗》之说和把《诗》列入‘六经’之伦，《诗经》便在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的，有时甚至是无上的位置。现代学者在研究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时，也总是把孔子谈论《诗经》时所说的‘兴、观、群、怨’等观点和《尚书》等经典中的‘诗言志’等说法作为中国诗学的早期经典，甚至如朱自清先生所说‘开山的纲领’看待。中国的传统诗学当然也同其他学术一样属于‘经学’传统。”
经学阐释是具有浓厚意识形态性质的阐释方法。这一种阐释方法的最大特点，是把文学作品道德化、神圣化、伦理化，崇奉“诗言志”、“文以载道”的观念。阐释者在其诠释的过程中，阐幽发微，凸显大义，将文学作品的意旨与社会伦理道德相联系，以意逆志，以教化解诗。
综观《古诗十九首》的阐释史，历代的阐释者无不强调其经学的典范意识。《古诗十九首》的经典化渗透了经学模式的解释化，经学模式对《古诗十九首》的解释规范化，进而形成了《古诗十九首》研究的经典释义。经学模式一方面将《古诗十九首》纳入儒家传统思想体系中，即以《诗经》评《古诗十九首》，强调《古诗十九首》与《诗经》的渊源关系。钟嵘在《诗品》中称“其体源出于《国风》”，后之论者附和者甚众，或曰“五言之诗经”（王世懋）、“谓之风余，谓之诗母”（陆时雍），或曰“深合风人之旨”（吴淇）、“尚有风人之遗旨”（刘光贲），或曰“国风之遗”（沈德潜）、“风人之意”（陆世仪）。诸如此类的阐释都是为了把《古诗十九首》纳入《诗经》所体现的“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另一方面，历代的阐释者希望通过他们的阐释，能把《古诗十九首》树立为《诗经》那样的文学正典。历代学者以儒家“比兴寄托”和“美刺”诗教观为出发点，索求微言大义，牵强地赋予政教深旨，以探求《古诗十九首》的伦理价值。从唐至清，占主导地位的“比兴”说诗的统绪所灌输的便是这一套经义。因而，诗歌中男女相思、相求、相怨的意象构思常被阐发幽微，附会为“臣不得于君”、“忠人被逐”、“士不遇知己”等君臣、主奴关系的心灵独白。
《古诗十九首》的经学阐释史是本书研究的一个重点，其在《古诗十九首》经典化过程中的价值与意义，后文有专章论述。
（二）文学的阐释——以情解诗，以审美解诗
“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传统的两大诗学观，从两者形成的历史背景看，“言志论是政治家和经史家的诗论，缘情论是诗家的诗论”的观点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看，《尚书》中的“诗言志”，以读者为中心，强调的是诗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社会政治、道德和伦理的关系，注重诗歌的功利目的及其教化作用。而陆机提出的“诗缘情”，以作者、文本为中心，强调诗人自身的生命与情感体验，侧重于诗歌的审美功能。文学阐释反对“文以载道”，主张“诗缘情”，注重作者的个人情感与生命体验，以情解诗，强调作品的审美功能。
从中国诗学发展的历史看，先秦孔子的“温柔敦厚”诗教说、孟子的“知人论世”说、荀子的“圣道之归”等，都被后世的经学家们利用发挥，用作强调诗歌社会道德与伦理作用的依据。汉代诗论的代表作《毛诗序》在继承儒家诗论的基础上，提出诗中“情”的问题，认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以及“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但把“发乎情”纳入“止乎礼义”的规定之内。
