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庚寅吾以降”，系文徵明钤在书画上的朱文印章，语出屈原《离骚经》：“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文徵明和唐伯虎同生于成化六年，岁在“庚寅”。“惟庚寅吾以降”，可能刻于嘉靖九年，在文徵明生命里程上，属于周甲之庆；遗憾的是同庚至友唐伯虎早归道山，未能和他一同迈进耳顺老境，享含饴弄孙之乐。
不过，这方闲章，竟意想不到的惹出一些笑话：
传说有位不文的官吏调职苏州，甫一下马便到处打听苏州书画家中，以谁为最？有人以“文徵明”对。
文徵明既然高高在上，然则文氏心中是否还有尊崇效法的对象？成了这位上任新官的另一个疑问。当有人告诉他文徵明最敬重的无过于“唐寅”时，乃恍然大悟道：
“怪不得的，文徵明书画上盖着‘惟唐寅吾以降’的印章。”原来此公误把章中的“庚寅”二字，认成“唐寅”，一时闻者，无不为之绝倒。
此外，也有人指问话的并非上任新官，乃是外地缙绅和一位苏州旅客的对话；类似传说，不一而足，使文徵明啼笑皆非。
十年五月，王宠辞别停云馆，赴南京国于监后，文徵明的心灵，愈感岑寂，有时与王宠之子，伯虎子婿太学生王阳（龙冈）闲谈伯虎的往事。伯虎、都穆虽然均已物故，但言及唐伯虎的含冤受谤，抑郁而终，一向不论人过的文徵明，心中也不免激动，辞色惧厉地告诉王阳：
“人但知穆为文人，不知媚嫉反覆若此。”（注一）
文徵明因怀念故友所兴起的情绪波动，可能和袁袠编辑《唐伯虎集》接近完成，到处搜集伯虎遗作，访求当日史实，以便付梓作序有关。对唐伯虎了解最深刻的莫如文徵明，对其奖掖，协助不遗余力的，也无过于文林和文徵明父子，因此，袁袠的编辑任务，请益于文徵明，也就在所难免。忆述往事，固然使他惆怅，但见到英姿焕发的王阳，心中就会感到一丝安慰；王阳与伯虎独女婚后，已育有一子，这不仅是王氏宗祧所赖，也是唐门骨肉，他不禁为王宠和伯虎两位生死知交，暗自称庆。
不过，王宠南京之游，并未停留太久，依文徵明的说法，他那羸弱的身体，在勉强支持下，总算卒业太学，并参加了嘉靖十年的中秋乡试；只是再一次带着失望和满身的倦惫，铩羽而归。自正德五年始，王宠八试八斥；依他身体的状况，似乎不得不结束三年一度的锁院生涯。
其年十月六日，文徵明邀王守兄弟及陈淳泛舟太湖，憩息于洞庭西山蔡羽的天桂楼，多少带有为王宠接风洗尘和安慰其场屋失意的意味。而蔡氏所珍藏的赵孟頫行书《乐志论》书画合璧，更予王宠、陈淳两位处士以极大的启发。
高平（干）的《乐志论》的主张是：“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扬名耳；然名不长存，人生易灭，思卜居清旷，以乐其忘。”（注二）
而这种“卜居清旷”之乐也就是有良田美池、背山临流、果木丰盛的田园之乐。其目的不外乎风景幽美，可以怡神悦目。有舟车可以代步，有仆婢以供使令，则自己和妻孥都可免于劳苦。珍馐既能养亲，酒肴亦足以欢娱佳宾。在精神生活方面，《乐志论》以为：
“……思老氏之元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髣髴。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消搖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此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同注二）
赵孟頫笔下的《乐志论》图，则以细致的笔法，繁复的风景人物构图，充分绘写出隐士高平文中的高蹈境界。蔡羽出示此图，不知是有意抑无意，却使王宠和陈淳感到他们的越溪庄、陈湖农舍，以及所过的生活方式，岂不正是古人求之于梦寐的境界？披图诵文之余，饱受科名挫折的心灵，不觉为之开阔。文徵明是赵盂頫书画的崇拜者，见之，如睹至宝，遂提笔跋于卷后：
