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室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
（唐）狄仁杰
天授二年对狄仁杰来说是一个喜忧交杂的年度，喜的是登上了为士大夫们所企慕的宰相宝座；忧的是当时酷吏横行，罗织之风甚盛，使他大有木秀于林之感，不知何日祸之将至。
酷吏政治是武则天统治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在她取代李唐建立武周政权之时，酷吏是铲除政敌，夺取皇位的得力工具；武周政权建立后，酷吏又是她对付异己力量，巩固统治地位的重要法宝。武则天任用酷吏杀人之多，在唐朝诸帝中是空前绝后的。史载：“太后自垂拱以来，任用酷吏，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在这些被杀的人中，属于武则天政敌的只是一小部分，绝大部分人都是被罗织诬陷而死的。在这场浩劫中，尽管狄仁杰机警过人，仍不能逃脱酷吏的罗织网，险些成为刀下冤魂。
狄仁杰从天授二年（691）九月入相。到次年一月被捕下狱，其间不过半年时间，如何就由人上人变为阶下囚？官场风云固然险恶，也不至于如此之快。究其原因，还得从武则天的心理与酷吏政治的特点说起。
武则天鼓励告密始于文明元年（684），当时她刚废去中宗不久，有飞骑10余人因对赏赐太少不满，在坊间聚会饮酒时，有人说早知别无赏赐，还不如奉庐陵王（中宗）再登帝位。此事被他们中的一人告发，结果使在场的人全部都被处死，而告密者却获得了五品官的奖励。不过这时还没有有组织有目的的大搞罗织告密活动，仅是偶尔为之。
真正推行酷吏政治，始于垂拱二年（686）。据载：“太后自徐敬业之反，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之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这种猜忌、怀疑的心理，使她对一切人都不信任，尤其是唐朝宗室和重要大臣。为了能够挖出那些潜藏的政敌，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利用酷吏，奖励告密。此外，武则天推行酷吏政治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通过“大诛杀”以树威，使人不敢轻易反对她的统治，因此不惜采取残酷手段诛杀一切怀疑对象。这就不免使打击范围有所扩大，使不少无辜之人受到株连。
为了鼓励告密者，武则天规定凡外地赴洛阳者都由馆驿提供驿马，供给五品官员的食宿，所言称旨的，授以官职，如果所言不实也不追究诬告责任。她还亲自接见告密者，不管是政府官员或是农夫、樵人，都要亲自召见，由客馆负责食宿供给。在这种体制鼓励下，四方告密者蜂起，搞得朝中官员人人提心吊胆，不知何时大祸临头。由于告密者甚多，武则天一人应接不暇，于是命人铸造铜匦，四面各开一小口，凡告密者可将密奏直接投入匦中。又命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各一人，专掌此事，称之为理匦使。
唐太宗时制定法律，禁止奴告主人。武则天为了彻底清除政敌，采取了鼓励奴告主人的政策，使得不少官员的家奴稍对主人不满，便出面诬告主人谋反，往往遭到破家诛戮。有人出面说句公道话，也容易遭到猜忌，轻者丢官，重者丧命。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贤被家奴诬告，酷吏周兴判为族灭之罪，郝象贤家人遂赴御史台诉冤，监察御史任玄殖受理此事，经他认真调查后认为没有证据证明郝象贤谋反，结果连任玄殖也被罢免了官职。这样搞的结果，就使负责监察或审讯的官员不敢再坚持秉公办案，冤滥大大增加。甚至出现了一种反常现象，朝中的官员往往极力讨好家奴，不敢稍有得罪，惟恐他们一不如意便去诬告家主谋反。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怪异荒唐的事都接连出现了。如醴泉（陕西礼泉）人侯思止，为人诡谲无赖，在游击将军高元礼家为奴仆。恒州（治今河北正定）刺史裴贞处罚了一位判司，判司遂唆使侯思止告发裴贞与舒王李元名谋反，致使裴贞与李元名之子豫章王李被杀，李元名被流放。侯思止告密有功，授游击将军之职，但他仍不满足，要求授予御史之职。武则天说：“卿不识字，如何能够胜任御史之职。”回答说：“獬豸何尝识字，但能触邪耳。”《资治通鉴》卷204，天授元年四月条胡三省注引《异物志》：“东北荒中有兽名獬豸，一角，性忠直，见人斗，则触不直者，闻人论，则咋不直者。”武则天认为他忠直，遂授予侍御史之职。武则天又赐给他籍没的官员房宅一处，侯思止不接受，理由是他十分憎恶反逆之人，不愿住这样人的宅第。由此，武则天对他更加赏识。
