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先生的信虽然是写给启明的，但全信的话都是为我而发，所以这篇的题目叫做《敬答穆木天先生》。
穆先生信中对于我用了不少的俏皮字眼和语句，乃至以我的名字为戏，这些我都不介意，而且觉得有趣。惟有一处我不能不提出抗议，因为这太叫我难受了，便是“堂堂的钱玄同先生——中国的学术界的泰斗钱玄同先生”这个称号。鲁迅说得好：“……如果开首称我为什么‘学者’
‘文学家’的，则下面一定是谩骂。我总明白这等称号，乃是他们所公设的巧计，是精神的枷锁，故意将你定为‘与众不同”，又藉此来束缚你的言动，……“（《猛进》第五期通信。）”堂堂的“的丑相何等肉麻！”泰斗“究竟一个铜子儿可以买几斤！玄同虽不学，尚不愿以此自污！
闲话表过，且谈正文。
我敬告穆先生，我是否是日本所谓ㄇㄚㄓㄧㄇㄝ一流的人，我自己不知道，可是穆先生给郑伯奇先生那封诗体的信（3月6日《京报副刊》），我的的确确是”完全未看懂“，我的”真好眼力“是这样，我也没法。——但我也还不甘心安于“真好眼力”，我今天把《京报副刊》上所载穆先生的信检出来，再逐字逐句地细读一过，还是“完全未看懂”，大概我实在是“一辈子不能懂讽刺一流的东西”了。
不但此也，穆先生今回给启明的信，我尤其看它不懂。穆先生给郑先生的信中有“我们要歌诵盘古的开天，轩辕的治世，乌江夜里的项羽，努力实现的仲尼”等语，又引孔老二“关睢乐而不淫”这句话，我认为这是凤举所说的“凡是我的或我们的都是好的”的意思，固然是“完全未看懂”，但我自己觉得这还不失为“望文生训”。至于今回的信中，说了许多“国民文学”。“国民的”，而又力言与“爱国论者”不同，也不是要“复活国故”，我不知道这“国民的”既非历史上的故物，到底是什么东西？若说把现代世界文化（即所谓欧化）普及到中国来，换言之，便是中国亦沐浴于世界文化之中，亦即梁漱溟先生所谓“全盘承受欧化”，这是我所极端主张的，但这决不能说是“国民的”，因为既非咱们所固有，亦非咱们所独有。
我看穆先生的语气，他所谓“国民的”，决非指此而言，可以不论。据我的猜想，穆先生大概与郭沫若先生的见解相像。郭先生最爱把自己的理想装在古人的尸体上，如女娲、伯夷、叔齐、孔老二、聂政、王昭君、卓文君、王实甫、王阳明这些人的尸体，都是被他利用过的。这个方法，“古已有之”，即所谓“托古改制”是也。用此法来做诗歌、小说、戏曲，则可；因为这不过是借用几个古人名字，等于杜撰孙行者、林黛玉、杜少卿、多九公这些假名字，这不过是借用几件古事，等于完全虚构事实（我的偏见，则以为杜撰名字与虚构事实，比借古人古事更好）。
若竟认为实事，以为这几个古人的确如此高明，再把它放大，普及，说凡古人都是如此高明，便认为咱们有如此的好祖宗，真是荣耀得很，为子孙者理合歌咏先德，发挥光大，这便不然了；因为这种“民族魂”是几个文学家关了房门，用幻想造出来的，并非“我们民族历史”真是这样，真有这回事。所以假使我猜得不错，穆先生确是“要歌诵”这样的“国民的”，我实期期以为不可。——但穆先生的话，我往往是“完全未看懂”，上边所说，不过是瞎猜而已。
盘古和轩辕下面的各两个字，项羽和仲尼上面的各四个字，倒未曾“没有看见”。不过我虽看见这十二字，我并不觉得有了它们便可以抬高那四个人的声价；我尤其不觉得这四个人有了这种高的声价，便能贝也封到中国民族的全体。我是一个死心眼儿的人，我只会说呆话：盘古和轩辕这两个人，根本上就不能信他们为有，故“开天”与“治世”只是胡说。项羽和仲尼，固有其人。但“乌江夜渡”何以值得称赞，我也不能了解（即使确是值得称赞，这不过是他一个人的好精神ㄋㄚ，也不能贝也封给中国民族全体ㄧㄚ）。至于“努力实现”四个字，我实不懂，即使“望文生训”似乎也装不到孔老二的身上，我知道他自己说过，“学也，禄在其中矣。”