“……余生平见魏公片楮，辄欲下拜。此卷精妙绝伦，以己意兼古法，行笔设色，俱非人工可到。昔人评之云，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信非虚语耳。堪与《江山雪霁》、《寒江独钓》二卷，鼎足而三……”（同注二）
比之《乐志论》图中的景物，乃至王宠的越溪庄、陈淳的陈湖农舍，则停云馆、玉磬山房的狭隘简陋无异于小巫见大巫，因此，文徵明饱览赵氏书画双璧，神情朗快之余，更把精神寄托于王献臣的拙政园上。规划已久的拙政园图和诗册，在脑海中呼之欲出。此外，嘉靖七年冬为王宠画的《关山积雪图》，也该加紧润饰，以慰好友病中寂寞。
从书画著录和流传下来的作品来看，嘉靖“庚寅”岁后，不仅步入花甲之年的文徵明，书画创作进入新的高峰，精心巨制频频完成，其艺业上的伙伴仇英，也灵思涌现，屡有佳迹。
仇英作品，向少年款，往往只能从其好友名流的题跋中，推测大约的创作年代；这是一种令人无可奈何的历史迷障。
嘉靖九年（庚寅）四月既望，文徵明以字径寸许的行草书，写《桃花源记》，并录七古、五古各一首。其后为好事者，与仇英《桃源图》，合装成卷（注三），使两位巨匠的诗文书画互相辉映。仇氏青绿设色的绢本桃源图，长逾丈六，清溪白鹭，碧草如茵。在凌霄乔松和夹岸桃花的掩映下，使人不禁生出世外之想。在泊置的渔舟，钓竿和崇山复岭的另一面，平畴茅屋、古柏、桃林……仇英自自然然地把观者带进鸡犬之声相闻，村妇携童、耕牛引犊，男女衣着不同于时的古昔而宁谧的世界。
同年，当袁袠倩文徵明补绘《江南春图》并和诗时，虽不善咏，但却能深深体会倪云林诗中三昧的仇英，也同时应邀，以生动而深邃的画意，来传达倪云林的诗情，由之可见，出身寒微的仇氏，经过周臣的教导、唐伯虎和文徵明的提携，以及不断努力钻研画艺、受千古名迹的涵泳，早非吴下阿蒙；其人品、造诣，以及笔墨间的书卷气，不但逐渐见重于士林，在艺术国度里，且可与望重一时的文徵明相颉颃。尤其在老画师周臣生命之火摇摇欲灭的嘉靖十年左右，仇英已成为周氏仅有的衣钵传人，愈发增加了其在苏州画坛的重要性。如果说白手起家的画师仇英，心中仍有什么遗憾的话，则是其孙仇世祥（玉洲），虽然像女儿仇珠一样能传家学，但却是一个聋子。“仇聋子”，反而掩盖了他的真名，听在仇英耳中，心中不觉有些怅然。
嘉靖十年，另一件文仇书画合璧问世。十月八日，也就是文徵明和陈淳、王守兄弟同客蔡羽天桂楼，跋赵孟頫《乐志论》的后两日，文徵明完成为仇英所作《孝经图》十八幅（注四）写经的工作。仇英这件绢本设色画，系每章一图，文徵明则以小楷，书经图下。仇英款署：“仇英临李如璋笔。”类此仇画文书的孝经，十五载后的嘉靖廿五年，也有一卷（注五）。惟据卷后文跋，是卷所临为宋朝山东画师王端（子正）手笔。王端以写真宗御容名著一时，敕入图画院，王端谦让不受，止乞国子监书各一部。以此可见，仇英、文徵明临画书经之余，对古贤风骨和经文，也含有一种尊崇服膺的意味。
在仇英的《园居图》后，有王宠一则跋语：
“此二作余为王敬止先生题其园居诗也，今倩仇实甫画史绘为小卷；敬止暇中出示命书，漫录于后。时嘉靖壬辰夏四月六日，雅宜山人王宠识。”（注六）
壬辰，是嘉靖十一年，从王宠园居图跋，可知是其赋诗在先，仇英补图于后，王献臣览图欣喜之余，再请王宠书诗卷尾，成为诗书画三绝。
这卷颇富田园馨宁的书画卷，虽然历经多少人世沧桑，幸而流传下来，但却让人蒙上一层不得其解的迷惑：
《园居图》和仇英为去世未久的钱元抑（东林）所作的《东林图》（注七）布局设色极相类似；如谓由东林图稿稍加裁剪、更动而成并不为过；唯缺乏整幅画所应有的抑扬顿挫的变化，和那种余味无穷的韵致。
东林图并无年款，卷后有唐伯虎和张灵的题诗。由此推测，当作于唐伯虎和张灵在世之日，钱氏以太学生试吏部入格授官（正德十六年）之前，及至元抑致仕返乡，则唐、张二氏均已回归道山。