魏晋时期，曹丕的“诗赋欲丽”（《典论·论文》），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文赋》），明显地强化“情”在诗歌中的作用。刘勰把“诗言志”与“诗缘情”结合用来论述诗歌创作。钟嵘也提出“吟咏情性”（《诗品序》）等论点，进而将“情”看做诗歌的生命本原。这就是说，诗是性情的载体，性情是激发诗人创作的内在动力。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家们，把诗歌理论推向了崭新的阶段，开创了我国文学发展的新时代。正如鲁迅先生所讲：“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王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曹氏父子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开创者，陆机和刘勰等则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继承者和发展者。“文学的自觉时代”的特点之一，就是把文学从经学附庸中解放出来，形成一个独立的艺术部分，重视它独立的审美价值。
“‘缘情’和‘言志’作为古代诗学上先后出现的新、旧两个传统，是相互承接而又彼此分立的。‘言志’说是我们的先民对于诗的本性的初次界定，它着眼于诗歌表达人的群体性意向心理活动的性能，在肯定诗中的情感质素的同时，又设置了各种群体理性的规范加以导引。……‘缘情’说则是文学创作成熟以后一部分文人才士对于诗的本性的重新界定，它强化了诗的感性生命，弱化了其理性规范，使得诗歌作品纯然成了个人寄情写意的手段，显示出历史演进中的个体自觉性的增长。但情感本位毕竟有别于政教本位。前者以‘情’为主，后者以‘理’为主；前者重个人感受，后者重群体规范；前者推崇情之‘真’，后者显扬情之‘正’；前者要动人情，后者要正人心：一句话，前者立足于人的活生生的生命体验以求宣发，而后者更强调以社会功利和道德为导向来引制人的情意活动，于是两者之间时有龃龉，亦属难免。”这段论述恰恰可以用来解释经学阐释与文学阐释的本质区别，但两者之间龃龉中又相互包容，互为表里。
在《古诗十九首》的阐释史中，历代持“情感本位”的研究者，以文本为中心，强调诗歌的“抒情”性。刘勰《文心雕龙》说古诗“怊怅切情”，陆时雍在《诗镜总论》中说“汉魏一语百情”、“《十九首》深衷浅貌，语短长情”。王夫之在《古诗评选》中说道：“情之所至，诗无不至；诗之所至，情以之至”。沈德潜的《说诗晬语》也说：“言情不尽，其情乃长，后人患在好尽耳。读《十九首》应有会心。”吴乔在《答万季埜诗问》中说：“《十九首》言情者十之八，叙景者十之二。”在《古诗十九首》的阐释中，诗论家们对于作品所抒发情感的认识虽有所不同，他们从作品“语义意义”出发，认为其主旨抒发的是“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死生新故”、“逐臣弃友，思妇劳人”、“不得志”等各种类项的情感，但不同情感具有共同的本质——它们都是人类“同有之本能与欲望”。元代陈绎曾认为《古诗十九首》“情真、景真、事真、意真、澄至清、发至情”，陈祚明以《古诗十九首》为言情的最佳典范，他说：“《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现代学者叶嘉莹对陈祚明观点进行进一步提升，认为《古诗十九首》抒发的是“人类感情的基型、共相”，并指出这也是其成为诗歌经典的重要原因。
应该看到，在强调“情”为诗之本性的同时，历代的评论者对《古诗十九首》其情之“正”与“真”，又有不同的理解。魏晋以后，“情感本位”的诗学观念虽得以发扬，但也一直受制于“政教本位”的诗学观。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篇中提出“是以惆怅述情，必始乎风”。他把《诗经》的《国风》当做“言情”的肇始与典范。王夫之在《古诗评选》卷四（《古诗十九首》评语）中谈道：“十九首多承国风”、“好色不淫，怨诽不伤”、“大端言情，《风》、《雅》正系”。“《风》、《雅》之后，为《十九首》”，“《十九首》该情一切，群怨俱宜，诗教良然，不以言著”。王氏将其“诗道性情”的诗学观纳入孔子的“兴观群怨”之儒家体系中，未逸出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轨道。其将《诗经》和《古诗十九首》置于李白诗、杜甫诗之上，正是对《古诗十九首》之传达出情之“正”的推崇。他在《四书训义》卷二十一中还进一步谈道：“古之为诗者，原立于博通四达之途，以一性一情周人情物理之变，而得其妙，是故学焉而所益者无涯也。”在王夫之看来，真正优秀的诗歌作品固然出于诗人自己独特的情绪感受，但并不仅仅停留在个人的情感之上，而是要借此传达出“人情物理之变”，而这正是他所推崇的儒家传统的诗教。
