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商业文明的分支中，晋商无疑是重要的一支。晋商的财富故事一直发挥着他不衰的“影响力”。山西地处黄河中游，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自古以来经济文化发达，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以太谷、祁县、平遥等晋中商人为代表的山西商业票号，曾“富甲华夏”，“汇通天下”，闻名于世。一代又一代的山西人在经历了贫穷后，不得不“走西口”去创造他们的财富，他们中走出了富可敌国的巨商，走出了一段影响世界的历史。
明清兴起的晋商，最终随着突如其来的战乱在清末民初时衰败了，如今我们再去探访当年晋商的财富故事，最重要的是寄望能寻到对现代商业发展有益之处和一个时代商人的巨大影响力。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这句孟子的古训着实道出了自古成事的三个必备条件，缺一则必无大成。而山西也就是在天、地、人聚合为一体时，拉开了晋商财富故事的序幕。
有关晋商发家的说法有很多种，一种说法认为晋商源于隋朝末年李渊的“太原起兵”后的潞绸生意；另一种说法认为晋商“汇通天下”的票号资本来源于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还有一种说法把经营河东盐作为商人致富的主因。虽然这些说法都曾一度流行过，但都无据考察或难圆其说。
晋商的发家还得从脚下的这片黄土找起。贫瘠的黄土给当时的山西人带来了恶劣的生存环境，迫使当时的男人不得不走到口外去谋生。
被逼无奈的出外经商使得山西人因祸得福，走西口的开始也就是晋商文化传统的开端。山西人的聪慧让自己在当时的恶劣生存环境下绝处逢生，老祖宗的聪慧，在现有的条件上发现商机，也就在南北物流、信息流、金银流中大获其利。同时，明初长城“九边”驻军的机会，又让晋人找到一条生路，他们利用提供军用物资换取经营盐业的特权，从中大赚一笔，也就是抓住了这样的商机，造就了第一代巨商。
春秋时期的“三家分晋”，赋予山西“三晋”的美誉。之所以有“三家分晋”，是因为山西的地形险要，地理位置优越，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天山西，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为之内险，于南则孟津潼关皆吾门户也。”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意味着占据了山西也就占据了天下制高点。尽管后来中国经济中心南移，但山西依然是北扼中原的重要屏障。
这样的地理位置不仅为山西的政治、经济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同时也为晋商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天时、地利造就了晋商的成功，但是也不能忽视“人和”这一重要因素。
雄踞第一的山西商帮，注重经营策略，发明新的经营管理制度，制定完整的管理体制，使得他们在经营资本上大大超过徽商以及其他九大商帮，尤其是晋商首创票号，分号遍及全国各地，甚至在俄罗斯、日本等国外也有其分号，一度执金融之牛耳、更是傲视众商帮。票号的发明第一次建立遍及全国的金融流通网，第一次实现了白银异地汇兑、放贷、存款，第一次……许多个第一次造就了晋商的顶峰，当然，晋商也是唯一建立完备账簿管理制度的商帮。
另外，顶身股制作为当今仍不失为用的先进管理用人制度，将资本家与打工者合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同荣辱共命运。也正是因为如此使得晋商的管理呈现出了某种和谐。“晋商的精明之处在于，用分切一块大蛋糕激励顶身股者和未顶身股者不断为做更大的蛋糕而不遗余力地拼命”晋商有数不尽的商道，除了以上流传千古的经典策略外，还有精细的职业经理人阶层权限划分，有对普通职工的赏罚分明，还有“用乡不用亲”的知人自律。这些商道帮助晋人走上了致富的道路，当然，致富的路上，更重要的是晋商的诚信、重义、俭朴，这些都作为晋商的人道名垂史册。如果说商道可以帮助我们致富，那么人道可以教诲我们做人！晋商的聪明之处就在于做到了商人合一，注重人道，尊重人权，甚至用银子兑现信誉，晋人把信义作为生财之道，舍银钱而为信义，同时，重利更重义，赚银子也不忘强国。
人道主义精神贯穿在晋商从商之路的始终，晋人在当时就已经意识到了人的重要性，人心的重要性，只有以人为中心，诚信于彼此之心，才能真正走好商道；做到了商道人道的统一，也就作到了和谐。俗话说：“和气生财”，晋商“用人从商，以商养人，重信重义，和气中通”。
“计利当计天下利，”晋商之中把义放第一位，为了义甘愿舍弃利。
晋商的成功，其实也就是用人的成功。正是应了一句“人倚天地，天地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