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年春天的北京，虽然充塞着一种“山雨欲来”的压迫感，但寒艳照人的桃、杏，在篱边绽放，柔嫩的垂柳迎人款舞之际，也别有一种妩媚。撇开朝政所带给人的种种焦思和忧虑，文徵明寂寞抑郁的情怀，也像北地冰雪般逐渐融化开来。
二月初旬，偶然得到一些佳纸，他把它接成一幅丈四的长卷，依着王维《桃源行》的诗意，画起《桃源别境图》来。这卷春天所写的春景，着色古艳，山水重叠，繁桃细柳间，点缀着酒肆渔村，仿佛置身武陵源中，有不知今世何世之感。画成于二月十日，随即为好友民望持去。数年后，民望再度持以索书；但那时的他早已远离帝都，回忆前尘，再看看画中景色，心中感慨，无能言喻。遂为之以小行楷补书王维的《桃源行》，并钤以“玉兰堂”朱文印（注一）。
二月末，乡友郑正叔来访，谈及家乡风物。渴思蒪鲈的文徵明，拈笔挥洒起眼前景色。错错落落的山水树石，茅荫下幽人的绵绵清话、院前挺直得有如擎天之柱的孤松……画后粘壁自视，构思、落墨，虽然无异往昔，气氛境界则大为不同；也许可以留作他日回想或对照吧。
“燕山二月已春酣，宫柳霏微水映蓝，屋角疏花红自好，相看终不是江南。甲申二月晦日，郑正叔偶访小斋，坐语家山风物，写此寄意。”——《燕山春景图并题》（注二）
同样画题的山水共有两幅，诗也相同，所异者，另幅下款只写“甲申二月徵明画并题”，画后有彭年七绝一首（注三）。
文徵明流传下来的作品中，《兰亭修禊图》，款署“嘉靖三年春三月既望，衡山文徵明书于玉兰堂”（注四）；应是他在首都度过第一个暮春所留下的泥鸿吧？
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亭中振笔疾书的王逸少、列坐于清流两岸，一面取觞而饮，一面寻求灵思的文人雅士：立轴的右上角，楷书王羲之传诵千古的《兰亭集序》。不过这幅作品，有人评为行笔滞弱，并未达到他往日应有的水准；有人因署《书于玉兰堂》，而怀疑其真实性。
文徵明苏州停云馆之“玉兰堂”，起于何时，无法确知。正德三年五月，文徵明为黄云所画《米法云山图》卷后，书其近作二十三首；最后一首，即《咏玉兰花》：
“孤根疑自木兰堂，怪得人呼作女郎，绕得春风怜谢传，一天明月梦唐昌。冷魂未放清香浅，深院谁窥缟袂长，漫说辛夷有瓜葛，后开应是媿秾妆。”（注五）
清香、淡雅、引人遐思；他对玉兰花的喜爱，跃然纸上。
“进卿自金陵来吴，顾访玉兰堂，题赠短句，徵明。”他在赠金陵好友杨进卿的《飞鸿雪迹图》上题（注六）；时为正德十二年。而嘉靖三年，人在金台寓所，书画中却写作于“玉兰堂”，是以令人不能无疑。
春天郊祀后，早朝已毕，文徵明眼见青年天子在仪仗和翠旂前导下，驾幸文华殿听讲。觉得这是天子求学、求治，朝政将日趋清明的迹象。真乃君臣之间千载一时的明良际会，心中感到无限欣喜：
“……小臣漫厕夔龙后，仿佛还瞻日月光。”他在《观驾幸文华听讲》七律中写道。（注七）
接着，他参与了两次郊祀礼后的庆成宴。
管弦悠扬，身着礼服佩戴宫花的百官，雍容华贵地集聚在玉殿东侧。一声节响，穿着锦衣的中官们，纷纷从御厨里捧出难得一见的珍馐。嘉靖皇帝意气风发，殷勤地宣旨劝饮，礼数极为周到。天恩眷顾下的群僚，莫不尽兴开怀，在落日余晖中相扶醉归。一向拘谨守礼的文徵明，也不禁陶然而醉，在《庆成宴》中，抒写当时的感受：
“……一代礼成郊社后，百年身际太平中；晚酣不记归来处，仿佛春光玉殿东。”（注同上）