对于《古诗十九首》其情之“真”的阐释，散见于古代文论中，如宋代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赞曰“其情真、其味长、其气胜”，元代陈绎曾《诗谱》认为“情真、景真、事真、意真、澄至清、发至情”。以上所讲的“真情”还是归结于儒家规范的“正”情之中。明代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指出“至于被服纨素，其趣愈卑，而其情益可悯矣”，对于《古诗十九首》“情真”体现出的“趣卑”持否定的态度。而王国维曰：“‘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独难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车感轲长苦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王国维不顾《古诗十九首》中“思想之鄙陋”，以情真为本，体现出其诗歌观念不同于传统的主流诗学观。
对于《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色与审美价值，传统的研究虽是感悟式的片言只语，却一语中的、淋漓尽致，连梁启超也认同刘勰、钟嵘的论述。他认为，关于《古诗十九首》的价值，刘勰和钟嵘“差不多发挥尽致了”。现代学者对《古诗十九首》的论述大多取前人一说加以阐释，少有创见。前人的许多经典论辞如“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刘勰《文心雕龙》），“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意悲而远，惊心动魄”（钟嵘《诗品》），“情真、味长、气胜”（张戒《岁寒堂诗话》），“浑雅”（孙鑛《〈文选〉评》），“深衷浅貌，短语长情”（陆时雍《古诗镜总论》）等，成为后世研究者们的论题，甚至直接出现在学术论文的标题中。实际上，历代文论与诗论中蕴涵着丰富的关于《古诗十九首》艺术特色与审美价值论述的资料，但由于比较零散，或表述形式缺乏逻辑的严密性而未被现代学者关注到。例如，唐代皎然的《诗式》以《古诗十九首》为范例，阐述他的“文外之旨”、“作用”、“势”等诗学概念；宋代朱熹的“兴体诗”、严羽的汉魏诗歌“混沌”说、明代胡应麟的“神韵”说和钟惺“托”的阐释，无不是来自对《古诗十九首》艺术特色与审美价值的探索。明末清初的文学批评家贺贻孙在《诗筏》中就以《古诗十九首》为“筏破”，发展出他的“化境”说。金圣叹的《唱经堂古诗解》也建立在对《古诗十九首》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提炼并刷新了中国传统文论的重要命题——“辞达”说，表达出金圣叹对《古诗十九首》文本结构的整体意识和审美理解，也是其对《古诗十九首》艺术价值的充分肯定。凡此种种，现代学者缺少梳理与研究，本书会在相关章节涉及。
（三）史学的阐释——诗史互证
中国学术与文化传统中，文、史界限的模糊使得史学与文学的研究方法相参互用。与传统诗歌笺释中注重章句训释、注疏不同，“诗史互证”着力考察和挖掘诗歌产生的历史背景，或从诗歌中发现历史，这就使诗具有了裨补史阙的功效。古代史官采风（即采诗）以观政的制度、先秦诸子著作中“引诗”的风气、孔子对“诗可以观”的功用性界定等就是以诗证史。而西汉《毛诗序》对《诗经·关雎》吟咏“后妃之德”的曲解，又开了“以史证诗”的先河。孟子的“知人论世”说等可以视为诗史互证法的滥觞，而明确提出这一概念的是明末清初的黄宗羲。与之同时，钱谦益用以诗证史的方法完成了《杜工部诗笺注》，将传统诗史互证的方法明白地确定下来。而综合运用“诗史互证”方法并且达到纯熟境地的则是现代著名学者陈寅恪。
