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搜神记》所载，洛阳羊雍伯父母双逝后，葬于无终山。山中无水，守着庐墓的羊氏，汲水作义浆以救山行之渴者，三年而不懈。一日，有神人前往求饮，饮后赠石子一升，嘱羊雍伯种石于田，能长出美玉，并可聘得佳妇。
后来羊雍伯求婚于徐氏女，徐女戏言倘得白璧一双作为聘礼，才能许亲。羊雍伯听了，顿时想起神人教他种石子之事；前往田中挖掘，竟然挖出五双白璧。非但娶得美眷，事情传开之后，天子感其义行，封为大夫，并表扬其地，名为“玉田”。
仇英作于嘉靖二十八年季夏以前的《玉田图卷》，评者以为，这幅绢本青绿山水卷中所表现的云山万木、溪涧田畴，文秀可观，已经摆脱了仇英原来的风格，别具一种新意。图卷引首，为陆师道隶书“玉田”二字，图后又有“仇英实父为玉田先生制”的款书，但这卷“玉田”究竟是何所指，观者仍旧如坠五里雾中。
仇英《玉田图卷》后面，接以隆池山樵彭年二十八年六月六日所书“玉田记”，读过之后，观者对图里的山林、田宅与活跃其间的人物，方可恍然若有所悟。尔后，也只有记和图两不分离，永成合璧，才成为一件完整的艺术品。
记中所描写的苏州名医王氏，其成为医者的过程，医人济世的义行，及以“玉田”为号，来自我期许的意旨，都带有一种神秘感人的性质，与《搜神记》的羊雍伯故事，可以先后辉映。
少年时代的王氏，心怀大志，饱读孔孟之书，希望在功名路上能有所成就，用以经世济人。但夙夜强学的结果，非仅功名未得寸进，反而患了严重的耳疾，久医不愈，因而失聪。从此，他索性舍弃场屋，广游名山大川，精心访道。
偶然间，遇到一位异人，为他诊视耳疾之后，告诉他：耳疾已难望治疗；但这却无碍于他成为良医。如果他能妙手回春，医人济世，与他经国治世的初志，又有何差别？说完之后，即探手入怀，赠以医书，并授以脉诀心法而去。
王氏攻读医书，回想异人所授脉诀心法，心中渐有所得，遂入市买药，为人试医；结果竟药到病除。医愈数百人之后，名声鹊起，一时吴中贤豪之士，多与之亲重。对于患者的厚酬，他也往往坚辞不受，因此他的廉名，也远播四方。
对于过往之事，这位耳聋的名医，时刻暗自反省：他认为失聪既然已成命定，何不专意治心，培养德行！玉如君子之德，心则为可以种玉之田；王氏表示，他要慎选玉种：
“……吾将以温润而泽者为‘仁’种，缜密而栗者为‘知’种，廉而不刿者为‘义’种，瑕瑜不掩孚尹旁达者为‘忠信’种。……”（注一）
王氏谦逊地说：
“……吾虽无德以比之，而深耕易耨，且溉且滋，罔敢少自暇逸，使鄙吝得稂莠焉。……但愿毕力其间，日积月累，至乎不知老之将至焉，则庶几其亦有秋乎。”（同注一）
彭年的《玉田记》后面，陆师道和周天球，各赋七古一首，对王医师的仁心仁术，以及种玉心田，深耕易耨，培养至德美行的胸襟，大加称颂。
右副都御史王守，也以七律一首，描写医师王氏山林之乐和其内在的修为：
“湖山淡清晖，岩石结槃谷，精舍郁珠林，烟霞蔼晴旭。焚香讽宝书，牕外谿田绿，要知不染心，应种无瑕玉。”（同注一）
王守此诗，是他生命末季之作，次年即归道山，对王医师而言，也许别有其纪念价值。
