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初受楚怀王信任，“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屈原在担任左徒期间为怀王起草《宪令》，并多次出使齐国，联齐抗秦，受到怀王的高度信任。这一切使得屈原在政治上对自己非常自信，但由于朝中奸佞之臣的谗言，屈原突然之间受到怀王的疏远和放逐，被流亡汉北，后又被顷襄王流放江南，这两次流放，使屈原彻底看到了自己在政治上的失败，巨大的失落使得屈原产生了浓烈的悲剧意识。在放逐中，由于不得回郢都的痛苦，使他内心自伤自怜的悲剧意识也积淀得越来越深，到了最后终于因这种悲剧意识而自杀殉国。
屈原的一生，是楚国大悲剧中的一幕。他曾经有过展露自己才华的机会，有过使楚国兴起的机遇，他想效法商鞅、吴起等人从事变法，并为怀王起草了《宪令》，变法就要颁布的时候，却遭到了奸佞小人的谗言，致使失败。从此，屈原被疏，楚国的命运江河日下，楚怀王多次被秦国所欺骗，割地丧师，最后直至怀王客死于秦，郢都陷落，顷襄王迁都等，楚到了国灭的边缘。国家的巨大灾难，由盛而衰的巨大变化，使屈原将自身政治命运的悲剧与楚国命运的悲剧联系在了一起。楚国悲剧的浓郁阴影笼罩在屈原的心头，挥之不去。这是屈原悲剧意识的外部大环境。这个巨大的楚国悲剧是他悲剧意识的根源，这也表明了他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反映了屈原的爱国精神。
屈原在为怀王左徒的时候，就看到怀王身边的奸佞之臣是怎么样的祸国殃民，这些腐朽贵族们飞扬跋扈、颐指气使、贪污腐朽、狼狈为奸，如上官大夫靳尚、令尹子椒、宠妃郑袖等，这些人出卖国家利益，对外献媚，泄露国家机密，对内则压榨百姓，使人民苦不堪言。屈原在朝中行为正直，与这些奸佞之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并且力图变法，从根本上打击这些邪恶势力。但屈原同时也意识到，他一个人要与这些腐败分子进行斗争，力量是微薄的。在以一己之力反抗整个腐朽旧贵族的斗争中，他感到了自我力量的单薄，感到孤立，感到了危机重重，感受到了他自身的不被人所理解的巨大困惑。旧贵族们联合对他进行压制与反扑、陷害，使屈原感到被旧贵族们的联合所击败几乎是必然的，但屈原还是不放弃这种斗争。被怀王流放之后，他回来还向怀王进言劝杀张仪，劝怀王勿听子兰、靳尚等贵族们的话而赴秦与秦王约会等，还劝顷襄王继续执行他的联齐抗秦政策，但这些都没有成功，反而使他再度被流放。屈原在政治上与奸佞之徒斗争的挫折，使他的悲剧意识更加强烈了。
屈原的很多诗歌中，都表现出了他内心的这种悲剧意识。《离骚》中有：“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等。在《九章·涉江》中有：“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昬而终身”。《渔父》中的“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都表明了屈原宁愿死也不愿意改变自己美好品质的高洁心灵。这是一种内心的悲剧意识外在而直接的表露。
在屈原的作品中，还有悲剧意识的间接表露。如《离骚》，本身就是忧愁忧思之作，这是一种悲剧意识笼罩之下的旷世杰作，诗歌中自然处处有着诗人悲剧的影子。如在《离骚》中“求女”的失败，反映了屈原在政治上求索的失败，诗中“求女”之章，充满了一种崇高的悲剧感。《离骚》中的“昆仑之游”，也如同“求女”一样，曲折反映了诗人对自由与美政的不懈追求。“路曼曼其脩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但求索的结果，却是被拒之于天门之外，与“求女”一样归于失败。
而屈原的《天问》等诗歌，是诗人悲剧意识发展到极至的结果。因为诗人内心的悲愤无处发泄，所以最后只好叩问苍天。《天问》之中，表现出了深沉的历史悲剧意识，如“天命反侧，何罚何佑？齐桓九会，卒然身杀”。“比干何逆，而抑沉之？雷开阿顺，而赐封之？”等议论，都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历史悲剧意识。
屈原的自杀殉国，就是他内心这种强烈的悲剧意识驱使下的大结局。屈原怀着革新的目的，要使楚国强盛，使楚来一统天下，他的政治理想完全失败了。然而屈原不愿意离开他心爱的楚国，他一次次地奋起，但楚国灭亡了，他失去了奋发的机会，他的悲剧意识浓烈到了极限，这使他选择了以死来殉国。他的悲剧意识，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命运悲剧之下所产生的普遍意识，带有时代的烙印。
综而观之，屈原自身以及屈原诗歌中的悲剧意识之所以能深刻打动人心，是因为这种悲剧意识中有着强烈的爱国忧民的感情，有着崇高的精神追求，这样崇高人物的不幸或毁灭留给世人、历史深深的伤痛，这样屈原的悲剧意识便具有了某种惊心动魄的悲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