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年暮春，唐伯虎来到南京报恩寺；可能是他最后一次造访这座古老的禅院。霞骛亭前，水光依旧，参天树木，有的绿荫如洗，有的抽发出新叶。穿梭的燕雀，似乎跟寺僧一样，殷勤地迎迓这位二十几年前灿若明星的南京解元。
报恩寺，是他从青年时代就常游之地；沈周、枝山、徵明……不仅流连于此，更都留有诗和书画，为禅师们所珍藏。
许多次，好友沈徵德、顾璘等，邀宴于水亭之中。他们以豪杰互相期许，吟咏啸傲，不拘形迹。有时，伯虎归寓之后，才发现醉中所吟诗歌稍欠妥帖，他会反复推敲，寄简修正：
“……酒酣命笔，辄觉不韵；此可征狂奴心力日衰，不似当年敏锐矣，奈何！奈何！归后自思，颇觉不安，略事修改，辄复录呈。”——《与沈徵德》（注一）
他的《席上答王履吉》七古，也是归后修改的，并在信中自称：
“昨日狂醉，信口高歌，以酬主人，芜杂不韵，不足称诗，亦如乞儿唱莲花落耳。……”（注二）
可见伯虎性情，疏散狂放之中，另有检讨、省思、随时加以修正的一面。
在沈、顾的报恩寺邀饮中，最使唐伯虎感动的，是正德十四年，宸濠造反前后。其时他不但穷困潦倒，更陷于遭受宁府株连的惶恐不安之中。
“陶公一饭期冥报，杜老三杯欲托身，今日给孤园共醉，古来文学士皆贫。……”（前已引录）一种感恩图报之情，充溢于字里行间。
他与沈氏最后一次酬酢，可能是沈徵德北上赴试的时候；推测如果不是正德十四年冬天，便是嘉靖元年的冬天。他在《与沈徵德》书中写道：
“比闻足下文旌北指，征车待发。喜，甚喜！足下文章，如万花怒发，目不给赏。从此独登龙门，声誉不徒满洛阳也。金华殿上，给笔札，供挥洒，驰誉京国，于此时卜矣。……”（注三）
信后并赋五律一首，以壮行色。
虬髯满面，生性爽朗的顾璘，为了进册封皇后的贺表，正在北上的道上，若慷慨豪富的沈徵德也赴试未返，则唐伯虎二年春天的金陵之行，内心落寞，怕是不难想象。
不过，他仍然为报恩寺僧留下一轴精细绝伦的白描达摩；经袱之后，达摩祖师兀然危坐，法相极为庄严。画右伯虎以他那吴兴体题：
“嘉靖癸巳春弟子唐寅画”（注四）
在旅途的孤独中，他不免又想起一些和徐素有关的往事：
那时，徐素过世未久，悲怆、寂寞的唐伯虎，到金陵排遣满怀愁绪。白鹭洲、凤凰台、莫愁湖……每日纵酒揽胜之外，就孤馆高卧。秦淮河畔，六朝金粉，从青年时代，就已司空见惯，丧失知音后，面对这些庸脂俗粉，就更有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空虚和惆怅。
朋友纷纷传言，青楼中有才女之称的“娟娟”，不仅善于吟咏，更素慕伯虎的风流与才名，颇思一见。一天，他暗暗记下娟娟的里巷，换了身破旧的衣服，单独往访。
传为千古佳话的红拂女，他曾描绘过的扬州名妓李端端……朋友们零零星星的谈论，在唐伯虎脑海里构筑成一个清纯秀丽、善解人意，却误堕风尘的佳人。历尽沧桑之后，终于以她那独具的慧眼，识英雄于穷途落魄……
“春和坊里李端端，信是能行白牡丹；谁信扬州金满市，元来花价属穷酸。”（前已引录）充满遐想的唐伯虎，随口低吟题《画张佑》中的诗句。
当他来到娟娟楼前求见的时候，只见那年轻的妓女凭栏而坐，眉目间流露出一抹轻蔑的笑意，对慕名求见的儒生，竟漫不为礼。
“寒儒亦来此地寻欢乐耶？宜即去，将囊中钱糴米，归作炊，得数日果腹也！”（注五）娟娟说完，竟自咯咯地笑了起来，刺耳的声音，仿佛鹭鸶一般。怅然若失的唐伯虎，深悔多此一行，原想转身而去，终于忍受不了那轻蔑、谑笑的声浪；加以面对的又是一位闻名江南的“诗妓”，立时兴起了戏弄嘲讽的念头。