到了四月，为了大礼之议，与皇帝、张璁、桂萼主张不合的言官和大臣、获罪的获罪，去位的去位，一时都下人心危疑，中外汹汹。朱厚熜见群臣所议既然和己意不合，索性直接敕礼部，尊生父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尊生母为“本生母章圣皇太后”。出人意外的是，这位以外藩入继大统的皇帝，依然维持了以孝宗为“考”的前议：
“朕于正统不敢有违，而所生至情亦当兼尽。”（注八）
从嘉靖皇帝这道手诏来看，以前林俊、杨廷和及文武百官所主张的称孝宗为“皇考”，称兴献王、妃为“皇叔父”、“皇叔母”，而不宜称“帝”、“后”的原则，是无法维持了。但不管如何尊崇其本生父母，只要能延续孝宗皇帝的宗祧，群臣百姓也就释然于心；因为他们实在不愿见到有明以来，少有的仁民爱物的贤君，香火就此中断。
当嘉靖皇帝遣使前往湖北安陆州（承天府）告祭兴献帝陵园时，文徵明乡友太常寺周德瑞，也在派遣之列。朝中乡友纷纷赋诗，以壮行色。众人以德望、学术，共推文徵明为“送太常周君奉使兴国告祭诗叙”（同前注）借着这个机会，文徵明首次正式表达他对大礼之议的看法。
在他的感觉中，太傅王鏊所设想的两全之法；尊本生父母为“兴献皇”、“兴献后”，使其既受到特殊的尊崇和荣耀，又冠以藩国之名，而有了一定的分际。文徵明认为，几位大臣为争礼而相继引退，是想尽其义所当行的职责。皇帝倦倦不忘所生，是想尽一份人子的孝意。而天子手勅中的尊所生为皇帝，以孝宗为“考”实在也算“礼”、“孝”兼顾的折中办法，他认为长达两三年来的争议，到此该圆满落幕了。
借送周德瑞的笔墨，他甚至觉得有向历史作一个交代的必要：
“……始礼之举也，时多异议，而君子或不能无疑于其间，故余于此深论其事，以备他时折衷云。”（同前注）
不过，一些朝中有经验的大臣，并不像文徵明那么乐观，如户部侍郎胡瓒等，知道夜长梦多，事情恐怕仍有变数，所以赶紧上言，表示大礼既定，为了安定人事，使各尽职守，已经应召尚未到京的席书、方献夫，张璁、桂萼等，宜下诏止其来京，急速返回原来的岗位。
侍郎席书、员外郎方献夫，在大礼之议展开后，各自写了一封奏疏；他们的主张，和张、桂二人相近。但因“继统不继宗”的主张，为北京朝臣斥为异端邪说，所以未敢贸然上奏。其后在张、桂二人鼓励下，遂由桂萼于前一年十一月并录席、方奏疏以闻，因此席、方二人也在征召入京之列，大大增加了这一派主张的声势。
除胡瓒等上言外，朝中也有些人上疏请治席、方、张、桂以应得之罪的。
文徵明好友薛蕙，则上所撰“为人后解”、“为人后辨”等，阐明嘉靖皇帝“继统继宗”所应有的礼节和义务；企图以洋洋数万言的论辩，开悟君主，并驳斥张、桂等论调。结果，上言者，多遭下狱，使一度松弛的局势，又趋紧张。
端节前后，奉召晋京的张璁和桂萼，行色匆匆地到达安徽北部的凤阳县。馆驿中，不但从邸报得知嘉靖皇帝四月所下追尊大礼的勅命，也接奉到停召的朝旨。大失所望之余，二人心中也立刻明白，这是一干朝臣为了怕他们入京面质所采用的策略。表面上看，勅命中皇帝已为父母争取到“帝”、“后”的尊号，但前面既已加上“本生”字样，又以孝宗为“考”，如此，天下后世，仍然会认定嘉靖皇帝为孝宗之子。于是急忙上疏：
“臣知‘本生’二字，决非皇上之心所自裁定，特出礼官之阴术；皇上不察，以为亲之之辞也。不知礼官正以此二字为外之之辞也；必亟去二字，继统之义始明，而人心信从矣。”（注九）
疏入皇帝手中，朱厚熜一再思忖，连自己也觉得给礼部勅中留下了什么漏洞，或中了礼官的圈套，于是就更急着召张璁、桂萼入京。面质群臣，一举了结大礼之议，同时也许可以顺利达成自己的另一桩心愿；在奉先殿侧，修建一座“观德殿”，使亡父的神主，也能从安陆州迎入大内，以尽孝思。