王守、王宠兄弟，当年读书南濠，俱为诸生，并有才名。其后守中高科，为官于张璁桂萼用事之时，以谨厚的性格、从容的气度与不妄交游，为人称道。有人说他能守中庸，也有人批评他有些乡愿。至于王宠，由于潦倒场屋，大半生读书石湖之上，除非省视父母，足迹向少踏入城市。于书无所不读，其手写经书不计其数。人们形容他的丰神气度：
“……风仪玉立，举止轩揭，猥俗之言未尝出口，蕴藉自将，对人未始言学。温醇恬旷，与物无竞，人拟之黄叔度。”（注二）
王宠逝世愈久，愈为人们所怀念，其名气也日益凌驾官位日隆的王守之上；这也许是另一个“心田种玉”，大有所获的明证；仇英的《玉田图卷》，彭年的《玉田记》，对逝世多年的王宠而言，似乎有着同样的意义。
以“文穷而后工”这句话，来论仇英晚年的画作，似乎并不适宜。在他馆于项氏天籁阁，待遇优渥，生活富裕这段时期，许多足以流传千载的精品，源源不绝。
《云溪仙馆》和《仙山楼阁》二图（注三），不但构图类似，画的上方，均有陆师道所书“仙山赋”。仇英画后，向少年款，师道所书赋后，一署：“嘉靖二十七年冬十月廿又一日，陆师道书。”（注四）一署：“嘉靖庚戌春二月既望，五湖陆师道书。”（同注一）“庚戌”为二十九年，据此推测仇英二轴可能作于二十七至二十九年之间。
二图共同之处为：
从右首陡峭的石壁下方，有曲屈的游廊栈道，通向构筑绚烂宏伟的平台楼阁。楼中人物，隐约可见，笔画细如发丝，精工之极。台下溪流，琤琤琮琮，仿佛可闻。
透过一片错错落落的松林，可以看到隔溪山坡上，桃花怒放，中立尖顶方亭，状甚奇特。绕亭的亚字廊下，人物影影绰绰，似乎正在举行一场盛会。坡与右首楼阁平台间，有石梁互相通连。
亭、楼之后，云雾缭绕，奇峰耸峙，垂瀑如缕，愈远愈淡，予人一种清新辽阔的感觉。
《云溪仙馆》、《仙山楼阁》，虽说布局相似，其中差异亦复不少：
《云溪仙馆》整体为淡绿色调，《仙山楼阁》除峰顶染以华青，余多绛色，铁壁千仞，虽有繁花，却似秋景。就云山手法而言，《仙山楼阁》不仅比较繁复，在垂瀑下方，两峰夹峙间，又多了一座类似古寺、道观的楼影，而《云溪仙馆》则无。
《五百罗汉图》作于二十九年四月，《上林较猎图》，成于同年秋天；这又是两件为人视如珍宝的文仇合璧。
《五百应真》，文徵明大书引首之外，并在跋中，对此一长几四丈的白描罗汉，发出由衷的赞叹：
“五百罗汉见佛书，惟宋人有石刻最妙。今实父白描，种种生态，色色飞动，无减宋笔也，暇日获一展卷，不觉叹伏，援笔题此。嘉靖壬子菊月二日，徵明识。”（注五）
“壬子”乃嘉靖三十一年，文氏时为八十三岁。
文徵明之后，彭年、王穀祥各有一跋：
“仇十洲天性善画，自其少时，即有夺胎換骨之妙。茲卷乃龙眠居士之副本也。十洲少即见赏于衡翁，今有翁题，其画之佳可知矣。”
王穀祥见到此卷，几乎想效米芾据舷而呼，他题得也是既率真又风趣：
“余蓄画不少，而实父居多。此《五百应真》，则未之得也。友人以此卷见示，几欲夺之；泚笔书此，以志余贪。”
至于文徵明以隶书书《上林赋》于仇英青绿设色，长及四丈的《上林较猎图卷》之后，则为嘉靖三十年孟春。赋中所写，与仇英彩笔下的千乘万骑，竞驰冲突场面，两相对照，愈发觉得生动；文徵明的墨迹，也格外显得古意盎然。
年逾八旬，时逢年节，感慨也深；文徵明在《己酉除夕》中赋：