“倚栏何故笑嘻嘻”伯虎仰首而吟。
“笑尔寒儒破布衣”那妓女也不假思索，率然而对。
伯虎见她以衣相人，全不识敝衣破帽下的相貌与气质，遂连着以两句诗来奚落她的空乏和自甘堕落。在妓女的羞頳，和人们的窃窃私议中，唐伯虎悄然地离开了秦楼楚馆。回到旅邸，想着徐素生前的一切，知音难觅，禁不住泪流满面。这时的他，对金陵之游，已经意兴阑珊，恨不得立刻返棹苏州，与张灵、王宠、祝枝山等，痛饮于吴山深处。
八月的一场大水，苏州田宅淹没不计其数，兼以去年七月的风灾，连年不登，已使人谈灾色变。风闻朝廷，不但无意蠲免租税，且有遣官监督织造之议，更加深了人们心中的惶惑，昔年到处盘剥掠夺的景象，浮现在眼前。
约莫九月前后，致仕刑部尚书林俊南旋，道经苏州，一干官绅好友，均有一番迎送。朝廷政情、议礼始末，以及挂冠求去的缘由，自然成了众所关怀的话题。
有关尊崇嘉靖皇帝本生父母的大礼之议，致仕太傅王鏊早有所闻，这次或听林俊亲自谈起，或由好友和门弟子询及。因此，王鏊又把舜承尧统、禹承舜统，乃至哀帝嗣位，光武中兴等故事，重加考证，著为《尊号议》（注六）一篇。可能他也参酌了朝中杨廷和、张聪两派的议论，提出了既尊大统，复尊所生的兼顾看法：
“……今参仪礼之文，酌古今之宜，定谧曰‘兴献皇’、‘兴献后’，而以太皇太后之旨行之，则于大统无干犯之嫌，所生亦极尊崇之义，亦庶乎其两全矣。”
无法确知，王鏊这篇《尊号议》，是否已上达朝廷，倘被接纳，或可成为息争的契机，使政治悲剧，免于扩大。
至于林俊，在新朝的重视和礼遇下，竟把权位看得像浮云一般，毫无留恋之意。同时也不顾天下人望治的心愿，只求独善其身；好像凤凰翱翔于千仞，搏扶摇而弗下，完全不复以苍生为念似的。让人不可理解，甚而认为标奇立异，矫枉过正。
对于种种议论，林俊未作任何辩解，倒是读书石湖的王宠，在《送大司寇莆田林公还闽序》（注七）中，阐述林俊自结发入朝后，辅弼三世，德劭功焯，成为元老重臣。其间谗忧交至，屡起屡伏，但求解生民于倒悬，扶社稷于危殆。并未以个人利禄荣辱为考量。
序中，王宠也强调新朝的礼遇，对年已不逾矩的林俊，无疑是创建金匮之业的千载良机，没有必要为沽名钓誉而八乞其身；其急流勇退的真正原因：
“……殆必有掣于事，而局于时者矣；掣则肘不可以运掌，局则道不足以广谋；孔孟其犹病诸，而独今之君子乎，此所以不得已而行，而不能以三年淹也。”
“坐何可无此君也”，这话恐怕不单是林俊对文徵明的赞赏，也是他对器宇、才识不相轩轾的王宠的观感。两位吴门才俊，忘年知交，曾先后为文，替他揄扬和析辩，使继续扬帆南旋的林俊，有“吾道不孤”的欣慰。
九月十五日，大学生吴爟（次明）逝世，对多病、敏感的王宠的心灵，是很大的冲激。半年多前，他们同在汤珍双梧堂宴别文徵明和蔡羽，哪知画像墨沈未干，六人已去其一；回忆当初，竟好像有什么预感一般。
吴爟和他同一里闬，石湖泛舟、横塘踏青、溪楼夜饮……吴爟、王宠、文徵明、汤珍等经常杖履相接，吟咏唱酬。吴氏享年五十八岁，像唐伯虎、文徵明一样，应属长辈，但他也和文、唐一样，一定要和王宠同辈论交，成忘年之友。吴爟进学很早，成绩优异，部使者曾屡荐京师，但数试不利，最后以年资入贡太学，至死仍未卒业。
除了爱游名山胜水，吴爟以善于鉴定古董书画闻名吴下。饮酒博谑，谈起所见所闻，奇谲瑰丽，不绝，十分风趣。尽管家境不裕，他却是位美食者，经常旨酒佳肴，宾客狼藉。酒后歌舞击咢，仿佛豪门贵人一般；至于有钱无钱，那是妻子和家人的事情，他是不屑闻问的。