《古诗十九首》的创作年代及其作者的不确定性，使研究者难以产生以作者为中心的阐释观念，传统史学的阐释只是作为异调而存于历史的尘埃中。明代胡应麟，清代陈沆、王闿运和吴汝纶等，近代张裕钊和黄侃等学者认为《古诗十九首》为枚乘所作（据徐陵《玉台新咏》，《古诗十九首》中的八首诗为枚乘所作）。他们以“知人论世”的史学阐释解读《古诗十九首》。如清代陈沆在《诗比兴笺·枚乘诗笺》中以史证诗，认为《西北》和《东城》二篇，是枚乘上书谏吴时所赋；《行行》、《涉江》和《青青》三篇，则为去吴游梁之时所作；《兰若》（此诗不在十九首之列）和《庭前》二篇，则作于梁闻吴反复说吴王之时；《迢迢》和《明月》二篇，则为吴败后作也。清代吴汝纶在《古诗钞》中评论道：“汝纶闻吾友张廉卿称枚乘诸篇皆讽谏吴王毋反之旨，服其心知古人之意，因推之《十九首》中大率此意。”清代饶学斌虽未具体落实为枚乘所作，但他在《月午楼古诗十九首详解》中提出“将全诗并读而合玩”，“时景一丝不乱”，由此可知十九首出于一人一时，并由诗中“宛”、“洛”、“上东门”等语，推测“此君殆汉末党锢诸君子之逃窜于边北者，此什其成于汉桓二年孟冬下弦夜分之际者乎？”他对《古诗十九首》的详解，不必借用“比兴”解诗，就直接将诗的意旨坐实为“君臣夫妇之道”，且以当时盛行的“八股法相发明”。尽管现在看来多有牵强，但在出版之时，“原书序跋近二十篇”，褒扬之词比比皆是，这种现象也反映出在那个时代，“诗史互证”与“八股文法解诗”是一种时尚。
（四）社会学等新方法
前面三种方法的梳理立足于自南北朝至清代《古诗十九首》相关的文献资料，但真正全方位阐释《古诗十九首》是在20世纪。伴随着西方学术思想、文艺思潮的引进和传入，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研究者突破传统“诗史互证”和“比兴”解诗的传统套路，以新方法从社会、历史、文化、哲学等方面对《古诗十九首》的题旨进行研究，取得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
关于20世纪《古诗十九首》的研究，刘明怡的《近二十年〈古诗十九首〉研究概观》、张幼良的《20世纪〈古诗十九首〉研究述评》以及刘则鸣的《〈古诗十九首〉研究百年综述》三篇文章有较为详细的综述。
张幼良在其论文中专门探讨20世纪《古诗十九首》研究中“题旨探索的新变”。作者将20世纪的研究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在进化论指导下的社会学新方法；新中国成立后以马茂元为代表的以唯物论和辩证法来研究《古诗十九首》的题旨内涵，以及“文革”时期庸俗社会学的研究方法；80年代以后多视角、多方面、多元化的研究。作者认为“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初版于1999年8月，它及时地吸收了当今《古诗十九首》的最新研究成果，其有关《古诗十九首》题旨内涵的论述，带有权威性，代表了现阶段这一问题研究的最高水平”。
上述引证说明，研究方法大抵难免有因应时代的共同特点，但是由于各学者所持文学观念的不同，即使处于同一时代，他们对内容的划分和对思想性质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如梁启超与郑振铎对《古诗十九首》的研究都受进化论的影响，但梁启超认为《古诗十九首》为美文学范畴，将它编入《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一书，第一次用社会批评的方式从多种角度分析《古诗十九首》的内涵实质，并认为其“厌世思想之浓厚—现世享乐主义之讴歌，最为其特色”。为了证明这一观点，作者结合东汉末年的时代背景、社会思想的变迁，联系汉代儒、道、佛、神仙思想的影响，深入地剖析了《古诗十九首》厌世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和宗教原因。而郑振铎则认为其属于俗文学范畴，在《中国俗文学史》中专辟“汉代的俗文学”一章，重点分析了《古诗十九首》的内涵。