“八十衰翁仍送岁，垆薰灯影共婆娑，青云志业消都尽，白发光阴得最多。天地劳生空蠹简，江湖得意有渔蓑，孙曾绕膝情堪恋，后饮屠苏且笑歌。”（注六）
“孙曾绕膝情堪恋，后饮屠苏且笑歌”；也许如诗中所描写的天伦之乐，激发出文徵明的生命活力，引发他吟啸的雅兴；二十九年新春，不仅元旦有诗，正月初七，与门弟子集王庭东园；正月十三日，饮于周天球家；元宵之日，饮于王庭家，皆有所作。
致仕归吴那年，王庭年仅五十六岁，转眼之间，家居已经五个岁月。他经常出入停云馆，与文徵明、王穀祥、陆师道等，不是讨论诗书，就是游山玩水，饮酒赋诗。有故人门生，按部苏州者，知其家贫想加以资助，便艴然色变，坚辞不受。门弟子有过，也最怕传入他的耳中。
王庭曾任许州知府、国子博士、南京礼部、刑部郎官、福建佥事等职，以江西参议致仕。其时江西干旱，王庭祷雨于烈日之下，希望以至诚动天；结果得了重病，急忙谢归。宴居吴门的王庭，虽然性情恬淡，徜徉山水，但任官时，却精敏干练；讯剧贼、擒悍盗、伏黠民……，宦踪所至，往往能使一方宁静，民众感戴。
最使王庭感到终生无憾的，是他对父母的终养。
初举乡试之时，公车北上，赶赴春闱。未及至都，心中忽然转念父亲年老，恐有不妥，立即中途返转苏州。其父王颐未久逝世，王庭得以亲视含殓，时人称其能孝。官福建佥事时，上疏乞求终养，结果也得侍高堂，以尽人子心意。
文徵明与弟子群集东园，适值人日，江雪初霁，梅花吐艳，心情异常舒畅，朗吟七律一首：
“雪后江梅灿玉英，萧然人日半阴晴，杂占谁问东方朔，妙思空怀薛道衡。彩胜千年传故事，菜盘七种荐春，白头不落山林事，又向名园听早莺。”（注七）
周天球投入衡门，转眼二十余年，当日十六岁少年，已渐向不惑之齿。入苏后，即补为府学诸生，故除从文徵明学书之外，也习举子业。可惜，在书法方面兼擅大小篆、古隶、行、楷，书名满海内，功名却像徵明诸子一样，无尺寸之进。诗文造诣，也相当可观；唯为书名所掩。天球性极友爱，不但与二弟分甘共暖，姊妹及亲党之孤寡无依者，也多赖其笔润而举火。
嘉靖二年，文徵明、蔡羽相偕北上，吴爟、王守、王宠宴别于汤珍双梧堂，汤珍命人图六人像以为纪念。时天球年仅十岁，尚在太仓。其后不但师友传说，周氏极可能也观赏过此一岁月的痕迹。他之集祝枝山《黄庭经》、文徵明《兰亭序》、王宠《曹娥碑》、蔡羽《湘君》、《湘君夫人》、陆师道《麻姑山仙坛记》，及求而未得的彭年《洛神赋》于一卷，并请仇英为之一一图像，用意不但要留下像双梧堂六客那样永恒的纪念，也要继吴中前代书家如徐有贞、刘玨、李应祯之后，保存一段完整的书道史迹。
此外，为感念文徵明对他在书法方面的教导和接引，周天球时常设想，乃师百年之后，必将设像于中堂，以便岁时奉祀。
“己酉除夕”、“庚戌元旦”、“立春”、“十三日饮公瑕家见月”、“上元饮王阳湖（按，王庭号）宅”——对于整个新春的欢愉，师生共饮之乐，文徵明也深感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岁月留痕，他以行草书写下来，末识：
“新年拙作，书赠克承贤契，徵明”（注八）
上巳之日，文徵明照例与好友门生如徐缙、周天球等游山玩水，为修禊之事。这使他不免想起上一年受绍兴沈知府之托，撰《重脩兰亭记》的往事。
