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文学批评家金圣叹以独创的反传统文学批评风格而成为评点派的突出代表。虽然其文学鉴赏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阐述，但评点中对传统文学理论语汇的创新解读与运用，足以建立起文学鉴赏理论的一套话语体系，如“辞达”、“分解”、“严整”、“神变”、“律诗”、“章句”、“精严”以及来自文本细读中各种立“法”的解析，体现出一定的理论自觉。这种另辟蹊径的解读，为后人提供了文学鉴赏的新思路与新方向。
金圣叹的文学批评包括小说、戏曲、诗歌等多种体裁，但是同一副“手眼”，强调“金针度人”，重视立“法”的解析。他在《唱经堂古诗解》中称赞《古诗十九首》为“韵言之宗”、“锦心绣手”，并将《古诗十九首》推崇至最高之法，提倡“我愿天下学古者，断以秦汉为法”。在《唱经觉释小雅》中，金圣叹主张“随俗训解”，对唐律诗的评点侧重于“分解法”。在“分解法”的基础上，《唱经堂古诗解》又推进一步，阐发了新的“辞达”理论。“辞达”理论表达了金圣叹关于诗歌文本结构的整体意识和审美理解，标志着金氏诗歌结构理论的建立。这种注重文本细读、解析诗歌结构形式的审美鉴赏，区别于传统“释事忘义”与“附事见义”的内容鉴赏，开清代《古诗十九首》评解之先河。本章分析其“辞达”理论的创辟性内涵以及对《古诗十九首》的创新解读，探讨其诗歌理论的价值之所在。
“辞达”命题最早是由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提出的。子曰：“辞，达而已矣。”这一命题一经提出，就成为“千古立言之要旨也”。但由于孔子的“辞达”内涵语焉不详，后世学者对“辞达”就产生了许多不同的解释。经学家重视文章内容多于形式的表达，达意尚实。唐代孔安国解释说：“凡事莫过于实，辞达则足矣，不烦文艳之辞。”宋代朱熹则解为“辞取达意而已，不以富丽为工”。与之不同的是，文学家们更注重“锦心”与“秀手”的关系，不仅要达意，也要“了然于心”、“求物之妙”。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谈道：“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既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不管历代学者对“辞达”的内涵圈定为“唯质”、“尚文”还是“文质兼顾”，人们对“辞达”的解释大都限定在言与意修辞学层面的阐发。
明代诗坛师心与师古争辉、格调与性情并立，“辞达”成为当时各派争论的核心问题，但同时也是修辞论界的一个重要命题，各种探讨也多集中于修辞学层面上。李沧溟认为“视古修词，宁失诸理”（《送王元美序》），袁宗道注重“古文贵达”的精神，认为“夫孔子所云‘辞达’者，正达此理耳，无理则所达为何物乎？”同时，围绕着“心、口、手”之间的关系，明代学者更进一步丰富了“辞达”说的内涵。焦竑解释为“世有心知之，而不能传之以言，口言之而不能应之以手，心能知之，口能传之，而手又能应之，夫是之谓词达”（《澹园续集》卷一《刻苏长公外集序》）。公安派袁宗道提出：“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展转隔碍，虽写得畅显，已恐不如口舌矣；况能如心之所存乎？故孔子论文曰：‘辞达而已。’达不达，文不文之辨也。”
金圣叹对《古诗十九首》进行文本细读，在形式分析的“分解”鉴赏基础上，拈出孔子“辞，达而已”的命题，并创新地诠释了“辞达”的内涵，从而建立起一套独特的诗歌结构鉴赏理论。他说：
泛观全文，几如满屋散钱，无可收拾，不但作者手忙，且令读者目眩。然孔子曰：“辞达而已矣。”此句为作诗文总诀。然夫达者，非明白晓畅之谓，如衢之诸路悉通者曰达，水道之彼此引注者亦曰达。故古人用笔，一笔必作十笔用。如一篇之势，前引后牵，一句之力，下推上挽，后首之发龙处，即是前者之结穴处，上文之纳流处，即是下文之兴波处。东穿西透，左顾右盼，究竟支分派别，而不离乎宗。非但逐首分拆不开，亦且逐语移置不得，惟达故极神变，亦惟达故极严整也。夫古人锦绣如海，不独韵言为然。然诚有有心人，由挹以观全涛，始知徒袭著作之名可已也，而细学著作之法，则决不可已也。
金圣叹“辞达”理论的内涵具体地体现为“严整与神变”的统一，其实质是一种诗歌结构的审美阐扬。金圣叹论“达”不是从言与意之间的关系入手，探讨语言表达的“明白晓畅”，而是将诗歌文本看做一个整体结构，探讨各个部分之间“诸路悉通”与“彼此引注”的“贯通”。其理论的精髓在于“惟达故极神变，亦惟达故极严整也”，即以一贯多，将合乎理想的“严整”和合乎自然的“神变”统一起来。“神变”一词比其小说评点中提出的“精严”二字更进一步开显出诗歌结构的审美特质，同时也补救其唐律诗分解中“起承转合”八股文法论诗的武断机械。
“解体既定，严整在此，神变亦在此。”“分解法”是金圣叹“辞达”理论的基础，也是其诗歌结构分析的基本方法，更是其诗歌结构理论的独创之处。金圣叹诗歌鉴赏实践中“分解法”的应用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是五七言律诗的分解，有《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六百首及《唱经堂杜诗解》中的部分五七言律诗；二是古诗分解，有《唱经堂古诗解》二十首和《唱经堂杜诗解》中的部分古体诗。从字、句、解、首的诗歌文本结构层次上看，解是其结构分析中最核心、最重要的一个层次，其最初的提出建立在唐律诗这一具体诗型“起承转合”的“意义节律”动态变化的基础之上。但金圣叹对唐律诗、杜诗的解读，过分强调了“起承转合”与“前解、后解”的结构特点，以至于被人诟病为“八股文法”解诗的机械武断。对于各种批评，金圣叹并非没有作圆通的解答。他在解杜甫《秋兴八首》时曾说：“圣叹所以不辞饶舌，特为分解。罪我者，谓本是一诗，如何分为二解；知我者，谓圣叹之分解，解分而诗合，世人之溷解，解合而诗分。”那么，金氏在《唱经堂古诗解》中充分注意“解分”为的是“诗合”，即诗的品质在于其浑然一体的诗歌意境。分解最终要符合诗歌艺术自身的审美特性，金圣叹注重在各种关系组成的有机系统中把握诗歌的整体审美效应。可以说，直到其《唱经堂古诗解》中标举的“辞达”理论，金圣叹诗歌结构审美鉴赏的理论价值才完全凸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