另一方面，大小朝臣和都中民众，听说皇帝不听劝谏，再度诏命二人进京，多欲仿效前朝击马顺的故事，以无可抗御的正气，毙之于廷。三朝元老，谨身殿大学士蒋冕，更公然在帝前表示，二人若来，必扑杀之；但朱厚熜依然不为所动。为父母的尊荣，他似乎把国家的祸福，乃至自己的皇位，一概置之度外。远在三年前，即位之初，母后自兴国来，母子相会于通州，知道朝议要他过继给孝宗时，这位兴国王妃就怒容满面地表示：
“安得以我子为他人子！”（注十）并且，驻銮通州，拒绝入京。朱厚熜闻言而泣，随即向慈寿太后（孝宗后）表示，他愿意避位归藩。
群臣唯恐十五岁的少年君主，真的去位归藩，才应承由内阁研议，称兴献王、妃为“兴献帝”、“兴献后”，接着，竟连年为继宗继统的问题争论不休。多少干练廷臣，不怕获谴、宁愿挂冠求去，也不愿曲顺他的旨意。当时的观政进士张璁，则在争议初起之时，以所著“大礼或问”上，为他开启了处理大礼之议的理论根据。此际，当年被迫调往南京的张璁，即将去而复来，且与桂萼、席书、方献夫等，相互媒介。朱厚熜看得出廷臣对这股结合而至的力量：心怀忌惮；据他暗知，张璁引经据典的议论一出，连退隐江南的大学士杨一清，也以其立论坚实，无懈可击，寄书给他门人——现任吏部尚书乔宇说：
“张生此议，圣人复起不能易也；恐终当从之。”（注十一）
现在，这股支持他的力量，正逐渐接近都门；必要时，大学士杨一清也会应召出山。此老不但娴于边务，更能襄赞大礼；思及于此，在焦虑，等待的纷乱中，朱厚熜的心绪，也为之稳定下来。
六月，《武宗（正德）实录》修成，嘉靖皇帝赐燕礼部，参与纂修工作的文徵明，再度于诗中表达天恩的深厚：
“北府书成奏尚方，南宫拜诏许传觞，青春照坐宫花丽，瑞露浮樽法酒香。邂逅鸾台修故事，遂令牛走被余光，浓恩恰似朝来雨，散作槐厅六月凉。”——《实录成赐燕礼部》
不过这时，与修实录的翰林们，对两三年来辛勤的成果和皇帝的赏赐，内心似乎并没什么欣慰可言。徵明诗中的“浓恩恰似朝来雨”，恐怕也只是应时应景的表面文章。多日来，翰林们的脸上，时常流露出一种无可掩饰的忿愤不平之色。
大约五月下旬晋京的张璁和桂萼，可能对朝官和都众对他们的仇视，早有耳闻。所谓先朝马顺故事的重演，也喧腾人口；因此入都之后，都尽量小心规避，以免节外生枝。桂萼躲藏在寄寓之中，惧不敢出；张璁过了数日之后，始往宫中朝见。步出皇宫时，唯恐遭人伏伺，趋出东华门，藏匿武定侯郭勋家中。郭勋是开国元勋赠“荣国公”郭英的六世孙（一云五世），大概想从这场议礼之争的漩涡里获取富贵，因此喜出望外，和张璁约为内助。
张、桂二人，除了防备都人击杀外，给事中张翀等，更连章弹劾张璁、桂萼、席书、方献夫议礼的缺失，及其相互勾结情状，请正其罪。章下有司之后，张翀汇送刑部；刑部尚书赵鉴，当即列举张璁等罪状上奏。赵鉴与张翀并私下计议，只要一得到谕旨查办，便立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四人加以扑杀。
不过，这些风声，均为宫廷耳目所探听；朱厚熜觉得必须为几位心腹之臣，安排一个安全的职位，并便于计议、发起对朝臣议礼的各种反击，因此，除依前令命席书代礼部尚书，扼制朝议之外，特命张璁、桂萼为翰林学士，方献夫为侍讲学士。翰林学士位居清要，接近朝廷，应有一定进身的管道；张、桂等，以主事、员外郎，骤履斯职，使翰林们觉得是对翰苑的一种污辱。给事御史李学曾、吉棠等上言：
“璁、萼曲学阿世，圣世所必诛；以传奉为学士，累圣德不少……”（注十三）
吏部尚书乔宇也力争：
“内降恩泽，先朝率施于佞倖小人，士大夫一预其间，即不为清议所齿；况学士最清华，而俾萼等居之，谁复肯与同列哉！”（注十四）
由于文徵明不是出身科目，曾受过某些翰林之排挤，对此不便置喙；但因张璁前在永嘉，受到温州公的识拔，而其为人所不齿如此。如今更在翰林苑中，朝夕相对，心中困窘，实在不难想见。