“抑抑威仪武肃支，乡吾同举学吾师，百年旧宅黄茅厚，四座诸生绛幙垂。……”元抑为武肃王钱缪之后，弘治十一年和唐伯虎同时中式南京。中进士前，一直隐居漕湖从事绛帐授徒的生涯；伯虎题诗，不仅道出钱元抑的身世、两人的同年关系，也生动地写出钱氏的气度、才德，和他所过的隐者生活。
“……抚膺问学钱君富，屈指庚年愧我同，行展经纶佐天子，鹤鹩何日附冥鸿。”依文徵明撰《明故鸿胪寺寺丞致仕钱君墓志铭》，元抑卒于嘉靖九年，享年五十有九；由此上溯，应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壬辰。张灵生年，一直缺乏记载，其题东林图诗中的：“屈指庚年愧我同”，则无意间透露出自己的生年。
从唐、张二氏诗中，既可了解彼此交谊中的一些细枝末节，对钱氏气度和生活情境的描写，更与画意互相吻合。
王宠的园居诗，既见于《雅宜山人集》，也见于其他著录。其时王献臣造园已就，遍请艺坛高手，士林名宿绘图赋诗，装点盛事，自在意料之中。仇英既然应邀依诗为图，想必参照园中实景，勾勒粉本；揆之情理，绝不可能以旧稿本裁剪应付。其次，东林钱元抑，隐居漕湖，所谓：“旧宅黄茅厚”，自然园林中的旧宅古院，当别具一种幽深沉郁的气氛，和新成于城市中的林园，在境界和气势上，应有所差异。仇英《园居图》，无论比之文徵明嘉靖十二年五月中旬完成的《拙政园图》三十一景，或历经无数劫难后，晚清戴熙所描绘的《拙政园全图》（注八）都难找到与仇英图景物相类之处。
此外，细审《园居图》，不仅茅屋之上，有明显的笔误，连阶除轩室的界画线条，也多由点线连续而成，既不似东林图线条劲力之均匀流畅，人物衣纹勾画，也和仇英其他工笔人物颇异其趣。
仇英生平留给人可资考据与凭吊的线索，已然非常有限，加以种种人为的迷障，其庐山真面目，也就愈发难以窥见了。
自从文徵明返乡，为袁鼒六十寿诗画册补诗，应邀为袁氏别业“闻德斋”的斋友之后，与袁氏六俊交游日渐频繁。苏州城西，除王宠的越来溪庄之外，袁氏的几处别业，也成了文徵明经常流连雅集之处。无论架上的诗书和古代名画，屋外的溪流和桃林，都使他心旷神怡，启发创作的灵思。另一个微妙的变化，就是他对素所崇拜的赵孟頫，学习效法，也日甚一日，说他是“言必文敏”，似乎并不为过；是否和袁氏丰富的收藏有关？值得玩味。
“竹林深处小亭开，独鹤徐行啄紫苔；小扇不摇纱帽侧，晚涼青鸟忽飞来。”（注九）
嘉靖六年，他返乡未久。六月的停云馆，花木蓊郁，清风时来，文徵明倦谈伏案小憩。醒来诵赵孟頫这首小诗，感觉那种幽静闲适的生活，很像自己致仕后的情境。人称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仔细咀嚼赵孟頫此诗，也可当之无愧。于是搦管就赵氏诗意衍为山水轴：
“……惜无摩诘思致，有愧松雪耳。”跋中语虽然是文徵明自谦之辞，但也表现出他对王维和赵孟頫艺术的尊崇。
嘉靖十年冬天，他跋赵孟頫《乐志论书画合璧》，及为仇英孝经十八图书经文不久。一日雪后，袁氏六俊中的袁褎（与之）来访玉磬山房。袁氏弟兄中，袁褎身长七尺，声如巨钟，才貌极为出众。他潜心读书，不喜欢佛老之术，是位为人推重的太学生。此外，袁褎的轻财好施也名传遐迩。七年初夏，王宠向他立据借银，至期既未见催逼，也未累及作中的文彭；可见他轻财帛重情谊的一般。
寒阴的天气，站在皑皑白雪中的高大身影，以及脸上那种英爽的气概，使文徵明联想到松江朱氏所藏，赵孟頫为好友袁静春所作的那幅《汝南高士图》。（按，汝南高士即指后汉袁安。）
袁安微时客居洛阳，衣食往往无以为继。雪后，于破屋之中，拥被高卧，而不愿求助于人。洛阳令巡行到袁安门前，见柴门紧闭，雪中没有出入的足迹，恐有不测，遂启门探视。知道袁安宁可忍受饥寒而不欲干人的贤者行径，乃举为孝廉，累拜楚郡太守，终生守正不移；“袁安卧雪”亦传为千古佳话，成为诗人歌咏、画家描绘的题材。
