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文化巨人，他的文化艺术作品虽然是民族性的，但这种民族性就蕴涵了它的世界性。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雨果、贝多芬、毕加索等文化艺术大师，他们的作品既是属于他们民族传统的，同时由于他们表现了人类共同的精神困惑与追求，因此而成为世界性的文化艺术精品，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
屈原的影响力也是世界性的，他并不仅仅属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而是属于世界文化宝库。早在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就将屈原列为世界人民纪念的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加以纪念，更加推动了屈原的作品向全世界传播。
在世界其他国家中最早受到《楚辞》影响的，当属与中国文化渊源很深的邻国日本。唐代中国与日本交流较为频繁，高僧鉴真曾东渡日本，有效地促进了中国与日本文化的交流。日本这时也有留学生在中国的长安学习，回国后带去了中国的文化。这样，在我国盛唐，《楚辞》就已经传入了日本，并深受日本人民的喜爱。这时，昭明太子编的《文选》也已经传入日本，《文选》被作为日本的教科书。《文选》中收入《楚辞》重要篇章甚多，如《离骚》《九歌》《九章·涉江》《卜居》《渔父》《九辩》《招魂》《招隐士》等，所以日本学者自然很熟悉《楚辞》。日本的平安朝，已经刊刻《楚辞》多种，“《楚辞》家卅二卷”，其中包括王逸的《楚辞》（章句）等。到了日本江户时期，日本刊刻《楚辞》多种，王逸注、洪应祖补注、朱熹注都有刻本。与此同时，日本研究《楚辞》的学者也日渐增多，《楚辞》研究在日本成熟起来。近代的西村时彦“爱屈宋骚赋，自命读书之室曰百骚书屋，搜罗古今人笺注《楚辞》之书无遗”，著《屈原赋说》。《屈原赋说》为其在京都帝国大学授课之讲义，是一部较为全面的《楚辞》概论。到了近现代，日本学者对于《楚辞》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绩，主要有：《楚辞师说》《楚辞》《译注楚辞》《巫系文学论》《楚辞之研究》《屈原》等，另外还有不少研究论文。
之所以《楚辞》最先在日本流行，是因为中国与日本在古代就交流最为频繁，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文化亦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楚辞》在日本得到流行是很正常的事情。这说明日本民族在早期对中国文化的接纳，对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是持仰慕态度的。《楚辞》等中国古代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使得日本民族具有很多与中华民族相类似的民族特征。
欧美等西方国家对《楚辞》的研究则要晚很多，欧美等国研究《楚辞》始于近代。最早的译文大约是德国费兹曼于1982年发表的《离骚》德文译本。1870年法国德理文发表了《离骚》的法文译本。英译本、意大利文译本也在同一时期产生。除翻译《离骚》外，西方学者翻译《天问》也很多，美国亦出版过研究《楚辞》的著作，如《离骚：屈原解除痛苦的诗》《楚国的狂人》等。
前苏联的《楚辞》研究，兴盛于上个世纪50年代。费德林主编的俄译《屈原诗集》，是完整的屈原作品的译本。苏联学者认为屈原著作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惟其如此，也就具有世界性和全人类性，认为屈原是一位世界性的伟大诗人。1994年彼得堡出版了《古代中国诗歌研究》，其中特别介绍了《楚辞》，该书是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诗歌，颇有新的见解。
匈牙利学者托凯于1959年出版了《中国悲歌的起源》，这是一部研究《离骚》的专著，他认为在史诗与纯属个人的抒情诗之间，有一种过渡性质的悲歌。《离骚》正是悲歌作品。托凯的书翻译成法文、日文，有广泛的影响，这是为《离骚》作品体裁的定位，有一定的意义。
屈原的作品已经翻译到了全世界，先后被翻译成数十种版本，研究也很丰富。
国外研究《楚辞》的基本情况，在施奈德所著的《楚国的狂人屈原与中国政治神话》一书的前言中，概括为三种模式：一种是苏联式的，着重从诗歌本身探讨屈赋及《楚辞》的艺术价值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另一种是日本式的，则在考据、训释和结构题材剖析等方面做了不少贡献；第三种是西方式的，大都是从广泛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领域，深入探讨屈原的政治生涯和文学事业所形成的内外因素，从屈赋及《楚辞》的产生土壤及形成条件，考察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及意识形态的演变过程。这三种不同的研究模式，都是对《楚辞》研究的有利补充。而这三种不同的模式，也代表了世界研究《楚辞》的三个不同的方向与前景，不同的研究模式将在不同方向上深化《楚辞》的研究。
《楚辞》的超越国界与民族的影响，对于推动中国与国际文化的交流，对于国外了解中国，了解汉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桥梁与窗口。要了解汉民族文化，《楚辞》是最好的窗口之一，因为《楚辞》里融入了汉民族早期文化的精髓。神话、历史、舞蹈、音乐、现实等综合一体，可谓一部汉民族古代先民文化的大书，一部足以与古代欧洲的荷马史诗等相媲美的诗。
屈原的超越国界与民族的影响力，使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发扬光大，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屈原虽然一生命运悲惨，然而，屈原和他的《楚辞》，却传遍了世界，永远为人民所尊敬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