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的标准是什么？早在孔子论《韶》乐时所说的“文质彬彬”和“尽善尽美”中就已确立，其要义正是主张文学经典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道德伦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统一。文学作品成为经典是一个文学阅读的效果历史，它是由阅读而带来的道德效果与审美效果的统一。如果说“风教”是历代阐释者对《古诗十九首》政治与社会伦理教化价值的强调，是经学时代文化构建的产物，那么“诗母”则侧重于强调《古诗十九首》作为诗之本真存在的审美价值，即西方学者所强调的“文学性”。
“文学”的概念来自西方，对于文学之为文学而存在的“文学性”是中西方文学理论探讨的根本所在。“文学性”一词最早是由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雅各布森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雅各布森曾说：“文学科学的研究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使某一特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在形式主义批评家看来，“文学性”即指一部既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特性，涵盖了文学的语言、结构或文学形式等因素。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绪论中谈道：“把文学当成文学来研究，文学史著作应立足于文学本位，重视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并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特点及其审美价值。”虽然中西学者对“文学性”有不同的理解，但以诗歌文本为中心的“文学性”逻辑，去寻觅诗歌作品固有的审美特质，是探讨诗歌经典“文学性”的基本方法。
布鲁姆在其《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一书中认为，一定的美学质素是构成经典的主要条件，并断定检验经典性的最高标准来源于“审美的力量”，亦即永恒的艺术价值。布鲁姆更将一切政治和道德的解读统统归入他所谓的“憎恨学派”。那么，什么是布鲁姆所谓的“审美的力量”？笔者认为，他定义的“审美的力量”即一种混合力，包括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及丰富的词汇等要素。在《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1973）一书中，他进一步提出了“审美自主性（Aesthetic Automonomy）原则”。布鲁姆认为：“审美只是个人的而非社会的关切。……文学批评作为一门艺术却总是并仍将是一种精英现象。……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布鲁姆诉诸个人的美学经验，无法证明他所理解的“审美力量”具有普遍性的美学标准，也只能以其对“审美的力量”的理解清理出西方文学一个连贯而紧密的经典谱系，建立起西方文学经典的“道统”。
布鲁姆将“审美的力量”作为检验诗歌经典性的最高标准，但诗歌经典无法忽略“道德的力量”，最高的诗歌经典乃两者的完美统一。同时，布鲁姆不仅将审美作为个人的精英现象，还认为“审美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更是历史的”。《古诗十九首》作为诗歌经典首先在于它具有永恒的审美价值，这种审美价值需要历代读者在阅读中去发掘、去认识、去理解、去阐释。美国文学教授艾克斯塔德主张“审美范畴首先真的不是一种文本性质的范畴，而是在阅读的行为和方式中造就的”。哲学家尼古拉斯·瑞斯彻尔的看法更能帮助我们理解诗歌经典的审美价值问题，他在《价值理论导论》（Introduction of Value Theory，1969）一书中认为，价值既依赖于一个对象的品质，也依赖于正在作判断的主体所具有的“标准体系”。由于审美批评具有主体性的特点，历代诗论家审美的“标准体系”各有不同，必然导致对诗歌经典的评论众说纷纭，审美阐释“各有归趣”。苏联美学家鲍列夫指出：“伟大的形象总是多侧面的，它有着无穷的含义，这些含义只有在若干世纪中才能逐渐揭开。每个时代都在经典形象中发现新的侧面和特点，并赋予它自己的解释。”《古诗十九首》存在着、召唤着、发酵着、成就着历代诗人与诗论家，而历代诗论家们以其各自的审美视角聚焦于《古诗十九首》，照亮《古诗十九首》不同的景象。刘勰见其“清丽”，钟嵘见其“清悲”，陈子昂见其“兴寄”，严羽见其“气象混沌”，皎然见其“作用”重其“韵”，张戒见其“意气”重其“情真，味长，气胜”，谢榛见其“格古调高”，王世贞见其“微词婉旨”，胡应麟见其“兴象玲珑”，孙鑛见其“浑雅”，徐祯卿见其“趣”，钟惺、谭元春见其“厚”，陆时雍见其“托”，吴汝纶见其“讽谏”，费锡璜见其“调圆”，顾炎武见其“叠字之妙”，刘熙载见其“旷达”，王国维见其“不隔”。每一种合理的审美阐释都是历代文人对既往文学中审美趣味的提炼和取舍，对审美对象的一种美的“发现”。相应地，文学正是在一代一代不断阐释中薪火相传。
更进一步来看，文学经典是“一种文化所拥有的人们可以从中进行选择的全部精神宝藏”，体现了一种超越时间限制的文化规范与基本价值，蕴涵了民族审美意识和民族精神的美学品格，其审美阐释的演化历程，如实记录了中华民族审美意识和审美价值观嬗变的进程。丹纳认为：“原始的花岗石，是经历了时间的刮、刨、挖掘后，依然存在的本来面目，是构成民族的审美特性，它融入了民族的血液里，和血一同继承下来。”“每一个艺术品种，都有其深厚的独立的美学渊源，并由此形成其坚不可摧的审美根基。”“无论你们的头脑和心灵多么广阔，都应当装满你们时代的精神和感情。而文学作品的力量和寿命，就是精神地层的力量和寿命。”《古诗十九首》作为诗歌经典的经典性，即其“力量和寿命”正体现出源自中华民族精神的力量与寿命。作为“诗母”，《古诗十九首》的审美阐释构建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学标准与审美尺度，并由此建立起古典诗歌审美的“道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