受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提出的“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观点的影响，郑振铎认为《古诗十九首》属于民歌。从内容上看，《古诗十九首》中以“情诗”为主题的有十三首，另有“哲理诗”六首。诗中抒发“哀怨”之情以及“由悲观主义而遁入刹那的享受主义的人生观”。《中国俗文学史》一书具有初步的唯物史观，弥补了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对《古诗十九首》只是一笔带过的疏漏。
现代学者以新的学术眼光和审美情趣细分《古诗十九首》的诗歌类型，探讨其审美价值与意义。钱基博将《古诗十九首》的内容（见《古诗十九首讲话》）概括为怀春、伤离、悲穷、哀逝四类。朱自清的《古诗十九首释》别开生面，肯定了《古诗十九首》表达男女私情和相思离别之情的艺术价值。马茂元的《古诗十九首探索》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观点分析《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他认为“在《十九首》里综括起来，有这两种不同题材的分别，即表现羁旅愁怀的不是游子之歌，便是思妇之词”，“这种思想是庸俗而粗野的，它的气质是浪漫而颓废的，但其中却蕴藏着某种现实的、积极的因素。《十九首》在平凡的生活里升华出一种悲天悯人的人性中最高贵、最灿烂的光辉，也就是《十九首》思想情感上所达到的完满的高度”。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第一次从生命意识角度探讨《古诗十九首》诗中表现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认为《古诗十九首》里的“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和“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等音调都抒发了一种对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和沉郁。
由于时代的变化与编写者观念的不同，在文学教材类著作中，对《古诗十九首》题旨的认识也有不同甚至相互矛盾。如刘大杰主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1943）认为：“诗人呼吁及时行乐内蕴着深沉的悲愤，表面的颓废掩饰着积极的人生态度。”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63）认为：“《古诗十九首》中所流露出的游子思妇的感伤，正是东汉末年社会的真实反映，其中浓厚的消极情绪更是封建统治阶级走向没落时期的反映。”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97），从人性的发展角度来论述《古诗十九首》人生主题的内涵。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99）认为：“《古诗十九首》展示了游子思妇的复杂心态，它所传达的思想感情在古代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同时，这些作品还透彻地揭示出许多人生哲理，诗的作者对人生真谛的领悟使这些诗篇具有深邃的意蕴，诗意盎然而又不乏思辨色彩。”
此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从哲学、美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等不同角度切入，探讨其思想意义，但是总的来说，研究缺乏系统性，更未能有重大的理论突破。
三、影响研究