吴爟另一为人所称道的地方，是他爱画，却从不开口向朋友要画。十余年前，雨中走访停云馆时，文徵明有感于他的友情与风骨，特别画出一幅春雨图。乱云低垂，春雨绵绵，撑着伞的吴爟，独行于竹木迷离的冈上。文徵明在画上题：
“……愿为识者画，不受俗子迫；惟君鉴赏家：心嗜口不索，吾终不君靳，不索翻自获。……”（前已引录）此外，文徵明曾在诗中、描述吴爟的性格与为人：
“风神凝远玉无瑕，十载论交似饮茶；深静不教窥吾愠，宽闲能自应纷华。寄情时有樗蒲乐，博物咸推鉴赏家，犹自一经淹举子，年年随伴踏槐花。”——《咏次明》（注八）
吴爟临终遗言，托王宠为作墓铭，王宠感伤这位忘年交生平的潦倒，更关怀其遗孀、寡媳与幼孙一家生活的无告，涕泣挥笔为铭曰：
“德则孔嘉，而命弗加，而年弗遐；吁天乎累嗟，儿呱妇髽，攀彼灵车，天曷刘斯，尚绥有家！”——《太学生吴君墓志铭》（注九）
一场瑞雪之后，寒月照映下，北京城内，好像一片银海。上朝的轿子、马匹，在灯月交辉的街道上，散发出细碎零乱的璚珂声。破晓时分，双龙玉阙显得格外高耸，鹊观的轮廓，也清晰可辨。鹔鹴袍上，凝结着白粉似的霜花，衣食无着者的苦痛，也就可想而知。所以，文徵明在《雪后早朝》诗中写道：
“……负薪亦有号饥者，愿得君王发汉廒。”（注十）
这时的江南，也已进入寒霜遍地的严冬。年荒岁穷，忍饥号寒者，彼彼皆是。
体康每下愈况的唐伯虎，又复开始整理年来的诗作。他呵着冻，以那融合着颜真卿、李阳冰和赵孟頫的书体，选录出心血的结晶。究竟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或仅仅供人遣闲覆瓿之用，他自己也不敢想象。这就是被题为《唐寅嘉靖癸未诗翰册》的遗作，并由他的好友之子文嘉作跋（注十一）。
另外一卷值得纪念，更被认为唐书精华，较松雪有过之无不及的，是他为姚舜承所书的《漫兴十首》。姚舜承为其同年（注十二）之子。仔细玩味《漫兴十首》，虽然并非作于一时，却均为晚岁所赋，感慨悲歌，自抒心性和生平遭际。
在他被指为“不甚措意”，或“如乞儿唱莲花落”的诸多晚作中，这十首七律，屡经修改锻炼，各本之间，颇有大同小异：为姚舜承所书诗册，可能是十首组作的定稿。怀抱之幽、感人之深，堪称用意之作。他的另一位同年景旸，推断是伯虎的绝笔书迹，其为后世宝爱，也就更加无与伦比了。
其中《伥伥行》、《拥鼻》被认为是伯虎凄凉晚景的诗谶。最后一首，则最能表现出伯虎生命乐章结束前的感受：
“造物元来最忌名，太平又合老无能，交游零落绨袍冷，风雪飘飘瓦罐冰。二顷未谋田负郭，一餐随分欲依僧。醉时试倩家人道，消尽粗疏气未曾！”（注十三）
那天，唐伯虎冒着寒风，踏雪来到王鏊洞庭东山的庄园。庭前双梧，一株已在上年七月的飓风中吹倒，剩下一株，残叶已尽，桠杈间积起白雪，却依然挺立在冷冽的湖风里。漫山的梅树，都已含苞待放，唐伯虎可以想象到绽开时那片无际的香雪。也使他忆起张灵咏玄墓诗中“隔窗湖水坐不起，塞路梅花行转迟。”（注十四）的景象。
高龄七十四的王鏊，致仕居山忽忽一十五载，须发俱已霜白，谈及近时朝政，不免为之浩叹。
近五六年间，王鏊连丧弟弟及三个女儿，此际，这位伤心的老人。正为即将改葬光福凤凰山的长女王仪，撰写墓志铭。王仪是庶吉士兼侍读徐子容的妻子，襁褓中便失去了母亲，由王鏊亲自教导。她不仅精通经史，也了解时事得失，人才高下，并善于五言诗；在丈夫名位日益隆显之际，抛下二子，猝然而逝，尤使老父悲怆不已。