以上固然是呆话，但若以“发掘我们民族的真髓”为职志，似乎总应该考察咱们民族的真相，未可错认一己的理想为民族的真髓而一味去歌诵它吧！
穆先生说：“爱国论者，国故论者，复古论者，尤其把‘国民的’方面忘去了。”我与这班什么“论者”立于根本反对的地位（虽然穆先生说“到与爱国论者不谋而同”），没有替他们辩护的义务。不过我总觉得他们并没有忘记“国民的”，他们对于中国民族一切朽腐的文化，残酷的道德，污秽的生活，谬误的学术，都有相当的赞美。
他们最不愿意中国人“舍己从人”。他们常说，甲点是中国的比外国的好，乙点是外国的比中国的坏，丙点是外国的也没得比中国的好，…………那个“夸”字倒不是我“创造”的，是郑伯奇先生创造的，就在郑先生复穆先生信中“具体点说”的第三层：
“我们要追怀古代的光荣。我们要夸我们民族历史的真实呀！…………如黄河岸上的无限的沉沙。”所以穆先生应该向郑先生说“多谢！多谢！”才对。（我那篇文章里所谓“国民文学的主张者”，本兼指穆郑两先生而言，引郑先生的，除“夸”字外，尚有“复活精美的古文古语”一语。）我平常有一个偏见：我以为甲国历史上有绝大意义的事实，并非乙丙丁……诸国也必须有的。现在看到凤举信中“国民文学这个话就今在别国的文学史上有人讲过，就今没有一切的语病，我也觉得后来有人爱讲时可以讲讲，现在的我们还谈不到”这几句话，又把我这偏见引起来了。我以为别国纵使曾经积极地提倡过国民文学，咱们并不因此而亦须提倡，或者咱们竟是不应该提倡它也说不定。——因此，又想起一件事来了。西洋史上有ㄦㄜㄋㄝㄙㄤㄙ（Renaissance）一件大事，近来的中国人觉得咱们中国也非得要这么一套不可。我的偏见，却认为咱们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而且咱们不应该再要这一套；咱们应该将过去的本国旧文化“连根拔去”，将现代的世界新文化“全盘承受”，才是正办。穆先生说我“像是什么都不要了”，这确是我的真意。我坚决地相信社会是进化的，人们是应该循进化之轨道而前进的，应该努力前进，决不反顾，才对。所以我认为过去的各国文化，不问其为中国的，欧洲的，印度的，日本的，总而言之，统而言之，都应该弃之若弃敝屣。我对于它们，只有充分厌恶之心，绝无丝毫留恋之想。
我写《敬答穆木天先生》写到这里，却要自相矛盾了，我忍不住要对穆先生暂时不敬一下子了。穆先生忽然说出这样几句话来：“我们不知道钱先生为什么还研究中国的学术呢？中国的文字，中国的言语，连中国的国民都不想要了。不知道钱先生还要什么？”这几句话，真是出我“意表之外”！我真不懂，穆先生何以忽然说出这样几句糊涂话来！难道研究中国的学术，是等于崇拜中国的学术吗？难道不要国民文学，是等于不要国民吗？真是奇谈！我老实告诉穆先生吧：我是一个中年的学究，快到“四十见恶”之年了。在十年以前，我确是崇拜中国的学术的。但“中国的学术”这个名词太广泛了，其中包含许许多多相反的分子，我们当崇拜它时，便在它中间分出“正”与“伪”，“雅”与“俗”来，只捧住那自己认为“正”或“雅”的“拳拳服膺”，那认为“伪”或“俗”的便一脚踢开。拿文学做个例，我那时只要《文选》、《乐府诗集》等书，而不要《元曲选》、《红楼梦》等书。这不仅我一人如此，大概旧时代的人研究中国的学术都是这样的。十年以来，我受了许多益友——如吴稚晖、胡适之、顾颉刚、鲁迅、周启明等——的教训，才大悟前非，知道研究中国的学术等于解剖尸体。就解剖而言，目的在求知该尸体的生理和病理，所以无论脑袋和生殖器，食道和粪门，白喉和梅毒，好肉和烂疮，都是研究的好资料，应该一律重视。若就尸体而言，它本是一个腐烂了的废物，万万没有把它放在活人堆里，与他酬酢的道理。所以研究中国的学术和“发扬民族魂”是相反的；我赞同“整理国故”而反对“宣扬国光”。至于现在的中国国民，我从没有说过“不要们”的话；但我希望们“革面洗心”努力追求欧化，根本反对们再来承袭咱们祖宗那种倒霉的遗产。所以我虽想要“国民”，却不想要“国民文学”。