凭着原有的记忆，参照眼前袁季子袁褎的器宇，文徵明背临一幅《袁安卧雪图》。冰雪深积，苍松翠柏照映之下，柴扉茅茨中，隐约可见袁生拥被高卧的情状。木栅外面的衣冠车马，和流露在人物脸上的关怀神色、启扉探视前的犹豫，生动地写出古贤的风范，和守令关心民膜，爱惜贤才的心意。
嘉靖十一年，文徵明从松江朱氏借得赵孟頫原作，和自己背临的《卧雪图》，互相加以对照的结果，文徵明觉得原作笔力简远，意境高雅，颇有自愧不如之感。是年冬天十一月十日，袁褎把装裱完成的《卧雪图》，请文徵明过目时，后者于感叹之余，为书小楷《袁安本传》以归（注十）。
在画《卧雪图》和书《袁安本传》，长达一整年期间——也就是十一年六月，文徵明另为袁褎临了一本赵孟頫的《袁安卧雪图》轴（注十一）。赵氏此图，自谓系其生平得意之笔，但，当代平江画家龚（子敬），却在跋中评：如果能在袁安卧雪的老屋一角，画上几叶芭蕉，使萧然意象中，带有几分生意，岂不更加完美！文徵明则采纳了龚的见解；也可以说是采取了王维和乃师石田老人的遗意，在雪中加绘几笔败蕉，成了另一种趣味。此外，他又匠心别运地在摹本中，加上崇山峻岭、苍松茂林为背景，以求显示出袁安那种孤高拔俗的气概。于此可见，文徵明于崇古摹古之余，也力求有所突破。
除一再为袁褎画《袁安卧雪图》，写《袁安本传》；十一年正月初七，文徵明在北城袁氏别业雅集，风雨中未破的梅萼，成为他们举杯吟哦的主题。暮春，芍药盛放，又在此地为袁氏写生。当他避暑东禅寺时，也不忘为袁裘（绍之）秀才，作设色山水；可见居乡后的文徵明，和袁氏诸子往来之密切。
“……希哲于古帖，靡所不摹，而又纵横如意，真书中之圣也。余见而赏之，特为补图。……”（注十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文徵明跋故友祝枝山所书的《兰亭序》。然而，兴至所补的《兰亭修禊图》，又是一件深受赵孟頫浸润之作：
“……偶得赵松雪画卷，精润可爱，故行笔设色，一一宗之，不免效颦之诮；安能如晞哲学书，师心匠意，前无古人也。”
为祝枝山兰亭序补图后一个多月，徵明应虞山石门王氏之请，摹赵孟頫《虞山七星桧图》（注十三）。
对于这幅偃仰蛣屈，绞纽相联，形相古怪得无法形容的水墨七星桧图，文徵明挥洒之不足，更以一首七古长诗，为之咏歌。从六年后，文氏弟子陈淳的跋中，可看出文徵明此际学习赵孟頫的造诣：
“……盖吾师得意作也，其笔法得松雪公三昧；故染勒秀润，若出一手。当不易畀人，今君（按，指石门王氏，本卷藏家）乃不烦请谒，遽尔得之，非高标儒雅，有以惬其神情，莫能与也；石门子，其十袭宝藏之。”（同注十三）
王宠体质本来衰弱，北上京师、南赴太学、失意场屋的结果，诚如后来袁袠在《雅宜山人集序》中所说的：
“……而山人病矣。”
从他给偘上人朱日宣的诗意，知其所患为随季节而时好时坏的“肺气”：
“肺气秋来觉渐苏，此生无恙甘江湖，左手持螯右把酒，仰天击缶歌乌乌。”——《西斋雨坐与日宣三首》（其三）（注十四）
王宠养病于越来溪庄，远离尘嚣的烦忧，抛却困扰他二十余年的科名梦魇，生活充实而美好。平日，依旧吟咏、书写、授徒不辍，也许结习难改吧。
当入秋，芙蓉花沿溪盛放时，他满心着急，很想泛舟持酒，对花朗吟，却被医者和家人劝止，唯恐遭受风寒，结果只能让书童日摘三朵，生养瓶内，供他欣赏。
“美人缥缈欲凌波，日对三花可奈何；为尔多情更多累，红妆恼杀病维摩。”——《越溪芙蓉盛开病不可风童子日摘三花作供二首》（其一）（同注十四）
病榻岑寂，有时他会寄札汤珍，嘱其邀徵明同来，像以前一样，重整诗社，作数日之欢：
“石湖风景颇佳，芦荻渔舠，点缀秋色，足下何不拉徵仲丈过我；菱角鸡头可供也。一咲，王宠顿首拜子重社兄。”（注十五）
而此际文徵明正在玉磬山房中，埋首于历时已近五载之《关山积雪图》，供王宠病中卧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