衡水（河北衡水西）人王弘义，素无德行，其邻居种有一片瓜园，他去索要瓜，邻居未给，心中怀恨。当时武则天喜好祥瑞，不少官员因献祥瑞之物而得以升迁，王弘义遂向县官密告，称瓜园有白兔出没，县官派人前去搜寻，将这片瓜园践踏殆尽。王弘义见别人因告密而得任官职，十分羡慕，但他又和官府之人素无瓜葛，不好虚妄诬告，便把目光转向民间。见到乡里耆老聚集举行社日之祭，这本是农村民众聚宴娱乐的一种活动，在唐代非常普遍，在春日或秋日都要举行。王弘义却密告说聚众谋反，结果遭到了残酷的镇压，被杀者达200余人。王弘义因此得到了游击将军的官职，后又升为殿中侍御史，成为执法之官。他在这个任上，胡作非为，草菅人命，经常无故杀人。如有一次他外出办案，路过汾州（治今山西汾阳），司马毛公不敢怠慢，设宴盛情款待，两人相对而食，一会儿不知毛公哪句话不称弘义之意，遂命人将毛公拉出斩首。为了炫耀自己的威风，他命人将毛公首级挑在枪头，大摇大摆地回到洛阳，“见者无不震栗”。
以上这些人都是通过告密而得到官职，并受到宠信的，虽生性残忍，由于素无学识，所以还算不上大酷吏。这一时期的周兴、索元礼、来俊臣、万国俊、丘神、郭霸等人，才是著名的大酷吏。他们大都心狠手辣，残酷异常，又深深地了解武则天的心理，投其所好，杀人无数，使朝野上下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之中。这些著名酷吏由于具有一定文化素质，所以善于总结办案的反面经验，使人防不胜防。
概括地说，这一时期的酷吏政治有一个突出之点，就是罗织之风甚盛，为此来俊臣与万国俊、朱南山等编造《告密罗织经》1卷，罗列了各种诬告经验和陷人理由，欲害某人，就从几个方面同时诬告，并编造伪证，使被陷害人有口难辩。往往是一人入狱，牵连数十百人，使监狱人满为患。武则天还专门设置“制狱”于洛阳丽景门内，任用一些酷吏主持其事，主要是用于审理、关押重要案犯。凡是入此狱者，非死不能出，王弘义遂戏称丽景门为“例竟门”。意思是说入此门者，照例都不能活命。由于罗织之风愈来愈盛，搞得官员们人人自危，相见不敢交谈，“道路以目”。有不少人上朝以后从此就再也不能回家，因此，每逢上朝日，朝官都要与家人诀别，不知能否再相见。此外，武则天每每以酷吏杀人多少为忠心与否的标志，如来俊臣每次遇到有赦令颁布，就命令狱卒先把所谓重犯杀死，然后才宣布赦令。“太后以为忠，益宠任之。”在这种政策的鼓励下，酷吏们自然绞尽脑汁，努力扩大罗织范围，以残酷逼供，多多杀人为能事。武则天大兴酷吏政治的目的，重点在于打击宗室、大臣。关于这一点，在武承嗣向她所提出的“尽诛皇室诸王及公卿中不附己者”的建议中，表述得十分清楚。既然重要大臣也是其怀疑打击的对象，狄仁杰身为宰相，又不与诸武同流合污，虽然他与诬陷者来俊臣个人之间并无恩怨，但来俊臣为了讨取武则天的欢心，捞取更大的政治利益，也不惜将他诬陷下狱。从这个意义看，狄仁杰的这次下狱实际上是做了一次酷吏政治的牺牲品。与狄仁杰同时被捕下狱的魏元忠释放以后，武则天问他为何屡次下狱？魏元忠回答说：“臣好比一头鹿，罗织之徒好比狩猎者，他们需要用臣之肉作羹，臣又如何能够幸免！这些人杀臣的目的在于升官和追求显达，臣又有什么过失呢？”魏元忠的这些话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
从史籍记载的一些现象分析，武则天的心理似乎已经达到了某种病态程度，即怀疑一切，甚至包括自己的亲人和最信任的大臣。先太子李贤被害死后，武则天在天授元年（690）又下令将他的两个儿子活活鞭死。李贤的儿子，即武则天的亲孙子，年纪尚幼，也不可能参与什么政治活动，当然也不会构成对武氏统治的威胁。她能对亲骨肉下此毒手，不是心理失常又是什么？武则天对至亲骨肉尚且如此，何况他人？
更为荒唐的是，宰相傅艺梦见自己登上了湛露殿，醒来后便把此事说给与自己关系亲密的人听，这个人也想靠告密升官，当然不愿放弃这样的机会，便将此事告发了，结果傅艺被杀。其实傅艺也是一个善于逢迎献媚之徒，他就是靠这一套本领获武则天的欢心而登上宰相宝座的。天授元年九月，当时还是侍御史的傅艺，率领关中百姓900余人赴洛阳上表，请求改国号为“周”，赐睿宗李旦姓武。武则天虽然没有同意这个请求，但却将傅艺提升为给事中。自从他带了这个头后，于是百官、贵戚、四夷酋长、僧道等各类人，纷纷学他的样子上表请求改换国号，武则天就是在这样形势下登上了皇帝之位。由于傅艺功劳甚大，武则天登基之后，马上提升他为鸾台侍郎、同平章事，当上了宰相。由此傅艺也创造了一个官场上的新记录，即在一年之内他的官服历青、绿、绯、紫，换了四次。由此可见，傅艺本来是武则天最为宠信的官员之一。尽管傅艺人品低劣，死不足惜，但梦中之事，不足以为定罪的依据，竟也使这样的宠臣死于非命，可见武则天的心理已脆弱到何种程度！
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政治状态下，狄仁杰虽然也一度得到武则天的信任，但宠信程度还无法和傅艺相比，当有人诬陷他谋反时，武则天必然毫不犹豫地将他投入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