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不幸诗家幸，历史好像常常与我们开着苦涩的玩笑。翻开古人的诗文集，许多千古绝唱都是那些感怀国破家亡，政治失意的诗篇，好像这是一条产生不朽诗篇的黄金定律。屈原能成为“泽被后世，非一代也”的伟大诗人，其人生经历自然也是符合这条黄金定律的。
屈原创作《离骚》的原因，在《史记》中司马迁作了详细的说明，明确表明屈原是在因诬陷而遭到流放之后，忧愁而作《离骚》，《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是这样记载的：“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言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又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所以《离骚》是不平之鸣，是愤怒的产物，是苦闷的象征。刘向的《新序·节士》篇中也说，屈原在遭受了靳尚等人的谗言之后，“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也是说《离骚》是政治失意、流放蛮荒的产物。
由此看来，屈原作《离骚》的原因是很明确的，就是想借文学来抒发政治失意的痛苦，借以疗治心灵的创伤，慰藉自己的心灵，并希望楚王了解自己的一片忠心，同时以自己的政治见解期望引起楚王的注意。可见屈原遭受的政治打击之深，更可见当时楚国的灾难有多深。
屈原曾经是一颗受到楚怀王瞩目的政治明星。在他年轻的时候，楚怀王就听说了他的非凡才能，将他从家乡秭归接到楚国的都城，此后又让他自由出入宫廷，并委以左徒之重任。那时楚怀王对屈原是何等的信任。他在宫廷里与怀王讨论国家大事，发号施令，在宫外他接待宾客，处理外交事务，都干得很出色，怀王对他很是宠信。而屈原又有自己的大志向，希望能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来，对内推行变法，对外连齐抗秦，完成一统天下的使命。应该说，历史把这个重担交给屈原，他是完全有能力承担的。只可惜就在这个当口上，令尹子兰、宠臣靳尚等人都嫉妒屈原的才能与地位，又想保护自己的个人利益，抵制变法，于是在怀王面前拼命说屈原的坏话，使怀王疏远了屈原。后来，怀王又被小人唆使，跑到秦国去，客死他乡，继任的顷襄王更加重用小人，竟把屈原放逐了。这样，屈原就从政治的巅峰摔了下来，一腔报国热情只能空对楚国的故土流淌。
屈原从政治的巅峰跌落下来后，内心的孤愤无以言表。这时，他的外部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从宫廷到了民间，政治理想破灭，他只能寄情于山水，将自己的理想寄托在文学作品中，于是他深入民间采风，根据楚地的文化特点，以非凡的创造力、智慧和勇气开拓了文化的新道路，创作了《离骚》这部具有浓郁楚音的旷世杰作。
历史上很多优秀人物能在文化上有所作为，也都是政治失意的结果。仲尼之作《春秋》，左丘明之著《国语》，孙膑之修《兵法》，不韦之传《吕览》，韩非之著《说难》《孤愤》，司马迁之编《史记》，都是因为政治失意的结果。在政治上遭受打击磨难之后，再从事文学创作，这就有了深刻的历史政治眼光，从而能更深刻地认识到社会的诟病，并将这种诟病在笔端反映出来。同样，因为政治遭遇到的不幸，对政治的绝望，转而将全部的精力用于文学创造，从而开启了文化的新天地。可见在政治上的磨难，对于政治来说虽然不幸，对于文学创造活动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历史上很多政治名人，在政治失意的时候，“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心怀天下，从而走出政治失意的迷途。如宋代的范仲淹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人物。他在仕途上不畅，从事庆历新政的政治改革，没有多久就遭到了失败而被贬谪。这时他并没有被失败所击倒，而是借文学来抒发爱国忧民的情感，写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震烁千古的名句。他在政治上的贡献或许早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但历史却因为他的这句话而记住了他。古人成功的三大标准“立德、立功、立言”，在政治上立功有时远不及文化上“立德”和“立言”影响深远。可以想象，如果范仲淹仅仅是一个力图改革的政治家，那么他在历史上的名字绝对不能像现在这么耀眼。而屈原在历史上的地位也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家。正是因为屈原在政治理想落空之后，坚定地走上了文化这一条道路，用楚国的山水为琼浆，以饱蘸爱国主义的激情，抒写出一曲曲幽怨悲愤的爱国乐章。他不朽的诗篇为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增添了沉重的分量。
“柳暗花明又一村”，当政治上处于绝境之时，古代很多知识分子，都从文化创造里去延续自己的精神生命，而且很多人在文化上有巨大成就。这是因为他们不以仕途为惟一人生的价值与目标，而是以对国家和人民的贡献作为人生的标准。这反映了他们的高尚精神追求。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具有高尚精神的人。
对于古代的士子来说，当政治上看不到希望的时候，并不意味着精神生命的终结，只要勇敢地开启文化的天地，定能在文化上有一番作为。屈原以他自己的丰富而复杂的人生经历，向后世知识分子们证实了这一点，也为后世在政治上遭受挫折的知识分子指明了一条更加宽阔的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