美国学者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提出一个富于挑战性的命题：“诗的历史就是诗的影响史。”追溯《古诗十九首》的生成、接受传播的过程，其影响史的研究也引起了古今研究者的关注。在研究思路上，影响研究包括接受影响和发挥影响两方面。古代许多学者对《古诗十九首》这两方面都有所关注，但只是点评式地散见于史著、子书、总集、别集及历代大量的诗话、笔记、选本、注本和各种丛书杂录的资料中，未成系统，更无理论探讨。现代学者虽开始关注这种影响，但多是个案的研究，理论建构的意识并不强。一般认为，中国传统的“推源溯流”法，肇始于南朝梁钟嵘的《诗品》。《诗品》中对《古诗十九首》的渊与流都有涉及，并对陆机的拟诗给予了高度评价。在接受影响方面，古代学者注重其与《诗经》、汉乐府的关系；在发挥影响方面，提得最多的是曹植对《古诗十九首》风格意象的继承、陆机的拟诗等。清代宋荦在《漫堂说诗》中谈道：“阮嗣宗《咏怀》、陈子昂《感遇》、李太白《古风》、韦苏州《拟古》，皆得《十九首》遗意。”诚然，古代学者的研究只提出现象，未能深入阐述。
随着近二十年西方接受美学、影响研究的兴盛，现代学者开始关注《古诗十九首》的影响研究。其一，20世纪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古诗十九首》与《诗经》、汉乐府、建安诗歌、南北朝诗歌关系的研究。在古代文论零星片言的基础上，现代学者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较有影响的如《建安诗歌与〈古诗十九首〉》（赵昌平，1984）、《古诗十九首和汉乐府及建安诗歌》（范能船，1986）、《中国古代文人创作态势的形成——从古诗十九首及南朝文学谈起》（刘跃进，1992）等。其二，近十年来的影响研究还集中在对陆机、韦应物、王船山等拟诗的研究，如《从陆机拟古诗看其“呈才”的诗学观》（刘则鸣，2001）、《论陆机拟古诗》（刘昆庸，1998）、《陆机拟古诗之情感分析》（宋红霞、杨磊，2002）、《王船山与〈古诗十九首〉》（曾也鲁，2000）、《解读王船山〈拟古诗十九首〉》（周念先，2003）、《气貌高古 清雅闲淡——谈韦应物对〈古诗十九首〉的继承和发展》（李伟权，2004）等。其三，对各个时代的隐性影响开始关注，主要集中于唐代诗人的个案研究。如《孟浩然与〈古诗十九首〉》（李福标，1998）、《论“末世情怀”在〈诗经〉、〈古诗十九首〉和晚唐诗歌中的表现》（杨玲，2003）、《论陈子昂〈感遇〉诗对〈古诗十九首〉的继承与发展》（江瑛，2003）等。其四，有学者开始关注《古诗十九首》学术研究的经典，并开始作系统的理论探讨。如张幼良等人对梁启超、马茂元和叶嘉莹等人关于《古诗十九首》的研究作了一系列总结，对其研究方法和特点进行了理论探讨。总的来说，研究者对有关《古诗十九首》影响的显性资料有所关注，但对散落于文史深处的隐性资料关注不够；微观的个案研究多，宏观的理论研究不够。
四、海外及港台学者的研究
前面三部分按照不同专题集中论述了中国本土从古至今的研究状况。本部分另辟一小点，按照不同国家与区域，对日本、法国、中国香港与台湾学者的研究稍作梳理，与前面内容少有交叉。由于海外学者的研究资料较难掌握，就所收集到的资料看，海外汉学者的研究成果数量不多，但研究视角独到，对问题探讨较有深度。
首先看日本学者的研究。早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学者铃木虎雄的《五言诗发生时期之疑问》就涉及了《古诗十九首》创作年代问题的探讨。50年代以后，铃木修次、安布成得、吉川幸次郎等有专文论述，其中吉川幸次郎对《古诗十九首》生命主题的研究值得关注。吉川幸次郎将《古诗十九首》的主题分为三类：一是由不幸时间的持续而引起的悲哀；二是在时间的推移中由幸福转到不幸的悲哀；三是感到人生只是向终极的不幸即死亡推移的一段时间而引起的悲哀。而90年代，《古乐府与古诗十九首——关于中国古代抒情诗成熟的研究》、《“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考——兼论汉代“倡家”的实际社会生活状况》两篇论文，运用传统的文本考辨方法，资料丰富，论述有一定深度。日本学者冈村繁先生的《五言诗的定型过程》一文认为“娇艳甘美而情调颓废、近乎‘郑声’风格的《古诗十九首》，其大部分都产生于前汉末至后汉时代”，其研究的思路、方法与成果对中国学者都有所启发。