好友杨慎，则率修撰舒芬、姚涞及编修张衍庆等上言：
“君子小人不并立，正论邪说不并行；臣等所执者，程颐、朱熹之绪也，萼等所言者，冷褎、段犹之余也；学术不同，议论亦异，臣等耻与萼等同列。”（注十五）
朱厚熜见疏大怒，对杨慎等人，一律罚俸，以为惩戒。
而有关大礼之主张与是非，两派间更已章疏交加，展开一场殊死的论战。持“继统继宗”论者，指张璁等为异端邪说，阿谀取宠，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后者则指前者，曲解历史真相，破坏伦常、欺罔圣上，使皇帝成为无父之人。
到了七月，嘉靖皇帝似乎已经下定决心，采纳张璁等献议，于兴献帝、后尊号上面，除去“本生”二字。群臣于骇愕之余，立刻意识到，皇帝也必然改称孝宗为“皇伯考”，如此，则一代贤君将宗祧无嗣，大宗因而不继。急切间，吏部右侍郎何孟春，想到宪宗朝的一桩故事：
明英宗有两位皇后——钱后和周后。宪宗朱见深为周后所生。英宗大渐时，曾遗命待钱后千秋万岁后，与之合葬。宪宗唯恐引起生母周太后的不快，钱太后崩时，有意不依父命，另外下葬。群臣多人上谏不听，因此以死争之心，伏哭于文华门外，自己至申前后跪哭达四个时辰之久，宪宗与周太后，无不为之感动，终允所请，群臣高呼万岁而去。
何孟春议论一出，众大臣深觉有理，事关国统大体，只若以大公之心，坚持力争，皇帝将终为所动。
杨慎则说：
“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注十六）
给事中张翀、编修王元正大呼：
“万世瞻仰，在此一举，有不力争者共击之！”（注十七），并遮留散朝未返的六部九卿，大小朝臣两百二三十人于金水桥南。一起跪伏于左顺门；有些人，一面哭一面大呼高皇帝和孝宗皇帝。
这时，崇信道教的嘉靖皇帝，正斋居文华殿中，听到呼声，赶紧命中宦晓谕群臣退下；众官则依旧跪伏呼叫不去。
兵部尚书金献民表示，身为辅政大臣的，尤其该据理力争，以免功亏一篑。于是弘治九年状元，礼部侍郎朱希周，赶紧到内阁找毛纪、石珤一起来跪倒左顺门下。当朱厚熜再次遣中官谕退无效，请命行动已由辰至午，延续了将及三个时辰。
逼人的暑气、无休无止的呼叫、越聚越多的臣僚：朱厚熜怒火中焚，下令司礼监录下诸人姓名，遣锦衣卫逮捕为首者张翀等八人入狱。
这景象，既不像郕王摄政时代的马顺故事，也不像宪宗时代哭谏钱太后葬礼故事，眼见并没有郕王的容忍、宪宗和周太后的感动。目下，这位来自外藩的青年统治者的作为，倒令人不由得想起正德初年，八党用事，刘瑾擅权，刘健、王鏊等一干大臣，集左顺门请除八党故事的重演。
杨慎见多人被逮，乃和几位翰林撼门大哭。两百余人。想到正德以来的种种乖谬措施，不断地发生变乱，国脉大丧；那知莠政方除，力图化治，大礼之议却纠葛无已……也随之痛哭起来。震动廷阙的号哭声，益发激怒了青年皇帝，于是，大举逮治、系狱、待罪、廷杖、戍边、夺俸，种种酷刑和处分，不一而足；两百数十位衣冠缙绅，鲜少幸免。单是死于杖下者，如翰林王相、王思等，便达十九人（一说十六人）之多。
杨慎则于两次受杖之后，谪往云南永昌卫充军；一代才子，也就这样埋没下来。
文徵明平日勤于职务，早朝几乎无日不往，只因偶然跌伤左臂，请假月余，左顺门的那场狂澜，幸未波及，但也因而彻底唤醒了他的为宦之梦，他叹息着说：
“吾束发为文，期有所树立，竟不得一第，今亦何能强颜久居于此耶。况无所事事，而日食太官，吾心真不安也。”（注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