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常以“风骚”并称，风是指《国风》，代指《诗经》，骚是指《离骚》，代指《楚辞》，风骚传统，对中国文化艺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泽被后世，对后世文艺影响深远。屈原的《楚辞》，成为民族心灵的史诗，成为万世的诗歌之源，屈原以其巨大的文学成就，以及其爱国精神，成为文学的鼻祖和后世爱国精神的丰碑，他的影响力超越了国界，得到全世界的认可。屈原也因此成为戏曲、绘画等艺术形成的生动题材。
屈原所开创的楚辞体诗歌，被古代文学批评家冠以“骚”之美名，并与“风”（即《国风》，代指《诗经》）并称，形成“风”、“骚”并举的文化传统，这是中国文学的两个源头。虽说是两个源头，但实际上风骚有着许多共同特点，基本上可以合为一种浪漫之源。如同长江、黄河有着共同的起源一样。后世绝大多数文学家都继承了风骚传统，并沿着这两条道路走下去。
风骚传统合为一种传统，亦为后世不少文学家和批评家所认同。汉人早就发现《楚辞》和《诗经》的精神上的一致性。如司马迁曾经引淮南王刘安评论楚辞的话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谤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认为《离骚》兼有《风》《雅》的长处，成就超过了《诗经》。《汉书·艺文志》也称：“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谣，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机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这里指出楚辞具有古诗的恻隐之义，也指出了《楚辞》具有《诗经》的传统，特别强调的是赋的讽刺之风。
关于风骚传统在历史上所起到的作用。沈约在一篇重要的理论批评文献中，概括了从远古到当时的文学发展史，其称：“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源其飚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徒以赏好异情，故意制相诡。”
沈约充分肯定了屈原的导源作用，认为汉魏以来的杰出作家都是继承了风骚的传统。风骚传统中的比兴，被认为是一种文学典范样式，被后世当作评判诗歌的一个标准。梁简文帝萧纲在为太子时，曾作《与湘东王书》，信中称：“比见京师文体，儒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阐缓。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兴，正背风骚。”这是说京师文体浮华，与风骚传统中的比兴相悖。以此来断明此文体属偏学，非正统文体，属不良学风。
以风骚传统为准则作诗歌批评的还有一些，如刘宋时人檀道鸾所著的《续晋阳秋》一书称：“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傍综百家之言……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许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
这里亦借风骚传统批评了玄言诗。说他们不符合风骚传统，担心源远流长的风骚传统沦丧在他们手里。可见风骚传统在许多诗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并以风骚传统的标准进行文学批判活动。
而韩休在一篇文章中则称：“由是比兴继作，风流弥繁，黄竹白云，垂芳于帝籍；楚兰班素，作丽于辞人。莫不究性情之微，含风骚之旨。”这里还是讲的是比兴传统的运用弥漫后世，产生良好的影响，都是承于风骚传统。可见风骚传统中的比兴之表现手法在后世里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就连杜甫也在不断称颂风骚传统，他说：“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这是反对齐梁的绮靡文风，肯定了风骚传统。
风骚传统包括许多方面。风骚之诗主怨刺。《诗经》虽然温柔敦厚，但柔中多带讽刺之音。可以说《风》《雅》等作品皆是怨刺之作。《文心雕龙·时序》中称：“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可见《诗经》中多有怨怒之作。楚辞亦是如此。司马迁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又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结，不得通其道也。”仲尼厄而作《春秋》，韩非囚秦，著《说难》《孤愤》，均为悲愤之作也。可见愤怒出文章，这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成立了。屈原的《离骚》《天问》《哀郢》《渔父》等篇大抵都可看作孤愤之作，其怨怒讽刺是随处可见的。
风骚传统中的怨刺之风，在后世得到了很好的继承，成为批判现实主义的最重要的形式。后世许多诗人在遭遇坎坷，天道不行乃至国破家亡的时候，无不仿屈原，写下了很多悲愤之作。如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作的《丽人行》《兵车行》《悲陈陶》《春望》等，都是不朽的怨愤之作。宋朝的陆游、辛弃疾等人，在国破家亡时，无不与《楚辞》产生共鸣。《楚辞》具有现实意义的怨刺之风在现实主义诗歌里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楚辞》的悲愤精神是与后世诗人们沟通的一个重要的精神纽带与桥梁，这是楚辞在后世能够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的精神基础。
再看《楚辞》能够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的形式基础，那就是它的比兴与象征手法的广泛运用。而关于比兴特点，吴乔在《围炉诗话》中说：“《雅》《颂》多赋，是实做。《风》《骚》多比兴，是虚做。唐诗多风、骚，所以灵妙。”这里说了比兴是诗的灵妙之所在。而且指出唐诗多以风骚为借鉴，可见风骚传统的巨大影响力。屈原的香草美人之喻，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因为有风骚楷模在前，所以后世比兴之风盛行，并借比兴之风表达了许多犯禁的社会内容，充分拓展了现实主义的表现空间。有以借写哀婉之辞而表故国之痛的，如南唐后主李煜，正因为其艳丽之词里有这种情感，才遭到了赵光义的毒杀。黄侃曾说：“是以解嗣宗之诗，则首首致讥禅代，笺杜陵之作，则篇篇系念朝廷。”可见风骚的比兴的表现形式的运用，足以拔高诗歌的思想价值，使诗歌含义深远。
此外，风骚传统还具有关注政治、关怀人生的特点。《诗经》和《楚辞》都具有浓厚的政治氛围。屈原的《离骚》等作品就不用说了，《离骚》本身就是一首政治抒情诗，《诗经》中也有很多与当时的时政相关的东西，如《硕鼠》等，就是讽刺贪官污吏。因此，风骚传统是与政治紧密关联的。这一与政治紧密关联的传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数千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深切体会到自己的个人命运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因此也主动承担起了关注政治、关注天下苍生命运的历史使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以很多仁人志士在天下板荡之时写出了许多关注国计民生的诗歌作品。如从曹操、王粲等建安之子，到李白、杜甫等诗仙诗圣，到陆游、辛弃疾、文天祥、岳飞、于谦等爱国诗人，都不同程度地借诗歌来关注政治，传达政治理想与爱国情愫。这使得风骚的影响在后世无所不在。后世的现实主义诗歌，很大程度上就是风骚传统中关注政治、人生的改造。
综而观之，由《诗经》和屈原所共同开创的风骚传统，在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构成了中国诗歌蔚为壮观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