沈知府为吴江县人，到任不久，即在绍兴西南二十五里的兰渚之上，发现晋王羲之所描写的兰亭故址。但已是一片荒芜，比之《兰亭集序》所述，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兰亭禊帖已传遍天下，各种兰亭拓本，亦成无价之宝，而启发古人灵思与感慨的胜迹，却令人不忍卒睹。
感慨不已的沈知府，于政事就绪之后，便着手考据遗址旧观，以及所谓“清流激湍，映带左右”的源头和水道的流向。于是翦茀决浍，甃以文石，筑亭造栏，使“墨池”、“鹅沼”，一一恢复《兰亭集序》中所形容的气象。而后沈知府大集宾客，重行脩禊故事，并以专书乞徵明为记；时约嘉靖二十八年暮春前后。
右军父子法书，是文徵明终身尊崇仿效的对象，除了欣慰兰亭的恢复旧观之外，他更以太史的眼光，在记中分析王羲之的器识和东晋的衰亡：
“……其两谏殷浩北伐，而策其必败。若会稽王，须根立势举，而后可以有谋；不然社稷之忧可立而待。当时君臣谩不知省，而卒皆蹈之，晋之为国迄以不竞；迸其所为，岂空言无实者。……”（注九）
对于王羲之仅以清真任率的性情及法书、文章流传千载，文徵明不禁深为叹息：“……使其得志，行其所学，而功烈施置，当不在茂弘、安石之下。时不能用，而敛其所为，优游于山林泉石之间；至于誓墓自绝，呜呼，岂其本心哉！……”
是日，饱览山景的文徵明，归后一方面想着虎山桥畔的落花满径，同行者的言谈笑貌，脑中不觉浮起王羲之《兰亭集序》的字句：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
想着自己的年岁、体力，以及困扰年余的疮毒；昔时常游之地，不知可能再往？文徵明感慨之余，挥笔作绢本“虎山桥纪游图卷”，识：
“嘉靖庚戌春暮，偶同默川诸公游虎山桥。时落花满径，归而图之，以纪兴尔。徵明。”（注十）
同日，兴致高昂的文氏，更为同邑画家谢时臣题仿古山水册，何良俊在其《四友斋画论》中，不但批评谢时臣笔墨浊俗，论及杭州三司请其南游作画，酬以重金之事，更直斥：“此亦逐臭之夫耳。”
一般的说法，指谢时臣能诗、善画；山水学沈周。他的设色浅淡，人物点缀也极其潇洒。尤善于画水，能作大幅，江潮湖海，俱见其妙，长卷巨幛，挥洒自如；所以连何良俊也不得不称他“颇有胆气”。不过，真正与沈周相比，则是豪放有余，蕴藉不足。另一说法是，谢氏虽属吴派，却掺杂着戴进、吴伟等浙派画风。
谢时臣请题的山水册，正是何良俊所指应杭州三司之邀，游浙之后的力作。计仿赵孟頫、戴文进、李唐、马远、夏珪等山水画十二幅，俱为绢本。款书：
“嘉靖十二年谢时臣作于树勋堂，计十二方。”（注十一）可见其待题已久。时臣画学沈周，无论私淑，或石田老人在世之日当面请益，与文徵明均“谊属同门”。
文徵明搦管沉思：凝视年已六四，满头飞霜的谢氏，良久始题：
“谢君思忠示余所作画册，总十有二幅，杂仿诸名家，种种精到，真合作也。思忠往岁客杭州，又尝东游天台、雁宕，南历湖湘，皆天下极胜之处。此画虽其学力所至，要亦得江山之助也。若余裹足里门，名山胜地未有一迹，虽亦强勉涂抹，不过效昔人陈述，愧于思忠多矣。
嘉靖庚戌三月上巳书，徵明，时年八十一。”（同注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