其次，法国学者戴密微主持编译的《中国古诗选》（1962）中，收录了《古诗十九首》的全部译文，并称赞它是汉代流传下来的最优美的诗歌，他的弟子让·皮埃尔·狄耶尼更是独具慧眼，对《古诗十九首》进行了专门研究。对于创作年代问题，让·皮埃尔·狄耶尼认为：“古诗产生于一世纪中叶与二世纪中叶之间，出现于班固、傅毅与秦嘉（Ts’in Kia）的时代之间，这期间所有的诗歌已经模仿一种习用的体裁。当然，这里仅仅是一种暂时的推想。我呼吁人们对研究方法的关注，这要比我所勾勒出的结论性术语更为重要。当评论界停止在其狭隘的圈子里处理问题，拥有很好的汉代诗文知识之日，‘十九首’的起源问题就会轻而易举地得到解决。”他对《古诗十九首》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的阐释深刻而到位。他认为“《古诗十九首》的成就是剥夺不了的：它们进行了一场开启新时代的文学变革。它们的根须深植在过去的土壤中，不仅朝向《诗经》，而且深入《楚辞》。它们不仅在民歌的形式上，而且在哲学思想上，都属于自己的那个时代。它们成功地综合了这些历史赋予的好处，创造了一种神形焕然的新诗体。传统、民歌和新思想在那里冶为一炉”（栾栋教授译文）。其中，他多次强调《古诗十九首》之“新”——新诗体、新精神与新世纪，抓住其作为中国古典诗歌之“诗母”所具有的元典内涵。同时，让·皮埃尔·狄耶尼对“离别”和“死亡”两大主题进行了剖析，并与《楚辞》、法国文学进行了比较鉴赏。1968年，他还出版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起源——关于汉代抒情诗的研究》，更深入研究中国汉代的抒情诗，其视角较为独特。
另外，港台学者也一直关注着《古诗十九首》的研究，特别是其50年代至70年代的研究成果弥补了中国内地这一时期（此时段中国内地处在“文化荒漠”时期）研究的不足。相比较而言，台湾学者的研究在数量上、质量上都值得重视，香港学者的研究在数量上不多，但有一些有分量的研究。总的来说，港台学者的研究多注重具体作品的欣赏、创作年代的考证和诗歌主题、艺术技巧、诗歌意象的分析以及《古诗十九首》与《诗经》、汉乐府关系的研究等方面。
创作年代的考证方面，较有代表性的如《古诗“明月皎夜光”节候释》（香港劳节，《民主评论》1954年11月）一文中谈到写作年代问题，引多种典籍为证，反驳前人旧说。
《古诗十九首》与《诗经》、汉乐府关系的研究方面，较有代表性的如《古诗十九首与古乐府》、《汉诗的发展与古诗十九首》、《〈诗经〉与〈古诗十九首〉：从比兴的演变来看它们的内在联系》、《论古诗十九首与汉代乐府诗的关系》、《汉代乐府诗与古诗十九首之关系析论》等文章。
艺术技巧、诗歌意象的分析方面，较有代表性的如黄瑞枝的《析探古诗十九首意象特质》一文，以艺术的观点，分色彩、结构、造型三方面，解析探讨其营造意象之实质，同时作者采用了一些统计分析方法，值得借鉴。又如陈志源的《古诗十九首中的植物意象》。该文对于意象的分析很独特，将《古诗十九首》中的植物进行分类并探讨其在诗中扮演的角色，发现在原诗中并无协韵或节奏上的使用情形，故作者推断该意象的出现、运用，与诗人当时心境有莫大关联。其后列举《古诗十九首》中出现的所有植物意象并析评之，得出不同植物可呈现相同或近似的意象，但有特殊意义或用途的植物所呈现的意象不与其他植物混淆，即质性与种植地都会影响植物的意象运用。此外，《论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技巧》、《从借喻论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技巧》、《试析古诗十九首的比兴》等文章也值得关注。
对诗歌主题的探讨，如陈清俊《生与死的关怀——中国诗人对死亡的凝视》一文就《古诗十九首》、陶诗与盛唐诗考察中国诗人对生死的关怀。柯庆明的《从“现实反映”到“抒情表现”——略论古诗十九首与中国诗歌的发展》一文对《古诗十九首》文学史地位的探讨值得关注。林香伶《从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谈古诗十九首》从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理论切入研究，重新检视了《古诗十九首》的文学价值。另外，吕明修《古诗十九首之主题探讨》一文将《古诗十九首》分为“离愁别绪”、“感时伤逝”、“知音难觅”和“怀才不遇”四类，以诗歌在东汉末年之历史背景所展现之主题思想进行归类诠释。
