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然之死还暴露出一个更为可怕的问题，就是CEO的权力越来越大。CEO是美国公司的精神历史产物，并且隐藏着美国经济20世纪80年代以来繁荣和衰退的全部秘密。
当公司上升为一种社会组织，并随着规模不断扩大时，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就必然产生权力的分配和平衡问题，也就是董事会和经营层之间的问题。这其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展规律：当经济衰退的时候，董事会往往会牢牢地控制住公司权力的权杖；而当经济走向繁荣时，权杖又会被经营层所掌握。因为在衰退的经济中，最重要的是谨慎地防止公司财富流失，显然董事会对此更有责任心；而在繁荣的经济中，公司更需要富有冒险精神和进取心，需要对市场具有敏锐的反应能力，经营层对此更能胜任。
但是，每一次的权力转移都会造成许多公司元气大伤，甚而毁灭整个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富有冒险精神的美国人很聪明地想到了打通董事会与经营层之间的“柏林墙”，让二者握手言和，融为一体。于是美国人的公司治理开始流行CEO首席执行官。
这个构思的确是很精巧，CEO掌握董事会的重权并能直接决定公司的经营，这样既可以充分领会和保护大股东和投资者的战略思路和利益，又可以在经营的第一线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对市场的反应和选择。更为美妙的是美国人打破了世界上几百年来公司治理上权力主角非此即彼的困局，这样似乎已经实现了委托人利益与代理人利益完美融合的世纪梦想。
然而，这都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当美国公司拆除了投资者与经营者之间的这个权力“跷跷板”时，其实也就是摧毁了他们二者之间的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共生平衡，最重要的是这样做并没有完全否定原来的游戏规则的有效性。董事会以为派遣CEO进入管理层是股权尊严和利益的保护，但实际上具有“独裁”性质权力的CEO早已经不在他们的监督之下了，进入管理层后经过经营权力的熏陶，不可避免就会倾向于管理层权力的放大，并且就会最终造成事实上管理层势力的重新掌权。原因很简单，CEO的激励源于管理层经营状况的好坏，更直接地说，就是公司的股票价格。
安然公司的CEO肯尼思·雷就是这么做的。在经济繁荣的20世纪90年代，为了他自己的期权或是为了公司股价的上涨，他设法通过各种经营手段推动公司股票的攀升，甚至利用自己“独裁”的权力胁迫董事会同意经营层越来越冒险的措施，直到最后公司因为造假失去控制而走向崩溃。CEO的这种狂妄，就像“疯牛症”一样，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席卷了整个美国的公司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