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诗母”？此有三解，即“诗之史”、“诗之道”、“诗之范”。首先，“母”就是“史”。老子《道德经》第五十二章有曰：“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至其子。”《礼记·大学》也有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墨子·非攻》谈道：“以往知来，以见知隐。”“诗母”之称谓，旨在确定《古诗十九首》的历史地位，即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作为五言诗歌原典的首席地位。换言之，寻母认亲，就是“原”始“要”终，从源头清理出五言诗歌经典的序列。其次，“母”就是“道”。老子《道德经》第十四章又曰：“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作为典范的诗母，构建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学标准与审美尺度，并由此建立了古典诗歌审美的“道统”。再次，“母”就是“模”，就是“范”，乃其“子”之血、脉、骨、气与形、容的来源，乃“诗之范”。
更具体地来看，诗歌经典之“范”各有不同，《诗经》有《诗经》之“范”，《楚辞》有《楚辞》之“范”。在大雅与颂中，你能嗅出贵族们的自命不凡；在小雅与国风中，你能感受到老百姓苦闷的呐喊；《楚辞》中屈原这个失落的贵族文人“问天问地”的怨愤之情震撼千年。作为“诗母”的《古诗十九首》更有其独特之“范”，是五言诗的旗帜、风范与楷模。这组经过许多诗人、名家加工润色的小诗，达到了“减一分则薄，增一分则厚”的审美境界，老少皆宜，雅俗共赏，符合中国人传统的文化心理；同时，代表了各个阶层的匿名作者、修改者、编纂者、传唱者对它进行雕琢、取舍与传播，由此形成符合中国道德伦理和风俗习惯与社会制度的华夏心态与华夏风范。此外，它集中体现出“清丽”、“清真”、“清婉”、“清厚”等审美之“范”。不但读者如云，历代诗人顶礼膜拜，历代诗论推崇备至，渊明与曹植追步其后，李白、杜甫也为其孝子贤孙，其“子孙”绵绵，成为继《诗经》、《楚辞》后诗学家百听不厌、常说常新的话题，即诗学母题。
明代陆时雍在《古诗镜》中推崇《古诗十九首》为“诗母”。这一说法很有见地，遗憾的是《古诗镜》中没有就此展开论述。明以后的诗学家也没有对《古诗十九首》的母体特点作深入探索。本章将阐述的重点放在历代学者对《古诗十九首》的钻仰方面，由之蠡测这部继《诗经》之后的又一文学经典对中国诗学史的激发和催生作用。
前面已经分析过经学解释在《古诗十九首》流传过程中的特点，对经学解释的政治、伦理、道德等诸多价值取向作了剖析。自汉代以来，经学解释作为中国古代主流意识形态和权力的诗学话语，把《古诗十九首》强有力地拉向了经世致用的轨道。从积极的角度讲，这部诗集也被提携到主流诗学的视野内，从而进入了经典化的过程。从消极的方面看，这十九首小诗被儒教经学家肆意摆弄，完全导向了“经夫妇，成人伦，美教化”的轨道。就拿比兴解诗来说，这个画龙点睛的生花妙笔原本是先秦诗歌创作和鉴赏的重要方法，但是在后来的儒学经生那里，却被改变成迂腐的道德说教之工具。《古诗十九首》的阐释史说明，不少经学家和政治家正是借比兴方法发掘其中的微言大义。
明代已有诗评家指出过经学解读《古诗十九首》的局限和弊端，现当代学者对经学解读的批评日益增多而且更加尖锐。关于经学解读与诗学解读的不同趋向也成了理解《古诗十九首》的分水岭。在这里，我们主要梳理后一种解读，即审美的、文学的和开放性的解读。
这样做并非说《古诗十九首》的解读只此一种，也不是说只有这种解读最正确或唯一正确。栾栋先生在论及《古诗十九首》的作者时，说过一段很有见地的话：“《古诗十九首》以无名作品传世。但是无名不是没有名，不是没有作者，而是作者不知、不能、不敢或不屑成名。也许其初始只是民间或中、下层文人的惆怅表达，创作者和参改者压根儿就没想以此扬名立万；也许某个真实的作者写了诗却因处境险恶而不敢‘埋单’；也许始作者偶然为之，后仿效者学其匿名；也许作者都是脱俗的高人，他们视名气如粪土，振金声于自然。不论什么原因，《古诗十九首》作为无名氏的作品成了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里程碑。它和《诗经》一样没有诗人签名，比《诗经》更甚的是没有圣人‘删改’，萧统、徐陵收集但并未杀伐，后人们可在这片树林中小憩。但是如有人想在树上挂起思君怀乡的牌子，那是一种理解；想在字里行间赏析长情短情，也是一种阐发；想从中发见诗可以如此清淡而渊深，也是一种读法；想在其中悟出人文创意也未尝不可。重要的是这样一些多向度的解读都汇集到一个历史性的和人文性的效果——使《古诗十九首》成为多重性、集约性和开放性的经典，即既是五古的文学经典，也是入流的经学经典，同时还是激发诗论的审美经典。”
栾栋先生所说的“多重性经典”是文史哲学集成的概念，这个提法也揭示出《古诗十九首》作为文学经典生成的曲折道路。为什么《古诗十九首》会经历这样的道路？为什么在这条道路上隐藏了那么多的变数？这些事关偶然与必然间辩证关系的纠结，并非三言五语可以厘清，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诗化哲学的嬗变中得到启发。栾栋先生的一段论述或可作为上述难以作答问题的一种回答：“人文天地往往有这种现象，一个旷世文本始而阴错阳差地问世，继则歪打正着地成为经典，其后又在众语喧哗中播撒开来。这些活动未必都是刻意为之，但是却在在中的，就像有高人谋划，甚至如神使鬼差。《古诗十九首》走向经典之路，就是这样一个离奇的过程。如果说这是一种走向经典的策略，那么策略的操盘手则是匿名创作者和众多参改者以及无数释读者所聚集的大手笔，挥动这支如椽大笔的是汉以来磨炼过的‘古诗人’，养育‘古诗人’的是儒道佛同传的文化生态圈，鼓动‘古诗人’的是一段段痛苦的历史，成全‘古诗人’的是偶然与必然纵横交错的事件……《古诗十九首》的文本正是这样一个母体性的诗学化身，古人称之为‘诗母’，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多重性、集约性和开放性经典’。”
回顾《古诗十九首》作为文学经典的形成史，其“多重性、集约性和开放性”贯穿始终。一千多年来，许多学者想给这部诗集找作者，还有不少人想给这部诗集断代，类似研究都很有意义。“对号入座”和“知人论世”的方法当然是解读的好途径。不过我们还应看到，对于《古诗十九首》而言，“对号”未必真能“入座”，“论世”不易，“知人”尤难。我们非常敬佩在《古诗十九首》研究史上的众多考据学者，正是他们的许多成果粗略地框定了这部诗集产生的大概背景。但是也正因为这种研究只能做到“粗略”和“大概”，本书才尝试另外的方法，即在前人和今人考据的基础上，集中探讨众多古人以诗赏、诗解、诗评、诗论的“参与性”再创作所完成的丰硕成果。反过来讲，笔者十分注重这部文学经典多重性、集约性和开放性的释读，因为在解析其多重、集约和开放的特点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诗母”巫山神女般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