台湾学者对《古诗十九首》具体作品赏析的文章数量不少，有代表性的如沈谦等系列的作品欣赏文章，特别是旅居美国的学者叶嘉莹在《汉魏六朝诗讲录》中对《古诗十九首》的分析鉴赏融中外文论于一体，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感悟文本，很细密，最有影响。其中，运用声韵学来介绍诗的音韵，探讨《古诗十九首》的口语、声情，以文学史与文学上的推导析论与各种版本的解读辨正，对《古诗十九首》所作的全面性赏析颇值得称道。台湾学者张清钟的《古诗十九首汇说赏析与研究》一书，是继隋树森后又一本材料丰富、内容翔实的专著。在汇集历代对《古诗十九首》作者与创作年代的各种观点后，张清钟提出“《古诗十九首》是西汉初年至东汉末年间之文士、辞人，仿国风之体，不立诗题，亦不著姓名之作品。其作者未必是一人，时代亦未必是同时”。此说承接旧说，又有新的发见，分析到位。
就本人所收集的资料看，近年来以《古诗十九首》为主题的学位论文，主要有硕士论文十六篇，其中中国大陆十三篇，台湾三篇，而且有逐年上升、形成热点的趋势。仅2007年就有七篇之多，占总数近一半之多。但从其选题内容看，大都比较狭窄，主要集中在语言修辞、抒情美学或历史背景等传统论题上；以“浅”探为主，甚至连资料的收集也未能有所突破。
综上所述，《古诗十九首》研究似有以下不足：研究的总体状况较为薄弱。与学界对其他文学经典研究的投入程度相比，数量上略显薄弱，与《古诗十九首》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不相匹配。《古诗十九首》在诗歌史上的重要性特别是其作为纯文学的审美价值未能被现代研究者充分重视，在理论探讨的深度与系统性上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研究方向过于集中。历代研究者醉心于解开“作者与写作年代”之谜，对于作者与写作年代的大量考证研究成为《古诗十九首》研究的重心与焦点，而相对忽视其作为古代诗歌经典自在自足性的理论研究。《古诗十九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直较为稳固，特别是宋代吕本中《吕氏童蒙训》将其作为学诗规范，严羽《沧浪诗话》将其列入需要“熟读”的作品，由于历代诗论家对其推崇，《古诗十九首》几乎一致被推到“范本”的崇高地位。与其他文学经典浮浮沉沉的际遇相比，其文学的经典性以及经典化过程更值得研究者深入思考。虽然现代学者的研究正走向多元化，但文本阐释研究、影响与互文研究、诗歌理论研究等尚需进一步开展。诗学研究的方法有待拓展。传统的诗歌研究重视感悟，“以诗解诗”是主要倾向。现当代学者以多元的视角从理论的高度（大多是西方现成的理论）透视诗歌现象，寻求诗歌背后之意义。要想对《古诗十九首》的研究有所突破和创新，必须在诗学研究方法上下工夫。栾栋先生倡导融会中西学以加强文史哲学特点的人文学方略，对拓展本领域的研究有重大启示。他提出的“文学归化”研究理路和“辟文学”的方法有发人深思的独到之处。他所说的“文学归化”，是指“文学从大道出，而又缘大道归”的诗化哲学脉络，即“文学由他化而来，并化他而在，且他化而归”的“兼他性”生态。栾栋先生关于“文学非文学”的命题，正是建立在文学“兼他性生态”的基础之上的，而他关于“辟文学”的方法则是解析和论证“文学非文学”命题的“归化”性运演。上述理论与方法，对本选题探讨经学性文学经典和诗学性文学经典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栾栋先生的《古代文学通化论》、《诗语》、《论比较》等讲稿，对本研究的展开有着直接的导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