王鏊斋中，新悬起一幅书轴，略显陈旧的纸上，是宋学士苏东坡自书的《满庭芳（中吕）》。其中“中吕”二字，突然触动了唐伯虎的回忆。他的耳边，重又响起福建九鲤湖前轰雷漈的隆隆水声。在香火鼎盛的九仙祠祈梦时，分明梦到神示以“中吕”二字，多年来，他一直不解这词牌名称到底有何特殊的意蕴？
他自己也填过一阕《满庭芳》：
“月下歌声，风前笛韵，遥思当日风流：枕边言语。犹记在心头，玉佩叮当，别后恐惆怅：永巷闲幽，行云去，却又入瀛洲。……”（注十五）
当时他只顾描写两情缱绻，别后相思，“中吕满庭芳”，并未在他心弦中，产生剧烈的拨动。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注十六）
“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唐伯虎默诵着那词，并反复玩味着这两个短句。东坡居士赋《满庭芳》时，正要离开他所谪居的黄州，告别好友邻居，有感而发。不意，伯虎却从中启发出另一种感受，久埋在心灵深处之谜，竟由此浮现一个不吉利的答案；他行年五十有四，“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莫非是他的“诗谶”？
如果真是“诗谶”，何以未谶于作者，而谶于见者？思索、迷惑，伯虎心中，一时有说不出的茫然与烦闷。
戚容满面的王鏊，见伯虎目注书轴默不作声，不久之后，竟黯然神伤地辞别而去，他不便垂询，亦未多留，任其登舟自去；然而，这竟是他们师生间的最后一面。
嘉靖二年（一五二三）十二月二日，一代风流才子唐伯虎，与世长辞。他的绝笔诗是：
“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注十七）
带着神秘，宿命色彩的“中吕”之谜外，如果想对唐伯虎死因找出些蛛丝马迹，则他的一首题画诗，似可略见端倪：
“人来种杏不虚寻，仿佛庐山小径深。常向静中参大道，不因忙里废清吟。愿随化雨三春泽，未许云间一片心。老我近来多肺疾，好分紫雪扫烦襟。”——《题烧药图卷》（注十八）
肺疾，可能是夺去伯虎生命的主要因素。
贫，对这位宿疾缠身的才子，是一种长期的摧残；他在给朱彦明的信中，直抒其生活中的困顿：
“……诵昔人‘风力欲冰酒，霜威能折棉’之诗，不禁望天长叹！奈已无酒可冰，无棉可折何；悲哉，悲哉！何以卒岁？”（注十九）
“此可征狂奴心力日衰，不似当年敏锐矣……”给沈徵德信中，伯虎自承心力大不如前。
“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半生沉醉在花酒间的他，一旦发现已不胜酒力时，内心不免为衰老的恐惧和空虚感所盘踞；他在给友人严民望信中写：
“……嗜饮如仆，昔每自谓能一石不醉者，今一斗已颓然矣，精力衰薄，或不久乎？惟仆素以及时行乐为旨，际此去日已多，来日苦少之时，更觉不可不自寻乐境，以遣浮生矣。……”（注二〇）
然而，长期地耽于花、酒，对他饱受折磨的体康，何尝不是另一种摧残！
北京冤狱、宸濠案的牵连；先后在两京间所受的折磨和屈辱，南旋后三餐不继的岁月；妻子离异，知交零落的孤独，如蛇一般，无时不缠绕啃噬着他的旧疾。使人生变得既豪迈、潇洒，复迷离、恍惚，且又有“穿肠毒药”之称的杜康，侵蚀于唐伯虎半生的得失和悲欢离合之间，其死因，也就不难想见了。
在腊月的深雪与悲风中，祝枝山痛悼亡友的哀恸声，震动着灾后衰败残破的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