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诗家之绝唱: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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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愤而问天,创作《天问》

人在最痛苦的时候,总是要呼天抢地的。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见民贫苦,仰天叹息。又在长沙看到楚先王之庙与公卿祠堂,不禁想到楚国的苦难。他心中悲愤难忍,禁不住要问苍天,上天对人间的一切是否公平合理。

屈原曾经对天深信不疑的。然而,楚国的苦难现实和自己的不幸命运让他对上天产生了怀疑。奸臣当道,昏君荒淫,人民遭殃,如此皇天,这难道是公正无私的吗?他不觉对天要发问了,终于创作出了《天问》这首不朽诗歌。

《天问》在艺术上的特点极其显明,它通篇用问句组成,全诗共172问。虽全是问句,但基本是有问无答,实际上是诗人借用问句的形式抒发自己内心愤懑的情感。

《天问》里充满了沉思和怀疑。无论是传世的或被篡改的神话传说,还是街谈巷议、百口相传的奇事怪物,抑或传统的偏见、凝固的史观、陈腐的定论、世俗的迷信,一切的天意——人事,屈原都经过自己那天才的大脑审查和反思,从怀疑走向批判,由省察导出否定。这实在是了不起的勇敢和反叛,是人类思想史上带着血色和生气的曙光。

古往今来的伟大人物,都有一种敢于叩问苍天的抗争精神。这种精神构成天地间最为雄壮的力量,显示了人类在探索自身命运过程中对上苍的反抗精神,展示了人类自身不甘屈服的可贵品质,这种对天的抗争意识从来没有停止过。屈原对上天的抗争精神犹为强烈。他身处困境,不甘沦落,因孤独愤怒而创作了《天问》这一伟大的呵壁问天之作。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也说:“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返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这里司马迁解释了屈原创作《天问》的原因,因为政治改革失败,理想受挫,个人深感困顿迷茫,所以作《天问》以表达其对天的拷问,借此以抒发心中的愤懑不平,也是借问天对现行统治秩序的拷问。

屈原政治失败,在遭受流放的过程中,深感到了巨大的失落与屈辱。这种沮丧与痛苦并没有击倒屈原,相反使他勇敢地叩问苍天,对苍天的不公正给予了猛烈的抨击,显示了屈原作为强者的勇敢和巨大的不可压制的精神力量。

在古代,人类对上天是非常敬仰的。皇帝自封为“天”之子,是受了上天的旨意来统治人民。披上了天的外衣,所以人民对帝王更加敬畏。而屈原敢于对天进行猛烈的叩问,显示了他敢于反抗君主的非同寻常的力量。这股力量使他敢于怀疑现实的秩序,从而使他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主宰人类命运的苍天,对君权进行猛烈的质问与抨击。这一下子就触及到了封建统治权威的来源这一最为敏感的问题。敢于以堂堂之文字诗篇来完成这种直指封建君权本质的叩问,这种大胆反抗的精神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屈原的问天,既包含对自然界一系列不可知的自然现象的诘问,也包含对中国历史上一系列不可思议的社会现象的追问。这两种追问交织在一起,构成对主宰自然与社会命运的苍天的诘问。这种叩问,并非仅仅是反抗与批判,而且也是一种探索,显示了屈原对人间和自然的探索精神,他力求为人类找到一条生存的出路,展示了屈原作为人类先驱的勇敢探索精神和为人类命运而抗争的奉献精神。

《天问》虽涉及神话传说、怪物行事和历史人事等极为广博的内容,但主旨仍可以归结为探求国家废兴存亡的根本道路。有道则兴,无道而亡,穷兵黩武、拒不纳谏、沉溺淫乐、斥逐贤臣、任用奸佞,是国家败亡的根本。这反映出屈原是“重人事,反天道”的。因为这一观点与楚国昏君佞臣沆瀣一气的腐朽现实有着巨大的鸿沟,使屈原感觉到现实是如此的不可理解,因对现实的愤懑而叩问苍天。所以,屈原的问天,是对现实的无比愤懑与不满的表现。

屈原的敢于问天,反映了人类社会在这一时期知识的力量已经空前强大起来,开始要求理性地认识自然和社会,掌握它们运行的规律,不再受这种不可知的来自上天的力量的支配和愚弄!屈原的《天问》就代表了这一种对天不再保持沉默的呼声,代表了一种要求与上天处于同等的地位,保持人类尊严的呼声。这是社会进步到这一阶段的必然产物。屈原作为这一时期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将这些呼声以诗歌的形式艺术地表现出来,反映了屈原能敏锐地把握时代特征的巨人意识。时代需要正确理解他们的精神要求的巨人,因此也就产生了像屈原这样的思想和文化巨人,他为人类认识上天、自然与社会打开了一条精神的通道。

屈原挥笔而成《天问》这样独步千古的伟大诗篇,既体现了诗人渊博精深的知识,深刻的历史反思,不囿于成见的大胆质疑与批判,探索真理的强烈渴望,又集中展示了屈原的历史沧桑感和深邃的哲理意识,集中展示了屈原敢于问天的伟大人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